法治南皮

A. 三國時期的魏國的城池有哪些

魏國（公元220年-265年），始於魏文帝曹丕，魏元帝曹奐，曹丕之父曹操雖未稱帝，但曹丕稱帝後追封他為魏太祖，魏朝，計曹操共6帝。魏是三國時期最為強大的國家。

東漢末年，地方豪強勢力迅速增強，各地豪強紛紛起兵割據自立，一時間全國又陷入內戰混亂之中。曹操初據有兗州，復收編了青州黃巾軍三十萬，勢力漸強。他又將洛陽的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優勢。建安五年(200)，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展開決戰，曹操大敗袁紹，成為北方最強的軍事集團。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軍南下，占荊州，與在長江中下游的孫權對壘。此時劉備也起兵欲興漢室，率荊州的殘余勢力與江東的孫權結合。孫、曹大軍在赤壁會戰。曹操大敗，退回北方，劉備得以占據荊州，後入成都。從此，曹、孫、劉三大勢力成鼎足之勢。

曹操封魏公，遷都鄴，後又進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操死，子曹丕取代漢獻帝，建國號魏。次年，劉備也在成都稱帝，國號漢(一般稱蜀或蜀漢)。公元229年，吳王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吳。三國分立時代正式開始。

三國初期，各國主要致力於整頓吏治，恢復社會秩序和發展經濟。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較突出。從曹操統一北方、開展屯田開始，生產逐漸恢復，曹操又改革了東漢以來的許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強的勢力，掃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專權，吸收中下層地主階級人物參加政權。魏文帝時，又實行九品中正法，承認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權利。蜀國丞相諸葛亮嚴格採用法治，紀律嚴明，賞罰分明，使蜀國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增強。特別是諸葛亮招撫西南夷，使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吳國自公元211年孫權遷都建業後，東南地區很快得到開發，共得43郡313縣，比東漢時大大增強。吳國土地開辟，農業發展，政治穩定，航海業發達。

三國時期雖然仍有不斷的戰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蜀、吳爭奪荊州的戰爭，蜀、魏爭奪漢中的戰爭，和魏滅蜀、晉滅吳的戰爭。三國的軍事實力以魏國最強，吳國次之，蜀國最弱。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晉滅吳。至此，三國時代宣告終結。

三國曹魏君主與年號 編輯 廟號 謚號 君主名 年號 年期

－ 魏高帝(世祖追謚) 曹騰 － －

－ 魏太帝(世祖追謚) 曹嵩 － －

太祖(世祖追謚) 魏武帝(世祖追謚) 曹操 － －

高祖（世祖） 魏文帝 曹丕 黃初 220年-226年

烈祖 魏明帝 曹睿 太和 227年-233年 青龍 233年-237年 景初 237年-239年

無 齊王(厲公)廢為「邵陵縣公」 曹芳 正始 240年-249年 嘉平 249年-254年

無 廢帝廢為「高貴鄉公」 曹髦 正元 254年-256年 甘露 256年-260年

無 魏元帝 曹奐 景元 260年-264年 咸熙 264年-265年

曹魏是三國時代的其中一方，始於公元220年曹丕篡漢。

曹丕之父曹操雖未稱帝，但曹丕稱帝後追封他為魏太祖，魏朝，計曹操共6帝。魏是三國時期最為強大的國家。
長安,許昌,洛陽,雍州,襄陽,袞州,幽州,豫州,汝南,揚州,淮南,南陽,青州,冀州,秦州,並州、涼州、徐州，遼東

B. 麻煩大家幫我一些關於曹操的資料,不要那種很常見的,

1）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②；「撥亂之政，以刑為先」③。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①。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②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③，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④。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⑤。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⑥。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①。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②。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歌以詠志 蘇東坡在《後赤壁賦》中寫曹操道：「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僅「橫槊賦詩」這一點，就使曹操在三國英雄中出類拔萃，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也鮮有匹敵。 「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作為一世之雄，曹操並非一介武夫，除了有武略能氣勢豪邁的馳騁於戰場外，他還有著不俗的文學才能。他的許多詩詞還留傳至今為人們所激賞。曹操的詩「蒼涼雄健，才華縱橫，」那詩中展現的氣象，無人可比。 他的名詩《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蒿里行》等膾炙人口，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佳作。我們先看《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雀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詩表達了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情，在人生的憂患與考驗，建立起更堅定有力的樂觀精神。詩中以周公自比，非大政治家不能言也。再讀其《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大概是曹操晚年的作品。短短幾句，凝煉剛健，慷慨激昂之情畢現，我們再看其《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打敗袁紹以後，次年又北征烏桓，消滅了袁紹的殘余勢力，統一了北方，鞏固了北方。他勝利歸來，佇立在碣石山，面對茫茫大海，心情激動，詩興大發，賦此名作。此寫登山觀海之勝，情景交融，意境開闊，令人百誦不厭，充分展現了英雄志在天下的躊躇滿志。再看曹操的詩史《薤露行》： 惟反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這首詩是敘述何進召董卓，禍國殃民。董卓為人殘酷，進洛陽時，殺人放火，無惡不為。《薤露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痛斥了董卓兇殘不仁、倒行逆施的罪惡行為。 清代詩人沈德潛曾說：「曹公四言，於三百篇（指《詩經》）外自開奇響。」其論頗為精到。可以說，曹操的詩代表了一個時代。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社會急劇動盪，人民流離失所。曹操的詩作，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也表現了英雄豪傑建功立業的宏偉志向，詩風蒼涼悲壯，又不失剛健清新，是時代的「史詩」。 曹操在「外定武功」的同時「內興文學」。 在曹操的影響下，曹丕 和曹植也是「登高必賦」，所作詩賦，文采斐然。父子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 他憑借政治上的優勢，廣羅天下知名文士，當時有名的建安七子多是曹操僚屬，如「建安七子」，形成了著名的「鄴下集團」。他們的作品，都具有蒼涼悲壯、剛健清新的鮮明特色，所以後人將這種特色稱為「建安風骨」。這種詩風，對後世文人的影響極大。而曹操，無疑是「建安文學」的開山鼻祖，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當時詩壇上還有一位才女就是蔡文姬，是文學家蔡邕之女，在戰亂中為胡人擄去，流落北方匈奴，曹操將她迎回，叫她整理其父親的作品。建安時期的一些文人，多受曹操的影響，有一顆熱情的心，想干出一番事業。這些文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國家危亡，更加激發他們的創作熱情，詩中多有雄心壯志，想建功立業，開辟了一個文學新時代。,毛澤東對曹操的詩歌贊嘆不已：「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作文賦詩對於曹操只是「經綸外，詩詞餘事」。曹操以參與鎮壓黃巾軍起家，戎馬倥傯三十多年，既熟讀兵書，又身經百戰，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魏書》說他「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余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他還親自撰寫兵法著作，計有十餘萬言。

C. 李蘭娟受到國家級表彰，還有哪些人和她一樣也受到國家級表彰

李蘭娟受到國家級表彰，還有哪些人和她一樣也受到國家級表彰？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情況下，有很多的突出人物。所以我國的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章主要是給予在第一批疫情防控，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成果轉換和創新創業，和社會服務等方面有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

這次的創新團隊有三代半導體創新團隊，並且授予李蘭娟等個人創新爭先獎狀。

我國是一個法治的文明的社會，但是這些都有得益於每個人的努力，所以我們要通過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來奉獻社會，這樣才有利於我國的建設。

D. 以權謀私和反腐倡廉自古均有,你能舉例說明嗎

以權謀私：

殷商王朝後期，由於昏君無道，政治腐敗，導致奸佞、貪官橫行，殷紂王在河北邯鄲、沙丘建立宮闕，「肉林酒池」[①]，驕奢淫逸，靠的就是在這里的奸佞和貪官。
西周從一建立，就孕育著一批新的奸佞和貪官。周武王即位，封殷紂王之子武庚為殷侯，帶領殷商遺民居住在商民的發祥地――河北中南部，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監視武庚，史稱「三監」。而這三監，很快成為「三奸」，他們收受武庚賄賂，搜刮民財，與武庚聯合叛亂，最後被周武王消滅。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大夫，大多數都是貪官，他們為爭奪權利而征戰，不惜置民眾於水火。如晉國大夫趙鞅為了與邯鄲大夫趙午爭奪「衛貢五百家」（奴隸）[②]，大開殺戒，導致趙午之子趙稷與范氏、中行氏聯合叛亂，在河北地區進行了八年戰爭。
趙鞅死後，其子趙襄子作為晉國正卿，為了與知氏爭奪河北北部的代國，不惜讓廚子在家宴上把自己的姐夫代王殺死，控制代國。一群殘暴、無德的權奸、貪官，構成了春秋、戰國河北地區殘酷的戰爭史和政治史。
戰國時期，出身邯鄲的呂不韋，更是一個大貪官。公元前257年，秦國圍邯鄲，他收受秦國人質異人的賄賂，放異人逃回秦國。後來靠行賄在秦國謀得高官，繼而大肆搜刮資財，家成巨富。
戰國後期最大的貪官和姦佞，要數趙王遷的寵臣郭開。公元前229年，秦國大舉進攻趙國，受到趙國名將李牧頑強抵抗，郭開接受秦國賄賂，在趙王遷面前誣陷李牧謀反，使趙王派人捕殺李牧，自毀長城[③]。隨後，秦兵攻破趙國防線，一舉滅趙。一代貪官斷送了一個國家，成為趙國永恆的恥辱。
西漢王朝，由於恢復分封制，使得各路諸侯，勢力逐漸擴大。一些諸侯王及其僚屬都成為聚斂民財的貪官。如漢景帝時封於河北的中山靖王劉勝、常山憲王劉舜、燕王劉旦等諸侯，雖然其志趣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封域內大量聚斂民財，驕奢淫逸。劉勝「樂酒好內，子枝百二十餘人。」[④]劉舜也是妻妾成群，子枝無德，引起內訌。燕王旦聚斂民財，擴建府第，自以為當為太子，最後因有僭偽異志被賜死。通過在滿城縣發掘的劉勝及其妻子竇綰墓、鹿泉市高庄發掘的劉舜墓，可以看出這些諸侯王通過聚斂民財而得到的大量金銀珠寶。他們的貪婪導致燕趙間先後爆發堅盧、范生等農民起義，反抗貪官和貴族統治。
兩漢貴族的聚斂之風，必然助長貪官的孳生。漢武帝時定州人李廣利、李延年兄弟，依仗胞妹李夫人得皇帝寵幸而封官。李廣利封「貳師將軍」，西征大宛，通過剋扣軍餉、聚斂民財，成為著名的大貪官奸佞。最後兵敗投降，不久被殺。
新莽時期河北邯鄲的偽天子王郎，可謂一個貪欲無度的流氓。他本是卜相盲流，在起義軍反抗王莽政權的背景下，自稱漢成帝私生子，改名劉子輿，自立天子，控制河北南部，圍剿劉秀軍隊，成為歷史上「王郎趕劉秀」的元兇，並且大肆聚斂民財，驕奢淫逸。最後，劉秀攻入邯鄲，他在逃亡時死於途中。
東漢末年，割據河北的袁紹，以及他的對頭公孫瓚，都可算作貪官行列。袁紹，雖是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但他在建安年間長期控制河北，先後與董卓、曹操對抗。在河北搜刮民財，廣徵兵夫，構築自己的割據勢力。令支（今河北遷西）人公孫瓚，曾經通過鎮壓黃巾軍發家，割據幽州（今北京市），與袁紹連年交戰。由於貪得無厭，搜刮民財，不僅大失民心，也使得曾經追隨他的真定名將趙雲，背他而去，投奔了劉備。
西晉河北最為臭名昭著的大貪官，應數渤海南皮縣的暴發戶石崇。他因諂媚賈後，官至太傅、征虜將軍。任荊州刺史時，攔路劫掠貢使、客商財產無數，成為巨富。晉武帝曾資助王愷與他鬥富，居然勝不過他。足見其貪欲無度。他曾在「八王之亂」中與齊王結黨，被趙王倫所殺。《世說新語》記載：他的府第「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野蠻而殘暴。他宴請大將軍王敦與丞相王索，令美人行酒。王敦堅決不喝，石崇就連殺美人三個，王敦卻面色如故，堅持不飲。王索勸王敦：「大將軍還是飲上幾杯吧！不然……」王敦卻無情的說：「他殺他家的人，關你什麼事？關我什麼事。」一對殘無人道的畜生，一朝毫無人性的狗官。真實反映了西晉後期貪官污吏的腐敗和殘暴。
西晉河北的諸侯王，大都貪欲十足。河間王司馬禺頁、趙王司馬倫等，都通過聚斂民財，擴充勢力。為了更多的私慾，發動「八王之亂」，對黃河流域造成巨大破壞。正是他們的貪婪，造就了象河間人張方這樣的一批無知而貪婪的武夫。張方年輕時因驍勇野蠻受司馬禺頁重用。「八王之亂」中充當司馬禺頁的先鋒，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佔領洛陽後，縱兵大掠。就這樣一個由司馬禺頁親手培養的匹夫加貪官，最後也因影響了主子的貪婪而被殺。
東晉十六國時期，最大貪官的代表，是後趙偽皇帝羯族石虎，字季龍，後趙創立者石勒的侄子。石勒死後，他殺太子石弘，自立為帝，遷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大興土木，廣征民夫，修建豪華宮殿。刑罰苛暴，稅負苛重，強圈民地，酷虐荒淫，搶劫民間婦女十萬人置後宮。據宋代竇革的《酒譜》載：「石虎於太極殿起樓，高四十丈。上有銅龍，腹空，著數百斛酒。使人於樓下漱灑。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台』，使之灑塵。」 用幾百斛酒潑灑庭台，其貪欲奢淫程度可見一斑。
以往的史學，往往過分美化古代農民起義頭領，這既不符合歷史真相，也有悖馬克思主義原理。其實古代農民起義頭領中，也有不少集貪官與流氓於一身的惡徒。如北魏末年農民出身的貪官惡吏、鮮卑人葛榮，乘河北「六鎮起義」而起家，招兵買馬。在526年的博野白牛邏（今屬蠡縣境）戰役中得勝，自稱天子，割據河北，擁兵數十萬，搶掠民財，拉攏豪強，欺凌漢族人民，民怨很深。後來為了滿足私慾，襲殺河北農民領袖杜洛周，最終被其他土匪武裝俘殺。
發生兵亂，朝廷派兵圍剿，並下令詔安。2000多名叛卒投降。朝廷除坑殺429名重犯外，其餘2000餘人分到各州。李昭亮身為成德軍(駐真定)留後、真定路都總管，與恆州(今正定)通判馮博文等人在奉命遣送保州叛卒過程中，乘人之危，強搶叛卒的女眷。當時正好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出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查明此事後，將馮博文革職逮捕，並上奏朝廷彈劾李昭亮。而昏庸的宋仁宗不顧大義，竟放縱外戚，使李昭亮逍遙法外。但在歐陽修的嚴正壓力下，李昭亮不得不將搶占的民女放出。
北宋後期的河北，是朝廷重兵控制的地區，也是貪官惡吏孳生的地區。權奸蔡京當政時在河北安置親信，重用童貫等貪官，搜刮民財，大興土木，揮霍無度。大觀二年，因強令百姓輸納免夫錢（役夫錢），激起河北民眾反抗。權奸童貫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不顧河北連年災荒，貪婪聚斂民財。導致飢民紛紛造反。其中有高托山，聚眾三十萬。童貫出兵瘋狂鎮壓民眾反抗。
北宋末年河北最大的貪官，當數賣國賊張邦昌，河北東光縣人，進士出身，歷任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少宰、太宰兼門下侍郎等職。北宋末年把持朝政，賣官受賄。在金兵圍攻開封時，力主割地賠款議和。出任河北割地使，賣國求榮。金兵攻陷開封，立他為偽楚皇帝，在位32天，就在民憤中去皇帝號。宋高宗即位後，流放潭州（今長沙），處死。
與北宋同時並立的遼朝控制河北北部地區，在這個契丹貴族建立的王朝，河北也遭遇了一批貪官惡吏。首先是耶律重元，遼聖宗次子，封秦國王，興宗即位封為皇太帝，官歷北院樞密使、南京（今北京）留守，在河北北部瘋狂聚斂，擴充勢力。清寧九年（1063）企圖謀殺遼道宗，事泄，北逃大漠，自殺。在平滅重元叛亂中得勢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等契丹貴族，分別被封為宋王、魏王，官高權重，仗勢聚財，培植個人勢力，給幽州人民造成巨大災難。
金朝滅宋過程中，河北出了一批賣國求榮的貪官惡徒，其中臨漳人酈瓊、雄州人李成最為臭名昭著。酈瓊，原為宋朝統制官，北宋王朝南逃後，他乘機抄掠淮南地區，燒殺搶掠。後來背叛宋朝投降偽齊政權劉豫，為節度使，進一步搶掠民財，金朝廢掉偽齊後，他被任為防禦使，知亳州（今安徽亳縣），積極為金兵攻宋出謀劃策，借機從中抄掠資財，1153年病死。李成，原為弓箭手，宋室南遷，他割據江淮，燒殺搶掠。1131年被岳飛打敗，投降偽齊，1136年他隨劉豫攻打南宋，敗歸，金人廢掉劉豫後，他隨金兀術攻佔洛陽，再次燒殺搶掠，被金朝任為河南尹，後為真定尹，封濟國公。不僅拆毀真定潭園建築，砍伐林木，而且聚斂民財，成為巨富的貪官。
在金朝河北的貪官中，永年人張煒因貪贓和剋扣軍餉《金史》留名。他原名張景，大定進士，1200年為同知節度使，借主持修築漠南界牆，向商販強行征息，充任宣差西北路軍儲，後改任戶部郎中，曾利用聚斂手段使所掌管的財政增息14萬。在澮河堡（今懷安縣東南）兵敗，被軍士們指責剋扣軍餉。遷任按察轉運使、代行六部事。這樣贓官竟然能出任按察轉運使，可見金朝吏治之腐敗。
元代河北海運的貪官，是朱清和張王宣，他們原本是崇明（今上海）販鹽海盜和橫行鄉里的無賴。投降元朝後幫助元兵攻宋，押運宋朝庫藏圖籍到大都，後來受命造大船從江南運糧食到大都，任河北海運萬戶和海道運糧千戶。控制河北到大都的漕運。因瘋狂搜刮民財極多，被告發有叛逆之謀，一起被殺。
元代河北下場最慘的貪官奸臣是大名人盧世榮，一名盧懋。先靠行賄當上江西榷茶運使，不久因貪贓被廢。至元間，靠游說被任為中書右丞，主持財政，嚴治鈔法、鹽法，提出實行沽酒、鹽鐵官營措施。並起用有商賈經歷的官吏，受賄賣官，獨斷專權。「居中書僅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左司郎中周寅戈與他稍有不合，就被上奏殺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不久被御使陳天祥上奏彈劾，指責他理財「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15]。指責他不申報丞相，擅自支用國庫鈔20萬錠，升六部為二品官。擅自安置自己的黨羽，收受賄賂，中飽私囊。最終被處死，割其肉喂野禽猛獸。
河北由金朝士紳投降蒙古的漢族世族大地主很多，永清的史秉直、史天澤等史氏父子、藁城董俊、董文用等董氏父子，保州張柔、張弘范父子等等，在元朝都有很高地位。他們雖然都參與了攻伐南宋的戰爭，但史氏、董氏世族的官吏，多數為政清廉，為人仁厚，保護了大批漢族士民。唯有蒙古行軍千戶、保州都元帥張柔在保州借勢聚斂民財。《元史》褒獎他「立市井，置官廨」，引泉水入城，通商惠工，保州隨致殷富。他兒子張弘范是最後滅南宋的主帥。實際上他們在保州驕奢淫逸，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官邸園林。現存的保定古蓮池，原名「雪香園」，就是張氏的私家園林。
明朝是一個宦官得勢的朝代，甚至連最具有改革精神的丞相張居正，也要與宦官馮保勾結，才得以控制朝政。許多宦官依仗他們與皇帝、後妃的特殊關系，弄權玩政，聚斂財富，成為明朝最具代表性的貪官集團。而河北先後出現了王振、魏忠賢、馮保、曹吉祥等一批大宦官和大貪官、大奸佞。
王振，蔚州（今蔚縣）人，明英宗時得寵，掌司禮監，權勢日重，建造私第、佛寺，排斥異己，陷害忠良，安置黨羽，賣官鬻爵，名臣下獄者不絕，英宗呼為「先生」；公侯大臣呼為「翁父」。他為了得到瓦刺良馬，優待瓦刺貢使，用兵庫箭鏃換馬。正統十四年（1449）他挾持英宗親征瓦刺，在土木堡（今懷來東南）兵敗，英宗被俘，他被亂兵殺死。其黨羽全部被誅。最後，從他家中沒收的財富，金銀60多庫，玉盤數百，高達六七尺的珊瑚珍品20多件，珍玩珠寶不計其數。
河北灤州（今灤縣）宦官曹吉祥，依附王振，歷任七次監軍使，景泰中，分管京營，因帥兵迎英宗復辟有功，升司禮太監，總管三大營，子侄皆列爵，門下廝養冒官者達千百人，家財數萬，權勢傾朝，賣官鬻爵，無惡不作。最後貪婪至極，竟然與他的兒子曹欽擁兵在宮廷謀亂，結果被殺。
在劉謹閹黨橫行時，河北的太監谷大用、清苑的張永等人，成為深得武宗寵幸的「八虎」。雖然張永後來彈劾劉謹有功，但是他在九江監軍時，也是貪得無厭聚斂民財，中飽私囊。
明朝中期大權奸馮保，字永亭，深州人，嘉靖中入宮為中官，靠引誘皇帝夜遊別宮、進獻奇巧之物得到寵幸。隆慶中提舉東場兼管御馬監事。深結張居正，穆宗死後，既掌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專權朝政，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他依仗太後勢力，賞罰皆出其口。瘋狂借機聚斂資財，後來被彈劾，安置南京。他死後，籍沒他的家產，獲「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不計其數[16]。
彈劾馮保的宦官張鯨，河北新城人，初入宮，投張宏門下，後與馮保爭寵，依仗權勢，搜刮民財。萬曆十六年，御史何出光彈劾張鯨及其黨羽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衛都督劉守等人「相依為奸、專擅威福」。但因皇帝庇護沒能治罪，於是大理評事雒於仁給張鯨送了一幅「酒色財氣」的四扇屏，指責他收受賄賂、貪婪聚斂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魏忠賢，可謂河北明代最大的貪官奸佞。肅寧人，少年無賴，萬曆中自做宮刑改名換姓為李進忠入宮，借機與熹宗乳母客氏私通，熹宗即位，任司禮太監，以善於引誘皇帝倡優伎樂及狗馬射獵得寵幸，兼掌東廠，遂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以致於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走狗，陷害正直賢臣，將趙南星、楊漣、高攀龍等名臣下獄或殺害，無惡不作，遍置黨羽，瘋狂聚斂，媚事者竟然拜呼他「九千歲」，各地督撫竟為他建造生祠。思宗即位，將其逮治下獄，自縊而死。其黨羽先後被誅或罷黜。其中河北東光進士霍維華、清苑進士閻鳴泰等本來都是學有所長的文官，可為了攀附魏忠賢，不惜為虎作倀，阿諛諂媚，成為閹黨骨幹、民怨極深的貪官。閻鳴泰，依靠魏忠賢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師。「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功德，」[17]首先在薊遼為魏忠賢建生祠。在他影響下，各地給魏忠賢建造生祠，「多者耗資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幣，伐樹木。」僅開封一處，「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18]宛如皇帝宮闕。這種誤國害民的贓官惡吏，在河北貪官史上留下可恥的一頁。
列入《明史·佞幸傳》的有三個河北人，豐潤人門達、安平人杲和宣府（今宣化）人江彬。門達，正統中襲父職為錦衣衛百戶，天順初，參與英宗復辟有功，升指揮使。因英宗依靠錦衣衛為耳目，權勢益重，陷害忠良，重斂資財，賣官鬻爵，無所顧忌，文武官員多被冤死，無惡不作，十惡不赦。憲宗即位，遭到眾臣彈劾，分配廣西南丹衛充軍。杲，以錦衣衛校尉成為門達走狗，借著朝廷清理奸黨之機，清剿大臣家財。以皇帝名義稱：派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禍。甚至連親藩郡王，也紛紛給他行賄。不進賄賂者，他就羅織罪名，逮至錦衣衛。一時間，瘋狂至極。肆無忌憚。不僅引起極大民憤，也引起以前得寵的太監嫉恨。後來曹吉祥及其兒子造反，首先沖入他的宅第，割取他的首級。江彬，字文宜，正德時因鎮壓河北劉六、劉七有功，升大同鎮都指揮使。專事縱恿諂媚，鼓動武宗四處巡遊，到處搶掠民間婦女珍寶，倍受寵幸，封為平虜伯，提督十二團營，並且督管東廠和錦衣衛，權勢顯赫，為非作歹，瘋狂聚斂，無惡不作。世宗即位後被處死。
清代河北的貪官，震驚朝野的是乾隆年間因貪污被處死的井陘知縣周尚親。他在貧困的井陘縣為官，平時就橫征暴斂，敲詐民財，民憤很大。1778年，他以每石六錢的價格向各村派購穀子3000石，他從每石穀子中貪污三錢三分。百姓們得知，非常義憤，接連到縣衙與他交涉。而這個貪官，不僅不肯退臟，反辱罵百姓。井陘縣廩生梁綠野等人出面代表鄉民上告到正定府。正定知府方立經因為平時經常授受周尚親的賄賂，因此，不問案情，將梁綠野趕出府衙，並且以梁綠野等人「挾嫌肇釁，斂錢告官」的罪名，報告上司。梁綠野為了討回公正，便找到在正定主持重修隆興寺的欽差大臣、工部侍郎劉浩。而劉浩借主持修繕工程，不問民案為由推辭。梁綠野只好到保定，向直隸總督周元理申告。周元理不問實情，直接將知府的呈文上奏。並將幾位帶頭控告者逮捕入獄。梁綠野冒著被衙門巡捕的危險，叩宮上告御狀。乾隆皇帝聽了梁綠野控告之後，派要臣詳察。最後欽定：將周尚親處以絞刑，正定知府方立經等人革職發配新疆；直隸總督周元理革職；工部侍郎劉浩革職，保留三品官銜，與周元理一起在正定管理隆興寺修繕工程[19]。
清末河北最大的貪官，要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他不僅為人狡詐殘忍，而且賣國求榮、貪得無厭。早在清朝末年，他就是無恥的貪官。光緒三十年(1904年)井陘縣士紳張鳳起與德國人漢納根合資開辦井陘煤礦過程中，袁世凱依仗特權，為了向漢納根索賄受賄，一連五次駁回呈文。最後，指責張鳳是個「刁生劣監」，駁回張鳳起辦礦請求。暗地裡他與漢納根勾結，著手開辦煤礦。派津海關道梁敦彥收買張鳳起礦地，取消礦權，而與漢納根簽訂官商合辦合同，合辦「井陘礦務局」。另外，在1904－1906年，獲鹿縣石家莊村（今石家莊市區）民奮起驅逐為非作歹的義大利奸商事件中，袁世凱作為直隸總督，不顧中國人民和獲鹿縣、正定府、津海關道等愛國官吏的極大義憤，竟然採取媚外外交，對查處奸商一再拖延，而且一再對義大利領事館的無理要求採取妥協態度。最後，將奸商交給意方處理，放歸青島[20]。

反腐倡廉：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總結了元朝敗亡的教訓，認為綱紀廢弛，官吏放縱，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農民大起義，這是元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為此，他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他曾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基於這樣的認識，「重典治吏」成為明代特別是明初為政、立法的指導思想。

朱元璋認為吏治腐敗是嚴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點在於懲治貪官污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贓」的規定而略有改動。「明六贓」為：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和坐贓。以「監守盜」取代唐律「受所監臨財物」而正式列人「六贓」，說明明律加強了對主守官吏憑借職權侵吞國家各項錢糧之類貪污犯罪的懲罰。其他如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坐贓也是為懲治贓官而設置的罪名。《刑律》為《大明律》的主體部分。其中專設了「受贓」門，規定犯「枉法贓」，官「八十貫，紋」，吏「一百二十貫，絞」。犯「不枉法贓」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時規定：「凡監臨官吏挾勢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並計贓准不枉法論，強取者准枉法論，財物給主」。若是執法御史及督撫這類的「風憲官吏」犯贓，加二等治罪。犯贓官吏，官除名，吏罷役，永不敘用。至於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的貪污行為，明律規定「並贓論罪」，並於犯官右小臂刺「盜官錢(糧)」字樣，恥辱終身，贓四十貫處斬。明律對官吏索賄也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明律還規定了對負有監察之責的都察院、監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貪贓枉法的，要加重處罰。

為了對貪官形成更大的威懾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濫用律外重刑，刑罰手段令人發指。他下令各州縣設立「皮場廟」，在眾人圍觀之下活剝貪官的皮，然後實之以草，製成人皮草袋懸掛在官府門前，以示替戒。有人統計，僅《明大浩》載有案例的156個條目中，治吏者有128個，其中懲治貪贓官吏者佔43個;多屬於「株連人數多，且道殺最厲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編》規定，官吏「賄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雖笞亦坐死」，《大浩三編》規定，官吏受贓而縱囚徒者，「本身處以極刑，絡沒家產，人口遷於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還允許人民對「巧立名目，害民取財」的省、府、州、縣官吏，「連名赴京狀奏』，力圖借民眾力監戒和懲治貪官。洪武年間，僅貪污秋糧一案，貪官「系死者，數萬人」。為加強監察杜絕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台改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負責糾察百官並隨時檢舉彈劾。朱元璋還設立巡檢司和錦衣衛，遍布全國各地，廣布耳目，訪察貪廉，要求百姓舉報，從而使一大批貪官受懲。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不分親疏，他下令凡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寬待。明初有人檢舉他的侄兒朱文正違法亂紀，朱元璋立即罷他的官。他的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出使辦事時私販茶葉，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處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對肅整吏治、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發展經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盡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依託王權與專制制度，嚴法整治貪官贓吏，只可收一時之效，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明代雖有完備的廉政法制，還有系統的監察制度，但是，推動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最高權力（皇權）卻不受任何制約。所以，廉政建設往往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腐敗的滋生蔓延也就成為必然的事情。清代學者趙翼對宋代懲治贓吏的總結同樣適用於明朝。趙冀說：宋太祖的嚴法治贓吏，到太宗時，「法令猶未弛」，但已出現「骶法(枉法)曲縱」的現象；真宗時，則「比國初已鬆弛矣！」到了理宗時，「已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總之，越是到後期，越是不能貫徹反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懲治貪官污吏，社會也就越黑暗，這就是封建社會歷代王朝的通病，無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會在一時起到一定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