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法治的建議

⑴ 建立法治社會有什麼建議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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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從法律的角度加以分析，對我國道德和法制建設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堅持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傾斜，逐內步縮小城鄉、區域教容育發展差距，推動公共教育協調發展。

二、加大對優質教育資源分配的宏觀調節力度，逐步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
三、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切實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
四、健全教育資助制度和助學體系，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公平配置。
五、規范管理，從嚴治教。（道德層面）
大力加強教育系統黨風廉政建設和行風建設，建立健全有教育系統特點的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規范學校收費項目和標准，堅決制止教育亂收費。依法規范學校的辦學行為，提高學校管理水平。發揚勤儉辦學、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加強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道德建設，樹立良好的學術風氣。繼續實施高校招生「陽光工程」，實現招生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加強教育法制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⑶ 如何加強中國的法制建設，給點建議

中國的法制改革思路經歷了從加強法制到依法治國的過程。依法治國，建設民主法治國家，已然成為舉國上下的政治共識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國家目標的提出，標志著治國方略的重大變化。依法治國的核心，在於確立憲法和法律作為治國的最具權威的標准，崇尚法治大於人治和黨必須遵守憲法法律的根本原則。依法治國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民主形態的符合國際人權法要求的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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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初步形成由憲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組成，以憲法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經濟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婚姻法，繼承法及其他部門法律在內的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特別是近年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數量不斷增加，使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得到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為建設法治國家初步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國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離法治國家的實質要求和形式要求還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保障方面無法可依或惡法難依的現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門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憲法配套法律法規。各部門法的規定不盡完善，部門法之間不協調的情況突出。許多部門法律制度受到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束縛和影響，不能很好地適應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要求。甚至憲法本身還亟待進一步修改和完善，還缺乏實施保障的系統規定，離法治國家標準的實質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和適應法治國家的需要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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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重點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產關系，信用關系和契約關系，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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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還將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現代政治民主形態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要推進政府工作的公開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僅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行政實體法，而且要抓緊制定行政程序法，進一步實現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須體現民主原則，注重從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角度出發，通過對行政主體職責，許可權，行為方式的規范，對行政權的運行進行控制和監督。行政法制改革還要求實現行政公平。還要加快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評議考核制，提高行政執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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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依法治國方略還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確保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責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錯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和司法監督機制，確保公正執法。在這方面，要繼續將審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把勤政廉政建納入法制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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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深入開展民主法治宣傳，提高全體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權利觀念，重點要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民主法治觀念。

⑷ 對建設法治中國三點建議

市場自由、市場秩序和法制建設的缺位

在我看來，自由和秩序是中國法制建設的一個永恆主題。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無論對於一個社會，或者是對於一個市場來說，法制建設的目標就是要解決自由和秩序的問題。

自由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同樣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沒有自由的話，就失去前進的動力。記得我第一次到德國去，了解到德國有一個《反卡特爾法》(《反壟斷法》)，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馬列主義教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那麼帝國主義怎麼不保護壟斷，還要反壟斷呢？我就問德國同行，他們說，道理很簡單，西方的市場經濟，核心的動力就是自由競爭，如果沒有競爭，就沒有前進的動力，所以無論是國家壟斷也好，私人壟斷也好，只要違背自由競爭的原則，一律都要反對。我們提倡的最重要的規律，就是競爭自由，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秩序則是一個關乎安全的問題。我們生活的社會，如果人身沒有安全保障，市場沒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著脫離了法制建設的根本目標。因此我覺得，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就是兩個保障，一個是保障自由，一個是保障秩序。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兩個准則。

從我國的狀況來看，應該說我們在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建設方面，均存在欠缺。這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建基於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經歷了成熟的自由競爭的歷程，所以當後來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人們發現自由過度了，於是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出現了國家調控市場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過來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說，我們的市場一開始就面臨著雙重缺乏：第一種缺乏就是，沒有西方那種發達的成熟的市場自由，或者說我們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原始積累中的暴發戶式的自由；另外一種缺乏就是，我們的市場並不是全面開放的，很多交易活動還處在國家嚴格控制下。在美國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中國人有點沾沾自喜，認為我們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機，是因為幸虧我們沒有搞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其實，如果我們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場經濟標准來衡量的話，我們還是一個很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如期貨、期權，及我們剛剛起步的股指期貨，都是在國家嚴格控制下的市場交易。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大概也只是一個電動自行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或者是剛剛發展為小汽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我們還沒有進人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保障市場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們在市場秩序建設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說，我們國家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之內，注意到了市場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我們現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等在內的一些法律，在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還比較欠缺。市場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現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體刊登了中國18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聞，[1]表明我們的企業中存在的虛假現象和誠信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我記得當時談到企業上市，都用包裝這個詞。所謂包裝上市，就是把企業本來虧損的部分篡改成盈利，這明顯是一種欺騙的行為。我們在美國上市的部分企業，更是下大力氣在包裝上市上，甚至連美國的會計公司都感覺很為難，如果不給中國公司包裝上市，那就沒有市場，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場，就必須冒違反商業道德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可以說，做假賬在中國的企業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難怪朱銘基同志為國家會計學院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當時人們都覺得很驚訝。以此直截了當的白活「不做假賬」作為國家會計學院的校訓，恰恰說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

企業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來，如偽劣產品、欺詐行為橫行，在中國市場上成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是中國的市場秩序的表現在世界很靠後。中國市場經濟混亂的情況給中國丟了很大的臉，包括上文說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國被停牌和摘牌，中國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譽蒙受損失。現在當然好一些了，但是這些問題依然很嚴重，函待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法制建設所要解決的目標，一個是給市場充分的自由，一個是給市場安穩的秩序。如果這兩個目標沒有做到，就表明我們的法制建設，離我們所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個矛盾的兩面。如果我們過分強調自由，沒有秩序，那就會缺乏安穩的保障；反過來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會形成一個有了秩序，但是沒有自由，沒有動力，沒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這一對矛盾裡面，應該說自由主要是通過私法來保障的。

我們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兩個方面，雖然現在有些人認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經相對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劃分仍然存在。私法講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領域，應該由當事人自己來作主，決定自己的權利如何行使。而市場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疇了，公法的范疇就含有管理和強制的概念。舉例來說，我們國家剛開始起草的《信託法》包含了私法的內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內容，也就是說釗言托法》草稿不僅包括了信託各個方面的權利和義務，信託財產的地位，還要包括信託公司怎麼成立，信託業怎麼管理，信託的風險怎麼迴避等問題。可是後來我們在制訂過程中發現，作為私法的《信託法》比較好寫，但是涉及到信託業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較復雜。所以當初幫助我們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專家，主張應該將《信託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開寫。我們不得不接受日本專家的建議。最後，《信託法》起草的時候，由於信託的公法拿不出來，所以我們出台了純私法性質的《信託法》。但是問題也出來了，不久前在一次信託業研討會上，大家深深感到，信託產業光有私法還不行，雖然有國務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規定，但是沒有公法，就沒有辦法保障信託業安全的實施。所以從這點來說，立法的時候很重要的是一個配套。我們立了《信託法》，但是我們沒有《信託業法》，也沒有《稅法》。信託業怎麼上稅？沒有規定，也沒有規定國家設立信託公司的要求，信託公司設立有哪些條件？它的保證金在運轉的過程中怎麼能夠保證安全？這些都沒有。

應該說，一個國家從側重市場自由到市場自由與秩序並重這個局面的形成，要經歷三個階段。最早的階段主要是通過《民法》保障市場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捎帶講講市場秩序的問題。隨便舉買賣關系為例。過去的時候也有欺詐，但是最早的時候，對待欺詐的辦法是採取一個原則，就是讓買者小合，誰買東西誰要小心，如果認為對方欺騙你，是因為你不了解買賣的規則。但是後來逐漸發現這個規則不對了，不能僅僅要求買者小合，還需要追究賣者的欺詐行為，所以規定了對於欺詐的一些措施。德國《民法典》裡面有個帝王條款，比如誠信就是《合同法》裡面的帝王條款，買賣雙方訂合同，首先要根據誠信原則，不誠信怎麼行？這些應該基本上是在民事規范裡面解決的。

第二個階段，解決在《商法》裡面出現的新問題。我們拿最典型的《證券法》為例，《證券法》是解決商事規則裡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們把《證券法》寫在商法裡面，而台灣地區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規范裡面，這是一個公法范疇。因為在《證券法》裡面，不僅要保證證券交易雙方的自由，而且還要解決交易過程中的欺詐行為，防止交易過程中的欺詐。我們後來的商法裡面，很多採用了這樣的辦法來解決。

最後一個階段，應該說是經濟法的體系出現了。以美國為例，美國1890年通過了《榭爾曼法》，該法就是以反壟斷著稱，本來兩個企業合並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但是現在就不行了，如果兩家很大的企業相互兼並，就會損害別人，因為侵吞了過多的市場份額，會把別人的市場擠掉。所以在這一點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規定。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作為經濟法出現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還包括《反欺詐》等等這樣的法律。

⑸ 你怎麼看待當今社會的法治建設水平應該怎麼推進我國法治建設

良法善治是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出的要求。那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良法善治？在新時代應怎麼進一步實現良法善治呢？
簡言之，良法，即符合時代要求，滿足人民需要的法律法規；善治，即優良的治理，也就是要實現我國治國理政的最佳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良法善治有著具體的表現：
所謂良法，就是法律體現了人民的要求。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但法律必須保護人民、造福人民。我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基本政治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法條是否公正、平等，體現了人們對正義的追求？等等。能夠保證和實現這些方面的法律，自然就是良法。最近，人們熱議的房產稅是否開征，網約車可否保障客戶的權利，崑山事件後正當防衛是否修法，民法典修改能否滿足人民的期望等等，正是表達了人們對良法的期待。
所謂善治，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國家的治理能夠充分保障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全面發展，保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國家的治理能否促進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能否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能否推進社會和諧穩定，又能否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等等。能夠實現這方面的治理，自然就是善治。新中國成立很快就70周年了，我們黨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推進了社會制度的成熟與穩定。
總之，用現代法治理論的話講，良法善治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用完備、科學、有效的法律體系達到管理國家、治理社會的現代化，滿足人民的意願，獲得人民的擁護，確保國家的發展壯大。

⑹ 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的幾點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規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務。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加強法治建設要從五個方面來思考，抓住關鍵，這樣才能切實有效的加強法治建設。

第一：黨委發揮領導作用 。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各級黨委要充分發揮其領導作用，逐步做到善於把黨的方針政策變成國家意志來實現領導，善於運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決矛盾和處理問題，確保法治建設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

第二：人大發揮主導作用 。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級黨領導下，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把法治工作擺上議事日程，並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來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體系也應當成為法治建設的組織實施體系。在組織協調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監督、重大事項決定、人事任免等職權時，扎扎實實而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法治建設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

第三：「一府兩院」（政府、法院和檢察院）發揮執法主體作用 。行政機關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人民群眾關系最密切，也是機構和人員最多的部門，大部分的法律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機關在法治建設中佔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優化經濟環境、增創法治優勢的關鍵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樣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環節。應該說，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法治建設中處於執法主體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協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其范圍是廣泛的，可以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協商討論和批評建議進行監督，通過會議、視察、調查、提案和建議案等多種形式監督法律、法規的執行。

第五：發揮人民群眾主力軍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 神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不論干什麼工作，搞任何事情，開展何種活動，只有群眾支持和參與，積極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們抓法治必須廣泛深入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相信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並把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總的思路交給群眾，請群眾出主意、想辦法、提建議、獻計獻策。

拓展資料：

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在現階段，必須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辦法，切實加強對法治工作的領導，健全和規范法治工作機制，認真搞好法制宣傳教育，強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增強領導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法律素質。

⑺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哪些方面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具體表現在：

1、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2、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3、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

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7)對我國法治的建議擴展閱讀：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的改善：

1、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

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⑻ 請結合我國憲法規定的主要內容 談談你對法治中國建議的看法

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發生違憲的事該如何追究，要想追究的話就得設憲法法院，以專門審查每天都發生的違憲事件，要不談何法治呢，更確切地說還是離不了人治的范疇才對。

⑼ 結合工作，政策，法制層面，對推進法治建設有何建議

1.「法治」精神新要求
今年1月7日，他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明確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為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法治」精神，綜合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立了新的法治建設目標。
法治中國，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結合體；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之日，便是法治中國建成之時。
他於2012年12月4日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2013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都反復強調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針。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實現「法治中國」的基本標准。科學立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前提，嚴格執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公正司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防線，全民守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礎。四者缺一不可。
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新「十六字」方針有了三大發展。一是，立法從解決「有無」問題，轉變為解決「科學」問題。30多年前，中國面臨的是「無法可依」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形成的今天，其主要問題已是「立法是否科學」。二是，將「司法」列入「法治元素」，將「公正」明確為司法的價值目標。三是，提出和強調了「全民守法」的要求，沒有全民守法的基礎，法治是空中樓閣。 新「十六字」方針的提出，是我們黨對30多年來法治建設經驗的總結，是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體現，標志著中國的法治建設從基礎打造到系統建構的演進。從重點突破向全面展開的戰略推進，是實現「中國夢」「法治夢」的重要步驟。2.科學立法——法治中國的前提
他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要求，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通過完備的法律推動憲法實施，保證憲法確立的制度和原則得到落實。國務院和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抓緊制定和修改與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保證憲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實施
。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他強調，要完善立法規劃，突出立法重點，堅持立改廢並舉，提高立法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針對性、及時性、系統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擴大公眾有序參與，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使法律准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更好協調利益關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這體現了對立法結果與立法過程的雙重要求。
科學立法，首先要求繼續立法。雖然中國於2010年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立法任務已全部完成。有許多重點領域還需加強立法，個別領域尚有「立法真空」。當前，特別要重點加強在深化體制改革、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及網路監管等重點領域的立法。
科學立法，還要求所立之法必須符合「科學性」，追求「立法結果」的科學性，即所立之法必須符合正義性、規律性和可行性。同時，科學立法，要求我們追求「立法過程」的科學性。為了提高立法質量，我國立法法對立法程序作了嚴格規范，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強調立法的公眾參與。為了科學立法，必須堅持民主立法，拓寬公眾參與立法的渠道和途徑，廣泛聽取各種利益群體的意見，建立起事先和事後的立法評估機制。要學會「立法先行」，只要有條件的，都要「先立法、再行為」，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結果可以預期，讓各種社會主體在有序的軌道內各行其道，和諧相處。3.嚴格執法——法治中國的關鍵
嚴格執法是法治中國的關鍵。他指出，「要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非法干預，堅決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堅決懲治腐敗現象，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
這是針對當前執法不嚴導致法律形同虛設等情況，所提出的新要求。執法不嚴，主要表現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作為、弱作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執法者的腐敗，執法者的執法手段不足，執法者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是導致執法不嚴的重要原因。
針對中國的現狀，重點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交叉執法制度。對於一些重要領域，如食品、葯品、環境等問題嚴重的領域，可以實施異地交叉執法，由外地執法部門來本地執法，本地執法部門到外地執法，以防止地方保護主義。 第二，為執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對執法者及其家屬的有效保護，對於報復執法者及其家屬的違法者要予以嚴懲，使其不敢想不敢為。
第三，正確對待公民的權利。對於公民的權利，要做到尊重、保護、規范、限制並舉。而有的地方還存在「兩手軟」：對於公民的權利尊重、保護不夠，規范、限制也不夠；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亂」。
第四，要樹立政府的權威。法治政府必須是個嚴格執法的政府，是有效執法的政府。應該看到，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不力，對各種違法行為的放任，都會導致社會成員安全感的喪失，導致對公民的合法權利乃至社會公眾利益的侵害，同時執法者無視公民的合法權利違法執法、粗暴執法，與執法者自身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不是法治狀態。
4.公正司法——法治中國的防線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國的防線。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首次提出「確保」司法「依法獨立公正」，體現了黨中央的決心。
他多次強調，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堅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實現司法公正，需要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實現司法公正，應當讓司法成為真正的司法，讓司法回歸司法，既不能讓司法機關變成立法機關以司法解釋代替國家法律，更不能讓司法機關成為行政機關。讓司法機關真正地從事司法工作，實現和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
同時，要實現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會監督機制。要實現司法公正，還要建立司法權威，不讓一份判決成為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5.全民守法——法治中國的基礎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國的基礎。他指出，「我們要堅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高度重視道德對公民行為的規范作用，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做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相一致。」
中國的法治建設，與公民的守法意識、守法程度有關。中國是在13億人口中搞法治，任務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重。況且，中國人長期以來重禮輕法，法治意識相對薄弱，各種違法犯罪案件、各類不信法不守法行為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全民守法，要繼續抓好法治宣傳和教育，扎實推進「六五普法」活動。要營造「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圍。嚴格規范公民自身行為，引導公民學會在享受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時，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使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自覺行為，使每一個普通群眾都真正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維護合法權益，自覺履行法定義務。
更為關鍵的是，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幹部要切實尊崇憲法和法律，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唯有加快推動全民守法、建設法治社會進程，才能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