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立法與經濟發展
A. 與法規和經濟發展方向是什麼意思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進入21世紀,環保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點。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活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藍、樹更綠、水更清、城更美」,成為人們的共同心聲。江總書記在建黨80周年講話中強調指出:「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環保工作的高度重視。環境的一般概念是指圍繞某一中心事物的周圍事物。中心物不同,環境的概念也隨之不同。我國《環保法》中所稱的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和,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產、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保護就是採取行政、經濟、科技、宣傳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措施,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適合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它具有明顯的地區性。環境保護的內容大體可分兩方面:一是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包括保護城鄉環境,保持鄉土景觀,減少和消除有害物質進入環境,改善環境質量,維護環境的調節凈化能力,確保物種多樣性和基因庫的持續發展,保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二是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即防治在生產建設和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污染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環境的污染和危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環境保護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盡管中央把環境與資源保護作為基本國策之一,但環境保護形勢仍然十分嚴竣,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大的問題還未徹底解決,城市生活污染和農村面臨污染問題又接踵而來,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解決環保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我國要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毫不動搖地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各項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無論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還是資源的有效利用,環境和生態的保護,都有賴於經濟的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我國在這方面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因此,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保持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解決環境問題,其本質就是一個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與自然從遠古天然和諧,到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的征服與對抗,到當代的自覺調整,努力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一矛盾運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客觀反映。有些同志認為環保與經濟發展是對立的,認為要保護環境必然要犧牲經濟的發展。這些年的實踐證明,正確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可以達到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美國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狀況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可資借鑒的範例。當今,綠色經濟、循環經濟成為新世紀的標志。用環保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因此,如何協調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是堅持實現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的關鍵。第三章環境保護法的基本原則一、環境保護法基本原則概述環境保護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在環境保護法中規定或體現的,對環境保護實行法律調整的基本指導方針。它是調整因保護和改善環境而產生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准則,是環境保護法本質的集中表現。⑴環境保護法的基本原則不是隨意確定的。而是應該由法律確認,在環境保護法中有所體現。⑵不能把它同一般的立法和司法原則混為一談。如立法原則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司法原則中的以事實為依靠,以法律為准繩,適用法律人人平等等原則。⑶它也不同於一般的法律規范,它是環境保護的基本方針、政策在法律上的體現,是貫穿於整個環境保護法的,具有普遍意義和指導性的規范。二、協調發展原則1、概念協調發展原則:是指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統籌規劃、同步實施、協調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協調發展原則非常概括地闡明了環境與發展的相互關系,是環境立法的一項重要的原則。關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國際上曾出現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主張:先發展經濟,然後再治理環境----即「先污染,後治理」。很多工業發達國家就是走了這條道路,我國也曾經歷過一段「先污染後治理」和嚴重浪費資源的道路。另一種主張停止發展論----主張應強調環境保護,抑制經濟發展。認為環境污染和破壞既然是由於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那麼,要解決環境問題的出路就只有停止發展。其著名代表是羅馬俱樂部於197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有如下基本觀點:人類社會的發展由人口激增、加速發展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資源消耗和環境惡化五種相互制約的因素構成。這五種趨勢都按一定的指數增長。五種增長的啟動因素是人口的增長。人口增長要求提供的糧食和工業品,進而使耕地和工業生產量也以指數增長,工業增長使資源的消耗量越來越大,排入環境的廢棄物也越來越多。它們是人口增長和工業增長的雙重產物,因而其增長速度比人口增長和工業增長更快。當時通過計算機模擬,五種增長趨勢到本世紀會達到極限。由於人類與環境系統存在著發展的無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這一基本的矛盾,如果增長不停止而達到極性時,便會導致全球性危機和人類社會的突然瓦解。因而,他們提出「必須把經濟增長限制到零」,即所謂「零增長論」。兩種觀點顯然都不妥當。「先污染後治理」論,實際是只重視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經濟的發展。如果說"先污染後治理"是對過去發達國家在沒有認識到生態規律的狀況下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的和種總結的話,那麼在今天,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應盡量避免再走這樣的彎路。而《增長的極限》雖忽視了人類社會的能動性,但它指出了五者之間的相互制約的關系,提出增長超過極限將導致全球危機的警告是具有科學意義的.雖然兩者完全相反,但有一個共同的錯誤:都把發展與環境看成是互不相容的對立關系。反映到環境立法中,就是的「環境優先論」或「經濟優先論」片面認識的根源。我國早在70年代初,中國就在國家計劃工作提出了"要把防治污染,保護環境列入國民經濟計劃中去"的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協調環境保護的政策。1979年,在中國制定的《環境保護法(試行)》中,第一次對該原則作了法律規定。該法在第5條規定:"國務院和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必須切實作好環境保護工作;在制定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必須對環境的保護和改善統籌安排,並認真組織實施……"。為了貫徹和落實該原則,1981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其中特別規定了要加強對環境保護的計劃指導,並且各級人民政府在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要求必須把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作為綜合平衡的重要內容,把環境保護的目標、要求和措施,切實納入計劃和規劃,加強計劃管理。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會議進一步總結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經驗,制定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統籌兼顧、同步發展的方針。原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代表國務院在大會報告中提出了環境保護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基本保證條件和戰略任務。在這次大會上,該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要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1989年12月,新修改頒布的《環境保護法》第四條在總結了該原則的立法和實施經驗的基礎之上,重新對該原則作了明確規定:"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採取有利環境保護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三同步、三統一"方針的核心思想和理論基礎是"協調發展",這與國際環境組織提出的指導思想完全一致。2、意義⑴是社會經濟規律和自然生態規律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自然生態規律是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規律,必須遵循。⑵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⑶是保障人體健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3、貫徹⑴加強環境與發展的綜合決策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科學決策。不僅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還要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要正確處理經濟增長速度和綜合效益的統一、生產力布局與資源優化配置、產業結構調整與解決結構性污染、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生態環境等問題。從源頭就控制可能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⑵把環境保護切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把環境保護切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即明確一定時期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如何同時進行環境保護建設,針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定環境保護的基本政策目標和實現該目標的政策、法律措施或方法以及資金的投入,等等。「六五」以前,我國實際上都沒有把環境保護列入五年規劃。這是造成我國環境污染和破壞嚴重的總根源。在「六五」計劃中,開始列入了環境保護的目標、要求和措施;在「七五」計劃中,繼續列有環境保護專章,規定了「七五」期間環境保護的基本任務和主要措施;「八五」計劃中的環境保護有了加強。1996年3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將實施"可持續發展"規定為中國現代建設的一項重大戰略。⑶制訂國家環境保護計劃在已制訂的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經濟基礎上,制訂國家環境保護計劃。環境保護計劃,是指由國家制定的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配合和相銜接的、全面反映國家環境保護目標、任務和措施的有關計劃指標和統計指標體系的規定。中國從"七五"計劃時期已開始制定國家環境保護計劃。為了保證環境保護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參與綜合平衡,國家計委和國家環保局於1994年發布了《環境保護計劃管理法》,從而使編制環境保護計劃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⑷採取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是為了解決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環境問題,落實環境保護戰略方針、實現預期的環境保護目標,保障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有力手段。它對於環境保護工作具有誘導、約束和協調的功能環境經濟政策主要有:獎勵綜合利用政策,經濟優惠政策,徵收環境資源費政策等。⑸加強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我國當前環境問題相當嚴竣,防治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科學技術落後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必須加強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依靠科學技術解決問題。三、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1、概念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是指採取各種預防措施,防止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惡化,或者把環境污染和破壞控制在能夠維持生態平衡、保護人體健康和社會物質財富及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限度之內。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特點和國內外環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來的。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經濟的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1980年《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在環境和資源保護方面實現提出了"預期的環境政策"。同一時期的經合組織的環境委員會也提出建議:各國環境政策的核心應該是預防為主。我國在70年代開展環境保護工作時,便將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作為防治工業污染的方針政策。1978年將"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寫進《憲法》第11條。在197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試行)》時,將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一,並且為之規定了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以及防止自然資源破壞的措施。在此之後中國制定的所有環境法律也均將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明確了預防和治理的關系,確定了治理環境污染和破壞的途徑和方式。它要求將環境保護的重點放在事前防止環境污染和自然破壞之上,做到「防患於末然」;同時,應採取各種措施,積極綜合治理和恢復已經產生的環境污染和自然破壞,以保護生態系統的安全和人類的健康及其財產安全。實行預防為主原則是由環境問題的本身的特點決定的:⑴環境問題一旦發生,消除危害需要時間長,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轉性;⑵治理代價高,在經濟上不合算;⑶如果重視環境保護,環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2、意義⑴可以獲得投資省、收效大的效果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於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拿出很多資金用於治理環境污染和破壞。實行這一原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⑵可以使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由消極的應付轉為積極的防治3、貫徹⑴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全面規劃就是對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生產和生活、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各方面的關系作統籌考慮,進而制定國土利用規劃、區域規劃、城市規劃和環境規劃,使各項事業得以協調發展。合理布局主要是指在工業及其發展過程中,要對工業布局的合理性作出專門論證,並且對老工業不合理的布局予以改變,使得工作布局不會對周圍環境和人民生活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的不良影響。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同生產的不合理布局有重要的內在聯系。其中:農業生產和資源的開發布局(直接以自然資源作為勞動對象,如農、牧、採掘業)同自然環境破壞有直接關系;工業生產布局(不直接依賴環境,但生產中排放廢棄物)同環境污染有直接的關系。生產部門的分布,又影響居民點的分布,從而影響城鎮分布、人口密度及交通、文化設施分布。⑵嚴格控制新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增強公民尤其是決策者和管理者的環境風險意識。對於大型建設項目、改造自然項目(如在河川築壩、發展核電、興建大型工業、農業、水利、交通等項目),更應將可能造成的長久不良環境影響放在首位考慮。在對環境具有影響的重要政策和大型建設項目的決策中,要充分聽取科學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意見。通過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把環境問題解決在建設之前或建設過程之中。⑶積極治理老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對已經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破壞,要採取綜合措施積極治理;對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事業單位,要限期治理,對逾期末完成治理任務的,應依責令其關閉、停產或轉產。⑷實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把環境保護規劃納入城市總體發展規劃,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改善城市能源結構,減少污染物排放總量,不斷完善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⑸加強環境監測。通過環境監測,掌握環境質量狀況及發展趨勢,為加強環境監督管理和治理提供科學依據。四、開發者養護、污染者治理的原則1、概念(環境責任)開發者養護、污染者治理的原則是中國在借鑒國際社會普遍採用的"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Pay'sPrinciple)"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的。污染者付費原則是1972年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通過的一項決議中提出的。這項決議規定,禁止各成員國對該國就企業污染防治工作所採取的措施予以資金上的補助,要求排污者(即污染者)負擔由政府部門決定的減少污染措施的費用,以保證環境處於一種可被接受的狀態。這項原則現在也與國際社會提倡的"受益者付費原則"相吻合。我國在參照"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基礎上,於1979年在《環境保護法(試行)》第6條規定了"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即"已經對環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單位,應當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制定規劃,積極治理,或者報請主管部門批准轉產、搬遷"。這一原則在當時主要是為了明確污染單位有責任對其造成的污染進行治理。在1989年修改《環境保護法》中,刪去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字樣,改為由具體的制度和措施規定來隱含這一基本原則。污染者治理是指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組織或個人,有責任對被污染的環境進行治理。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污染者治理"的原則,目的就在於明確污染者的責任,促進企業的污染治理,保護環境。開發者養護是指對環境與自然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的組織或個人,不僅有依法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利,同時還有保護環境資源的義務。有責任對其進行恢復、整治和養護。自然資源的開發與保護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開發的目的是為了利用,而保護好環境資源,就可以使開發獲得最佳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並為更好地持續利用創造條件。所以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不僅有依法開發利用的權利,同時還負有保護的義務。《環境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必須採取措施保護生態環境;第二十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農業環境的保護,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防治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種源滅絕以及其他生態失調現象的發生和發展。「利用者補償」,是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者,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承擔經濟補償的責任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認為環境資源不是勞動創造的,沒有勞動價值;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發展和理論研究的深化,人們認識到環境資源是有價值的,其價值表現在自然再生產能力上,人類為維護、恢復、增殖自然資源及開發替代資源應付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國家作為環境資源的所有者,實行環境資源有償使用是理所當然的「破壞者恢復」,是指因開發環境資源而造成環境資源破壞的單位和個人,對其負有恢復整治的責任。2、意義⑴可以促使企業、事業單位加強環境管理,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⑵可以為治理環境污染和恢復生態環境積累資金3、貫徹該原則的貫徹實施方面,我國目前主要實行了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排污收費制度、企業環境保護責任制度以及限期治理制度等,通過具體的環境與資源保護單行法來明確各種強制性環境與資源整治措施和養護責任。⑴結合技術改造、治理工業污染這是從我國國情出發,解決我國工業污染的一條根本途徑。1983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結合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的幾項規定》,要求所有工業企業及其主管部門在編制技術改造規劃時,必須提出防治污染的要求和技術措施,並在年度計劃中作出安排,組織實施;技術改造方案,必須符合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原則,通過採用先進的技術設備,提高資源,能源利用率,開展綜合利用,把污染物消除在生產過程之中。⑵對超標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加大限期治理力度實行限期治理是分期分批解決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的一項重要制度和措施。⑶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按照建設項目環境管理的規定,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防止在開發建設活動中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⑷運用經濟手段,促使污染、破壞者積極治理污染和保護生態環境。主要有:徵收排污費;徵收資源費和資源稅;徵收生態環境補償費。五、依靠群眾保護環境的原則1、概念依靠群眾保護環境的原則,是指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參與環境管理,並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依法進行監督。環境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城鄉人民的身體健康,關繫到千家萬戶。《環境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執行這一原則,就是把對環境的國家管理和群眾監督相結合,把依法保護環境和人民群眾的自覺維護相結合。2、意義⑴有利於調動各行各業和廣大群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共同搞好環境保護工作環境保護是一項公益性的全民事業。挖掘群眾中蘊藏著的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巨大潛力,是搞好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條件。⑵有利於吸收群眾參加環境管理每個公民都有享受清潔、優美、安靜的環境的權利,同時也負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義務。國內外環境保護實踐證明,廣大群眾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強烈願望,有參與環境管理的迫切要求。3、依靠群眾保護環境原則的貫徹⑴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教育通過各種形式宣傳讓每個公民了解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懂得環境科學基礎知識,從而提高全民的環境意識和法制觀念,這是搞好環境保護工作基礎。⑵定期發布環境狀況公報,切實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定期發布環境狀況公報。通過發布環境狀況公報,使廣大群眾了解環境污染和破壞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情況,了解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保護環境的迫切性,增強基保護環境的責任感。⑶建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制度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是搞好環境保護工作的群眾基礎和社會保證。如《水污染防治法》、《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關於環境影響報告書中,應當有該建設項目所在地單位和居民的意見的規定,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一種體現。我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程度有待提高。4、國外環境權理論近年來國外有學者提出"環境公共財產理論"、"公共委託理論"和"公民環境權理論"。環境公共財產理論是經濟學家基於公共物品經濟學提出的。這種觀點認為,:空氣、水、陽光等人類生活所必需的環境要素,不能想古典經濟學的觀點那樣,認為它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物,任何人無需任何代價既可任意佔有和處置。環境污染的根源或環境質量之所以會惡化,關鍵是由於人們所使用的環境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不夠嚴密和周全所致。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的環境要素在當今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以致威脅人類的正常生活的情況下不應該視為"自由財產",不能成為所有權的客體。公共信託理論認為:環境資源應該是人類的共同資源,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任何個人不能任意佔有、支配和損害。為了合理支配和保護共有財產,共有人委託國家來管理。國家對環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託行使管理權,因而不能濫用委託權。以"環境公共財產理論"、"公共委託理論"為依據,一位美國教授提出了"公民環境權理論"。他認為:每一個公民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公民的環境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應該在法律上得到確認並受法律保護。並由此引出了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各種權利。從法律上說,環境保護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們應該把環境保護事業建立在更加廣泛的民主基礎上,把政府、企業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法律的執行建立在人民群眾廣泛支持、參與和監督的基礎上。5、我國公民的環境權⑴公民的法律權我國現行的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公民的環境權。但在《憲法》、《環境保護法》、《民法通則》等法律的有關規定中,體現了維護人民良好生活環境的精神。例如:《憲法》第26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環境保護法》第1條關於立法的目的規定:"為了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這實際上規定了公民應該享有的環境權。⑵我國公民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公眾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根據這一規定,我國公民可以有廣泛參與國家的環境管理。⑶公民有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監督、檢舉和控告的權利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都對公民享有監督、檢舉和控告的權利作了規定,充分體現了環境管理的民主原則。但在實踐中,公民如何真正有效地參與環境管理,參與監督以及檢舉,還存在許多困難,如缺乏具體行使權利的形式、程序和具體的法律規定。
B. 法律與經濟的關系
經濟與法來律有著最要本的關自系:1、經濟決定法律。法律是由特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內容、法律的性質、法律的重要特徵以及法律的發展和變化,一般都取決於經濟基礎。一個階級在經濟上占據支配地位,那麼必然要在政治上取得統治權,掌握國家機器。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必然反映它那占支配地位的經濟的要求,所以,經濟是法的源泉和誕生地。2、法律服務經濟。法律被制定之後,它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服務於自己的經濟基礎。法律以其特有的屬性和功能為經濟基礎服務
C. 什麼是經濟政策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律法規
經濟政策:抄國家或政府為了達到充分就業、價格水平穩定、經濟快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為增進經濟福利而制定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
行政政策:也叫公共政策或國家政策,他是政策體系中的一部分。其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行政政策是指一切國家權威機關為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制定的基本規定和指導原則;狹義的行政政策則特指由政府機關制定的,用以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行為准則。
財政政策: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的變動來影響和調節總需求。 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
D. 經濟法律關系與經濟關系的聯系與區別
經濟法律關系屬於經濟關系的范疇之內,經濟關系是各種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而經濟法律關系是指經濟法主體在國家干預和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根據經濟法律規范規定所形成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的存在以經濟法的存在為前提;經濟關系的存在,不以法的存在為前提,它是客觀存在的。
經濟法律關系與經濟關系有3點不同:
一、兩者的內容不同:
1、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經濟法律關系內容是經濟法律關系的實質和核心,是聯絡各主體、聯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梁,直接體現了法律關系主體的要求和利益。
只有主體、客體,不通過權利義務互相聯結,也不可能形成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有其特殊性,除了一般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外,還包括經濟法律關系的權力。
所以,經濟法律關系的三個要素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抽去其中任何一個就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變更其中任何一個,也不再是原來的經濟法律關系。
2、經濟關系的內容:除了勞動佔有關系之外,經濟關系的另一方面是勞動交往關系。勞動交往關系是從社會分工中產生的。社會分工以生產條件的差異為前提,以物質利益交換為內容。
這種關系反映社會的經濟當事人是否交換他們之間的勞動,如何交換勞動。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出現後,勞動交往關系就表現為商品經濟交易關系。
二、兩者的性質不同:
1、經濟法律關系的性質:經濟法律關系是經濟法調整特定的經濟關系後所確認的權利義務關系。
2、經濟關系的性質:經濟關系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關系。
三、兩者的運行基礎不同:
1、經濟法律關系的運行基礎:經濟法律關系要靠法律來保障。
2、經濟關系的運行基礎:經濟關系靠客觀經濟規律來支配。
E. 法與經濟的一般關系
再談法與經濟的一般關系
[摘要]法與經濟的關系是法理學上一個根本問題,其核心可以歸結為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系。筆者擬從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對法與經濟的一般關系進行梳理。
[關鍵詞]法律 經濟 作用
一、經濟對法律的決定作用
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特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矛盾統一體,其中經濟基礎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是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1]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當然也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1、法因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在原始社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因而也沒有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開始出現,私有財產才得以存在,社會開始發生大分裂,有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由於新的經濟關系的出現和私有制的產生,原始社會的習慣已經不能充分執行其作為社會調整手段的職能,而法律作為新的社會調整手段應運而生。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2]社會生產的發展需要經濟活動有規則地進行,適應這種需要的特殊規則體系--法律便應運而生。
2、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決定了法的發展變化。社會經濟基礎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發展變化必然要反映到上層建築方面來,要求上層建築與之相適應並為其服務。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也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而作相應的變化,否則就不能達到為自己經濟基礎服務的目的。盡管經濟基礎的變革並不會帶來法律的變革,但或遲或早要引起全部上層建築的革命,這是歷史演變的規律。法產生以後,先後經歷了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四種不同的歷史類型。這四種不同歷史類型的更替就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不僅經濟基礎的根本變化會導致法發生根本變化,即使在同一社會形態里,經濟基礎發生局部變化也會引起法的相應變化,如法的立、廢、改。
3、經濟基礎決定法的本質和基本特徵。一定生產關系的性質以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著以該生產關系為基礎的法的本質和根本特徵。法律只能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從而在政治上也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共同意志的反映。歷史上相繼出現過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法律之所以出現不同的本質和特點,主要也是由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不同性質和不同特徵所決定的。即使是同一歷史類型的各國法律各有其特點,但由於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具有一致性,它們也就具有共同的本質和基本特徵。因此,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法律與之相對應。離開了經濟基礎,法律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法律的產生、發展、本質和特徵都要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但並不能就此認為法律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對此,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惟一的因素,那麼他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3]經濟基礎並非法律發展變化的惟一決定性因素,對法發生重要影響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還有歷史傳統、民族習慣、道德觀念、哲學理論等。
二、法律對經濟的反作用
雖然法由經濟基礎所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法只是消極地反映經濟基礎。辯證唯物主義揭示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一般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不是消極地反映經濟基礎,而是積極地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因此,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也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具體來說,法對經濟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能動作用:
1、確認經濟關系。法律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物質狀況,對社會基本經濟關系予以確認。法律正式通過對基本經濟關系的確認來獲得存在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確認一方面使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基本經濟關系以制度形態合法地存在;另一方面對不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經濟關系予以限制和制約。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確認在憲法規范中表現的最為明顯。各國憲法都會對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成分和經濟關系作出界定。
2、規范經濟行為。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確認也是對各種經濟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而權利義務的分配使經濟主體有了行為的模式。因此,法律通過確立行為模式來規范經濟行為,使經濟在一定秩序中運行。
3、維護經濟秩序。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確認和對經濟行為的規范還只是事先規范。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會發生一些違反規范的行為,這就需要對這些行為進行制裁,從而恢復正常的經濟運行。因此,法律通過規定製裁措施來維護和保障經濟秩序。如我國現階段法律的重要任務就是嚴格保護被確認的各種經濟形式和市場經濟秩序,對各種侵擾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進行法律制裁。
4、服務經濟活動。法律對經濟的能動作用還通過服務於經濟活動的各種法律制度來體現。這是法律更為積極的反作用。如我國加入WTO,逐步建立起符合國際經濟活動慣例的法律制度,從而為國內經濟主體從事國際貿易提供了基本的行為規則,大大降低了他們的交易成本。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舒爾茨曾經列舉過「為經濟提供服務的制度」的四種類型:「(1)用於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如貨幣、期貨市場);(2)用於影響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如合約、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險、公共社會安全計劃),(3)用於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入之間的聯系的制度(如財產,包括遺產法、資歷和勞動者的其他權利);(4)用於確立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飛機場、學校和農業實驗站)。」[4]這四種類型都有相對應的法律,如與第一種相對應的有貨幣法、證券法等;與第二種相對應的有公司法、保險法等;與第三種相對應的有繼承法、勞動法等;與第四種相對應的有政府采購法、招標投標法等。
盡管法律對經濟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但並不意味著法律對經濟的作用都是正向的。法律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是進步的,也可能是反動的。恩格斯曾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個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5]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是國家權力的一種,因而恩格斯的這一段話也同樣適用於法與經濟的關系。一般說來,當法律為新的先進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服務時,它就能成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力量;當它為落後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服務時,他就會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阻撓社會發展的反動力量。因此,鑒別法對經濟的反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最終要看它是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8-539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頁,第483頁。
[4][美]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陳劍波譯,載[美]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胡庄君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53頁。
作者簡介:汪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4級民商法專業碩士研究生
F. 經濟司法與經濟立法分別指什麼
法律手段的內容包括經濟司法和經濟立法兩個方面。 經濟手段中的政策:稅收政策;經濟司法主要是由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的制度、扶貧政策,行政手段是短期的非常規的手段,運用行政手段調節將能更迅速地扭轉失控。
G. 法律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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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經濟發展
第一,政府的立法必須要兼具防制性與促進性的雙重功能。我們一方面要運用法律以保障人民的權益,而另一方面也要用以增進公共福利。因此,法律應該是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工具。法律必須能領導活動的進展,而絕不能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
我們應該可以用日本的經驗來證明:
經濟法規應配合社會經濟結構的進步與變動而隨時修正。例如,日本的造船工作,雖具相當規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幾乎已為盟軍完全摧毀,且其設備與技術亦已遠落在美國之後。故在戰爭甫經結束的一段期間,造船業的恢復甚至顯得並無多大希望。但經頒布法律,對自己電動焊接機械及其他造船機械免除進口關稅,並自美國引進新技術之後,造船業開導突飛猛進。經過十年多後,日本在世界造船業中已居於領導地位。日本法律允許關稅稅則隨時修訂,以配合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需要。日本戰後經濟能有非常的快速進步,法律的高度配合與適應是相當重要的原因,而間接的也是日本人對於立法特別重視的結果。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及內閣固均設有法制局,各部會也都有立法顧問人員,專門擔任法律的修訂工作。即使從事經濟活動的民間機構,也相當重視立法,且經濟提出修訂法律的建議,也因此,日本的法律才能適當的靈活運用,隨時適應實際需要。
同樣,在於其他若干國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將法律繼續不斷修正的事例,例如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便都設有立法資料室。國會圖書館藏有極豐富的參考資料,也對立法工作頗有貢獻。
然而,台灣現行政政府機構中,卻並未設立類似的法律研究單位,因此,我們便不能經常進行法律的研審與修訂工作,結果遂使立法趕不上時代的進步。
誠然,要使立法隨時趕上時代,並不簡單。主要的必須一般民眾能了解有這種改變的需要,才有成功的希望。舉例而言,在制定與執行有關空氣污染與水污染的法律時,這種法律能規定到如何程度或能發生如何的效果,就要視一般公眾對於國民健康與經濟福利所了解的程度來決定。因此,如何以普遍的教育來激起廣大民眾的新觀念,將是法律修訂能獲致成功的先決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謹慎的計劃並加以有效的倡導。
第二,法律修訂的方向必須以孫中山先生首創的三民主義為基礎。根據國父學說,為經濟發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均須以實現民生主義為目標。經由投資得利潤固然是合法的,成功的企業家的財富累積,也因此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過度的財富集中與不正當的企業競爭,仍將破壞社會秩序,而應該嚴格制止。政府已採行累進課稅的所得制度,以期達成公平分配財富與所得的效果,但也仍須制定類似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案,以防止獨占行為。
第三,法律的修訂工作應遵守下述幾點原則:
(1)所有法律的制定須充分顧到當前的時勢、國情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俾其規定能切實配合實際需要。事實上,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需要不同的法律。雖然這時陳舊的立法會阻礙經濟發展,但是將已開發國家的法律,不加適當修改,逕行移植於開發中國家也會顯得荒謬而不切實際。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已開發國家的若干成就,有時可以很快的採行開發中國家,但有些成就卻不是短期所能獲得的。因此,盲目接受整套新的立法,並不能發揮充分的效果,並可能會弊多於利。(2)法律規定必須要能適切的解決現實的問題,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勢將毫無意義。當然,法律的規定也不能自相矛盾,或與事務的常理相違,為使法律規定便於實施而無困難,於制定法律時,自必須對有關事務作充分了解。
(3)法條的形式,在質與量上應盡可能予以簡化。現行經濟法規頗為繁雜,且有重復矛盾情事,修訂法律時,立法者必須謹慎刪除為繁雜,且有重復矛盾情事,修訂法律時,立法者必須謹慎刪除無法再適用、重復與矛盾的規定,俾新頒法律能夠因簡化與法典化,可以隨時適用,發揮其效能。
(4)在研訂法律時又必須同時考慮到執行法律所需要的人力與物力。換言之,在頒布法律時,應對各有關機關的設備能力預作適當的考臣,以確保日後執行不會發生困難。關於食物與葯品管理的立法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過去一年半,經合會因經行政院指定研討本案,即曾廣泛征詢與管制葯品、食物、飼料、農化品、獸醫用葯等業務有關機關之意見。經合會同時也建議台灣省政府設立一個專案研究小組和一個管理食物和葯品的機關。而且除了必要的設備與人員外,省政府也必須能提供充足的預算以供運用。因為,如果沒有適當的財力,此項對公眾健康有重大利益,且為保護大眾消費者利益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勢必不能順利實行。
最後,經濟立法一定會涉及許多非經濟部主管的業務。因此,修訂經濟法規時,經濟部必須與各有關機關保持密切合作。例如,關於免稅事項,須征詢財政部意見。修正有關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的法律,必須與內政部共同合作。事實上,我們在進行法律修正工作之前,必須征詢所有有關機關的意見,並適當的考慮其所提建議。此外,為避免意見相互沖突以阻礙法律修正工作的進行,須先審慎的研訂修訂的原則,並明確的闡釋其意義。如此,則即使整個修訂工作不能不分成若干階段完成,也仍能確保政府政策前後一貫。
在立法過程中有關政策的訂定,則須經由行政院詳細討論,俾能符基本政策,而不致受到任何機構本位主義的影響。
現在可以下一結論,即法律規定乃直接的影響於人民的權益與活動,因此必須根據社會發展隨時修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經濟情況的隨時變動,也必須有新的法律以適應社會的變遷。所以,我們所需要的立法,是富於機動性的法律,作為促進社會安定與進步的動力。
本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將暫以兩年為期。為了能在此短期間完成較重要的法律修訂工作,必須就預期立法院能於1966年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修訂案,訂定工作的進度表。希望本會的工作進度能配合立法院一年兩次的會期,使本會在每六個月期間內所研擬的修正草案能適時呈報行政院通過後提出,由立法院於次一會期內完成立法。倘能如此,則本會將可達成一項極有價值的目標———助於兩年內為台灣經濟立法的現代化奠定繼續發展的基礎。
作者:李國鼎 時間:2007-11-22 9:46:00 來源:論文天下論文網
H. 綜合上述材料,談談經濟立法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
(1)材料一反映了2003—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保持了較快增長速度。材料二反專映了2008年中央財屬政預算大幅度增加「三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支出,政府更加註重解決民生問題。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是國家參與社會分配的兩個方面,財政收入增加是增加財政支出的基礎。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國家用於「三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2)國家財政具有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國家財政是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保障。財政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與基本醫療制度,可以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I. 國家宏觀調控中的,法律手段中的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和經濟手段有什麼區別與聯系三者怎麼區分糧食最
經濟立法: 是指特定國家機關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認可反映統治階級專意志,並以國家強制屬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的活動。簡單的說,說是法律的制定,包括法律的修改。
經濟司法: 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簡單的說,就是法律的執行。司法是實施法律的一種方式,對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律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手段: 是指政府在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藉助於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分為: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經濟手段是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價值形式和價值工具,主要包括價格、稅收、信貸、工資等。行政手段是國家通過行政機構,採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很常見的,比如工商局的檢查,稅務的查稅,政府的命令等等。
法律手段是通過經濟上的立法和經濟工作上的執法,對違反經濟政策的行為實施強制性的制裁,從而保證經濟發展的順利進行。
J. 環境立法促進經濟的發展
這樣的問題只有查資料了,貌似越詳細越好.
所以我給你找了個資料.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2001-12-20 09:55:23)
謝作達
進入21世紀,環保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點。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活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藍、樹更綠、水更清、城更美」,成為人們的共同心聲。江總書記在建黨80周年講話中強調指出:「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環保工作的高度重視。
環境的一般概念是指圍繞某一中心事物的周圍事物。中心物不同,環境的概念也隨之不同。我國《環保法》中所稱的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和,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產、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
環境保護就是採取行政、經濟、科技、宣傳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措施,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適合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它具有明顯的地區性。環境保護的內容大體可分兩方面:一是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包括保護城鄉環境,保持鄉土景觀,減少和消除有害物質進入環境,改善環境質量,維護環境的調節凈化能力,確保物種多樣性和基因庫的持續發展,保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二是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即防治在生產建設和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污染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環境的污染和危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環境保護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盡管中央把環境與資源保護作為基本國策之一,但環境保護形勢仍然十分嚴竣,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大的問題還未徹底解決,城市生活污染和農村面臨污染問題又接踵而來,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解決環保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我國要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毫不動搖地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各項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展開,無論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還是資源的有效利用,環境和生態的保護,都有賴於經濟的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我國在這方面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因此,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保持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方針。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解決環境問題,其本質就是一個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與自然從遠古天然和諧,到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的征服與對抗,到當代的自覺調整,努力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一矛盾運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客觀反映。有些同志認為環保與經濟發展是對立的,認為要保護環境必然要犧牲經濟的發展。這些年的實踐證明,正確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可以達到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美國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狀況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可資借鑒的範例。
當今,綠色經濟、循環經濟成為新世紀的標志。用環保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因此,如何協調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是堅持實現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的關鍵。(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一對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解決這對矛盾是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面臨是一個難題,更是我國這樣一個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從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後治理的這樣一發展模式,也就是說,在工業起步階段,由於工業文明的本質的需求,人類必須以犧牲為代價而換取人們對物質的追求。
然而,隨著世界范圍內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日益尖銳,促使人們重新認識環境和立法價值,環境體系應從原有的人與自然分裂異化「對立兩分法」走向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統一兩分法」,在處理人和自然對立統一側面時,應更多地注重統一側面,以促進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的良性循環,保護全人類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