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行為的實質
1．最廣義權力說。司法權是指「國家行使的審判和監督法律實施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權統一由各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行使。在處理刑事案件時，公安機關也參與司法活動。」
3．司法權否定說。認為從傳統的憲法理論和權力結構體繫上來看，我國並無獨立的、完整的司法權，這與一般特別是三權分立憲法的權力體系有著根本區別。有個別學者甚至提出，由於我國憲法並無對國家權力性質作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方面的橫向劃分，因此，以司法權為基礎的司法制度是不存在的
4．多元權力說。從嚴格的傳統意義上講，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相對應，指法院通過審理訴訟案件、做出判決、實施法律的權力。而在現代意義上，司法權是指包括基本功能與法院相同的仲裁、調解、行政裁判、司法審查和國際審判等解紛機制在內，以法院為核心並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和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以解決糾紛為基本功能的權力體系。
5．獨立權力說。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獨立於行政權並對其進行制約的、依照成文法和判例法決定案件的終局性權力。
6．裁判權說。司法權是裁判權，其核心在於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各類糾紛所進行的居中裁判，此種裁判對爭議的雙方具有拘束力。
7．二元權力說。在我國，按照現行的法律體制和司法體制，司法權一般包括審判權和檢察權，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檢察權由人民檢察院行使。
8．案件權力說。大陸法系的司法權是指法院審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另在行政系統設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並設獨立的憲法法院受理違憲案件。普通法系的司法權指法院審判一切法律上的爭訟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
⑵ 受賄罪的認定
受賄罪
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並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其中，次要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主要客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正常管理活動。
本罪的犯罪對象是財物。但不應狹隘地理解為現金、具體物品，而應看其是否含有財產或其他利益成分。這種利益既可以當即實現，也可以在將來實現。因此，作為受賄罪犯罪對象的財物，必須是具有物質性利益的，並以客觀形態存在的一切財物。包括:貨幣、有價證券、商品等，另外，對受賄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著眼點，既可以是該財物的價值，也可以是該財物的使用價值。所以，受賄罪中的賄賂：財物，從一定意義上說，屬於商品范疇。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具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收受他人財物並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利用職務之便是受賄罪客觀方面的一個重要構成要件，利用職務之便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職權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法作出一定行為的資格，是權力的特殊表現形式。具體是指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職務上直接處理某項事務的權利。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財物，是典型的受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受賄罪是利用職權的便利條件構成的。例如，負責掌管物資調撥、分配、銷售、采購的人，利用其調撥權、分配權、銷售采購權，滿足行賄人的願望，而收受財物。
(2)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職權，而是利用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本人從中向請託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實踐中，利用第三者職務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親屬關系，二是私人關系，三是職務關系。至於前兩種情況，利用的主要是血緣與感情的關系，與本人職務無關。對於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託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在第三種情況下，則與本人職務有一定關聯。受賄人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之便受賄，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之便，必須以自已的職務為基礎或者利用了與本人職務活動有緊密聯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賄人從中周旋使他人獲得利益。根據司法實踐，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一般發生在職務上存在制約或者相互影響關系的場合。
從受賄罪的客觀行為來看，有兩種具體表現形式:
(1)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索賄是受賄人以公開或暗示的方法，主動向行賄人索取賄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挾的方式，迫使當事人行賄。鑒於索賄情況突出，主觀惡性更嚴重，情節更惡劣，社會危害性相對於收受賄賂更為嚴重。因此，本法明確規定，索賄的從重處罰。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
(2)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賄賂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收受賄賂，一般是行賄人以各種方式主動進行收買腐蝕，受賄人一般是被動接受他人財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諾給予財物，而為行賄人謀取利益。
傳統觀點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但事實上並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則不成立受賄罪。同時認為，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已經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關於執行〈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據此，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客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而不要求實際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們將這種觀點稱為舊客觀說。舊客觀說存在許多問題，如與受賄罪的本質不相符合，與認定受賄既遂的標准不相符合，與罪刑相適應原則不相符合，於是有人提出，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是客觀要件，而是主觀要件(主觀要件說)。但這種觀點對刑法規定進行了扭曲解釋，也容易不當地縮小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因此，我們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仍然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其內容是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之前或者之後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權換利的約定，同時使人們產生以下認識: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是可以收買的，只要給予財物，就可以使國家工作人員為自己謀取各種利益。這本身就使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受到了侵犯。這樣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故符合刑法將其規定為客觀要件的表述;為他人謀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種許諾，不要求有謀取利益的實際行為與結果;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一種許諾，故只要收受了財物就是受賄既遂，而不是待實際上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後才是既遂。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許諾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當他人主動行賄並提出為其謀取利益的要求後，國家工作人員雖沒明確答復辦理，但只要不予拒絕，就應當認為是一種暗示的許諾。許諾既可以直接對行賄人許諾，也可以通過第三者對行賄人許諾。許諾既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假的。虛假許諾，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職權或者職務條件，在他人有求於自已的職務行為時，並不打算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又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但虛假承諾構成受賄罪是有條件的:其一，一般只能在收受財物後作虛假承諾;其二，許諾的內容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有關聯;其二，因為許諾而在客觀上形成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約定。
受賄行為所索取、收受的是財物，該財物稱為賄賂。賄賂的本質在於，它是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有關的、作為不正當報酬的利益。賄賂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具有關聯性，職務是國家工作人員基於其地位應當作為公務處理的一切事務，其范圍由法律、法令或職務的內容決定。職務行為既可能是作為，也可能是不作為。賄賂與職務行為的關聯性，是指因為行為人具有某種職務，才可能向他人索取賄賂，他人才向其提供賄賂。不僅如此，賄賂還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的利益，它與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對價關系。即賄賂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不正當報酬不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本身是不正當的，而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實施職務行為時不應當索取或者收受利益卻索取、收受了這種利益。賄賂還必須是一種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利益。
本法將賄賂的內容限定為財物，財物是指具有價值的可以管理的有體物、無體物以及財產性利益。能夠轉移佔有的有體物與無體物，屬於財物自不待言，但財產性利益也應包括在內。因為財產性利益可以通過金錢估價，而且許多財產性利益的價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經濟價值，沒有理由將財產性利益排除在財物之外。受賄罪是以權換利的骯臟交易，將能夠轉移佔有與使用的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至於非財產性利益，則不屬於財物。雖然從受賄罪的實質以及國外的刑法立法與司法實踐上看，賄賂可能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但我國一貫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就決定了要將受賄的認定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將非財產性利益視為賄賂，則擴大了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因此，在目前還不適宜將非財產性利益作為賄賂。
根據193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施行的《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
2、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賄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2)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
(3)強行索取財物的。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另據本法第93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包括當然的國家工作人員，即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擬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即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本條第2款是對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的規定。這種發生在經濟往來活動中的受賄，理論界稱之為經濟受賄。本款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中關於在經濟往來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種名義的手續費的規定。前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後者如國務院辦公廳1986年6月5日發出的《關於嚴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其主要內容包括:在經濟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給買方優惠，可以採取明示方式給對方價格折扣，不能採取回扣或者各種名義的手續費的方式，經營者給予對方折扣的，必須如實入帳。所謂折扣，即商品購銷中的讓利，是指經營者在銷售商品時，以明示並如實入帳的方式給予對方的價格優惠，包括支付價款時對價款總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還的形式。所謂明示和入帳，是指根據合同約定的金額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設立的反映其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事業經營收入的財務帳上按照財務會計制度規定明確如實記載。回扣是指經營者銷售商品在帳外暗中以現金、實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給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價款。所謂帳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設立的反映其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事業經費收支的財務帳上按照財物會計制度規定明確如實記載，包括不記入財務帳、轉入其他財務帳或者做假帳等。在經濟交往中，在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手續費，是指在經濟活動中，除回扣以外，違反國家規定支付給有關公務人員的各種名義的錢或物，如傭金、信息費、顧問費、勞務費、辛苦費、好處費。根據這些規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種名義的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應以受賄論處。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是由故意構成，只有行為人是出於故意所實施的受賄犯罪行為才構成受賄罪，過失行為不構成本罪。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利益，而無受賄意圖，後者以酬謝名義將財物送至其家中，而前者並不知情，不能以受賄論處。在實踐中，行為人往往以各種巧妙手法掩蓋其真實的犯罪目的，因而必須深人地加以分析判斷。如在實踐中，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益，收受財物，只象徵性地付少量現金，實際上是掩蓋受賄行為的一種手段，對之應當以受賄論處。對於這種案件受賄金額的計算，應當以行賄人購買物品實際支付的金額扣除受賄人已付的現金額來計算。
認定
(一)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的認定
本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因此，這一規定包含了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受賄罪主體的內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職權孕育的結果，兩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與行為人擁有職權時間的長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況下，職位的喪失並不直接影響行為人地位便利條件的消失。所以說，當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後，雖職權喪失了，但因原有職權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條件，不會即刻消失。這就為該類人員變成受賄罪主體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案件時，要嚴格把握、注意以下問題:
1、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託人索取或非法向請託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才能以受賄罪論處。因此，已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受賄行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2)這種便利條件，必須是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具體完成的。這種便利條件與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便利條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為請託人謀取利益。至於該利益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以及是否真正謀取到了利益，均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4)本人從中向請託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價值或使用價值，必須達到5千元起點。至於本人從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財物，是否真正歸本人所有了，並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2、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不違背原職務的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均不宜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違背原職務之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也應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
3、請託人給予行為人的賄賂，應當是離(退)休人員所要求互相約定的財物。如有不同，行為人收受後，或請託人未按約定的期限給付行為人賄賂的，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4、行為人在職期間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但未向請託人要求或約定賄賂，而請託人在行為人離(退)休後出於感謝給予財物的，一般該離(退)休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是，如果行為人違背原職務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且明知請託人是因此而給予數額較大財物的，則不因為行為人的離、退休，而影響其構成受賄罪。
5、對於離、退休人員被重新聘用，並依法從事公務中而為的受賄行為，應按受賄罪論處。
6、對於在職時受賄，而離職後為請託人謀利，或者在職時為請託人謀利，而離職後索取、接受財物的，應按受賄罪論處。
(二)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前受賄條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i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於國家工作人員取得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取得現有職權之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具體來說:
1、要嚴格把握任職前與任職後的界限。即要以行為人受聘用、委託或被任命之日起為標准區分。即行為人受聘用、委託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為的受賄行為，屬於任職前的受賄行為;而行為人受聘用、委託或被任命之日(包括當日)以後而為的受賄行為，屬於任職後的受賄行為。
2、是否依法追究行為人任職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區別對待。關鍵是看受賄行為與行為人任職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系。如果存在，則應認定為受賄罪;如果不存在，則不宜按受賄罪論處。具體來說:
(1)行為人與請託人之間有許諾，但行為人收受賄賂後，在任職後並沒有履行職前許諾的，則不構成受賄罪，但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或詐騙罪;但是，如果行為人收受賄賂後，在任職後履行了職前許諾即為請託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則應以受賄罪論處。
(2)行為人與請託人之間有了承諾，但當行為人任職後沒有按照職前承諾的內容為請託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而為請託人謀取了其他利益的，則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3)行為人與請託人之間的承諾，行為人任職後應主動履行承諾，但因客觀原因末能使為請託人謀取的利益實現的，亦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三)國家工作人員親屬受賄案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親屬，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而無論該親屬本身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⑶ 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有著怎樣本質的區別為什麼會分成這三大類
1．最廣義權力說。司法權是指「國家行使的審判和監督法律實施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權統一由各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行使。在處理刑事案件時，公安機關也參與司法活動。」
2．判斷權說。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對當事人提請其解決涉及當事人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的糾紛作出判斷，對法律進行釋義並宣告法律是什麼的終局性權力。這種權力被賦予法院和法官，以區別於立法權和行政權。
3．司法權否定說。認為從傳統的憲法理論和權力結構體繫上來看，我國並無獨立的、完整的司法權，這與一般特別是三權分立憲法的權力體系有著根本區別。有個別學者甚至提出，由於我國憲法並無對國家權力性質作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方面的橫向劃分，因此，以司法權為基礎的司法制度是不存在的
4．多元權力說。從嚴格的傳統意義上講，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相對應，指法院通過審理訴訟案件、做出判決、實施法律的權力。而在現代意義上，司法權是指包括基本功能與法院相同的仲裁、調解、行政裁判、司法審查和國際審判等解紛機制在內，以法院為核心並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和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以解決糾紛為基本功能的權力體系。
5．獨立權力說。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獨立於行政權並對其進行制約的、依照成文法和判例法決定案件的終局性權力。
6．裁判權說。司法權是裁判權，其核心在於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各類糾紛所進行的居中裁判，此種裁判對爭議的雙方具有拘束力。
7．二元權力說。在我國，按照現行的法律體制和司法體制，司法權一般包括審判權和檢察權，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檢察權由人民檢察院行使。
8．案件權力說。大陸法系的司法權是指法院審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另在行政系統設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並設獨立的憲法法院受理違憲案件。普通法系的司法權指法院審判一切法律上的爭訟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
⑷ 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有哪些
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
（1）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擴大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2）絕對禁止適用習慣法，把成文法作為刑法的唯一淵源。對於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允許通過適用習慣法定罪。
（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
(4)行政立法行為的實質擴展閱讀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隨意擅斷。
（2）實定化，即對於什麼行為是犯罪和犯罪所產生的法律後果，都必須作出實體性的規定。
（3）明確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詞或模稜兩可。
罪刑法定原則從產生之日起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則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則發生了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轉變。
⑸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⑹ 行政立法行為屬於 A.抽象行政行為B.具體行政行為C.內部行政行為D.依申請的行政行為
答案選 A ，順便給你分析下幾類行政行為的區別。 （1）抽象行政行為內與具體行政行為容的區別。具體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在國家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職權，針對「特定的」行政相對人，就「特定的」事項，作出有關該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 抽象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針對「非特定」人、事與物所作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行為。它包括有關政府組織和機構制定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行政措施、作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 （2）內部行政行為和外部行政行為。所謂內部行政行為是指在行政組織內部產生效力的行政行為.而所謂外部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在行政過程中針對作為相對一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行政行為。 （3）依申請的行政行為和依職權的行政行為。依申請的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必須根據相對方的申請才能實施的行政行為，未經相對方的請求，行政主體不能主動作出行政行為，如頒發營業執照、經營許可證等行政行為。依職權的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主動實施，無需相對方的請求，如行政處罰（主動的行政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