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的道德與法律

① 你是如何看待見義勇為中的法律與道德問題

解答如下：
我認為，提出見義勇為有罪無罪的概念，是一個假設命題，表述非常不完整。同時，還是一個前提條件不充分的假言推理，有邏輯錯誤，見義勇為與非罪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否定邏輯關系；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見義勇為是道德范疇的概念，而罪與非罪則屬於法律規范的概念。簡單地混為一談，顯然失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見義勇為者造成違法、犯罪嫌疑人員傷亡有罪嗎？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道德傳統所提倡、一直為人們所追求的理想道德標准。《論語·為政》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合乎正義的事便勇敢地去做，甚至不顧個人安危，這是一種大義。見義勇為在道德范疇內，屬於理想的道德，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和思想基礎，具有現實意義。有地方政府專門為此作出界定：「見義勇為是指不負特定職責的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同時也要看到，見義勇為是理想的道德，但非公民義務的道德。必須遵守的道德是義務的道德，做法律許可的事，守法遵法，這就是義務道德的底線。要求每個公民都有高的道德水準，具有理想的道德，人人都能見義勇為，顯然不現實也無此必要。但是公民必須守法，嚴禁逾越法律底線，否則一定會受到法律的懲戒、處罰。這是現代法治社會的秩序規范。
如果前述論點合理，那麼不可逾越法律底線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不論行為的動機和出發點有多麼高尚，都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的。見義勇為者概莫能外。於是，見義勇為的行為與後果，就被納入法律的范疇之中。認為只要是見義勇為，任何後果都不必承擔法律責任的看法，是一種情緒化的非理性觀點。這種情緒除了對法律的誤解外，還反映了一個帶普遍性的疑惑：在自己或他人遭遇不法侵害時該怎麼防衛才是正當的？從法律意義上講，正當防衛有嚴格的定義。法律保護並鼓勵公民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但必須合乎法律的規定。很多人都認為駕車追堵造成歹徒死傷的行為是正當防衛，說明不少人都具有用法律來審視問題的良好習慣。但是有一點被忽略了，對作案後逃跑的歹徒進行抓捕和為制止正在進行的犯罪而實施的防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疇，所能採取的行為也是完全不同的。從對該事件非常充分的報道看，死傷的歹徒實施的行為屬於搶奪而非搶劫，與《刑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不完全吻合。張德軍協助被搶奪的婦女抓捕歹徒，是值得贊賞的行為，但是採取的行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傷亡，顯然沒有必要也非必須。
認為只要是「見義勇為」，就可以超越法律規定而不承擔法律後果的看法，甚至濫用正當防衛的權利，只會造成以暴易暴等嚴重後果並導致私刑和報復等行為的出現，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這並非法治的進步，而是倒退。沒有法治的社會，也很難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公民守法環境。

② 道德如何保護見義勇為

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公民的道德要求。「為弘揚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美德，促進社會和諧」，受到不少人的贊許，是在引導良好的社會風尚。
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僅能激勵公民更好地與社會不良行為作斗爭，提高大眾維護社會公德捍衛法律尊嚴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還能消除見義勇為和自發救助者的後顧之憂。同時，使得見義勇為和自發救助者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得到相應的回報。要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法律和道德都需要，完全看道德並不可行，道德也需要法律的支撐。
見義勇為"這一古老命題並非法律上的概念,它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人類社會文明的象徵,是國家極力提倡的英雄壯舉。從古至今,見義勇為一直是人們追求的道德標准,當今社會上勇斗歹徒、救災搶險的英雄事跡層出不窮,但在弘揚這一高尚行為的同時,見義勇為者卻因自身正義行為遭受的損害無法得到相應保護,英雄們流血又流淚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因見義勇為負傷致殘以至於獻出生命的英雄甚至得不到基本的治療和撫恤,導致公民的行為向"揚惡"方向發展,無動於衷、袖手旁觀的"看客"大有人在,"見義勇為"這一傳統美德正緩緩流逝,那麼如何避免這種現象的漫延,如何將見義勇為美德發揚光大,筆者認為,應著力建立和完善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法律,用法律、社會援助等形式保障見義勇為者的權益。

③ 關於維護社會秩序主要依靠法律還是道德的辯論賽的資料。我方觀點是道德…各位大俠幫幫忙…下星期就要用了

《論語•為政》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合乎正義的事便勇敢地去做，甚至不顧個人安危，這是一種大義。《宋史•歐陽修傳》中載有：「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氣自若也」。可見，在我國古代，見義勇為是人們所追求的道德標准。見義勇為在道德范疇內，屬於理想的道德，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和思想基礎，具有現實意義。有地方政府專門為此作出界定：「見義勇為是指不負特定職責的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
在學術界，有學者從民法角度上進行分析，認為「見義勇為的概念應表述為：為了使國家的、集體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減少損害而做出合乎正義的行為」。有學者從正義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見義勇為應是指公民為防止、制止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他人的人身及財產遭受侵害，奮不顧身，勇敢地做出的正義行動」。也有學者從更行政法的角度認為：見義勇為行為是行政協助行為。一方面是因為見義勇為者在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正在遭受違法犯罪活動的侵害或自然災害的損害時，沒有對其進行維護的義務。另一方面，國家有義務保護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免受侵害。
孔子雲：「見義不為，無勇也。」就是講，看到合乎道義、值得去做的事情就要去做，如果不願意去做，就談不上有什麼勇敢。可見，「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提倡的道德行為標准。這種傳統美德歷來就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又煥發出了新的時代風采。我們欣喜地看到，一批又一批見義勇為的英雄群體和先進個人，面對生與死的選擇，臨危不懼，挺身而出。面對持刀行凶的歹徒毫不退縮的英雄戰士徐洪剛、以柔弱女子之軀擋住惡徒殺人屠刀的「鋼鐵女英雄」白雪潔、勇斗歹徒壯烈犧牲的下崗工人周光裕、搶救落水兒童的呼和浩特「12•14」英雄群體以及達州宣漢清溪井噴井現場的「幹部往生死線上沖，群眾往安全地帶撤」的感人事跡等等。這些來自不同戰線、工作在平凡崗位上的普通工人、農民、解放軍、學生、黨員幹部，用青春、熱血和生命奏響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贊歌。
「見義勇為」是人類社會的高尚義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任何社會對這種行為都是大力提倡和認同的。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國家法律和政府的政策都不同程度的規定了對「見義勇為」者實施保護。四川省於2000年5月，通過了《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並於同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使「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保護，以法律形式彰顯了「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
「見義勇為」是自古以來廣為國人所崇尚的一種觀點，孔子最早提出了「義」。那麼，什麼是「義」？「義」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道德范疇應該是大眾公認的，是一種社會標准，大家都去遵守，統治者也為社會穩定而去引導人們去遵守這種道德，假如有人違背了這種標准，會受到公眾、社會的譴責，所以「見義勇為」受到人們的尊重，為了「義」，有的人甚至不顧生命，這就是孟子說的：「捨生而取義」。
兩歲的佛山女童小悅悅事件， 先後被兩輛肇事車三次碾壓，在肇事車逃逸後，十八名經過的路人均對躺在血泊里的孩子視而不見。終於，一位拾荒老太發現了小悅悅，把她抱到路邊並找到其家長。有道是：「人之初，性本善」，一位拾荒老人出手救了小悅悅，原因很簡單：她沒有多少知識，不知道少部分人的反道德說辭，她也許更不知道彭宇和許雲鶴們的遭遇，無知者無畏，無知反而保護了人之為人的良知，這是她率真的體現；她如果看到小企鵝被賊鷗殘殺，她也一定會出手相救；她不會用科學的思維，認為這是一種自然規律，是天經地義的，也不會認為這是符合科學而無動於衷的。現代知識從根本上說不等於良知，這十八人沒救小悅悅，與科學家不救小企鵝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想的肯定很多，他們之中也許急於談生意，也許晚了和戀人相約，更可能想到了彭宇、許雲鶴……
（ 案例說明:〖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到的徐壽蘭老太太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徐壽蘭股骨 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自稱是樂於助人，怎麼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後在各種調解失敗後，於2007年 1月4日在鼓樓區 法院提出
〖許雲鶴案〗: 天津市車主許雲鶴因攙扶違章爬馬路護欄摔倒的王老太，被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判賠108606元。）
我們不能忽略了一點是人皆有良心，電視主持人崔永元說得好，他說如果我們這一代不主動扶倒下的老人，我們老了，下一代就會主動推我們倒下。正因為制度的缺陷和正在完善過程中所出現的必然現象，道德才尤顯珍貴和重要，也惟有藉助這一道德力量，人們才能積聚出制度變革的力量。對冷漠、自私的道德譴責，才能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輿論，從而促進制度的完善，直至成為合理的制度。兩千六百多年前的政治家、軍事家管仲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道德是一種自律的行為，物質生活的豐富發達並不總是帶來道德高尚的人民和文明的社會。道德需要我們每個人內心擁有一種神聖的純潔的心！

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48條和第183條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悟到道德與法制的哪些道理

道德和法治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國家必須講道德，如果你不講道德的話，那就要必須有法治來進行懲處，這樣才能維持正常的。

⑤ 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道德是法律產生的前提和基礎，為法律提供了堅實的社會道德支撐；而法律則是道德的深化，通過法律手段來保障道德的實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同時加強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以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緊密結合。

通過立法，直接把社會主義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義務法律化，使之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守的法律義務。例如，將見義勇為等先進行為納入法律保護范圍，給予物質和精神獎勵，積極引導人們向先進榜樣學習，培育良好的社會風尚。通過公正執法，懲治不道德行為，增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政務公開、審判公開等措施，既可增強公民監督意識，又可強化公務人員的廉政意識；依法打擊制假售假，可以促進職業道德的形成；依法懲處虐待老人行為，可以促進家庭美德的培育。通過各種形式的法制宣傳活動，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實現奠定道德基礎。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通過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政府應依法對這些活動提供一定支持和指導幫助。

建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各級黨組織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要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黨員要成為實踐社會主義道德的楷模。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而以德行政是以德治國的基本要求。在法德兼治，相輔相成的指導下，構建起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體系。

⑥ 分析見死不救的法律和道德內容

近年來，見死不救行為屢有發生，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所謂「見死不救罪」，是指眼見他人陷入險境，自己有責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觀的行為。問題是，既然法律要認定它是犯罪的，那麼法院如何認定行為人有什麼責任？如何認定具有救助能力而袖手旁觀？

例如，面對一個人溺水，站在岸上的人沒有下水救人，法院怎麼知道這個人具有救人的能力？怎麼知道這個人下水救人而不會被水淹死？又比如，如果鼓勵公民見死必救，那麼一旦因為救人而自斃，目前政府和社會在對這種見義勇為行為的經濟補償方面，未有切實可行措施，公民的後顧之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之前，對此進行定罪，會不會使得犯罪擴大化？使更多的人違法而犯罪？

如果在岸邊有幾十人或更多的人沒有下水救人，法院怎麼可能通過對如此眾多的人一個一個地進行審查，審核這每一個人是否具有救助遇難者的能力？如果在這眾多的人當中，又確實有多個人具有救助遇難者的能力，但是他們都沒有見死而救，最後法院也只是找到了其中某幾個，而放過了其他一些具有救助能力的人，而對認定有罪人少數幾個人治罪，是否是一種新的不公平？又或者是否對這眾多的人都定此罪？如此一來，不僅增加了公民犯罪的機率，而且也使法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又比如，發生了偷盜搶劫事件以後，在現場的人如果面對手持利器的歹徒，法院怎麼認定這些人是否具有救助能力？還有，因為怕犯罪，怕被追究刑事和法律責任，所以只要一有險情發生，在場公民就會迅速逃之夭夭，躲得遠遠的，這只能使險情擴大，增加險情的嚴重性，更是對遇險公民的傷害，使得他們本來可能得到救助的，反而沒有人出面相救。

另外，打擊犯罪，救火救險，畢竟只是警察的事，法律對公民沒有這樣的規定。如果認定在場公民犯有見死不救罪，會不會是對警察責任的分攤，是在為警察推卸責任，最後造成無人負責的局面？雖然有法國等國家已經有類似法律，但是也只是少數幾個國家有此類法律，這說明大多數國家對此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

見死不救，它通常只能是被視為社會的道德惡行而受到譴責。畢竟，一條法律的制定，要適合本國國情，既要打擊犯罪，又要減少犯罪，而不是增加公民犯罪的行為，更不能是導致公民犯罪擴大化。

法律從來就不是萬能的，試圖通過制定嚴刑峻法，增加犯罪的罪名，來規范社會和公民的行為，從來就是行不通的。希望通過立法，制定「見死不救罪」，是法律向道德領域的擴張，是犯罪的擴大化，與我們正在建立的法治社會相悖，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