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概論專治與法治的不同

⑴ 法治和人治哪個好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

「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對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敵。現代國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法治」。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正櫻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

「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檔塵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vii] 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舉蠢叢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所以，政治領袖個人權威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君主專制的「人治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寄託於「好君主」，一旦出現弱君或昏君，國家不是衰敗就是滅亡。中國古代歷代皇朝的滅亡幾乎都與皇朝末期的幾代皇帝昏庸無能有著直接的關聯。唐玄宗剛做皇帝時，勵精圖治，創立了「開元盛世」，但後來他寵愛楊貴妃，沉溺於後宮游樂，重用奸臣，經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現「安史之亂」，使唐朝走向衰落。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

⑵ 《法理學初階》的基本內容

【 1 】法學簡說 關於法律問題的學問，在我國先秦時期被稱為 「 刑名法術之學」，或者「刑名之學」，中國古代的「法學」一詞與來自近現代西方的「法學」概念有著很大區別。 中國古代法學是對中國現行法律的注釋，它是在對法的正當性首先加以承認的前提下，從語法結構，邏輯等方面對現行法律中的矛盾、重疊、沖突進行解釋，而不究問法律何以有效，為什麼有效。它的作用是使法律更有效力。西方近代法學的核心論點是法律的正當性，通過對人和神的認識（神事為人事立標准）對法律何以正當進行論證。 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曾給法學下過一個經典定義：法學是關於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識；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 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最早由日本輸入。日文漢字「法學」一詞由日本法學家津田真道翻譯英文和德文而來。 【 2 】法學的研究對象 法學，又稱法律學或法律科學，是研究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社會科學。 法律現象：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主要是指具有法律意義，並受法律調整的社會現象，包括法律規范、法律條文、法律意識、法律職業、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 【 3 】法學的層次 根據有的學者的研究，法學有三個層次：知識之學、智慧之學、精神之學。 【 4 】法理學簡說 法理學是以作為整體的法律的共同性問題和一般性問題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理論法學，著重揭示法律的基本原理。 「法理學」一詞是由日本近代法律文化的主要奠基人穗積陳重所創造的。 中國於1949年以後長期使用蘇聯教科書，特別是維辛斯基的《國家與法的理論》 第一章 法學歷史 【 5 】先秦諸子的法哲學思想 1、先秦儒家所要重建的禮制秩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外在的規范秩序；一是內在的精神秩序。 墨家「尚同」的秩序觀 ，墨子法哲學思想的獨到之處在於：稱天說鬼，主張法天而遵天法；提出「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和秩序觀；倡導「兼相愛，交相利」，追求普天之下的人類大同，減緩等級差別。 道家的「法自然」論，帝王政治理應效法「至公」之「天道」，觀天地之象以行人事，也就是所謂的「法自然」，而「自然」是「無為」的。法家的「刑賞二柄」說，法家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堅持趨利避害的人性論，強調用明確、公開、客觀而苛嚴的法律規范來治理國家，通過加強君主專制來建立社會秩序。 2、儒家化的古代律學：律學的基本原則是以經釋律，即依據儒家學說對以律為主的成文法進行講習和註解，使儒家經義與法律融合為一體，最終完成了法律儒家化的過程，形成了法律倫理化和倫理法律化的中國法律文化傳統。 【 6 】 古希臘的正義和法治觀念 （一）古希臘哲人的思想道路 古希臘法律思想的傑出代表是智者派、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柏拉圖---《國家篇》（《理想國》）《法律篇》《政治家篇》，正義問題乃是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題，他的法哲學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正義」之學。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他把正義分為平均的正義和分配正義（矯正正義）。 （二）古希臘的正義理論 智者派—正義實際上是遵循習慣與慣例即遵循自然法則。色拉敘馬霍斯（激進的智者派）--正義不是別的，就是強者的利益。格勞孔—法律是人們相互間的一種契約，是生活經驗和教訓的結果，它根據求利避害的自然法則而定。 （三）古希臘的法治觀念 【評析】 亞里士多德放棄了對柏拉圖「哲學王」理念的追求，將「哲學王」所蘊涵的理性精神落實在法律之中，將「法律」界定為「不受慾望影響的智慧」，法律成了純粹理性的載體，而明確提出 「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命題 ，視「法治」為最優良的治國方略。 其所理解的法治包括三個基本要素：第一，法治指向公共或普遍的利益，它不同於為了單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宗派統治或暴君專制；第二，在依據普遍規則而不是依靠專斷命令進行統治的意義上，法治意味著守法的統治；第三，法治意味著治理心甘情願的臣民，它不同於僅僅依靠暴力的支持的專制統治。 【 7 】羅馬法學 1、五大法學家：蓋尤斯、保羅、烏爾比安、帕比尼安、莫蒂斯蒂魯斯 【記憶】 2、西塞羅--《論共和國》《論法律》。他接受了斯多亞學派的自然法理論，把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發展為系統的自然論，區分了自然法與人定法，認為自然法是神的理性和自然正義，是衡量人定法的正當性標准。 3、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法則典》《學說江纂》《法學階梯》《查士丁尼新律》。統稱「國法大全」，又稱「民法大全」 【 8 】歐洲中世紀法學： 中世紀法學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注釋法學和教會法學之中。 （一）注釋法學 注釋法學分注釋法學派和註解法學派（或評論法學派），前者著眼於過去，是為了恢復羅馬法的本來面目，採用的是機械注釋的方法；後者著眼於現在，是為了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以解決現實問題並發展羅馬法傳統，採用的是評論的研究方法。 注釋法學派民展了君主權力不受限制的原則，促進了古代羅馬法在中世紀的具體運用，為王權的加強和法制統一提供了法學依據，從而有利於統一國家的形成。注釋法學派從方法論上標志著世俗法學的新生，使法學擺脫了神學的控制而成為獨立的學科。它在法學史上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代表人物：伊納留、阿佐、阿庫修斯--《通用注釋》 （二）教會法學 教會法學作為研究教會法的一門學問，是在教權與王權的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在方法論上，教會法學家也主要使用的是注釋方法。 對後世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這是由它兼具作為維護神權統治工具的法學和作為基督教文明組成部分的法學兩重屬性所決定的。

⑶ 陳光中的學術思想和理論

陳光中治學嚴謹，崇尚科學，倡導創新，注重務實。既立足於中國國情，又密切注視國際研究動向和趨勢，幾十年來孜孜以求、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論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統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訴訟價值觀
陳光中認為訴訟法的價值可分為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在現代法治國家，實體法和程序法相輔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應當承認，訴訟法的第一價值是保證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同時也不能忽視其自身重要的獨立價值。實體法和程序法不是機械的並重而是動態的並重。
（2）刑事訴訟目的觀
陳光中主張法的權利本位觀，刑事訴訟在總體上也應當以權利為本位，打擊犯罪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人權。但刑事訴訟直接的目的應當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的內涵，狹義上應指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處於弱勢地位，其權利應當是保障的重點。我國傳統上重打擊輕保障，因此既要講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又要重點突出保障人權。應當將「保障人權」載入刑訴法條文。同時，他認為強調人權保障並不意味著放棄懲罰犯罪的價值追求，而是主張在加強人權保障的同時防止削弱打擊犯罪，在強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同時強化被害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
（3）刑事訴訟結構觀
陳光中認為，科學而合理的刑事訴訟結構才能保證實現司法公正，現代法治的刑事訴訟結構應貫徹控審分離、控辯平等對抗、審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則。他主張，中國刑事訴訟中應當包括兩個三角結構：一個是在審判階段中，控辯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結構。另一個是審前階段由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以及審批逮捕、審查起訴的中立裁決者組成的三方結構。
此外，他還認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這兩種訴訟結構各有長短，兩者適當結合最有利於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應吸收西方兩大訴訟結構的長處來改革我國刑事訴訟結構。我國刑事訴訟結構近似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應適當吸收當事人主義的一些做法，同時又不能完全照搬，應保持法官在庭審中有限的主動性。
（4）刑事訴訟效率觀
在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的關繫上，陳光中主張「公正第一，兼顧效率」。他認為，在刑事訴訟價值中，公正處於核心地位，因為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正當程序查清案情，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以一種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決國家與被告人、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矛盾，從而恢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秩序。當然，公正的優先地位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情況下，為了效率，不得不對公正的價值作出適當的犧牲，但是這種犧牲不能過分，否則就會違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的訴訟真實觀
陳光中認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價值論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他不同意否定認識論對證據制度起指導作用的觀點。他認為刑事訴訟證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達到訴訟客觀真實，即司法人員的主觀認識力求符合案件客觀事實。他主張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由於訴訟證明的復雜性，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證明不能只適用一個統一的證明標准，而是要有層次性，如適用推定等，這樣就必須適用法律真實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實不與客觀真實相結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觀主義。
（2）證據裁判原則
證據裁判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中認定犯罪事實時必須遵循的原則。訴訟證明方式的演進歷史，不應以歐洲大陸為中心，而應擴展至世界范圍,將其分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證據裁判三個階段。證據裁判原則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根據。證據必須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可采性。定罪證明標準是 「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其中「事實清楚」是主觀標准，「證據確實充分」是客觀標准。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將其作為證據確實充分的關鍵條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對排除合理懷疑關於「接近確定性」或「95%」的解釋。對案件的主要事實應達到結論唯一性，以嚴防冤案的發生。
（3）刑事證明理論
陳光中主張，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在廣義上，應當指公安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以及他們所委託的辯護人、代理人收集、運用證據認定刑事案件事實的活動。對於證明責任問題，他主張對舉證責任和職務證明責任進行區分，舉證責任是指在法庭審理階段，控辯雙方對法庭承擔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而職務證明責任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基於職責，在訴訟證明中所應達到的要求，即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處理性決定時必須具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責任，它要解決的是國家專門機關在追究犯罪時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關系問題。
（4）刑事證據原則和規則的完善
陳光中主張為了實現證據制度上科學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據國際人權的有關規定並參考外國的證據法，應當確立以下原則、規則：無罪推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拒絕作證特權，傳聞證據規則等等。他力主疑罪從無，認為疑罪從輕實質上是有罪推定並且是產生冤假錯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訴法修改，增加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重要規定，這與陳光中的努力有關。對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陳光中主張建立相對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刑訊獲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證據效力；實物證據則由於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應採取裁量排除原則，即根據違法程度、案件的性質、公益的保護等因素綜合加以酌量考慮，具有一定的彈性。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和證明標准上，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認為指控犯罪的證據為非法取得並提出相關線索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為合法取得，其證明標准為確實充分，至少要達到證據明顯優勢。 （1）加強被告人權利保障
陳光中認為，在當前，刑訊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無辜是最大的實體不公。為了遏制刑訊逼供，陳光中主張，擴大刑訊手段的解釋范圍，即刑訊不僅指對肉體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實現看守所中立，並由其進行全程錄像或者錄音；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對的沉默權。
（2）完善辯護制度
陳光中始終認為，辯護制度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發表的處女作論文中就通過介紹蘇聯辯護制度主張在新中國建立辯護制度。後又在兩次主編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以及發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斷完善辯護制度。如主張律師在偵查階段應當以辯護人的身份參加，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有權收集證據等。他是最早主張在我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應當全程實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強化被害人的權利保障
陳光中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應加強被害人人權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訴訟法時，他主張在加強被告人權利的同時擴大被害人的權利。經立法部門和學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把被害人列為當事人之一，賦予了他申請迴避權和要求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權利，從而加強了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當前他又主張制定新法，創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敗犯罪案件偵查手段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在我國的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檢察機關取證能力較為有限，難以有效地打擊腐敗犯罪。《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0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在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動和電子或者其他監聽形式等特殊偵查手段。但我國1996年刑訴法對這些手段均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他建議，修改刑訴法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反腐敗偵查部門有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2012年刑訴法再次修改時吸收了此建議，將特殊偵查手段納入刑事訴訟法規制范圍之內。同時，他特別強調，在強化犯罪偵查能力的同時，加強對檢察機關權力的制約也非常必要。
（5）二審程序的進一步完善
陳光中認為，我國刑事二審程序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權利救濟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發揮出來。1996年刑訴法修改對二審審判改革力度明顯不夠。為充分發揮二審程序的功能，刑訴法再修改應當堅持全面審查原則、擴大開庭審理的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改革發回重審制度、創建當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審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
（6）死刑復核程序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死刑復核程序是最後一道把關的程序，應當向訴訟化方向進一步完善：第一，法官應當訊問被告人；第二，必須有辯護人參與，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聘請辯護律師的，應當指派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參加。第三，對控辯雙方有爭議的重要證據要認真細致地核實，必要時可以到當地召開不公開的聽審會，通知辯護律師和公訴人到場，對證人、鑒定人等言詞證據來源加以質證，以便更有效地判明這些證據的真實性。以上部分主張被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所採納。
（7）再審程序的改造
陳光中認為，我國傳統觀念上強調「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單純追求實體公正，具有片面性。現代化的再審程序必須把既判力理念、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規則、程序安定性與糾正錯判結合起來，區別有利於被判決人和不利於被判決人兩種情況做不同處理。他認為在再審理念上不能只強調程序終局性而不注意糾正生效裁判實體錯誤，特別是對無罪錯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時候都應當允許申訴，在查清案件事實真相後，必須加以改判平反，還無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陳光中認為原刑訴法對未成年人被追訴人的特點關注和權利保障很不夠，主張再修改時應專章設立未成年人訴訟程序，規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確立全面調查、分案處理和辦案人員專業化的制度；實行指定辯護制度，提高逮捕標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點消除制度，並率先提出增設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以上主張大多被2012年刑事訴訟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陳光中認為，近些年來，在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實務部門通過開展試點，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刑事和解制度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能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有利於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體地位並提高訴訟效率。刑事和解應當貫穿於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的刑事訴訟全過程。同時還應加以規范，使其發揮最大功能，將弊端減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價以及放縱犯罪或者處罰過輕現象。
（10）刑事賠償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光中教授就率先關注和倡導建立中國的刑事賠償制度。他指出，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應當盡快建立刑事賠償制度，以使憲法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具體化，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他建議，享有刑事賠償請求權的條件，應當包括錯誤羈押和錯判，錯判以無罪枉判為限。關於賠償的范圍和標准，他認為，我國確立刑事賠償制度時應當以賠償經濟損失為主，賠償金應當由國庫支付。他還建議，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如果挾嫌報復、玩忽職守，造成錯誤羈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除了應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外，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些建議，後來大多被1994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所吸收。十多年後，根據法治建設發展，立法機關啟動國家賠償法的修改。陳光中積極參加修改座談會，還在權威刊物發表論文，對如何改革刑事賠償制度提出系統建議，其中不少主張為2010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修正案所吸收。 （1）與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銜接
在聯合國司法准則問題的研究上，陳光中率先敏銳地認識到了該問題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國內居於領先地位。1998年，陳光中與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國際中心合作推出的《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一書，是國內最早專門探討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在中國的實施問題的專著。他認為，聯合國人權准則是從人類社會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來的准則，我們應當予以尊重。對於我國已經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則應當認真、嚴格地予以遵守，不宜與之發生明顯的不協調的現象。他認為目前我國的刑事法律在保護人權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應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條件，努力使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內容在我國能真正得以實現，必要時還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與國際條約相接軌。
2002年，陳光中主持起草了《關於我國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書》，並公開發表在《政法論壇》雜志上，他希望通過該建議書促進我國早日批准和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促使我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改善，促進我國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對於我國批准和實施該公約的條件問題，他認為，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基本具備批准和實施公約的條件。對於公約與我國國內法的協調問題，他認為，我國憲法沒有對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問題作出原則性規定，將來應當對該問題在法律上加以明確，確立優先適用國際法的原則。對於該公約條款的保留問題，陳光中建議，在批准公約時盡量不保留，把保留和聲明的條款減少到最低限度。關於該公約的批准時間問題，他建議，我們應當積極創制條件，認真做好各種准備工作，以爭取盡快批准公約。
（2）對外國法制經驗的借鑒
早在1988年，陳光中主編了《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一書，這是建國以來我國法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外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專著。在對待外國法治的態度上，陳光中教授認為，西方國家法治的一些內容，反映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動的共同規律，不能簡單地用階級性予以否定，應當在立足我國國情的基礎上，認真加以借鑒和吸收。特別是從「二戰」結束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刑事訴訟制度方面有不少變革和發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一般規律和發展趨向。這些規律和趨向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2004年，陳光中教授又主編出版了《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一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刑事訴訟立法的最新變革動向以及聯合國有關刑事訴訟的條約，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及探討刑事司法發展規律提供重要資訊。但是，陳光中教授從來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認為，對外國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須同本國國情相結合。 1. 《刑事證據制度理論》（合著），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師學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國法律教程》（主編），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華法學大辭典·訴訟法學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第一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聯合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第一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國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審判公正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審程序與人權保障》（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主編），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修訂版）》（副主編，並任其中的「刑事訴訟法」、「司法組織」學科主編），中國網路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較與借鑒——從各國經驗看中國刑事訴訟法改革路徑》（第一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和反腐敗公約程序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第一作者），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陳光中法學文選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陳光中法學文選》（三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國刑事二審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釋義與點評》（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訴訟法》（第五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學概論》（第五版）（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103年版。
28. 《證據法學（修訂版）》（主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論檢察》（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 《蘇聯的辯護制度》，載《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關於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分類與間接證據的幾個問題》（合作），載《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國古代刑事立法簡述》，載《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論封建法制》，載《法學研究》1979年第1期。
5. 《試論我國封建法制的專制主義特徵》（合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6. 《應當批判地繼承無罪推定原則》，載《法學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國古代的上訴、復審和復核制度》，載《法學評論》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訴訟法——赴日本考察報告》（合作），載《法學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損害賠償制度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87年第1期。
10. 《關於檢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訴訟法的幾個問題》，載《浙江法學》1987年第3期。
11. 《外國刑事訴訟法程序的近期發展趨勢》，載《比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形成和特徵》，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關於中國的判例制度研究》，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89年第4期。
14. 《處理兩岸間刑事法律之我見》，載曾憲義等：《大陸法律學者論「海峽兩岸關系暫行條例」》，台灣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問題新探》（合作），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制度》，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國大陸的法學教育》，載《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1992年。
18. 《關於反貪污賄賂立法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合作），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國刑事訴訟目的與審判結構之探討》，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訴訟法發展趨勢與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展望（要點）》，載《93』刑事訴訟法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1994年1月。
21.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5年。
22. 《孫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法制思想》，載《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
23. 《論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指導思想》，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訴訟法修改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4、5期。
25.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現況及發展趨勢》，載《中國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權保障的新篇章》，載《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
27. 《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合——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體會》，載 《政法論壇》1996年第6期。
28. 《中國刑事訴訟法之改革》，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顧與展望》，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訴訟法學二十年》，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31.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並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合作），載《中國法學》 2001年第1期。
33. 《論刑事訴訟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訴訟價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評》（合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國刑事強制措施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5期。
36. 《關於鐵路司法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訴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證據法若干問題之思考》，載《證據法論叢》（第8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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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試論我國刑事審判監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鑒定製度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2.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44. 《附條件不起訴：檢察裁量權的新發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機關的中國式解讀》（合作），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
46. 《國家刑事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若干問題之展望》，載《法學》2008年第6期。
48. 《改革開放30年的刑事訴訟法學》（合作），載《現代法學》2009年第1期。
49. 《訴訟真實與證明標准改革》（合作），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訴訟立法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國初期司法改革運動評說》（合作），載《首屆中國法學名家論壇論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合作），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問題研究》（合作），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54. 《再談刑事和解》，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國語境下的證明責任問題探討》（合作），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證據制度改革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探討——以兩院三部<兩個證據規定>之公布為視角》，載 《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
57. 《關於司法權威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政法論壇》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視野下的二審程序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3期。
59. 《我國公訴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論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裁判原則——兼談<刑事訴訟法>修改中的若干問題》（合作），載《法學》2011 年第9期。
61. 《關於修改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若干問題的思考》（合作），載《法學》2012年第11期。 62. 《比較法視野下的中國特色司法獨立原則》，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載《澳門研究》2013年第1期。
64. 《關於深化司法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合作），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
65. 《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合作），載《訴訟法學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論無罪推定原則及其在中國的適用》，載《法學雜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之探討》（合作），載《中國法律》2013年第5期。
68. 《嚴防冤案若干問題思考》（合作），載《法學家》2014年第1期。
69. 《應當如何完善人權刑事司法保障》，載《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1期。
70. 《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改革》，載《中國司法》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