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法治
A.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B.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疫情期間如何體現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必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原則，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學立法，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體系。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機構設置和組織編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就要加快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組織編製法律法規體系，推動機構編制科學化、規范化、法定化，改進機構編制管理方式。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制定中國共產黨機構編制工作條例，完善機構和編制方面的黨內法規。協調發揮好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在規范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中的作用，把黨政機構統籌起來考慮、設置，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黨政機構新格局。要完善黨政部門機構設置、職能配置、人員編制方面的規定，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和編制，充分發揮法律引領、推動、保障機構改革的作用，保障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順利、平穩、有序開展。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現組織法定，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奠定製度基礎。
深化改革，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在行政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上，要做到職責明確；在履行職能和行使權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調整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責劃分不夠科學、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問題。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能，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改革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精簡整合辦事機構，精幹設置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簡化辦事手續環節，加快「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整合精簡執法隊伍，完善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解決執法不作為、亂作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等問題，營造公正、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發揮法治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的關系。實現改革與法治相向而行、同步雙贏，要求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要求，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與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相關的法律法規，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該制定的制定，為機構改革掃清法律障礙，為改革後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提供製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設定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事項，應當及時啟動法律修改和廢止程序，確保在法治的框架內推動改革。只有將改革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動改革，以剛性的制度管許可權權，才能增強改革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順利完成改革任務。十三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賦予國家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用一節五條的篇幅規定國家監察機關的產生、性質、組成、體制、許可權和程序等重大問題，並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就是為了確保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於憲有源、於法有據，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既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進改革，充分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強化法治，主動適應改革需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
C. 加強什麼依法審慎決策嚴格依法實施防控措施
加強風險評估依法審慎決策嚴格依法實施防控措施。
法者，治之端也。當前，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至關重要。全省上下要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依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身體健康
疫情發生以來，陝西依法嚴懲「醫鬧」及傷害醫護人員、生產銷售偽劣防治防護物資、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惡意傳播疫情謠言、故意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違法犯罪行為，為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
面對疫情防控的緊迫形勢，各級各部門必須全面依法履行職責，進一步明確責任分工，積極主動履職，抓好任務落實，不斷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
另一方面，要加強治安管理、市場監管等執法工作，加大對暴力傷害醫務人員的違法行為打擊力度，嚴厲查處各類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價格的違法行為，依法嚴厲打擊抗拒疫情防控、暴力傷醫、制假售假、造謠傳謠等破壞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保障社會安定有序。
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總體戰，必須依法治理。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要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
D. 運用權力與義務的關系,說說我們如何樹立戰疫法治意識
在疫情防控期間，樹立戰疫法治意識至關重要。
2. 充分發揮自己作為公民的義務角色，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道德准則。
3.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個人衛生，採取預防措施降低感染風險。
4. 監督他人是否遵守相關規定，一旦發型笑洞現違規卜枯行為及時進行舉報，保護公共安全。
5. 加強對法制知識的學習和了解，增強自身的法律素養。
6. 消除「非我族類」的偏見和歧視，為統一戰線貢獻力量。
通過以上措施，我們可以樹立起戰疫法治意識，並在應對升襲突發事件時更好地遵守相關規定和法律，保護社會公共安全。
E. 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如何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堅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堅持常備不懈，將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織密織牢第一道防線。
(5)疫情中的法治擴展閱讀：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
1、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行有力，精準解決疫情第一線問題。要健全科學研究、疾病控制、臨床治療的有效協同機制，及時總結各地實踐經驗，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范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
要平戰結合、補齊短板，健全優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支持一線臨床技術創新，及時推廣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F. 對比中西方抗疫答卷,我們的制度有哪些顯著優勢
中國制度顯著優勢：
1、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創建並不斷發展完善的國家制度，其承載的價值必然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堅持人民至上。我們黨為之奮斗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
這次抗疫斗爭，生動地體現了我們黨的人民立場和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價值取向，也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的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
2、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
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既需要通過系統完備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來實現，同時又不斷釋放出推動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政治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迅速將疫情防控工作上升為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
3、全國一盤棋的合力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提高站位看問題，配合大局作謀劃，從而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次疫情防控斗爭，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構建起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防控體系，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合力優勢。
4、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在內的科學制度體系，其顯著優勢涵括「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這次抗疫斗爭，堅持在黨的領導下依法科學有序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優勢。
5、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黨指揮槍，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於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人民軍隊牢記習近平主席囑托，牢記人民軍隊宗旨，聞令而動、勇挑重擔、敢打硬仗，夜以繼日地奮戰在最危險的地方，奮戰在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