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論文刑法學
『壹』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下面是我帶來的關於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一)
1. 論信用卡詐騙罪
2. 集資詐騙罪研究
3. 論保險詐騙罪
4. 論合同詐騙罪
5. 騙取出口退稅罪研究
6. 論偷稅罪
7. 走私罪研究
8. 論虛假廣告罪
9. 緩刑適用實證研究
10. 論網路虛擬財產的刑法保護
11. 監督過失責任論
12. 刑法學視域下的克隆人及其立法
13. 應設立“性賄賂罪”
14. 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15. 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罰模式的選擇
16. 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17. 網路流行語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及其對策思考
18. 我國恐怖主義犯罪的成因與防治
19. 在押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救助
20. 社會化與社會控制視角下的青少年犯罪
21. 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原因探析
22. 虛假訴訟罪:概念界定與學理分析
23. 論幫助信息網路犯罪活動罪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二)
1. 論“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2. 論醫療事故罪
3. 論搶劫罪
4. 貸款詐騙罪研究
5. 《刑法修正案(九)》中“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相關條款的理解適用
6. 論《刑法修正案(九)》關於職業禁止的規定
7. 企業犯罪預防中國家規制向國家與企業共治轉型之提倡
8. 從《刑法修正案(九)》看我國死刑制度的進步
9. 論危害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解釋
10. P2P網貸與金融刑法危機及其應對
11. 《刑(九)》有哪些變化
12. 大數據技術在預防官員貪腐犯罪中的應用
13. 民營企業民間融資法律風險探析--以“刑民界分”為切入點
14. 論刑法中的精神病辯護規則--以美國法為範例的借鑒
15.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工作的幾點思考
16. 網路金融犯罪及有效的防控策略研究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三)
1. 緩刑制度研究
2. 論假釋制度
3. 論數罪並罰制度
4. 論罰金刑
5. 死刑問題研究
6. 持有型犯罪研究
7. 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的區別
8. 論洗錢罪
9. 論非法經營罪
10. 姦淫幼女類強奸案中主觀“明知”的審查認定
11. 利用木馬程序刪改數據進而竊取錢款之定性
12. 簽發空頭支票支付債務的行為定性
13. 食品葯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
14. 開封聯合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活動
15. 本溪開展打擊食品等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16. 遏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司法保障
17. 煙紙店的法律故事
18. 困境與出路:罪刑法定司法化再解讀
19. 工程建設領域賄賂犯罪研究
20. 淺議《刑法修正案(九)》關於虐待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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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刑法學碩士論文題目
如果一篇文章象一張網,則題目就是綱,綱舉目張,就是說看了論文題目,就能窺見全篇論文的實質和精華所在,也可以說題目對論文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下面是我帶來的關於刑法學碩士論文題目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刑法學碩士論文題目(一)
1. 罪數認定的新標准與吸收犯概念的重構
2. 間接正犯概念的否定性清理
3. 《刑法修正案(九)》對危險駕駛有新的更嚴格規定
4. 刑法人格界定問題思考
5. 食品安全刑法保護制度的缺陷與完善
6. 經濟犯罪中被害人過錯的認定與適用
7.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觀察與思考
8. 從業禁止適用范圍探究
9. 假釋聽證制度改革
10. “醫鬧入刑”後完善醫患糾紛解決機制的思考--醫方醫療過錯的自我評價與告知機制的構建
11. 基於中越邊境拐賣婦女犯罪的國際警務合作機制研究
12. 浮出水面的窩案
13. 未成年人不應構成毒品再犯--基於對刑法356條規定的反思
14. 論英國刑法學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兼論犯罪故意概念對我國刑法立法的反思
15. 完善行賄罪立法--兼論《刑法修正案九》行賄罪新規
16. 農村教師對中小學生性犯罪的啟示與思考
17. 淺析我國減刑、假釋程序的完善
18. 貪污受賄犯罪起刑數額小議
刑法學碩士論文題目(二)
1. 《刑法修正案(九)》關於涉恐犯罪規定的學理置評
2. 啟動刑法全面修訂之探討
3. 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益刑事保護研究
4. 網路借貸的刑法規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切入點
5. 股票配資案中非法佔用保證金的行為定性
6. 論刑法中不合理的“性別標簽”
7. 從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看死刑制度的存廢
8. 罰金刑相關替代制度分析及我國罰金刑的完善
9. 我國刑罰體系之適應性調整研究
10. 愛錢如命的貪官
11. 城市拆遷過程中的職務犯罪的成因分析及對策研究
12. 論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相同商標”的界定
13. 男性應被納入我國強奸罪的保護對象
14. 刑法因果關系問題研究
15. 罪刑相適應原則研究
16. 探析持有型犯罪的證明責任問題--以主觀罪過證明為視角
17. 論正當防衛限度--以南寧男子見義勇為案為例
18. 對刑事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的探討--以“秦某某網路造謠案”為例
19. 以沒收財產償還犯罪分子所負債務問題研究
20. 論刑法學命題的妥當性
21. 從絕對到相對:晚近德、日報應刑論中量刑基準的變遷及其啟示
刑法學碩士論文題目(三)
1. “抗震英雄少年”淪為囚徒
2. 非法拘禁案中案
3. 女企業家智斗綁匪
4. 就這樣“被酒駕”
5. 網游達人叫板運營商
6. 中銀巨貪亡命泰國
7. 基於我國的傳統與現實試談婚內強奸
8. 論信用卡催收中的法學問題
9. 刑事立法發展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契合
10. 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相關問題研究--以網路技術為研究視角
11. 女性經濟犯罪犯因性分析及預防對策
12. 盜竊未遂法律適用問題探討
13. 論“碰瓷”行為的刑法定性
14. 通過死緩限制減刑的死刑控制
15. 任人唯“錢”的組織部長
16. 醫院內的“塌方式”腐敗
17. 迷失在權力旋渦里的區委書記
18. 貪污罪之彈性定罪模式考量--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為範本
19. 群體性事件中網路謠言犯罪研究--以社會敵意為視角
20. “問題豆芽”案的刑事法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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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高分求畢業論文（刑法）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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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論文
論數罪並罰
論文摘要：我國刑法中的數罪並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數罪並罰制度具有數罪特徵、時間特徵、原則特徵這三個主要特徵。實行數罪並罰是罪刑相適應的要求；是有罪必罰、一罪一罰原則的要求；實現刑罰目的的要求。數罪並罰的原則有吸收原則、限制加重原則、並科原則、折衷原則。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司法實踐，以及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完善。
關鍵詞：刑法數罪並罰 司法實踐 立法完善
一、數罪並罰的含義
我國刑法中的數罪並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這一制度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的特徵：
（一）數罪特徵，即一人犯有數罪。這是適用數罪並罰的前提。因此，正確適用數罪並罰，首先應當注意正確區別一罪與數罪。行為人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犯罪故意或過失，實施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具備兩個或兩個以上犯罪構成的，就是數罪。只有對實施了數罪的人，才能進行並罰。
(二) 時間特徵，即數罪必須是在法定期限以內發生的。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行為人犯有數罪的，實行數罪並罰。具體講，以下情形應當適用數罪並罰；1、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異種數罪的；2、判決宣告以後刑罰還沒有執行完畢以前或在緩刑、假釋考驗期限內發現漏判之罪的；3、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或在緩刑、假釋考驗期限內又犯新罪的。
（三）原則特徵，即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合並處罰，在對各罪分別定罪量刑的基礎上，按照法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對數罪所採取的並罰方法，在刑法頒布之前及頒布之初，司法實踐中較為普遍的採取「估堆」的方法，即只對各罪分別定罪，並不對數罪分別量刑，只將數罪作為一個整體籠統也量刑。1951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一人犯數罪如何量刑問題的批復》中曾指出：「法院審判一被告犯數罪時應如何判處罪刑的問題……原則是仍應先就各個犯罪分別宣告其所處之刑罰，再宣告其執行之刑罰。」但是，這一《批復》也為「估堆」方法提供了權威性的依據。該《批復》第二項認為：「現在有某些法院的判決，在事實項下雖認定數個犯罪，在主文內只宣告一個刑罰，亦可認為系簡略形式，可以允許。」事實證明，數罪並罰中的「估堆」量刑方法既不能保證准確地適用法律，也不能保證辦案質量，判決不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不便於糾正，因而是不可取的。在審判實踐中，即使數罪中有一罪或數罪應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包括死緩），也同樣應該對各罪分別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執行其中最高的刑罰。1987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對數罪中有判決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如何實行數罪並罰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於數罪中有一罪或者數罪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含死刑緩期2年執行，下同）的案件……如果不分別量刑，就看不出對每一個罪是如何量刑的，既可能影響被告人行使上訴權，也會給上級法院審查原判量刑是否適當造成困難……今後對被告人犯數罪，其中有一罪或者數罪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對各罪應當分別量刑，然後決定執行其中最高的刑罰。」
二、數罪並罰的意義
一人犯數罪，古已有之。對於犯數罪的如何處罰，歷代法律也多有規定。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長期沒有頒布系統的、法典性的刑事法律，解決數罪並罰問題只能靠一些單行的法規和司法解釋。由於立法不明確，諸多問題缺乏法律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實際操作困難重重，隨意性很大，不少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統一，也不科學。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以後，對數罪並罰的原則和不同情況的數罪具體並罰的方法，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規定，從而為人民法院正確解決數罪的並罰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具體講，對數罪實行並罰，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一）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量刑的依據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一人犯一罪與一人犯數罪相比，無論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方面，還是在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方面，都要大得多。因而犯數罪的人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更為嚴厲的社會譴責。對犯數罪的人實行並罰，體現了從重的精神，即使在數罪中最高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時只執行死刑或無期徒刑，分別定罪量刑也表明了社會對犯數罪譴責的嚴厲程度大於犯一罪的。
（二）是有罪必罰、一罪一罰原則的必然要求。馬克思指出：「懲罰在罪犯看來應該是他的行為的必然結果。」犯了罪而受不到應有的懲罰，或者犯了數罪與犯了一罪在懲罰上沒有區別，就不可能遏制犯罪現象的發生，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因此，有罪必罰、一罪一罰作為一項刑法原則被廣泛承認。遵循這一原則，就必須數罪並罰。
（三）是實現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犯罪是對正常社會秩序的否定，刑罰則是對犯罪的否定之否定，通過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表達社會正義觀念，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對犯一罪的人與對犯數罪的人在處罰上不作區別，既不能實現遏制犯罪的目的，導致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與犯罪人因犯罪所受的懲罰明顯失衡，也不能實現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
三、數罪並罰的原則
數罪並罰原則的種類主要可歸納為如下四種：
（1）並罰原則，亦稱相加原則、累加原則或合並原則等，是指將一人所犯數罪分別宣告的各罪刑罰絕對相加、合並執行的合並處罰規則。
（2）吸收原則，是指對一人所犯數罪採用重罪吸收輕罪或者重罪刑吸收輕罪刑的合並處罰規則。換言之，它是由一人所犯數罪中法定刑最重的罪吸收其它較輕的罪，或者由最重宣告刑吸收其它較輕的宣告刑，僅以最重罪的宣告刑或者已宣告的最重刑罰作為執行刑罰的合並處罰規則。
（3）限制加重原則，亦稱限制並科原則，是指以一人所犯數罪中應當判處或已判處的最重刑罰為基礎，再在一定限度之內對其予以加重作為執行刑罰的合並處罰規則。
（4）折衷原則，亦稱混合原則，是指對一人所犯數罪的合並處罰不單純採用並科原則、吸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而是根據法定的刑罰性質及特點兼采並科原則、吸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以分別適用於不同刑種和宣告刑結構的合並處罰規則。換言之，它是指以上述一種原則為主、他種原則為輔，將其分別適用於不同刑種或刑罰結構的數罪合並處罰方法。
鑒於上述並罰、吸收、限制加重這三種原則各有得失、難以概全，目前除極少數國家單純採用某一種原則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採用折衷的原則。
四、我國的司法實踐
我國現行刑法採取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則為主，以吸收原則和並科原則為補充的原則。刑法第69條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根據這一規定，對判決宣告以前犯數罪的，我國刑法採用的數罪並罰原則， 全面兼采各種數罪並罰原則，包括吸收原則、限制加重原則、並科原則，且所採用的各種原則均無普遍適用效力，每一原則僅適用於特定的刑種。其中，限制加重原則居於主導地位，吸收原則和並科原則處於輔助或次要地位。我國數罪並罰原則的這一特點，是由我國刑罰體系的特點和各個刑種的實際適用狀況或程度所決定的。
（一）數罪中有一罰被判處死刑或者先期徒刑的，採取吸收原則。
即數罪中有一罪或幾個罪被判處死刑的，不論其他罪被判處何種較輕的主刑，只執行死刑，不再執行其他較輕的主刑；數罪中有一罪或幾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也不論其他罪被判處何種較輕的主刑，只執行無期徒刑，不再執行其他較輕的主刑。這是因為，死刑是以剝奪受刑人的生命為內容的刑罰，生命既不存在，其他以剝奪或限制自由為內容的較輕的主刑就失去了繼續執行的可能。無期徒刑是以剝奪受刑人的終身自由為內容的刑罰，不能先執行較輕的主刑，如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然後再來執行無期徒刑。就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實際情況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真正在監獄服刑終身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無期徒刑犯均能通過減刑等途徑而獲得提前釋放。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在無期徒刑執行以後，再執行數罪中其他罪被判處的無期刑或較輕的主刑。但是，法院在決定對無期徒刑犯是否減刑以及減刑的幅度大小時，罪犯是否被數罪並罰以及被無期徒刑所吸收的主刑情況，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數罪中判處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無期徒刑，能否「升格」決定執行死刑？對此，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肯定說認為，在一人所犯的數罪中判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無期徒刑時，盡管每一種罪獨立地看，都不夠判處死刑，但判幾個無期徒刑本身就說明該罪犯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可以將他所犯的數個無期徒刑合並執行一個死刑，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折衷說認為，一般說來，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升格執行死刑。但是，如果一人所犯的兩罪中，其中之一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倘若他只犯這一罪，屬於可殺可不殺的情況，而事實上他又犯了另一罪，並且分別看來都應當判處無期徒刑，那麼，審判人員便可以根據整個案件的情況，對其中一個掛死刑的罪判處死刑，然後採用吸收原則，決定執行死刑。否定說認為，死刑與無期徒刑之間雖然只相差一格，但存在死與生本質上的區別。同時，上述主張不適當地擴大了死刑適用的范圍，與我國堅持少殺的死刑政策相違前。有的學者明確指出：「由於各種刑罰的性質不同，執行的方法不同，因此，適用同種數刑並罰時……不能把數個無期徒刑合並後升格為死刑，而只能執行一個無期徒刑。」
（二）數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採取限制加重原則。
所謂「限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只能在數罪的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限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其二是酌情決定執行的刑罰受數罪並罰法定最高限度的限制，即管制最高不能超過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1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所謂「加重」，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數刑中最高刑期的基礎上加重處罰，決定執行的刑期不能低於數刑中的最高刑，而必須在數刑中的最高刑期以上；二是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的刑罰，其最高限度可以超過某種刑罰正常的法定最高限度。例如，根據刑法第45條的規定，在犯一罪的情況下，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為15年，而在數罪並罰情況下，其最高期限則為20年。
（三）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採取並科原則，即附加刑仍須執行。
附加刑具體執行的時間，因附加刑的性質不同而不同：被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的，可以在主刑執行之前或執行過程中執行；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管制的，與主刑同時執行；主刑為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剝奪政治權利應在有期徒刑或拘役執行完畢以後執行。對於主刑已經執行完畢，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罪的，如果所犯新罪無須判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應在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以後，繼續執行前罪沒有執行完畢的附加剝奪政治權利。
五、數罪並罰的幾種情況
根據犯罪人實施數罪或司法機關發現數罪時間的不同，數罪可以分為若干不同的情況。對於不同情況的數罪，並罰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依照我國刑法第69條、第70條、第71條、第77條和第86條的規定，對不於不同情況的數罪，應分別採取以下方法並罰：
（一）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並均已被發現的並罰
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並均已被發現的，這是數罪並罰的基本形式。其基本特徵是：（1）一人犯有數罪；（2）所犯數罪是在判決宣告以前實施並且已被發現的；（3）在對各罪分別定罪量刑的基礎上，依照刑法第69條的規定，即我們上節所述的原則，決定犯罪人應執行的刑罰。
（二）判決宣告以後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漏判之罪的並罰
「漏罪」是指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有數罪，在對其他罪作出判決時未被發現的罪。根據刑法第70條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後刑罰還沒有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被判刑的犯罪人在判決宣告以前還犯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對新發現的罪（包括同種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判決所判處的刑罰與新發現之罪所判處的刑罰，按照刑法第69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計算在新判決決定執行的刑期以內。
六、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刑罰的具體運用中，數罪並罰是一項重要的制度。這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實踐問題。197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新中國第一部系統、全面規定這一制度的法典，它為一人犯數罪時的合並處罰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歷經十餘年的實際施行，立法規定中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並直接影響到司法實踐的實際運用。令人遺憾的是，1997年修訂的刑法中，除刪除1979年刑法中個別多餘字句處，數罪並罰制度並未得到實質性的完善。
（一）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罪質
並罰的前提條例是一人犯有數罪。在現實中，一人所犯數罪既有同種數罪，也有異種數罪。區別同種數罪與異種數罪的標準是行為人實施的數個獨立的犯罪行為的罪質是否相同。相同的為同種數罪，反之是異種數罪。1979年刑法對數罪並罰中判決宣告以前一個所犯數罪的種類未作限制，由此引發出理論界關於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同種數罪應否按照1979年刑法第64條的規定進行並罰的討論。經過長時期的激烈爭論，現已趨於達成一致意見，即判決宣告前一人犯有同種數罪的不必並罰，只作為一罪從重處罰。這是因為：（1）從以往的刑事立法看，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犯貪污罪「屢犯不改者」，「得從重或加重處罰。」同條第2款規定：「因貪污而兼犯他種罪者，合並處罰。」（2）從現行刑事立法看，現行刑法對各種犯罪規定了較為寬廣的法定刑幅度，這為對犯同種數罪按一罪從重處罰提供了可能。有的同志提出，對於刑法只規定一個法定刑幅度的同種數罪應當採用並罰，否則便會輕縱罪犯。這種主張難以成立。在實際生活中，一人數次實施一種危害行為，如果合並處理可能構成犯罪，分別處理則可能不構成犯罪的情刑並不鮮見。同時，根據法定刑來反推定罪也違反了先定罪後量刑的刑法原則。（3）從罪刑相當的原則看，刑法規定法最高刑的標準是某一犯罪可能造成的最大的危害社會程度，同時酌情考慮了行為的人身危險性狀況。在實際生活中，一人數次犯一罪的嚴重程度並非絕對大於一人犯一罪的嚴重程度，更不會超過該罪法定最高刑允許的范圍，而且即使超過了，也只是修改法定刑的刑的問題。（4）從司法實踐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1984年4月26日作出的《關於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條第2項中指出，「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或者多次的」，屬於強奸罪中「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無須實行並罰。最高人民法院在1985年8月21日《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嚴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答復（三）》中更明確指出：「在處理被告人刑滿釋放後又犯罪的案件時，發現他在前罪判決宣告以前，或者在前罪判處的刑執行期間，犯有其他罪行，未經過處理，並且依照刑法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如果漏罪與新罪分屬於不同種的罪，即應對漏罪與刑滿釋放後又犯的新罪分別定罪量刑，並依照刑法第64條（1979年刑法）的規定，實行數罪並罰；如果漏罪與新罪屬於同一種罪，可以判處一罪從重處罰，不必實行數罪並罰。」問題雖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得到解決，但是，立法上存在的問題卻不容忽視。
（二）不同種類自由刑的並罰
數罪中既有判處有期徒刑的，又有判處拘役或管制的，即不同種類的有期自由刑之間應當如何並罰？對此，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了解決這一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81年7月27日《關於管制犯在管制期間又犯新罪被判處拘役或有期徒刑應如何執行的問題的批復》中指出：「由於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不屬於同一刑種，執行的方法也不同，如何按數罪並罰的原則決定執行的刑罰，在刑法中尚無具體規定，因此，仍可按照本院1957年2月16日法研字第3540號復函的意見辦理。即：『在對新罪所判處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執行完畢後，再執行前罪所沒有執行完的管制。』對於管制犯在管制期間因發現判決時沒有發現的罪行而被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事應如何執行的問題，也可以按照上述意見。」另外，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4月7日《關於管制期間可否折抵徒刑刑期問題的答函》也指出：「徒刑的刑罰較管制的刑罰為重，徒刑和管制的執行方法也不同，徒刑事是在勞動改造機關監管執行，而管制並不這樣執行。因此，管制的刑期不宜折抵徒刑。」由此可見，目前司法實踐中解決這一問題，採取的是逐一執行的方法。
（三）幾個立法技術問題
（1）數罪並罰中「以上」、「以下」的規定
刑法第99條規定：「本法所稱以上、以下、以內，包括本數。」根據這一規定，在適用限制加重原則決定執行的刑期時，無論是決定以數刑的最高刑還是以數刑的總和刑作為執行的刑期，都是法律允許的。但是，如此決定，明顯違背了立法的本意，使得限制加重無異於吸收原則或並科原則。因此，「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的規定不宜包括其本次在內，決定執行的刑期不能與總和刑期或數刑中最高刑期相同。
（2）宣告判決還是生效裁判
我國刑法關於數罪並罰的規定，均以宣告判決作為區分並罰方法的基準點。然而，判決宣告以後並不等於所有判決會立即生效。在一審判決宣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當事人可以提出上訴，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抗訴。在判決宣告以後至裁判發生法律效力之前，被告人再次犯罪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以宣告判決的時間作為基準點，也無法區別性質本來不同的生效裁判與未生效裁判。因此，現行刑法規定的判決「宣告」以前以後不妥，應修改為裁判「確定」以前以後。
（3）數罪的定罪量刑方法
關於數罪的定罪量刑方法，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曾長期採用「估堆」的方法。對此，最高法院曾通過司法解釋予以糾正，明確要求對數罪應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決定應執行的刑罰，司法實踐中也照此執行了，但是，由於無明文規定，因而仍不免給人以一種缺乏法律根據的感覺。
綜合上述問題，不難看出，現行刑法關於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疏漏，大致可以分為下三類情形：一類是司法實踐中認識一致，但立法未作明文規定；二數是司法實踐中認識不一，需要立法予以明確而未予明確；三類是立法規定明確，但內容欠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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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200分懸賞 畢業論文 刑法的 根據我的思路應該怎麼寫 題目是什麼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這里說子數限制不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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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題目
電大的學生在寫作法學專業 畢業 論文的時候，必須重視論文的題目的重要，題目有一半文的作用，好的題目有助於提高一篇法學專業論文的質量。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電大法學畢業論文題目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題目一：民法
1、論民法的私法性質
2、論民法的權利本位
3、民事法律行為的轉換
4、強制性規定對民事行為的效力影響
5、法律行為的形式及其對效力的影響
6、論不法給付
7、論胎兒的利益保護
8、論亡者的利益保護
9、新型生殖技術對民法的挑戰
10、論植物人的法律地位
11、事業單位法人化問題研究
12、公法人制度研究
13、法人本質的 反思
14、法人與具體行為人的責任關系分析
15、論兩大法系代理制度的異同
16、論表見代理
17、論訴訟時效
18、論保證期間的性質和應用
19、試論我國物權法律制度的體系
20違反合同民事責任與侵權民事責任比較研究
21、論債與民事責任
22、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有權制度的完善
23、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若干問題探討
24、試論我國民法的基本原則
25、我國民法典的結構體系探討
26、試論締約過失責任
27、侵權損害賠償制度研究
28、我國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29、我國侵權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體系
30、試論我國物權制度的體系與特色
31、合同擔保制度
32、物上請求權與債權請求權比較研究
33、我國人格權的民法保護與法律思考
34、試論善意取得
35、試論我國公民隱私權的民法保護
36、試論特許 經營合同
37、融資 租賃合同 研究
38、抗辯權制度研究
39、人身損害賠償研究
40、精神損害賠償研究
41、退夥中的合夥人權益保護
42、、名譽權問題研究
43、、抵押權問題研究
44、、人肉搜索法律問題研究
45、風俗在民法中的地位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題目二：刑法
1、社會危害性的刑法學地位解析
2、刑事違法性根據研究
3、犯罪主體的消極身份研究
4、不作為犯罪行為的因果關系研究
5、刑事犯與法定犯之比較研究
6、認識因素對定罪、量刑的影響
7、犯罪客體的理論價值研析
8、犯罪情節論衡
9、特別自首與人權保障
10、法規競合研究
11、經濟犯罪的成因及預防
12、私分國有資產罪的困境及改進
13、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
14、金融詐騙罪論綱
15、論非法經營罪
電大法學畢業論文題目三：民事訴訟法
1. 論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平等原則
2. 試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3. 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4. 關於民事訴訟主體制度的探究
5. 試論我國民事上訴制度
6. 試論我國民事再審制度
9. 論民事訴訟法律關系
10.論民事訴訟的管轄制度
11.怎樣認識民事強制執行 措施
13.督促程序的特徵及其運用
15.對訴訟第三人問題研究
17.送達制度研究
18.簡易程序問題研究
19、訴調解機制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的作用
20、民事訴訟審級制度研究
21、關於公益訴訟相關問題的研究
22、試論民事訴訟保障制度的完善
23、審判監督程序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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