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創新

㈠ 如何在創新社會法治建設中營造團結和諧的社會生態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佔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並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範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於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於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於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於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於柔性方法則較少採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後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㈡ 如何深入推進政治工作改革創新和法治建設

要進一步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綜治協調、部門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工作格內局容,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群眾工作、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特殊人群服務管理,進一步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社會組織作用,進一步健全公共安全體系、預防重特大案事件特別是命案發生,進一步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強對新興行業和領域治安管理,進一步整合服務管理資源、提高基層綜合服務管理水平等。
要更加註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平安建設中的問題,越是復雜疑難問題,越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去探尋解決之道。要更加註重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治理,在全面推進平安建設的過程中把握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要更加突出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積極推進網格化管理和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台建設,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公共安全管理等領域的問題,要落實好屬地責任、部門管理責任、企業和運營單位主體責任,增強工作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