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史

⑴ 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國法律思想史是中國各專題史中最能體現智慧、最具社會行為影響力的一門史學。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歷史時期最直接、最真實、最基礎的歷史事實和矛盾。在古代，中國法律思想與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為在人治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各種政治主張即等同於法律。我國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夏商周的神權法思想，之後到春秋戰國後，經歷了由「禮治—法治—禮法結合」的融合發展過程。這門課程有其獨特的特點：即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通過各時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闡述了各自社會階層、集團的政治主張、利益訴求。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從「法律」的角度看待歷史事件，分析階級斗爭。比之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歷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觀，更容易理解。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對諸多歷史人物有更深更獨特的了解，比如說韓愈，可能大多數人都只知其是文學造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貢獻。學習法律思想史，同樣能繼承和理解諸多社會思想，如我們傳統的儒、法、墨等思想，他們的產生、發展、融合的過程其實是他們各自代表的階層、集團在一定歷史時期政治主張的斗爭與妥協的結果。儒的創始人孔子是春秋時末落貴族，其政治思想溫和保守，不著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創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興地主階級代表，所處奴隸社會末，為確立新的統治秩序，具有強力性。墨家是小農工代表，提出的主張是維護下層人民的利益，表達的是平民主張。從法和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歷史動盪期的思想最為豐富和沖突，這也是為什麼春秋戰國時和清末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國家各種思想紛呈的原因，「百家爭鳴」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這些思想，都是在歷史緊要關頭，先祖們對社會進程進行引領和把航的探索，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習這門課程，有助於我們理解法律為政治服務，法律為經濟服務，法律在社會生活、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於我們認識思想的承接發展，制度的更替揚棄。學習法律思想史，對我們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設有借鑒作用，對我們個人的綜合素質有提升作用。這是一門思想和智慧大餐，專供有品味、有內涵、有素質、有興趣的人享用。
簡單回復，不當見諒。

⑵ 中國法律思想史 論述題 論述法家的「法治」理論

先秦儒家從荀況開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貴族轉向新興地主服務。荀況適應戰國末期的新形勢，對孔子的思想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而與孟子卻存在明顯的對立。荀況不死守「仁」、「禮」，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禮」為基礎對法家之法進行批判性地吸收，並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禮。因此，荀況思想主要特徵與貢獻是治禮、法於一體，使儒法兩家趨於合流。 荀況認為禮、法起源於兩種前提：一是人類為了生存和戰勝自然，必須組成社會，即「能群」；組成社會之後，還要必須有「分」，即區別職業和等級。禮法就是為了「明分使群」而產生的。二是人性惡，為了避免因為人性惡所造成的惡果，必須對人進行改造，聖人和禮法就是為了改造惡性而產生的。 引法入禮，禮法結合，荀況引法入禮，將體現貴族利益的舊禮改造成為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新禮。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禮法起源論論證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況的「明分」實質就是要確立體現封建等級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強調禮的實質和作用在於「分」、「別」，即區分等級。使高貴與低賤，尊長與卑幼有所區分。三是突出了禮的客觀性、強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張以禮「舉賢能」，確立官僚制度。荀況否定「世卿世祿」，但並不反對宗法等級。 荀況強調教化與刑罰並用，即「隆禮重法」。他論「禮」比孔孟都要多，且把「禮」的地位抬提很高，同時他對「法」也最為重視。荀況提出了「隆禮重法」兩手並用的方針，要求將「禮」的基本原則法律化。

漢代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的特點及其影響。他以儒家思想為主，吸收陰陽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創造了一種新儒學。他提出了「三綱、六紀、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後來成為指導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則。董仲舒把《春秋》看成是治國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難問題，他都從《春秋》中找到答案，並按照《春秋》的精神，從理論上加以論證。董仲舒的「一統」，就是「一統乎天子」，也就是要實行君主集權。為了維護和發展當時政治、經濟的大一統局面，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治，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要求以儒家思想統治其他各家。 董仲舒為了論證「君權神授」，創造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把天描繪成創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識是與天相適應的。君主的統治是天意的具體安排，君主必須秉承天意來行事。董仲舒的「君權神授」等說教，實際上是人間大一統專制下「神聖」君權的反映。 董仲舒根據人間君臣、父子的倫理綱常、仁義道德思想，以及「陽尊陰卑」的神學理論，提出了一套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三綱五常」論。董仲舒總結秦朝驟亡的歷史教訓，認為漢朝必須改弦易轍，實行「更化」並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則，用儒家的仁德代替法家的嚴刑。董仲舒的德主刑輔是由天道引申出來的。他主張德治，強調禮樂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視刑罰。在實施德和刑時，要根據人們不同的「性」而各有側重。

近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立法指導「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總稱。它是隨著孫中山思想的不斷前進而逐步充實和完善起來的，並經歷了由舊三民主義到新三名主義的巨大轉變，它不但是孫中山政治、經濟主張的理論基礎，而且是孫中山法律思想的指導原則。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中的第一個主義。在舊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驅除韃虜」指推翻滿族通知的清政府，「恢復中華」指光復漢民族國家，「視滿族為異類」。這種民族主義包含以漢族為本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於當時清王朝已經成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代表，並在其通知中國的二百餘年中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所以要求推翻把持國家政權的滿族貴族的統治，顯然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孫中山一再強調，民族革命的對象主要是殘酷統治中國的滿清皇帝和貴族，應既反對民族要破，也反對民族復仇。後因帝國主義列強日益瓜中華民族，他的民主主義愈來愈朝向反對帝國主義的方向前進，主張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廢除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自主，收回租借和失地等。這些對民族主義的詮釋，體現了孫中山在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和對待帝國主義問題上認識的飛躍。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她的基本內容就是推翻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國。孫中山的舊民權主義基本上未超出西方的天賦人權的范疇，即人人平等，同為一族，決不能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人人有天賦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努力臣民。在新三名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具有不同意西方的一些特點。側重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並鮮明的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民權制度的虛偽性。這在近代憲政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創見。五權憲法也就是在保障民權的思想指導下出台並踐行的，體現出當時憲政法制的民主性、科學性與前瞻性。民生主義是孫中山三名主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從民生主義處罰，把著眼點放在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問題上，這與當時對農民革命採取敵對態度，根本默示農民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派具有完全不同的區別。他把土地問題的解決列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認為只要通過土地問題的解決便可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預防」資本主義的禍害。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用來解決「資本」問題的具體辦法，是實行一種所謂「集產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並幻想能有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這充分顯示出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但又低估了封建主義對社會的嚴重束縛，其理論帶有一定的空想性。在舊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曾將他三民主義的一貫精神概括為「自由、平等、博愛」。具體來說，民族主義意味著自由；民權主義意味著平等；民生主義意味著博愛。孫中山這一時期的法律觀也就是舊三民主義的法律觀，即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的法律觀。在為中國革命奮斗的過程中，他對清政府專製法律的批判和對中華民國法律的制定都灌注著這種思想。孫中山在反對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和法律的斗爭中，曾多次提出「大小訟務，傷歐美之法，立陪審之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身體力行的倡導公民權利平等觀念；要求法院審理要充分重視證據，強調人道主義，批判腰斬、梟首、凌遲等酷刑；主張治理國家依靠法治，以「平等、自由、博愛」精神之法指導執法機關的活動。在重視法律的同時，孫中山也很重視作為立法機關的國會的重要性及其獨立性。他曾反復指出：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根本在國會。他這種過高估計法律與國會作用的觀點，在北洋軍閥的教訓下，在他向新三名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終於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其晚年的法律思想中，他還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體現了他為追求平等互尊主權而奮斗不息的民族自愛精神。

⑶ 中國法律思想史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提出的「法治」觀,其理論根據是什麼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實不是「法制」，而是「權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誕生得很早，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幫助齊桓公稱霸，具體做法就是查戶口、定編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種人：士農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門，然後建立十五個士人之鄉，再從裡面徵兵。其實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兵營，保證君主的最高權力。由此可見，法家的是通過法規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國的學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稱為「行政管理學派」或者「司法與行政管理學派」。
法家的理論依據是人性本惡，這個思想來源於荀子，但荀子並不是人性「本」惡論者，荀子的觀點是人性「有」惡。荀子認為人性分成兩個部分「性」（人的自然屬性，是惡的）和「偽」（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人為的意思，是指人的社會屬性，是善的）。荀子在王志篇中說，天下萬物可分為四等，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是天下至貴。由此可見，荀子是承認人性有善的。而且荀子認為人必須通過「偽」去改造「性」，因為如果沒有偽，只有「性」，那麼人是無法生存的，因為人的動物性的生存能力不及動物，叫做「力不如牛，走不若馬」。用「偽」改造「性」必須由聖人來做，叫做「化性起偽」，改造的結果是「塗之人可為禹」，這與孟子的「人皆可為舜堯」殊途同歸。如果荀子不承認人性有善，很難想像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聖人。但荀子同時認為「性」是很頑固，必須通過聖人的改造，才能去除，而聖人的做法是「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這個做法已經離法家很近了，而韓非在荀子人性有惡的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步，認為人性本惡，因此沒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能防範。所以法家才是諸子中真正的性惡論者。

⑷ 中國法治發展歷史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體現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學派被稱為「顯學」的突出標志，即使秦王以後儒家學派占據了統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舊長遠地影響著後世。先哲們對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歷史蹤跡，值得我們去追尋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構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論的提出
與儒家「禮治」、「德治」思想相對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韓非子·心度》中說：「治民無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書·君臣》中說：「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成熟於戰國時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概念：「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學派對「以法治國」是充滿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統一，權威集中，如此，則舉措之間可以治國。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產、鄧析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後期的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義，是「以法治國」，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方法。

⑸ 跪求！！！中國法律思想史平時作業(1)（2）（3）（4）的答案！

1、"以德配天"是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周公的權力被認為是「天」授予的，稱為「天命」。然而，這種權力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有德者才能承受天命，失德者將失去天命。
2、"宗法"是以血緣為紐帶調整家族內部關系，維護家長、族長的統治地位和世襲特權的行為規范。
3、"周公制禮"是在周公主持下，對以往的宗法傳統習慣進行補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
4、"明德慎罰"是西周統治者汲取殷商滅亡的教訓而提出的思想。"明德"意味著加強自我剋制，實行德政；"慎罰"主張謹慎用刑，反對濫殺無辜。
5、"律學"是法律注釋學，原是經學的一個學支，用儒家經書中的經義研究、解釋法律，屬於正統儒學。律學始於漢，晉代達到鼎盛。
6、"理學"產生於宋，完成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哲理化的官方學術。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為主流，認為「理」是世界萬物的本源，是先天地而生，忠孝仁義、三綱五常千古不變。理學彌補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理論形式上粗淺直觀的缺欠。
7、"鑄刑書"是春秋時期鄭國子產的一項法律改革。即將刑法鑄造在金屬器物上，予以公布。它開創了世界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沖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縛；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8、"《春秋》決獄"是以《春秋》的精神和實例作為審判的法律根據，從而把儒家經典法律化。這是董仲舒最先提出的。其實質是一種「原心論罪」說。
9、"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主張。即以儒家思想統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義禮樂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其目的是為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
10、"神權法"是夏、商、西周三個歷史時期的法律指導思想，它形成於夏代，極盛於殷商，動搖於西周。夏、商時期神權法的主要內容是「天命」、「天罰」，到了西周就演變成「以德配天」的君權神受說。
11、"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時期禮治的基本特點之一。所謂「禮不下庶人」，是指禮主要是用來調整奴隸主階級內部關系的，各級貴族按禮規定所享受的各種特權，奴隸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說刑罰的鋒芒指向勞動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隸主貴族。
12、"不法先王，不是禮義"是鄧析思想的主要傾向，也是他主張改革、反對周禮的理論基礎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說：「先王」極其「禮義」並非不能改變的聖物，「先王」的所作所為、「禮義」此宴的宗法原則也不是千古不變的教條。先王的禮義法令是可以批評，可以否定，可以廢棄的。既然「先王」不值得效法，「禮義」不見得正確，那麼從現森如銀實出發制定新法便是必然的、正當的。
13、《竹刑》是鄧析私自編定的一部適應新興地主階級要求的刑法。因為寫在竹簡上，所以稱為「竹刑」。《左傳》曾記載「鄭四喘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的說法。
14、"為國以禮"是儒家禮治論的主張，儒家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要求恢復和加強以貴族政體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級制度，主張「復禮」。「 為國以禮」的具體內容有：禮是根本的國家制度；禮的范圍擴大到民間，突破了西周的「禮不下庶人」原則；「舉賢才」補充周禮的「親親」原則；禮是「五倫」原則的條文化、制度化。
15、"為政以德"是儒家德治論的主張，儒家繼承和發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罰」，但也進行了改造。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主的權力，高於國家及法律，是區分「仁君」與「暴君」的標准，是執政、司法的指導方針。"為政以德"表現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輔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殺」。
16、"父子相隱"是孔子最早提出來的，是「為親者諱」的周禮原則在判斷是否與犯罪問題上的反映。孔子認為，父子之間應該互相隱瞞犯罪，而不應該互相告發。這一主張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體表現，也是後來封橡宏建法律允許親屬相隱的張本。
17、"化性起偽"是荀況提出的禮、法起源的一個前提。因為人性的放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惡果，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改造，即「化性起偽」。「偽」，指後天的人為作用。聖人極其禮、法就是為了改造人類的惡性而產生的。
18、"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家法律觀的核心，墨家以「兼愛」和「交利」為標准衡量各國的法律制度，評價各家的思想學說，特別要將它貫徹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愛"是針對「別相惡」而言，指不分親疏、貴賤、貧富，一視同仁地愛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針對「交相賊」而言，主張人們互相幫助，共謀福利，反對互相爭奪。
19、"天志"是墨翟實現其「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而提出的表現形式。"天"有賞善罰惡的意志，「天志」規范制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天志」是法律的來源，「天志」是最好的法律，「天志」的核心是「兼相愛，交相利」。墨翟推崇「天志」的目的在於強調法律的公正和平等。
20、"無為而治"是一種政治原則，在春秋末期已經出現。使「無為而治」系統化而成為理論的是《老子》。他們認為統治者的一切作為都會破壞自然秩序，擾亂天下，禍害百姓。要求統治者無所作為，效法自然，讓百姓自由發展。"無為而治"的理論根據是「道」，現實依據是變「亂」為「治」；"無為而治"的主要內容是「為無為」和「無為而無不為」，具體措施是「勸統治者少干涉」和「使民眾無知無欲"。
21、"以刑去刑"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個系統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論思想家。他的重刑理論，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上，以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商鞅的「以刑去刑」是針對仁君「以德去刑」的觀點而提出的。主要包括刑主賞輔、不賞善、輕罪重刑等內容。
22、"信賞必罰"是韓非提出的執法要求。韓非將賞和罰稱為君主手中的「二柄」，是貫徹法令的關鍵，要使賞罰必信。而且還要注重公平，一律依法行使賞罰。
23、"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是韓非提出的維護君主利益的法律觀，意思是治理民眾沒有什麼常規可循，只有用「法治」才行。「法治」是對付那些奸佞之民的唯一有效的辦法。
24、"事皆決於法"是秦朝的法治思想，秦朝統治者秦始皇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維護和加強封建統治，就要求任何方面都要有法律法令來進行統治。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制定各種法律，使「皆有法式」；二是嚴刑峻法，深督輕罪；三是視法治為萬能，要求後繼者遵循他制定了法度行事；四是秦始皇集國家權力於一身，完全實現獨裁政治。以上各方面都體現了「事皆決於法」的法治思想。
25、"黃老學派"黃老學派產生於戰國中期，是齊國稷下學宮的一個學派。黃老學派的代表作是《老子》，學說的核心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西漢王朝總結秦朝驟亡的教訓，主張黃老學派的學說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將它運用到政治和法制實踐中，並取得顯著的成效。
26、"三綱五常"這是董仲舒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提出了的理論。「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 三綱五常」體現了整個封建統治的各種關系，成為封建立法的指導思想，是封建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