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引入中國

1. 中國誰最早引進法律概念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亞里士多德發展了柏拉圖的思想,明確提出以回法治國的政答治。
《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
《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2. 中國傳統法治對現代影響

影響很大，現在中國的法治幾乎完全繼承了傳統法治。因為政治需要，中國現在仍然是王朝時代，而不是共和時代。

3.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4. 為什麼說從加強法制建設到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再到全面依法治國,在中國是一項

從加強法制到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再到全面的依法治國，在中國它體現了一個法治的不斷的進化的過程。

5. 法治對當代中國的意義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版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權。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
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
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
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6. 中國引入鞭刑,是否有利與法治社會建設

法制建設的本質不在於處罰是否嚴厲，而在於要讓法制觀念深入人心，讓法律滲透到民版眾的生活。影權響中國目前法治建設的不是說法律的多少，和處罰的輕重，而是法律的執行，法律觀念的形成。中國有很多法律，但是又有多少法律被依法執行，民眾在生活中是否尊崇法律。所以，中國引入法律仍然不能促進中國法治社會的建設。

7.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導中國走向法治

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圍繞著「家族」以及「階級」這兩條主線展開的，所以它散發著濃重的「血緣」和「特權」的味道，因此就決定了它自身具有難以融入當代法制建設的局限性，與當代法制建設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罰不徇私情」等原則格格不入。
中國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國家的絕對合理性，有國家、民眾而無個體、有君權無人權，缺乏普遍正義和人民民主思想，國家、家族、男性至上；社會人際關系自家族開始，以血緣紐帶貫穿始終，國家自然化，一切立足於治理國家，法律、國家一體，仁義禮法道，人性善惡無不如此；法律決定於國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國家也工具化，成為君主實行統治的手段。

中國自然法的法律觀始終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愛互利法，都十分強調道德規范的重要性，所謂以家國天下為先，捨生取義，自我犧牲。

一、周公制禮

1、[1]西周初期，相傳「周公制禮」，即在周公主持下，對以往的傳統習慣進行了補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2]｛1｝它始終貫穿著這樣幾個原則，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也。」｛2｝「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必須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級服從上級，必須做到不許犯上，不許違抗。

2、周公認為，統治者應勤政修德，加強自我剋制，實行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禮治，推行德政。

二、仁論

1、[1]｛1｝孔丘提出，治國執法必須從「修身」開始：「修己以安人」。統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則，他的政令便可通行無阻；反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令便無法貫徹。｛2｝孟軻也認為法律關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關系，君主的道德維系天下的綱帶，「身正而天下歸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贊揚周公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復禮「為己任。[3]孔丘認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時時刻刻都不能違背」仁「的要求，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在任何場合都要堅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視人，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將」愛人「用之於處理家庭關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於處理政治關系，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用之於處理統治者內部關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之於處理君子與小人的關系，即使」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會則足以使人「。｛3｝」愛人「必須從」親親「開始，由親及疏，由己及人。

2、以「愛人」為中心，以孝悌為根本，以「克己」、「忠恕」為手段，以恢復和完善禮治為目的，這就是孔丘「仁」論的實質內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結構。

三、兼相愛，交相利

1、墨子說：「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法儀」。他認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無私，他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而沒有絲毫偏向，它給人們吩咐的恩澤卻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權威普及四方經久不衰，所以聖王治理國家應該效法這種「天志」來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為測定是非善惡的客觀依據，作為衡量人們言行的最高標准，是因為，1）「天志」愛人，「天」是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萬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間賞罰的最高權威，君主也必須按照「天志」辦事。3）「天」兼有萬物，一視同仁，「天志」的公正無私是普遍和永恆的。4）「天」是人類的良知和正確認識的總根源。

3、1）「兼愛」和「交利」是墨家用來消除混亂，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總綱領。2）[1]墨家強調謀求公利、眾利，即「百姓之利」、「萬民之利」，堅決反對之為一己一身而損害他人的私利，即「虧人自利」。[2]墨子說：「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四、無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是「天下有道」的社會，而判斷是否「有道」的關鍵在於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法」是效法，遵從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聽任萬物自由發展，沒有任何人為或者強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當作一切事物的起點和歸宿，作為支配和決定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觀念主要表現：1）道是宇宙的本體，主宰著天地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正是這無所不生、無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著宇宙和人類社會。2）[1]道充滿與天地，普遍而且公正無私。[2]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3）道「獨立而不改，周興而不殆」。「反者，道之動」。「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認為「道」是客觀的。4）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則。5）老子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燀然而善謀」。因此，「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3、老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處無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即人類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總之，人定法要服從「道」。

8. 「四中全會」將把中國法治引向哪裡

古人論法治：治國必尊法，無法必國亂。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慎子》逸文：「治國無其法必亂，守法而不變則衰。」《韓非子•飾邪》：「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韓非子•有度》：「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可見依法治國在任何時代都非常重要。從「法制」到「法治」，再從建設「法治國家」到建設「法治中國」，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體現黨把法治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決心，不容遲疑或遲滯。
毋庸置疑，共產黨人在當前情況下要依法治國就要依法改革。只有進一步通過完善法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更好深化改革，實現改革目標，才能最終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怎樣依法改革？值得國人期待。雖然此前已推出防止冤假錯案指導意見、通過廢除勞動教養法規的決定、出台涉法涉訴信訪改革的意見、司法公開力度前所未有、政法隊伍害群之馬被清除……但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觸及到深層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其實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中央需要拿出「刮骨療傷」狠勁，重塑司法獨立、公正形象。
四中全會如何研究全面推進以法治國，令人瞻望。一是需要推進法院、檢察系統去行政化改革，讓法官檢察官享有更大審判權、檢察權，減少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手中權利；二是需要推進探索建立省級以下司法機關的人財物統一管理體制能有效減少外部干擾，提高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能力；三是需要推進深化司法公開、人民陪審員制度，嚴格減刑程序等司法改革舉措。等等。總之，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改革行動須要像做手術一樣精準，需高超的決策智慧，才能讓中國民眾逐步確定對法律、法治的信念、信仰！

9. 把西方法治思想引進中國的人是誰

嚴復先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在中國近代乃至現代歷史上都有很大的影響，是他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引進中國，對當時的中國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啟蒙作用。
嚴復先生出生在晚晴時期，是一位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對時代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企盼國家富強，人民安樂。嚴復的一生，處於國力積弱、戰亂頻仍的時代，在政治上難以發揮，轉而引介西方學術思潮，從事中西文化的整合與重建工作，對中國現代化具有深遠的影響。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遭失敗，嚴復先生無比悲憤，他認識到，中國要想強大起來，擺脫任人宰割的命運，就必須認清中國人自己的缺點，吸收西方的優點，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再造富強。但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在政治上是無能為力的，於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十幾年裡，也就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他開始轉而引介西方名著，從事中西文化的整合與重建工作。其間，他傾注自己的全部心力，集中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社會通詮》《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群學肄言》《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8部西方名著。他首先系統地把西方的觀念和學說引進中國，這也是他維新思想的理論基礎。他翻譯這些著作，並把他的所學、所思、所為貫穿其中。1931年，商務印書館集中再版了嚴復的這八種著作，「嚴譯名著叢刊」從此得名並成為商務印書館品牌。1981年，商務印書館再次校勘重印了這套叢刊。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65年和2009年兩次重印《嚴復先生翻譯名著叢刊》，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此次出版的這套「嚴復先生翻譯名著叢刊」，即引自台灣商務印書館。此次引進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版本，在編排體例上做了較大改動，一是根據大陸讀者的閱讀習慣，將原版繁體字轉為簡體字，豎排轉為橫排，標點和字詞用法則保留台灣商務印書館版本原貌；二是對版本進行了校勘，更正了若干明顯的錯訛；三是將中西譯名對照和注文與內文進行了核對。
嚴復翻譯西方名著，不是直譯原文，而是加進了很多他個人的見解，並結合中國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狀況，這樣可以很好地將西方思想與中國歷史和現狀結合起來，達到救亡圖存的目標。嚴復這八種譯著，典雅流暢，他自己還提出了「信、達、雅」之說，這在他以後的很長時間，成為中國人翻譯外文的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