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書評

㈠ 什麼才是蘇力的貢獻——《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後（轉）

早就很多人推薦這本書，終於在期末的時候拜讀了。在別處看到的書評，感覺還不錯，拿來了------- 這是一位曾經在美國留過七年學的法學家寫的書，但任何學科的人都可以讀懂它，並或許可以從中受益不少。並不是因為他有野心做啟蒙者，而僅僅因為他一直深情地關注著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他「有強烈的社會、民族責任感」，是一名「很有責任感的中國共產黨員」、並希望中華民族繁榮、強大。」（《閱讀秩序》，蘇力著，山東教育出版社，序言3頁） 面對那個概念法學和政治哲學充斥法理學研究的時代——當大部分法學專家們還沉醉於談論或者附和「法律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以及「法制現代化」的1990年代，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學者對這些熱門詞彙卻不以為然。 他不是在憤世嫉俗，也沒有抨擊那個時代的種種不太滿意的地方，相反，他強調學者要「理解中國」，去發現現實生活中的合理之處；他也不是在標新立異，試圖搶占學術領地、圈地為牢。相反，他追求把「通俗」的東西納入理論分析的視野。他似乎離經叛道，竟然研究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有人看來簡直是沒有任何研究價值的問題：一個叫秋菊的農村婦人為她丈夫被村長踢傷而去「討說法」以及一名偏遠山村的黨支部書記（山杠爺）懲罰不孝順的村民的故事等等。這本書里沒有高深的詞彙和故弄玄虛的成分，更不會有指點江山、為這個「落後的」文明如何實現現代化而激揚文字的痕跡。 當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評蘇力「不夠專一」，建議他應該系統地著書立說的時候，他依然面不改色，還為自己辯解，「在現代，已經無法在理性上發現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學術也許只是去研究、回答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閱讀秩序》，蘇力著，山東教育出版社，序言2頁。）就這樣，他在一陣陣懷疑的浪潮中毅然前行。他不斷提醒自己，「關注現實、反思自我和認真讀書，大致構成了我認為一個法學家的『應為』。」 他關注的問題越來越廣，也越來越雜。他關注農民迴避法律選擇私了解決糾紛、最高法院對姦淫幼女罪的批復以及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中的問題。甚至，他對黛安娜之死也有話要說。這些問題都很雜，而且和法哲學中那些「權力」、「義務」和「正義」等等主題想去甚遠。二時間就是檢驗一切的最好方法。 當年他那曲高和寡的論文如今已經變成了入門讀物了。說句毫不誇張的話，今日若有人想研究中國社會的法治問題，必定繞不過的一道門檻，便是蘇力的這本《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這是蘇力的第一本著作——嚴格意義上，它只是一本論文集。 他以「什麼是你的貢獻」作為序，既是對整個中國學術界，或者主要是指法學界的拷問，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反思和鞭策。也許，他想對那些善意的批評者作一個交待吧，表明他的問題意識以及對中國問題的關切。這里說的「貢獻」是指，中國學術本土的知識生產，而不是搬用外國的東西來診斷中國。他說，「因此，從理論上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完全有可能根據我們的經驗做出我們的貢獻……，這種貢獻並不是以我們的經驗、體悟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學者提供的理論、模式提供一些腳注，充實或者補充他們的理論框架，而是一種真正的無可替代的貢獻。」（序言第三頁） 緊接著，他還進一步解釋了「本土資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眾多的人民（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變革時代給了我們一個學術的『富礦』，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關注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做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他特別指出，我們學者應該如何對待歷史，不是以一個『他者』的身份來品頭論足，抑或褒貶，而是「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於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的和真誠的關懷和信任」。這就是蘇力的立足點。 蘇力主張一種實證的、解釋性的法律社會學進路，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這一點。譬如在序言中，他說「首先是研究中國的現實」。對於法理學的研究，他還主張「交叉學科」的研究，這不僅在他的書評中體現出來了。例如，在「什麼是法理學」一文中，他贊賞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的分析」，並提倡從各個學科的角度研究法理問題；在「法學研究的規范化」一個章節中，他對《走向權利的時代》的批評更是對法律社會學方法的一種強調和修正，強調考據和例證。 他毫不掩飾自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是美國式法理學的崇拜者。他主持翻譯了波斯納的幾乎全部文章，對於法律經濟分析和後現代法學的浸淫路人皆知；他還介紹了美國法理學的發展，並在閱讀了波斯納的《法理學問題》後，寫了「什麼是法理學」的文章，洋洋灑灑地介紹美國的法理學，還樂此不疲地列出了這對於中國法學的借鑒意義。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他把這些理論發揮到了極致。例如，在「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他用經濟學觀點分析了中國農民規避法律的原因；在「後現代思潮與中國法學和法制」中分析了後現代法學對於中國法學研究和法制進程的利弊。 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這些觀點都是但開風氣的。當「法學是幼稚的」還彌漫在法學世界上空的年代，能夠且敢於對法理學研究提出這么多根本性的反思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在我看來，這也許是中國法理學的一個轉折點。三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蘇力、黃宗智和季衛東的研究風格各有千秋。蘇力喜歡解剖麻雀，黃宗智重視知識考古和田野工作，而季衛東能將理論論證和社會調查結合起來。 比較巧合的是，關於中國法學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系，季衛東、黃宗智和蘇力的觀點也很不同。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法與社會》中，季衛東認為後現代思想的引入對於中國法學和法制的發展不利，理由是，後現代思想的破壞大於建設，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完成現代化。據蘇力分析，季的論點有兩個前提預設：一是單線社會進化的理論，社會必然是從現代進入後現代；二是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的緊密聯系。蘇力否認了這兩個前提預設。蘇力雖然也覺得自己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但他覺得後現代思想對於法學的建設還是有一定裨益的。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的反思和批判，這有利於現代的建設；並且，哪怕它存在「破壞」作用，但只是在研究層面。在中國的語境下，研究不一定會對制度產生、直接影響。黃宗智則與以上兩者的觀點都不同。黃認為，中國法律的「現代性」不在於理論上如何界定，而在於實踐中.。「現代性」在法律實踐過程之中存在，而不在於性質的層面。三者的觀點雖然迥異，但都是對中國問題的關切。這些都是有意義的。畢竟，學術在於爭鳴。 然而，盡管蘇力對本土資源的挖掘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考據工作還是有些瑕疵的。僅僅以《秋菊打官司》和《山杠爺的悲劇》這兩部電影，以及相應的官司來刻畫一個民族的法律文化，這是值得商榷的。這類似於國內的影評家們批評張藝謀的電影一樣，往往把中國人醜陋的一面展示給外國人看。雖然蘇力先生不至於展示中國國人的醜陋，但他僅僅從這兩部電影來作分析中國的法律文化，難免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沒有田野

㈡ 如何評價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蘇力教授作品的更新再版，特別是《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第四版，引起法學界廣泛關注。這本書自1997年首次出版，至今已影響中國法學界多年。經過近3個月的修訂，蘇力教授刪掉了三篇他認為已過時的文字，對語言文字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強調了簡潔明了的表達。蘇力對自己的要求極高，對舊作深感失望，甚至一度打算放棄修訂，但考慮到《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在法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最終決定更新再版。

在新版序中，蘇力反思自己過去的作品，承認存在語言粗糙和文字表達蕪雜的問題，他希望能夠通過修訂改進這些問題。盡管修訂過程中充滿挑戰，但蘇力還是堅持完成了對書籍的更新，展現了他對學術的嚴謹態度和對讀者的尊重。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再版引起了法學界的熱烈討論。讀者們對書籍的修訂持不同觀點，有人認為這是對過去研究的回顧和反思，有助於讀者理解法學理論的發展脈絡；也有人認為，蘇力教授對書籍的自我批評和修訂反映了學術的開放性和自我完善精神。

除了《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蘇力教授的其他幾部作品也進行了更新。《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迎來了第三版，《走不出的風景：大學里的致辭，以及修辭》則首次修訂。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蘇力教授在法學領域的代表作，為法學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思考。

在學術出版領域，書籍的更新再版是常見現象。這不僅反映了作者對作品的持續完善，也體現了學術界對經典著作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第四版，以及蘇力教授其他作品的更新，無疑為法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探討蘇力教授作品為何受到廣泛關注時，可以看出他作品中所呈現的社科法學精神和對中國法學的獨特貢獻。蘇力教授對「本土資源」的挖掘，以及對於「法律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的深入探討，為中國法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些觀點和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學學者，使得社科法學在法學界占據了重要地位。

對於蘇力教授作品的更新，讀者和學者們可以從中看到作者對於學術的追求和自我超越，同時也能夠感受到學術界對經典作品的持續關注和深入研究。無論是作為法學研究的參考，還是作為學術探索的起點，蘇力教授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資源。在法學新書訊中，我們希望為讀者提供最新的法學書籍出版消息，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選擇適合自己的書籍。

㈢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一編第一節]內容概括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一編第一節]內容概括如下：

一、當前法治本土化背景的對比與意義 本節首先探討了法國、美國、日本等國的歷史背景，通過對比這些國家在法治建設中的經驗，強調了推進法治本土化的重要性。

二、法律的主要功能 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構建穩定的預期，如在市場交易中，法律是對習慣的國家強制力確認，是習慣制度化的體現。它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行為准則和預期結果。

三、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難點 法律與慣例的沖突：法律不能完全替代慣例，在現代法治建設中需要找到法律與慣例之間的平衡點。 法律移植的問題：法律移植成本高且效果不確定，過分依賴國外法律體系可能並不適合中國國情。 歷史資源的利用：過分依賴歷史資源可能導致缺乏批判性思維，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 法律變革與國情的適應：法律變革應與國情相適應，符合時代要求，不能脫離實際。 法治建設的逐步推進：法治建設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需要逐步推進，不能急於求成。

四、地方性知識與有限理性在法治本土化中的作用 本節強調了地方性知識和有限理性在法治本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指出在法治建設中需要充分考慮地方特色和實際情況，強調「創造」的重要性，即根據本土資源進行創新和發展。

五、中國法治建設的長期性與漸進性 中國法治建設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的特點，需要依賴本土資源的積累，不能一蹴而就。當前的重點在於解決經濟改革背景下的實際問題，通過法治手段保障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㈣ 【讀書筆記—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變法，法治及本土資源

在《變法，法治及本土資源》一文中，蘇力老師回答了當下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發掘和利用本土資源的重要性，蘇力老師在文中試圖論證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

蘇力老師在當下沸沸揚揚的「變法」聲中提出要注重中國本土資源和傳統，所謂變法，是指藉助國家強制力規制經濟和社會的法制建設模式。蘇力老師認為這一模式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因為這一模式過於強調上層建築（法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第二這是因為各國的法治經驗也充分證明了這一模式並不總是成功的。（對此，蘇力老師通過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的光榮革命進行論證，並且在文中提到，盡管日本被視為法律移植的成功典範，但是「日本的法律的社會運作根植於其本土」）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全面理解法律的功能」中，蘇力老師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運用本土資源。從社會學的角度上來看，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人們提供一個相對確定的預期，法律「求穩」之功能更甚於「變革」之功效。法律的制定應當盡量符合人們的預期，因為這樣法律才能更好發揮作用。當然人們的預期可以通過成文法的方式來幫助形成，當然更普遍的方式是人們在廣泛的實踐中對彼此的行為產生預期，這種預期通過習慣和慣例展示出來。好的法律往往不是在人們的預期之外塑造新的預期，而是對人們固有預期的固定。注重本土資源本質上就是挖掘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和慣例，並將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難點」中，蘇力老師指出，中國和西方市場經濟的建立方式不同，與西方自下而上的變革不同，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革。西方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與之對應的法律制度是在總結其實踐中的經驗，習慣，慣例的基礎上形成的，作為制度的法律與作為制度的習慣差距並不大。而中國並為形成這樣的習慣或慣例，「可以說當代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幾乎完全沒有規矩的條件下，一下子進入或被拋入市場。」因而試圖通過法律移植在我國建立起西方的法治經濟容易水土不服，需要藉助本土資源。

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形成新的習慣和傳統」蘇力老師提出尋找本土資源要注重本國傳統，可以從歷史典籍規章中去尋找，但更重要的是要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尋找。

另外，之所以要藉助本土資源是因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和有限理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板，法律紮根於民族的文化和傳統之中。法律的重要功能在於為人們提供穩定的預期，不同的民族受不同的文化和傳統浸染會在實踐中形成不同的預期，因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並不當然的適用於我國。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注重本土資源也是發展我國法治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