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道德忠正
Ⅰ 《鑿壁借光》全文翻譯
翻譯:
匡衡勤奮好學,但家中沒有蠟燭。鄰家有蠟燭,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在牆壁上鑿了洞引來鄰家的光亮,讓光亮照在書上讀書。縣里有個大戶人家不怎麼識字,但家中富有,有很多書。匡衡就到他家去做僱工,但不要報酬。主人感到很奇怪,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我希望讀遍主人家的書。」主人聽了,深為感嘆,就借給匡衡書(用書資助匡衡)。於是匡衡成了一代的大學問家。
原文:
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佣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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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介
西漢時期,有個人叫匡衡,他特別喜歡讀書,可家裡卻沒有書。村裡有一戶人家,家裡有很多藏書。於是,匡衡就到他家去做僱工,但不要報酬。後來,這家主人了解到匡衡是為了想借書來讀才這樣做的。主人非常感動,就把書借給匡衡了。但是匡衡白天要幹活,到了晚上,家裡又沒有蠟燭,根本看不了書。於是,他就借著牆壁上的裂縫處,從鄰居家透光來的光來看書,就這樣一直堅持下去了。
基本釋義:出自西漢大文學家匡衡幼時鑿穿牆壁引鄰舍之燭光讀書,終成一代文學家的故事。現用來形容家貧而讀書刻苦的人。褒義詞
出處:《西京雜記》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
近義詞:囊螢映雪、焚膏繼晷、鑿壁偷光。
反義詞:不學無術、目不識丁、胸無點墨。
Ⅱ 九品中正制與察舉制有什麼區別
1、出現的社會背景不同
察舉制是在西漢國家統一的前提下,為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形成的一種薦舉人才制度。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權為更好地統治和平衡所轄區的各種力量而逐步形成的選官制度。
2、薦舉方式不同
察舉制是在舉薦的基礎上加強考試,而九品中正制是由專任的中正官揀選人物。但九品中正制不再像察舉制由地方長官兼任,而是由中正專任,這有利於選士工作正常、有效地進行。
3、選才標准不同
察舉制科目繁多,沒有統一的具體標准,因此主觀隨意性很強,採用九品中正制,選才的標準是士人的行狀和家世,使選士制度向「綜核名實」前進了一大步。
(2)光道德忠正擴展閱讀:
漢武帝時期,國家統一,為了加大中央集權,漢武帝實行察舉制,籠絡天下才俊之士,鞏固皇權;東漢末年以來,門閥氏族並起,曹魏政權為了獲得合法支持,推行九品中正制,是政治妥協。
九品中正制是由專任的中正官揀選人物,造成士族集團把持朝政,社會階級不再流通,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不利局面。
察舉制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普通平民也有機會進入仕途;而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Ⅲ 「言必誠信,行必忠正」是什麼意思
「言必誠信,行必忠正」的意思是:講話一定誠信,行為必定中正。
作品原文:
「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
作品譯文:
「儒者的起居莊重謹慎,坐立行走恭敬,講話一定誠信,行為必定中正。在路途不與人爭好走的路,冬夏之季不與人爭冬暖夏涼的地方。不輕易赴死以等待值得犧牲生命的事情,保養身體以期待有所作為。儒者預先准備就是這樣的。
作品出處:《孔子家語》——作者三國·魏王肅
(3)光道德忠正擴展閱讀
《孔子家語》詳細記錄了孔子與其弟子門生的問對詰答和言談行事,對研究儒家學派(主要是創始人孔子)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有巨大的理論價值。
同時,由於該書保存了不少古書中的有關記載,這對考證上古遺文,校勘先秦典籍,有著巨大的文獻價值。其次書中的內容大都具有較強的敘事情,也就是說大多是有關孔子的逸聞趣事,所以,此書又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首先,此書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我們認識歷史上真實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據。
另外書中的許多故事和孔子的許多充滿哲理的語言對我們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宋儒重視心性之學,重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但與這「四書」相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容上,《孔子家語》都要高出很多。由《家語》的成書特徵所決定,該書對於全面研究和准確把握早期儒學更有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該書完全可以當得上「儒學第一書」的地位。
Ⅳ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220)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以魏晉之制為例,其主要內容為:
① 先在各郡設置中正,稍後又在各州設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物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②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物,其標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對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③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復核批准,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④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九品中正制度是繼承東漢官吏選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結果。東漢選拔官吏,主要是依據儒家的道德行為標准,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具體途徑是察舉、徵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漢末大亂造成人士流移,給鄉閭評議帶來困難,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鄉閭。曹操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決於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然鄉閭評議並未完全廢棄,史稱曹操平定荊州時,托當地大名士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又稱替曹操主持選舉的崔琰、毛■「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所謂「總齊清議」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議。曹操對鄉閭評議並未籠統否定,反對的只是漢末鄉閭評議中產生的弊病。他糾正的辦法一是提倡「唯才是舉」,以反對虛偽道德和名實不符;二是壓制朋黨浮華和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韓嵩之條品荊州人士,就不同於漢末名士私人操縱的鄉閭評議,而與後來中正由政府任命並向政府負責的情況更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許多特點在曹操當政時期已有萌芽,曹丕、陳群進一步加以制度化(見魏武帝曹操)。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准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准,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無關重要,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後趙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復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權,但似乎並未設中正之職。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復分別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殺。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陰之變後,此制亦流於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Ⅳ 忠正行事,道義發家是什麼意思
忠正行事:忠誠正直.指忠誠正直的人
道義:是指道德義理;道德和正義
發家:發展家業,使家庭變得富裕
Ⅵ 三公九卿制和九品中正制有什麼區別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議所制,以皇帝為尊,下有三公,分別為太尉,管理軍事;丞相,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事;御史大夫執掌群臣奏章,下達皇帝詔令,並理國家監察事務。
九卿對丞相負責,按其職能,行使權利。九卿其實並不止此數,但按韋昭所說的「漢正卿九」,用秦時的官名分別為:
奉常,掌管宗廟祭祀,和國家之禮;郎中令,負責皇帝禁衛;衛尉,負責皇宮守衛;太僕,負責皇帝車馬;少府,負責皇帝財政;廷尉,負責司法;典客,負責外交和內部少數民族事物;治粟內史,負責糧食和財政;宗正,負責皇室事務。
制度特點:三公和九卿以及列卿等,都各有自己的府寺,以處理日常事務。大事總匯於丞相,或最後請皇帝裁決。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結構從秦朝一直沿用到兩晉,直至隋文帝創三省六部制。從三省六部制的結構上來看,也無處不有著三公九卿制結構的影子。此後,一直到明代,明世祖皇帝朱元璋廢掉中書省、尚書省及門下省,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中國封建歷史中的中央官制三級制度才算壽終正寢。三公九卿這一制度沿用約達800年,並從結構上影響三省六部制,並左右中國封建中央官制約達700年。可以說,三公九卿制,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三公九卿制度雖在結構上沿用了近700年,但在其間,官職的名稱及權利和三公九卿制的部分結構卻一直在變動之中。並且,制度之外其他中央機構的出現也沖擊了三公九卿制。
漢景帝改了大量官名。把「奉常」改為「太常」;「衛尉」改為「中大夫令」;「廷尉」為「大理」;「典客」為「大行令」;「治粟內史」為「太農令」,武帝時改為大司農。武帝時改「大行令」為「大鴻臚」,「郎中令」改為「光祿勛」。
上述九卿更名大多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職能,至於動機可能是語言變遷而尋求官名的准確。無獨有偶,三公的名稱也有比較大的變化。漢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漢成帝時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漢哀帝時「丞相」更為「大司徒」。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採納陳群的意見。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這一制度創始於曹魏,發展成熟於兩晉,衰落於南北朝時期。
以魏晉之制為例,其主要內容為:
先在各郡設置中正,稍後又在各州設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物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物,其標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對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復核批准,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九品中正制度是繼承東漢官吏選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結果。東漢選拔官吏,主要是依據儒家的道德行為標准,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具體途徑是察舉﹑徵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漢末大亂造成人士流移,給鄉閭評議帶來困難,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鄉閭。曹操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決於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然鄉閭評議並未完全廢棄,史稱曹操平定荊州時,托當地大名士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又稱替曹操主持選舉的崔琰﹑毛玠「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所謂「總齊清議」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議。曹操對鄉閭評議並未籠統否定,反對的只是漢末鄉閭評議中產生的弊病。他糾正的辦法一是提倡「唯才是舉」,以反對虛偽道德和名實不符;二是壓制朋黨浮華和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韓嵩之條品荊州人士,就不同於漢末名士私人操縱的鄉閭評議,而與後來中正由政府任命並向政府負責的情況更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許多特點在曹操當政時期已有萌芽,曹丕﹑陳群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准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准,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無關重要,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後趙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復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權,但似乎並未設中正之職。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復分別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殺。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陰之變後,此制亦流於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因此當士族沒落以後,九品中正制也被徹底廢除了。
Ⅶ 中正思想始於哪個歷史時期
中正思想亦為中庸思想
「中庸」的思想,起源於上古時代。《論語·堯曰》記載,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禹,唯一告誡的話是,一定要做到「允執其中」,「允」是信的意思。傳位者說:如不真誠地實踐「中」道,四海的百姓窮困,你的祿位就會永絕。使用、奉行中道,是聖王相授受的經國大道。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庸」的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中與庸及孔子的「中庸」思想
(一)中與庸
什麼是「中」?什麼「庸」?什麼是「中庸」?
「中」字的本義,有幾種說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狀;立木表測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首領立旗於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說文》:「中,內也。從口、∣,上下通。」這「中」字,相對於「外」來說是「內」,裡面;在方位上,相對於四周來說是等距離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對於上等與下等的中等;在過程中,是相對於全程來說的「一半」;而相對於「偏」來說,那就是「正」,不偏不倚。我們今天講的「中庸」之「中」,即是指適中,正當,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標准。
「庸」字的本義,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大鍾,通「鏞」;有人說是城,通「墉」;有人說是勞義,通「佣」;有人說是功義,以鍾記功等。「中庸」之「庸」有三個意思:第一,何晏講是「常」,程子講「不易之謂庸」,即恆常而不易之理,變中不改變的道理;第二,朱子講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復觀講是每個人所應實踐、所能實現的行為;第三,《說文》:「庸,用也。」就是運用。鄭玄講,《中庸》這篇文章,是記中和之用的。
(二)孔子論「中庸」
在孔子那裡,「中庸」既是道德修養的境界,又是一般的思維方法論。
首先,我們看修養的境界。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一般人很難達到。
孔子稱贊「中行」之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者一意向前,是豪邁慷慨之士,心地坦然。狷者毫不苟取,不要不義之財,個性獨立又有修養。孔子說,實在是找不到言行合乎中道的人交朋友,那一定要交狂狷之士做朋友呀!進取的狂者與有操守的狷者都很不錯,但還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人是綜合了兩者之優長的中行之士。孔子的弟子說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這是性情上的中道,也是修養的境界。
「中庸」之道不是不要原則,不是迎合所有的人,那是滑頭主義的「鄉願」。孔子批評這種無原則的滑頭主義,說:「鄉願,德之賊也。」有人說儒家、孔子及其道德論是「鄉願」,說「中庸」之道是折中主義、苟且偷生,當然是毫無根據的說法。
其次,我們再看一般方法論。孔子的「中庸」又是普遍的方法學。
《禮記·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這里提出了「時中」的問題。孔子是「聖之時者」,最有時間意識,不舍晝夜,自強不息。「時中」的意思是隨時制宜,隨時符合標准。如果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禮」是標准與原則的話,「時中」的要求是指人的行為與時代的要求相符合。「立於禮」,符合禮,不是機械地拘執僵死的教條、規范。
孔子有「叩其兩端而竭焉」的方法,即不斷地從兩個不同的方面、端點(如陰陽、強弱、大小)去叩問,去啟發,去思考並解決問題。他又提倡「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即「執兩用中」,在兩個極端之間找到動態統一平衡的契機,具體分析,靈活處理,辯證綜合。
《中庸》的思想要點
我們通過細讀原文來把握《中庸》的幾個要點。古書要誦讀,不能只是看。讀書出聲,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讀出其韻味與真意。讀書百遍,其意自現。
(一)性、道、教的關系與「致中和」
《中庸》開宗明義指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是全書的綱。意思是說,上天所賦予人的叫做「本性」,遵循著本性而行即是「正道」,使人能依其本性而行,讓一切事合於正道,便叫做「教化」。「率性之謂道」,「率」音「帥」,是循的意思,率性是循其性,而不是任性。一切人物都是自然地循當行之法則而活動,循其性而行,便是道。一切物的存在與活動,都是道的顯現。如就人來說,人循天命之性而行,所表現出來的便是道。如面對父母,便表現孝。人因為氣質的障蔽,不能循道而行,所以須要先明道,才能行道,而使人能明道的,便是教化的作用。一般人要通過修道明善的工夫,才能使本有之性表現出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節」的「中」念「眾」,符合的意思,「節」即法度。情感未發之前,心寂然不動,沒有過與不及的弊病,這種狀態叫「中」。「中」是道之體,是性之德。如果情感抒發出來能合乎節度,恰到好處,無所乖戾,自然而然,這就叫做「和」。「和」是道之用,是情之德。「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則是天下可以通行的大道,謂之「達道」。君子的省察工夫達到盡善盡美的「中和」之境界,那麼,天地安於其所,運行不息,萬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二)修身的五達道與三達德
《中庸》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是說,治國君子不可不講修身;想修身,不可不侍奉雙親;要侍奉雙親,不可不懂尊賢愛人;要懂尊賢愛人,不可不懂天理。本書托孔子之言,指出五倫為五達道,即人人共由之路,普遍之道;智慧、仁愛、勇敢為三達德,即實踐五條大路的三種方法。「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通過五倫關系的實踐過程來修身,也即是通過日常生活來修養自己。
(三)貫通「天道」與「人道」的「誠」,及「誠」與「明」
關於天與人、天道與人道的關系,《中庸》是以「誠」為樞紐來討論的。「誠」是《中庸》的最高范疇。「誠」的本意是真實無妄,這是上天的本然的屬性,是天之所以為天的根本道理。「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道公而無私,所以是誠。「誠之者」,是使之誠的意思。聖人不待思勉而自然地合於中道,是從天性來的。普通人則有氣質上的蔽障,不能直接順遂地盡天命之性,所以要通過後天修養的工夫,使本具的善性呈現出來。這是經由求誠而最後達到誠的境界的過程。
求誠的工夫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五種方法。廣博地學習,詳細地求教,謹慎地思考,縝密地辨析,切實地踐行,這「五之」裡面就包含有科學精神。
《中庸》認為,由至誠而後明善,是聖人的自然天性;而賢人則通過學習、修養的工夫,由明德而後至誠。由誠而明,由明而誠,目的是一樣的,可以互補。
(四)成己與成物,極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里是講人道。意思是說:誠是自己所以能實現、完成、成就自己,而道是人所當自行之路。誠是使物成其始終的生生之道,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了。所以君子把誠當作最寶貴的東西。誠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現,就會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物。當人的本性呈現,即仁心呈現時,就從形軀、利慾、計較中超脫出來,要求向外通,推己及物,成就他人、他物。仁與智,是人性本有的,擴充出來,成己成物,即是兼物我,合外內。人之本性圓滿實現,無所不通,舉措無有不宜。
凡俗生活中有高明的境界。《中庸》提出了「尊德性」與「道問學」的統一、平凡與偉大的統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既保護、珍視、養育、擴充固有的善性仁德,而又重視後天的學習、修養;既有遠大的目標,而又腳踏實地,不脫離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盡倫盡職的過程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實現崇高。高明的境界離不開凡俗的生活,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實現。
《中庸》論官德及其現代意義
管理總是人的管理。在一定意義上,管理主體自身的人格修養、智慧、方法與管理工作的實效密切相關。
(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中庸》講「為政在人」,即政教興廢與人有關,政治、管理在於是否得人(賢臣)。有得力的、全心全意負責的人,某種理念與政治就推行得好,好像把樹種到適合這種樹木生長的土壤中一樣。制度是靠人,靠團隊來執行並落實的。以相宜的人施政,能見成效,就如同河灘上的蒲葦能快速生長一樣。國君要想處理好政務,關鍵在人才。選取什麼樣的人才呢?「取人以身」,取人之道,在於其人之修身與否。「身」指已修之身。「修身」是要走人人都走的大道,「修道」是依據於天賦予人的本性仁德。「仁」就是愛人,博愛眾生。其中親愛自己的父母是仁中的大事,仁是把愛親之心推廣到愛民、愛百姓。「義」是能分別事理,各得其宜,其中尊重賢人,把賢人提拔起來為社會服務是最合宜、正當的事。
(二)德位相稱,素位而行
儒家關於德與位的關系,有很多討論。儒家主張德、位、祿、名、壽、用的相稱,這當然是理想。《中庸》托孔子說:「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有大德的人,理論上應當有尊位、厚祿、美名,甚至高壽。上天化育萬物,順其材質而予以厚施,可以栽種的就培植,要傾倒的也只好讓它倒下。管理者要使各種人才、各級員工的德、位、祿、用相匹配,使之各遂其性,各顯其能,這是儒家治平天下的一條重要原則。
作為官員、管理者本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素位」,「素」指現在,「位」指所居的地位。「素位而行」是安於現在的官位。君子安於現在所處的職位去做他本分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不希望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的地位,就做在這個位置上應當做的事。守道安分,無論順境逆境,無論在何處,君子都是悠然自得的。只求端正自己而不乞求於人,心中泰然,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不怨天尤人。而小人卻要冒險,想僥幸得到非分的利益與不應得的好處。可見君子、小人有不同的心態。做官要有基本的官德、操守,君子光風霽月,超然物外。
(三)和而不流,去讒遠色
孔子回答子路問「強」。孔子說:您所問的是什麼強呢?是南方的強?還是北方的強?還是您自己以為的強呢?用寬容柔順的道理教化人,不報復別人蠻橫無理的欺侮,這是南方人的強,君子安於此道。用武器甲胄當卧席,直至戰死也毫無懼色,這是北方人的強,強者安於此道。「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矯,音狡,強貌。君子「和而不流」,與人和平相處,但有節操與原則,不曲順流俗。守住中道而不偏倚,豈不是真正的強嗎?我們強調「和而不流」,不要跟風趕浪,隨波逐流。既要善於與各色人等打交道,又要心中有一桿秤,不能上當,抵住誘惑,絕不與丑類同流合污。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即孔子為哀公講治理國政的九條大綱:修身,尊賢,親親,敬重大臣,體恤群臣,慈愛庶民,招徠百工,懷柔遠人,安撫諸侯。其中特別講「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齊」通「齋」。這是講齋戒明潔,整齊衣冠,莊敬自尊,不合禮節的事不敢妄動,這樣用來修身。不聽誣陷好人的壞話,遠離女色,輕賤財貨,重視道德,這樣用來勸勉賢人。我認為對今天的官員來說,「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仍然十分重要。
「中庸」思維方法論及其當代價值
(一)「和」與「中」
這兩個概念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和」主要指「和諧」及「多樣統一」。孔子講「和而不同」,《中庸》講「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是強調保留差異,容納相異的人才、意見,保持一種生態關系。中國哲學關於天、地、人、物、我之間的「和諧」思想、「寬容」思想,不僅為人類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現代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的重要思想資源。現代管理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內在自我的協調關系,強調一種宇宙一體、普遍和諧的整體觀念。儒家觀念中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仁民愛物的意識,在未來世界具有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對於事業與企業單位之間及內部人際關系的處理,乃至效益的顯發有著重大的意義。
「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將「中和」的原理發揮到極處,天地就清寧了,萬物的生長就茂盛了。這里的「和」或「中和」,是人生實踐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過實踐追求以使現實與理想統一的意味。
(二)「執兩用中」,其中有權
中國哲學講偏反,講對立,但只是把偏反、對立當作自然、社會與思維運動長鏈中的過渡環節。相比較而言,更喜歡「中和」「中庸」「兩端歸於一致」。「中和」和「中庸」不是否定矛盾、偏反、對立,而是在承認矛盾、偏反、對立的基礎上不走極端,求得一種動態的平衡,保持彈性,追求一種整體的和諧,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在今天的管理工作中,對於統一與多樣、集中與分散、創新與守成、放與收、寬與猛、變與常等,都有「兩端歸於一致」的方法論問題。
孔子有「叩其兩端」之說,意即如果有不明事理的人來問我問題,我就從首尾兩端去盤問,從中發現矛盾,然後把問題綜合起來予以回答。所謂「執兩用中」的方法論,「執」就是把握,「兩」就是統一體中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兩種力量或方向。這種方法論主張把握事物中兩方面的多重聯系,運用無過無不及的中道原則行事。
(三)「兩端一致」,保持彈性
「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於平常中見「道」。「尚中」「執中」的管理方略,對「過」與「不及」之兩端持守動態統一,使各種力量與利益參和調劑、相互補充,在大小、剛柔、強弱、周疏、疾徐、高下、遲速、動靜、進退、隱顯之際保持彈性,具有一種節奏感,實在是一門高超的管理美學。這可以與現代管理學互動。
作為標準的「中」並不總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則,而是隨具體情況、具體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中國思維方法不承認對立、矛盾雙方之間有一條僵硬不變、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時中」指隨時節制,合於中道。儒家講「趣時」,即根據時勢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規,採取適宜的措施。這里的「時中」,其實也包含了「趣時更新」的一部分內容。「中庸」也是道德最高的標准,在道德領域中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涵義。因為中是正道,所以不偏。
「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論的意義。這種方法論亦取之於自然。大自然的陰陽是相輔相成、動態平衡的,不偏向一個極端。「中庸」的方法吸納了天地自然對立調和、互動互補的原則,並以之調和人類自身與天地、與萬物的關系,達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萬物與人正常地發展。「中庸」之道又是人間之道,可以調節倫常關系、社群關系。
「中庸」思維方法論強調矛盾對立的中和,使兩端都可以同時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進兩端彼此互動、兼濟、反應、轉化。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發展到一方消滅另一方的地步。在多數情況下,矛盾的統一取中和的狀況,既有矛盾、偏反、對立、斗爭,同時彼此滲透,共存共榮。這種方法論重視對立面的同一性,強調依存和聯結,以及兩極或多極對立間的中介關系及其作用。
「中庸」之道就在我們的生活中。例如,官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要學會保持中道,即孔子所謂「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太親近或太疏遠都不好。就我們的身體與心理的健康來說,我們也要在有為與無為、動與靜、虛與實之間保持彈性。
在管理工作與公司文化中,在處理人與人、事與事的關系中,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自身內在的身心關系中,在家庭內部與外部,在處理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宗教之間、文化之間等復雜事務中,我們如學會了「中庸」的方法論與境界論,就有了大智慧,就可以坦然對待。
珠璣妙語
「中庸」之道不是不要原則,不是迎合所有的人,那是滑頭主義的「鄉願」。
古書要誦讀,不能只是看。讀書出聲,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讀出其韻味與真意。
普通人要通過後天修養的工夫,使本具的善性呈現出來。這是經由求誠而最後達到誠的境界的過程。
做官要有基本的官德、操守,君子光風霽月,超然物外。
君子「和而不流」,與人和平相處,但有節操與原則,不曲順流俗。
中國哲學關於天、地、人、物、我之間的「和諧」思想、「寬容」思想,不僅為人類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現代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的重要思想資源。
Ⅷ 「言必誠信,行必忠正」,為什麼要將其作為人生教條
因為一個人的言行決定了他的命運,甚至決定周圍人的命運,正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個言而無信的人,一個沒有忠正之心的人,他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一個人的言行會形成強烈的蝴蝶效應,可能會影響他整個人生的走向,所以,請你做一個誠信的人,做一個忠正的人。
Ⅸ 「於己能中正平和,於人可兼濟天下」此句話的出處及含義是什麼
於己能中正平和,於人可兼濟天下」出自《孟子·盡心上》,原句為「於己能中正平和,於人可版兼濟天權下」,意思是「不得志時就潔身自好修養個人品德,得志時就使天下都能這樣」。
【名言典故】:
孟子對宋勾踐說:「你喜歡游說各國的君主嗎?我告訴你游說的態度:別人理解也安詳自得;別人不理解也安詳自得。」
宋勾踐問:「怎樣才能做到安詳自得呢?」
孟子說:「尊崇道德,喜愛仁義,就可以安詳自得了。所以士人窮困時不失去仁義;顯達時不背離道德。窮困時不失去仁義,所 以安詳自得;顯達時不背離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時恩惠施於百姓;不得志時修養自身以顯現於世。窮困時獨善其身,顯達時兼善天下。」意思就是,當一個人,被時代和當局所器重時,就要負起重任,就要有所作為;在不被人看中時,就要不斷的完善自己,在甘於寂寞,修身養性,博聞強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