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治之暗妒成傷

㈠ 老子韓非列傳的文言文注釋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①。 ①藏室：國家的藏書室。即國家圖書館。
孔子適周①，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②，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③，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④。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⑤，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⑥，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⑦，游者可以為綸⑧，飛者可以為矰⑨。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①適：往，到……去。②子：古時對男子的尊稱。③時：機會，時運。駕：坐車，引申為外出去做官。④蓬累而行：像飛蓬飄轉流徙而行，轉停皆不由已。蓬，一種根葉俱細的小草，風吹根斷，隨風飄轉。累，轉行的樣子。⑤賈：商人，古代指坐商。深藏若虛：隱藏其貨，不讓別人知道，好像空虛無物地樣子。比喻有真才實學的人，不露鋒芒。⑥態色：情態神色。淫志：過大志向。淫，過分。⑦罔：捕具。同「網」。⑧綸：釣魚的絲線。⑨矰：系有絲繩，用以射鳥的短箭。
老子修道德①，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②。居周之久，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③。」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④。 ①道德：此指道家學派的術語。道，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宇宙的精神的本原。德，宇宙萬物所含有的特殊規律或特殊性質。②自隱：隱匿聲跡，不顯露。無名：不求聞達。務：宗旨。③強：勉力。④莫：沒有人。
或曰①：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②，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③。
①或曰：有的人說。②有：又。③養壽：修養身心以求長壽。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①。」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②。老子，隱君子也。
①「始秦與周合」三句：《索引》按周秦二本紀並雲「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反，尋其意義，亦並不相違。②然：是，是這樣。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①，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②。
①玄孫：曾孫的兒子。②家：居住。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①，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②，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③。
①絀：通「黜」，貶斥。②這一句的意思是說，主張、原則不同，彼此不相商議、合作。語見《論語·衛靈公》。③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語本《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王弼注本《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七章，魏源《老子本義》本第五十章)。這是主張緩和社會矛盾，讓事物保持原狀的保守思想。無為，一任自然，無所作為。清靜，內心清虛明靜，無所索求。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①，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③。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④。作《漁父》、《盜跖》、《胠篋》⑤，以詆訿孔子之徒⑥，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⑦，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⑧，指事類情⑨，用剽剝儒、墨⑩，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11)。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12)，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13)。 ①嘗：曾經。②窺：從小孔或縫隙里看。此引申為涉獵、研究。③要：要旨。本：根本、源頭。④大抵：大略。率：通常。寓言：有所寄託或比喻之言。《釋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已，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⑤《漁父》、《盜跖》、《胠(qū，區)篋(qiè，怯)》；均為《莊子》中的篇名。⑥詆訿(dǐzǐ，底子)：毀辱，誹謗。⑦《畏累虛》、《亢桑子》：均為《莊子》中的篇名。⑧屬書：連綴文辭。離辭：猶「摛辭」，鋪陳辭藻。⑨類情：描摹情狀。⑩剽剝：攻擊，駁斥。儒、墨：春秋戰國時期兩大著名學派，儒家和墨家。(11)宿學：博學、飽學之士。(12)洸洋：猶「汪洋」。水勢浩大、浩渺無際的樣子。這里形容文辭宏瞻，議論恣肆。恣：放縱無羈。適己：適合自己的性情。(13)器之：使用他，利用他。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①，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②？養食之數歲③，衣以紋綉④，以入大廟⑤。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⑥，豈可得乎？子亟去⑦，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⑧，無為有國者所羈⑨，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①使使：前一「使」為派遣，後一「使」為奉使命辦事的人，即使者。幣：古人對禮物的通稱。泛指用作禮物的玉帛、馬、毛皮、禽等。迎：聘請。②郊祭：祭祀天地。犧牛：用作祭品的牛。③食(sì，四)：喂養。④衣以文綉：給它披上帶有花紋的綢緞。衣，穿、披。⑤大廟：太廟，即宗廟。大，同「太」。⑥孤豚：小豬。《索隱》：「孤者，小也，特也。」⑦亟(jí，急)：急、快。⑧瀆：小水溝。⑨有國者：掌握國家政權的人。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候①，昭候用為相。內修政孝，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②。著書二篇，號曰《申子》③。
①術：指法家的刑名法術之學。或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臣下的策略與手段。干：求取，指求官。②黃老：黃帝和老子。先秦儒家只談堯舜，不提黃帝。道家為了和儒家爭奪學術地位，把傳說中比堯、舜更早的黃帝搬出來與老子並尊為道家的創始人，所以漢時有「黃老之學」的稱呼。刑名：即實與名。法家主循名責實，以推行法治，強化上下關系。刑，通「形」，指形體或事實。名，指言論或主張。③《申子》：已佚。《漢書·藝文志》有《申子》六篇。有《大體篇》保存於《群書治要》中，又有清人馬國翰等輯本。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①。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②。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③，斯自以為不如非。
①諸公子：貴族子弟。②歸：歸宿，引申為宗旨。③事：師事，隨師求學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①，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②，執勢以御其臣下③，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④。以為儒者用文亂法⑤，而俠者以武犯禁⑥。寬則寵名譽之人⑦，急則用介胄之士⑧。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⑨，觀往者得失之變⑩，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11)。
①數：屢次，多次。書：奏章。諫：下對上規勸。②疾：痛恨。務：勉力從事。③執勢：掌握權勢。御：駕馭，控制。④舉：提拔任用。浮淫之蠹：指文學游說之士。浮淫，虛浮淫誇。蠹，蛀蟲。比喻像蛀蟲一樣危害國家的人。功實：注重功利而有實際貢獻的人。⑤文：指儒家典籍，如《詩》、《書》等。⑥犯禁：違犯國家禁令。⑦寬：寬緩。指國家太平時期。介胄之士：指頂盔穿甲的武士。介，甲。作戰時穿的護身鎧甲。胄，頭盔。⑨廉直：廉潔正直的人。⑩往者：以往的，歷史上的。得失：成功和失敗。(11)《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均為《韓非子》書中的篇名。 然韓非知說之難①，為《說難》書甚具②，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①說：用話勸說，使之聽從自己的意見。②具：完全、周詳。具，通「俱」。
《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①；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②；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③。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④，可以吾說當之。
①知：才智。說之：游說君主。②辯：口辯、口才。一說分析。明：闡明，表達。③橫失(yì，逸)：縱橫奔放，無所顧忌。失，通「佚」、「逸」。④所說：游說的對象，主要指君主。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①，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②，必棄遠矣③。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高名，則見無心而遠事情④，必不收矣⑤。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⑥，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⑦；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⑧。此之不可不知也。
①為：這里有博取、貪圖的意思。②見：被看作。下節：品德低下。遇：待遇。陳奇猷《韓非子四集解》引劉師培曰：「『遇』當做『偶』，謂退與卑賤相偶也」。或謂「遇」疑當做「邇」。④無心：沒頭腦。遠事情：脫離實際。⑤收：錄用。⑥顯：明顯，引申為公開。⑦陽：表面上。身：指游說者自身。⑧陰：暗地裡。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①，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②，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③，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④，說行而有功則德亡⑤，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⑥，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⑦，說者與知焉⑧，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⑨，乃自以為也故⑩，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11)，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12)，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13)，則以為間己(14)；與之論細人(15)，則以為粥權(16)。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17)；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18)。徑省其辭(19)，則不知而屈之(20)；泛濫博文(21)，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22)，則曰草野而倨侮(23)。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①及：到，至。引申為涉及、牽扯。匿：隱藏。②過端：過失，過錯。端，端倪，即剛剛有些跡象，而尚未昭著。按以下一段文字句序與今本《韓非子》有異。③善議：巧妙的議論。推：推導、推論。④周澤未渥：意謂交情還不夠深厚。周，親密。澤，恩澤，恩惠。渥，濃厚、深厚。語極知：把知心話盡其所有都說出來。極，窮盡。⑤德：功勞，功德。亡：通「忘」，忘記。⑥見疑：被懷疑。⑦得計：計謀可以實現。⑧與知：參予此事。⑨出事：做事。⑩也：疑當作「他」。蓋形近而誤。今諸本《韓非子》作「乃自以為他故。」他故，別的事情。(11)強(qiǎng，搶)：勉強。(12)已：停止。(13)大人：達官貴族。此指在任重臣。(14)間已：離間君主與大臣的關系。(15)細人：地位低下的人。(16)粥(yù，育)權：賣弄權勢。粥，通「鬻」，賣。(17)借資：藉助別人的力量，以為己助。(18)嘗己：試探自己含怒的深淺。嘗，試探。(19)徑省其辭：說話簡略，直截了當。徑省，簡略。(20)知：通「智」，智慧。屈之：使他遭受委屈。(21)泛濫：水勢漫溢橫流。比喻誇誇其談，沒有邊際。博文：追求浮華之辭。(22)廣(kuàng，曠)肆：謂謀慮遠而放縱無所收束。廣，通；「曠」，遠也。肆，放縱。(23)草野：鄙陋粗俗。倨侮：倨傲侮慢。
凡說之務①，在知飾所說之所敬②，而滅其所丑③。彼自知其計④，則毋以其失窮之⑤；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⑥，則毋以其難概之⑦。規異事與同計⑧，譽異人與同行者⑨，則以飾之無傷也⑩。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11)，辭言無所擊排(12)，乃後申其辯知焉(13)。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14)，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15)，直指事非以飾其身(16)，以此相持(17)，此說之成也。
①務：要旨。②飾：粉飾，美化。③滅：遮掩、掩蓋。④自知：自己認為高明。知，通「智」。⑤窮之：指使君主困窘、難堪。⑥多：推崇，贊美。⑦概之：壓抑、限制他。概，古代量穀物時，用以刮平斗斛的器具。《管子·樞言篇》「釜鼓滿，則人概之」。此是引申義。⑧異事：他事，另一件事。同計：與君主謀劃相同。這一句的意思是說謀劃另一件事與君主計策相同，謀劃他事等於謀劃此事，可以不犯揚己之嫌，不掠君主之美。⑨這一句的意思是說另一個人與君主同德行，稱贊那個人等於稱贊君主，可以不露阿諛君主之跡。⑩無傷：沒有害處。(11)拂悟：違逆，抵觸。悟，通「牾」。(12)擊排：攻擊，排斥。(13)申：同「伸」。舒展，伸直。引申為施展。(14)曠日彌久：猶今語「曠日持久」，即多費時日，拖得很久。曠，荒廢，費。彌久，很久。(15)明計：明白權衡剖析。致：達，得到。(16)直指：直陳，講話無顧慮。飾其身：正其身。飾，修治，整治。(17)相持：指君信臣，臣忠君。
伊尹為庖①，百里奚為虜②，皆所由干其上也③。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④，則非能仕之所設也⑤。
①伊尹為庖的故事見《韓非子·難言》，說他為了游說商湯，「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墨子·尚賢中篇》也提到這個故事，說伊尹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相」。《史記》卷三《殷本紀》則謂伊尹想求得商湯的任用而無由，於是就做了隨同有莘氏女出嫁的「媵臣」。說他親「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②虜：奴隸。百里奚為虜的故事，《韓非子·難言》，又《難一》、《難二》，均及之，但語焉不詳。《史記》卷五《秦本紀》說他原為虞國人，晉獻公滅虞以後，他被俘虜，做了秦穆公夫人即晉公子夷吾的姐姐的陪嫁臣到了秦國，後亡秦走宛，被楚國人捉住。秦穆公知其賢，便用五張黑公羊皮把他贖回來，與語國事三日，秦穆公大悅，於是「授之國政」。卷之十九《晉世家》亦略及其事。③由：經由，經此。干：求取。上：君主。④役身：自身做賤役。涉世：涉足社會。⑤非能仕之所設也：當依《韓非子》作「非能仕之所恥」。能仕，智能之士。仕，通「士」。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雲①，暮而果大亡其財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③。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④。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⑤，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⑥，薄者見疑⑦。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矣。
①父：老者，老人。亡：丟失、被竊。③知其子：以其子為智。④子：指女兒。古代男、女都稱子。妻之：嫁給胡君為妻。⑤兄弟之國：親戚的通稱。春秋戰國時，兩國雖非同姓，但有婚姻關系也叫「兄弟之國」。⑥甚者：重的。⑦薄者：輕的。以上兩句謂，言重則被殺，言輕則見疑。按此段文字與諸本《韓非子》多有不同。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①。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②。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③，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④，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⑤。」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受憎之至變也⑥。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①刖：斷足酷刑。②矯：擅稱君命。③甘：感到甜美。④弛：松緩，鬆懈。這里有疏淡、減退的意思。⑤食：給吃。餘桃：咬剩下的桃子。⑥至變：最大的改變。至，最、極。
夫龍之為蟲也①，可擾狎而騎也②。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③，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④。
①龍之為蟲：古人認為龍屬蟲類。②擾狎：馴熟。擾，馴養。狎，親近，戲弄。③嬰：碰，觸犯。④幾：近，近於善諫。
人或傳其書至秦①。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②，死不恨矣③！」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驚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④，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⑤，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⑥。」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葯⑦，使自殺。韓非欲自陳⑧，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①或：有的。②游：結交，交往。③恨：遺憾。④害：嫉妒。⑤並：吞並、兼並。⑥過法誅之：加以罪名，依法處死他。過，硬加罪過。⑦遺：送給。⑧自陳：當面剖白。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①，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②，放論③，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④，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⑤，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⑥。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①虛無：指道的本體無所不在，而又無形可見。②散：散布，這里有推演、宣演的意思。③放論：猶「放言」，即縱意隨心地發表議論，不受約束。④卑卑：勤奮自勉。⑤繩墨：木工用以正曲直的墨線。引申為規范，法制。⑥慘礉(hé，核)：慘酷苛刻。礉，核實。引申為苛刻。

㈡ 商鞅 申不害 韓非思想主張的共同點

他們均為法家思想
網路
法家思想
編輯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戰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1]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思想來源編輯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3]
戰國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鐵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個體家庭得以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讓國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瓦解了周朝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號是「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4]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君王，如果他能給予官員及百姓利益，官員和百姓就會擁戴和支持他，同時這個君王還擅長「術」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就很有可能能夠強盛；但如果這個君王不具備以上的任何一條的話，這個國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滅亡。所以，法家理論的一個很大的不足在於過度依賴君王個人的能力。但秦能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教育思想編輯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激進派利益的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他們都是一批主張「變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們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極力輔佐一些國君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並從某些方面為維護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理論、原則和方法。法家學派在政治上、理論上，一般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領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許多有別於其他學派的教育理論和政策。其中傑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
商鞅變法是當時各國變法運動中比較徹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與當時的儒家思想是對立的。他指責「儒學」為「虱子」,他說:「禮樂」、「詩書」、「仁義」、「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東西，如果用這些復古主義的教條來治理國家，就會「敵至必削，不至必貧」(《農戰》)。敵人一來，國土就必被侵削；敵人不來,國家也必定貧窮。他同時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畫策》)的奴隸主貴族和儒生都是「□民」。必除之而後快。而當他們利用「詩」、「書」作為「以古非今」的輿論工具，企圖進行反對活動的時候，商鞅則堅決主張採取「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手段，對他們進行打擊和鎮壓。商鞅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特別重視為新興地主階級培養革新變法的人才。他提出：「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所謂「遊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滿腦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識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們搖唇鼓舌，游手好閑,不事生產,商鞅認為必須加以禁止和打擊。商鞅要培養和提拔的「耕戰之士」，就是那些在進行封建兼並戰爭和發展封建經濟中對新興地主階級作出了實際貢獻的人。商鞅認為對待這樣的革新分子則必須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則大膽地培養、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內容方面,商鞅反對儒家以「禮、樂、詩、書」教育學生，反對向學生灌輸「仁」、「義」、「禮」、「智」等道德准則。他認為「儒學」不過是一些「高言偽議」，不切實際的「浮學」。為了培養「耕戰之士」和厲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張學習法令和對耕戰有用的實際知識。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綱領。「壹教」的實質就是執行新興地主階級的統一教育，它的主要內容是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令、政策統一人們的思想。商鞅認為：「壹教則下聽上」(《賞刑》)。他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字分》)。明確指出「法」是地主階級的生命，治理國家的根本，因此對民眾必須加強「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論，不聽；不符合法令的行為，不贊揚；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論、行動必須根據新興地主階級的「法」為標准。為了使「法治」教育能夠貫徹執行，商鞅實行「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定分》)，把教育的權力掌握在新興地主階級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遷徙、死亡的情況，得立即選派接替者「學讀法令」，可見商鞅對樹立法家對教育的領導是十分重視的。商鞅為了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強調「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視了學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專業的教師和文化知識的傳授，這是違背文化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他對舊文化又採取一概削除的簡單粗暴的政策，這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商鞅為了使秦國富強，他把農戰作為治國之要。他獎勵農戰，主張加強農戰教育。他說：「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徑方面，商鞅重視在通過農戰的實際斗爭中，鍛煉和增長人們的才幹。並認為人們的智謀是在長期的作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均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所實施的「法」教和獎勵「農戰」的政策，卻包含著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的一面。
韓非總結了戰國前期和中期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五蠹》)，是造成禍亂的重要原因。並認為當時的「私學」和統治者是「二心」的。這種「私學」是新興地主階級實行「法治」的絆腳石。因此他斷然主張採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的措施，即禁止辦私學的人的行動自由，禁止言論和結社的自由。
韓非猛烈地批判和攻擊法家以外的其他學派，特別是反對當時影響最大的儒家學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禮、樂、詩、書」的教條和「仁、義、孝、悌」的道德准則都是「愚誣之學」，「貧國之教」，「亡國之言」，是致使國貧兵弱，乃至亡國的根源。在韓非看來，其他學派的理論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是非不分，統治者如果兼聽他們的意見，就必然引起亂子。因此，韓非主張禁止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亂人心的學說，而定法家於一尊。特別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學派思想的影響，要對他們的思想實行嚴格的統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韓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中的激進派利益的，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潮，對建立地主階級的統一政權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韓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階級反動性的一面，即對勞動人民實行思想統制的愚民政策。韓非的這種文化專制主義的思想，對文化教育的發展，對學術流派的繁榮也是極為不利的。
韓非主張培養「智術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憤》)。這些「智術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堅決實行法治路線的革新人物，並且是積極擁護「耕戰」政策而為它進行斗爭的戰士。韓非對「智術能法之士」必須具備的品質和能力做了詳細的闡明，這種革新家必須是一個忠於封建國君「北面委質，無有二心」的人，並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有度》)，一心一意為封建主義國家效力的所謂「賢臣」，「良將」。這種革新家應該具有「遠見而明察」，「強毅而勁直」(《孤憤》)的品質。就是說他應該在思想上具備進步的歷史觀和變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有堅定地執行法治路線的堅強毅力和剛直的品質。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韓非繼承和發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認為必須使國內做到「言談者必軌於法」，意思是說要使每個人的思想和言論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國家的法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韓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他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五蠹》)。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並從而實現他的「以法為教」的主張。

倫理思想編輯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人性觀
法家倫理思想中最具主題色彩的就是相關人性論的主張。在法家看來，好利惡害，趨利避害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從傳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論觀念是對荀子人性惡思想的承續。荀子的性本惡思想主要表現為：人的感官慾望的無法滿足狀態，他在《荀子·性惡》說：「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他認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產生了人的財產佔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榮辱》中寫道：「人之情，食慾有芻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時還認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榮而惡辱，從堯舜到庶民百姓沒有什麼差別，而人世間最值得榮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權利。《荀子·王霸》里談到：「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認為人的這種本性是不盡合理的，這就應該藉助於開展深入的社會實踐來矯正，即『化性起偽』。法家先驅及代表人物或先於荀子談到了或在荀子之後拓展了這一人性論思想。《管子·禁藏》說：「夫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慾望和生存需要。《商君書·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於人有這種生存需要，因此，每一個人在利弊之間都要趨利避害。《商君書·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商鞅認為，人的本性與生俱來，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為都受制於好利的本性。這種人本性論應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經濟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書·錯法》中指出了統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論實現自己的統治，「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韓非的人性論，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惡論的影響，同時，也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韓非認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於人們的生存需要，他以為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每個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韓非舉出了社會上的溺嬰習俗說明這一已經演化為自私自利的思想。《韓非子·六反》：「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韓非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韓非子·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總之，法家人性論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們利益上的反應，也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講具有歷史進步性。

誠信觀
誠信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帶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標准，自古至今中國的先哲們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誠」，真心實意，開誠布公。「信」的基本含義為誠實、不疑、不欺。法家先驅管仲認為講誠信是天下行為准則的關鍵，如何講誠信，他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首先他重誠信，把誠信納入德行的范疇。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管子·樞言》）。「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明信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管子·四時》）。第二，管仲把誠信的道德觀念拓展到刑罰和軍事領域中。他分別在《管子·權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廢》中指出：「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豈敢為之乎？」；「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呂氏春秋·慎小》記載：「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與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描述：「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誠信觀念，崇尚信，宣揚信，首先，他為功利而信。《韓非子·難一》有記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諭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第二，韓非不吝美言，頌揚誠信美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高調贊美了晉文公以誠信將衛國的事情。「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故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義利觀
法家先驅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從物質生活中尋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如此，法家還認為道德觀念會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韓非在《五蠹》篇中論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系，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民眾而物寡」、「爭於氣力」的時期，仁義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於地」、「名出於戰」，韓非也明確提出「務力而不務德」，否則國家將面臨貧窮落後甚至是亡國的危機。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傷民」，而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而法家堅持，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這與法家好利、自為的人性論思想一致，並由其沿襲而來。商鞅提在《商君書·開塞》中指出：「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總之，在法家看來，人性好利，人與人之間也是純粹的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利」則是人的一切行為和交往的唯一動力。在這種義利觀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們也觸及到了公和私的話題，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們主張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為大；「私」當然是指受君主統治的群眾。商鞅在《商君書·修權》斷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為「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須「任賢舉能」，而不是「任人唯親」，這樣才能達到公正、公平，才不會引起爭議和爭奪危害君王的統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棄私也。」韓非《韓非子·飾邪》里也指出：「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意在為了維護「人主之公利」，必須去私利、私慾。

思想概論編輯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5]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
法家思想
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性論評價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6]

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7]

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作用編輯

法布於眾
。

依法辦事
」

刑無等級

保持法律穩定
「

局限編輯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8]

法律絕對
我們知道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
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

「刑用於將過」
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

表現性質編輯
法家被認為只是在戰國時期才發揮其歷史作用。其實不然,中華其後二千年的政治表現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現的重要作用,其中最為顯然的就是吏治。中華所謂的法治其實是強意志理論。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種對權勢的體現方式,而幾乎沒有重要的理念。它沒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認識，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無「法」精神的律治，著重於對統治者意志的律令體現，從而助長了中華形成了權力單極的社會形態，政治強盛而民間力量無有。而且正是由於這一點，古代中華的人的權力被極大的壓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壓迫的意識，使得中國的國民性極其的淡漠，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出無國家性的麻木。中國社會的這一性質可以說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對政治建設的最大功績。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義編輯
法家的法治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眾所周知，秦原本是一個「僻在雍州」的經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後的小國，無權參與中原各國的事務，常受中原諸侯的鄙視，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棄禮任法」，實行「法治」而使秦一躍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並最終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可見其「法治」是具有其積極意義的。其實，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現代法治借鑒的東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諸多負面性。

法律萬能主義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萬能的，有其滯後性，不可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律專制主義
法家認為「權制斷於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王手裡，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極權主義
諸子百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法家認為是農戰。

重刑主義
在法家看來，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

㈢ 法家學派的倫理思想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誠信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帶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標准，自古至今中國的先哲們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誠」，真心實意，開誠布公。「信」的基本含義為誠實、不疑、不欺。法家先驅管仲認為講誠信是天下行為准則的關鍵，如何講誠信，他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首先他重誠信，把誠信納入德行的范疇。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管子·樞言》）。「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明信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管子·四時》）。第二，管仲把誠信的道德觀念拓展到刑罰和軍事領域中。他分別在《管子·權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廢》中指出：「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豈敢為之乎？」；「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呂氏春秋·慎小》記載：「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與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描述：「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誠信觀念，崇尚信，宣揚信，首先，他為功利而信。《韓非子·難一》有記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諭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第二，韓非不吝美言，頌揚誠信美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高調贊美了晉文公以誠信將衛國的事情。「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故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法家先驅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從物質生活中尋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如此，法家還認為道德觀念會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韓非在《五蠹》篇中論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系，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民眾而物寡」、「爭於氣力」的時期，仁義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於地」、「名出於戰」，韓非也明確提出「務力而不務德」，否則國家將面臨貧窮落後甚至是亡國的危機。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傷民」，而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而法家堅持，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這與法家好利、自為的人性論思想一致，並由其沿襲而來。商鞅提在《商君書·開塞》中指出：「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總之，在法家看來，人性好利，人與人之間也是純粹的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利」則是人的一切行為和交往的唯一動力。在這種義利觀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們也觸及到了公和私的話題，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們主張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為大；「私」當然是指受君主統治的群眾。商鞅在《商君書·修權》斷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為「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須「任賢舉能」，而不是「任人唯親」，這樣才能達到公正、公平，才不會引起爭議和爭奪危害君王的統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棄私也。」韓非《韓非子·飾邪》里也指出：「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意在為了維護「人主之公利」，必須去私利、私慾。

㈣ 誠信重要性

1、齊家之道

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說：「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間以誠相待，誠實守信，就能和睦相處，達到家和萬事興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誠信、互不信任，家庭便會逐漸四分五裂。

2、交友之基

只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達到「朋友信之」，推心置腹、無私幫助的目的。否則，朋友之間充滿虛偽、欺騙，就絕不會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

3、經商之魂

在現代社會，商人在簽訂合約時，都會期望對方信守合約。誠信更是各種商業活動的最佳競爭手段，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企業家的一張真正的「金質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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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的相關故事

1、劉廷式堅娶盲女

劉廷式本是農家子弟，與鄰女定有婚約。後離別數年，劉廷式入太學讀書，並考中進士。劉廷式回鄉時，准備與鄰女成親。這時才得知鄰公已死，其女雙目失明，家道中落。

不過，劉廷式並不因此違背婚約，還選好日子准備完婚。鄰女打算退婚，她說：「我如今雙目失明，形同廢人，門不當戶不對，怎能嫁你為妻呢？」劉廷式回答說：「既然我早與鄰翁有約，豈可因翁死子疾而違背婚約？」結果，二人終成眷屬，家庭和睦，並生數子。

2、宋就以誠感人

宋就曾在梁、楚交界處當縣令，梁、楚邊亭四周都種瓜。由於梁亭人勤勞，所以瓜長得很好；而楚亭人懶惰，所以瓜長得不好。

於是，楚亭人心生嫉妒和惱恨，在深夜踐踏和扯斷梁亭的瓜藤。梁亭人發現後，去請示縣令宋就，認為要報復，去踐踏楚亭瓜藤。

宋就即搖搖頭說：「怎麼可以這樣做呢？與人結怨，是招禍的門徑。人家對我們不好，我們也對人家不好，這多麼狹隘呢！你們如果聽我的話，那應以誠感人，每夜派人暗中為楚亭澆瓜地，不要讓他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