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立法指導思想
1. 唐朝的立法思想
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1）禮刑並用。
唐太宗李世民總結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魏徵和封德彝辯論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滑轎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貞觀律》，就是以禮刑並用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一。
高宗李治繼承「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德禮」而設的遺風。
（2）法令簡約。
法令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唐統治者認為隋朝敗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歷代統治者提出「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導原則。
（3）寬仁慎刑。
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罪犯處刑採取慎段讓孫重的態度。
唐統治者以隋滅亡為鑒，從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採取寬仁慎刑的立法指導思想。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的《貞觀律》是封建社會對同種罪行處罰最輕的法典。
問：《唐律疏議》的篇目內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 *** 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歐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律》，反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握鏈逃亡，以保證封越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問：唐朝維護貴族官員及其親屬的法定特權有哪些？
答：（1）議，即八議。
指八種人除了犯「十惡」罪以外，可以享受「議」的特權。
這八種人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
這八種人犯死罪，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理，必須先將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議」的條件，奏請皇帝，由大臣集議，最後由皇帝裁決。
（2）請，是通過上請的程序減輕刑罰。
上請者的限制比享受「議」者嚴格。
（3）減，指七品以上的官員及有爵位應「請」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減刑一等的優待。
（4）贖，指應議、請、減和九品以上的官及應「減」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銅贖刑的優待。
（5）官當，指官員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罰。
（6）免官，指有品級的官員犯徒罪，通過免去官職折抵刑罰。
問：試述「十惡」。
答：「十惡」是以隋唐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規定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總稱。
犯十惡者要受到嚴厲處罰，為「常赦所不原」，並不得享有議、請、減等優待辦法。
一曰謀反，企圖推翻唐王朝的統治，奪取皇位的行為。
二曰謀大逆，就是預謀毀壞宗廟山陵及宮闕的行為。
三曰謀叛，圖謀叛國投降敵方的行為。
四曰惡逆，指毆打和殺害尊親屬。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殘忍，違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嚴的行為。
七曰不孝，嚴重違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親族間互相侵犯的行為。
九曰不義，本非血緣關系，根據名分，應遵守道義，但卻被棄道義的行為。
十曰內亂，家族內部紊亂人倫的行為。
問：《唐律疏議》的主要特點。
答：（1）體例完備，結構嚴謹。
體例完善是說一部唐律幾乎把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法律關系，都囊括其中，從而使它成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結果嚴謹主要表現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關系，以及律條彼此之間的照應，特別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運用法律調整各種社會關系的輕重緩急。
縱觀唐律篇目的排列順序，結構嚴謹，一環扣一環，反映了唐代立法技術已達到相當成熟階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採用一罪一刑，而不是採用一罪數刑的辦法。
其次，唐朝處決死刑的方法比歷代律典少，指有絞和斬兩種。
再次，刑罰加減以從輕為原則。
最後，設立加役流，取代可殺可不殺而不殺的死刑犯。
問：《唐律疏議》的歷史地位。
答：（1）唐律將秦、漢以來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經驗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為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僅對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證經濟的恢復、政治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3）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朝鮮的《高麗律》和日本的《大寶律令》都以唐律為藍本；
（4）唐律作為中華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異彩，在世界法律發展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2.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問：唐朝的主要立法。
答：（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問：唐朝的法律形式。
答：有律、令、格、式四種。律、令、格、式，互為配合，互相補充，構成了唐王朝完備的法律體系。
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
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問：《唐律疏議》的結構。
答：（1）律文。即法律條文，十二篇，502條。
（2）疏議。即解釋律文，三十卷。
（3）問答。作者對可能出現疑問律文的疏議部分，採用問答的方式，對問題作進一步闡釋。
（4）注。作者對律文的解釋比較抽象的地方，再用贖議的方式加以解釋。
問：《唐六典》的主要內容及歷史意義。
答：《唐六典》是以唐朝現行各部門機關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體制、機構組織、職權、官員品級、編制員額、考課以及相關制度等方面的明確規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國家行政法典性質的文獻。在中國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對唐以後歷代會典的編纂具有深遠影響。
問：唐朝對科舉制度有何發展完善？
答：（1）擴大考生來源，參加考試的由國子監和州、縣學的生徒，還有不在學的自行向州、縣報考，合格後由州、縣舉送中央的鄉貢。
（2）增加考試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道舉、童子八科。
問：唐朝科舉制度的意義何在？
答：（1）打破了魏晉以來「門第」界限，改變了「上品無寒門」的現象，為中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入仕創造了條件；
（2）為唐朝選拔優秀人才進入政權，推動封建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問：唐代吏部考試科舉生的標準是什麼？
答：（1）體貌豐偉；（2）言詞辨正；（3）楷書遒美；（4）文理優秀。
問：唐代封建制五刑。
答：（1）笞刑。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為一等，分五等，即從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絞和斬二等。
問：唐代管理犯贓罪的種類。
答：（1）受財枉法贓，是指官吏受人請求收人財物違法處斷公事的行為。
（2）受財不枉法贓，是指官吏受人請求收取財物，對所請求之事並未違法處置。在量刑上比受財枉法較輕。
（3）監主受財枉法，是指官員接受下屬或所管轄內百姓財物的行為。
問：唐代法律規定的其他物權的取得方式。
答：其他物權的取得，除了買賣、繼承、增予等方式外，還有：
（1）山野之物的取得，以先佔為取得原則。
（2）宿藏物即地下埋藏物，應與地主均分。如果是古器物，須送官府，官府給一定酬金。
（3）闌遺物，應歸還原主。
（4）漂流物，先招人認領，原主要給予撈的人補償；若無人認領，撈的人取得所有權。
（5）孳息物，應歸原主。
問：唐代法律規定違律為婚的情況。
答：（1）同姓不婚； （2）非同姓有血緣關系的尊卑之間不得為婚；
（3）不準與逃亡婦女為婚； （4）不準監臨官與轄區內之監臨女為婚；
（5）不準良賤為婚； （6）不得妄冒為婚，如有意隱瞞身份、年齡、身體狀況等。
問：「兩稅法」的主要內容。
答：（1）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
（2）土著戶和客居戶都編入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狀和財產的多少定戶等；
（3）兩稅分夏秋兩次徵收；
（4）租庸調和一切雜徭、雜稅全都取消，惟丁額不廢；
（5）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粟；
（6）沒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問：唐代的中央司法機關。
答：中央司法機關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或逕行復判，死刑案則移交大理寺重審。
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問：唐代御史台的組織。
答：（1）台院。參加大理寺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2）殿院，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的違法失禮之事。
（3）察院，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問：唐律的刑法原則。
答：（1）老、幼、廢疾、篤疾犯罪減免刑罰。
（2）自首減免刑罰。
（3）同居有罪相為隱。
（4）共犯區別首從。
（5）二罪以上俱發，合並處理。
（6） 本條別有制與例不同。
（7）斷罪無正條
（8）化外人相犯
問：唐律十二篇的篇名。
答：第一篇《名例律》；第二篇《衛禁律》；第三篇《職制律》；第四篇《戶婚律》；第五篇《廄庫律》；第六篇《擅興律》；第七篇《賊盜律》；第八篇《斗訟律》；第九篇《詐偽律》；第十篇《雜律》；第十一篇《捕亡律》；第十二篇《斷獄律》。
問：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1）禮刑並用。唐太宗李世民總結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魏徵和封德彝辯論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貞觀律》，就是以禮刑並用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繼承「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德禮」而設的遺風。
（2）法令簡約。法令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唐統治者認為隋朝敗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歷代統治者提出「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導原則。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罪犯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唐統治者以隋滅亡為鑒，從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採取寬仁慎刑的立法指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的《貞觀律》是封建社會對同種罪行處罰最輕的法典。
問：《唐律疏議》的篇目內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主權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歐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律》，反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證封越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問：唐朝維護貴族官員及其親屬的法定特權有哪些？
答：（1）議，即八議。指八種人除了犯「十惡」罪以外，可以享受「議」的特權。這八種人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這八種人犯死罪，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理，必須先將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議」的條件，奏請皇帝，由大臣集議，最後由皇帝裁決。
（2）請，是通過上請的程序減輕刑罰。上請者的限制比享受「議」者嚴格。
（3）減，指七品以上的官員及有爵位應「請」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減刑一等的優待。
（4）贖，指應議、請、減和九品以上的官及應「減」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銅贖刑的優待。
（5）官當，指官員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罰。
（6）免官，指有品級的官員犯徒罪，通過免去官職折抵刑罰。
問：試述「十惡」。
答：「十惡」是以隋唐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規定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總稱。犯十惡者要受到嚴厲處罰，為「常赦所不原」，並不得享有議、請、減等優待辦法。
一曰謀反，企圖推翻唐王朝的統治，奪取皇位的行為。
二曰謀大逆，就是預謀毀壞宗廟山陵及宮闕的行為。
三曰謀叛，圖謀叛國投降敵方的行為。
四曰惡逆，指毆打和殺害尊親屬。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殘忍，違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嚴的行為。
七曰不孝，嚴重違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親族間互相侵犯的行為。
九曰不義，本非血緣關系，根據名分，應遵守道義，但卻被棄道義的行為。
十曰內亂，家族內部紊亂人倫的行為。
問：《唐律疏議》的主要特點。
答：（1）體例完備，結構嚴謹。
體例完善是說一部唐律幾乎把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法律關系，都囊括其中，從而使它成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結果嚴謹主要表現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關系，以及律條彼此之間的照應，特別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運用法律調整各種社會關系的輕重緩急。縱觀唐律篇目的排列順序，結構嚴謹，一環扣一環，反映了唐代立法技術已達到相當成熟階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採用一罪一刑，而不是採用一罪數刑的辦法。
其次，唐朝處決死刑的方法比歷代律典少，指有絞和斬兩種。
再次，刑罰加減以從輕為原則。
最後，設立加役流，取代可殺可不殺而不殺的死刑犯。
問：《唐律疏議》的歷史地位。
答：（1）唐律將秦、漢以來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經驗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為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僅對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證經濟的恢復、政治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3）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朝鮮的《高麗律》和日本的《大寶律令》都以唐律為藍本；
（4）唐律作為中華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異彩，在世界法律發展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3. 簡述隋朝時期的法制指導思想是什麼
通過對隋朝兩位皇帝人生經歷的考察，可以了解到胡漢南北融合後社會精神中所體現出的包容性使佛、道、儒三家互相影響，共同成為隋朝時期法制的指導思想。
4.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5. 唐朝前期的立法活動中,成就最大的是什麼
唐太宗李世民總結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魏徵和封德彝辯論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貞觀律》，就是以禮刑並用作為立法指導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繼承「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德禮」而設的遺風。 法令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唐統治者認為隋朝敗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歷代統治者提出「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導原則。 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罪犯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唐統治者以隋滅亡為鑒，從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採取寬仁慎刑的立法指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的《貞觀律》是封建社會對同種罪行處罰最輕的法典~
6. 恤刑慎殺什麼意思
第一節 隋唐統治者的立法思想 隋唐時期的律令、法規，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充分地、集中地體現著當時統治者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意志。而隋唐皇朝法律制度及律令條文的產生、形成、完善和系統化是奠定於開國建國時期的，故其中所貫徹的主要是兩朝初期統治者的立法思想。
中國古代封建統治階級在立法思想和司法實踐上所表現出的觀念和做法主要有兩點，一是採取寧枉毋縱、嚴刑酷法的威嚇高壓主義，即所謂的「刑以止刑」；一是採取執法有準，量刑有據的罪行法定主義，即所謂的「寬刑慎殺」。這二者雖因社會時事的變化而往往交替著使用，但殊途同歸，都是要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隋初和唐初的統治者鑒於前朝覆亡的歷史教訓，在指導制定律令時都採用了後者。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 北周時，「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而宣帝「更峻其法」，「誅殺無度」，致使「上下愁怨」，「內外離心」。靜帝年幼，隋文帝為相，「入總朝政」，立即抓住機會，利用這種情況，「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順利地奪取了政權，建立了隋皇朝。可見，北周皇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定律令的深峻，所施刑法的苛酷。所以，隋文帝即位後，有鑒於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而亡國的歷史教訓，深知完善法制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從而確立了刑罰要輕、律條要疏的原則，並直接指導了隋初律令的制定。而參預具體修訂律令的大臣也基本上貫徹了「以輕代重，化死為生」的指導思想，於開皇元年所「定新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對此，隋文帝下詔加以充分肯定：「梟首�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雲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鞭，並令去也。……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較之前代，「新律」廢除了許多酷刑，體現了隋文帝立法思想中較為開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刑罰的野蠻性。「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壓踝杖桄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而且於開皇六年特別下詔廢除孥戮相坐之法。尤其在廢除宮刑上，更顯示出隋初立法的一大進步。古代刑罰之酷者莫過於肉刑，而肉刑之酷者又莫過於宮刑，也叫腐刑。因為施行宮刑，不僅殘害人的肉體，更要殘害人的心靈，所以，曾受過宮刑的司馬遷悲憤他說：「詬（恥辱）莫大於宮刑」，刑罰中的「腐刑極矣！」隋代以前也曾有過廢除宮刑之舉，但是，「往往旋除旋復，其後蓋又行之」。至隋開皇初年，這才徹底廢除了宮刑。
隋文帝為穩定社會、緩和矛盾、籠絡人心、維護統治而「深思治術」，把「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針，認為「刑可助化，不可專行」。所以，當他從審閱刑部所報獄案的數字上，發現斷獄的數量還是多達上萬件，「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於是又命令大臣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重新修定律令。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誕生了著名的《開皇律》，減少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一千餘條，定留只有五百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不僅貫徹於律令的文字修定中，也表現在律令的實際施行上，他多次指示對犯人的定罪處決要審慎，「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又曾特地下詔說：「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決。」還規定「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開皇六年，又嚴令各州擔任長史以下、行參軍以上的官吏，都要學習律文，定期到京城考試。並且給予犯人可進一步申訴聲冤的權力，下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如此按級上訴，直至朝堂之上，就可減少冤屈在濫的發生。
《舊唐書·刑法志》總結隋朝的立法情況說：「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寬平。」因此，隋朝前期的法制是比較完善的，也較好地得以實施，這無疑對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達有很大促進。史書對此有所評論：「薄賦斂，輕刑罰」，「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雖不免有所溢美，但唐初撰修隋史的大臣如魏微等，都是隋朝舊人，曾親身經歷過，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信的，是真實的。《舊唐書》繼續總結說：「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隋煬帝廢棄隋文帝創立的較為完善的法制，施行酷刑濫殺之法而招致了亡國。由此可見，法制的興廢對國家的盛衰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唐代「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 唐初統治者及時而深刻地從這正反西方面吸取教訓，「動靜必恩隋氏，以為殷鑒」。故在立法思想上較之隋朝更為寬松，律令修定更為完善，法制建設更為進步。
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史，始終貫穿著一種「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它的要點是以禮義教化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以刑事懲罰作為治理國家的輔助手段。就連「專任法令」、「專尚刑名」的隋文帝，也很贊同《禮記·禮運》中的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在詔令中特加引用。並說：「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要求大臣們「弘風訓俗，導德齊札」。再結合前面所引的「以德代刑」，「刑可助化」，可見，隋文帝法制思想的核心仍是「德主刑輔」。而這樣一種立法思想，自然會導致當時制定律令向寬松的方面發展。至於唐朝，更不例外。唐初統治者不但遵循了這一立法思想，而且還有所發展，並用以指導法制建設，從而取得封建社會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唐初統治者在制定律令等立法活動中所持的指導思想，在魏徵等人奉唐太宗之命修撰的《隋書·刑法志》序言中有清晰的闡述：「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遁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就是將「禮」與「刑」合而為一，統一道德規范和刑律規范，以刑律這一暴力工具，確認並推行「禮」的規范。同時，魏徵還有一段較形象的話：「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這是說，不用鞭打而能使馬跑得很快，不用刑罰而能使人很服貼，是仁義教化的功能，如果失效，就用鞭打和刑罰。換句話說，先用禮義教化使人們服從封建統治秩序，然後再對那些違法犯罪者予以鎮壓。另外，在長孫無忌等人奉唐高宗之命所修撰的《唐律疏議·名例一》篇首也有概括的說明：「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德禮為根本，刑罰為德禮的輔助，但決不可缺少，故能相輔相成。總而言之，目的都是用刑律的強制力量來確認和推行那些能體現封建禮教綱常的道德規范，反過來又用禮義道德的精神力量來加強刑律的鎮壓作用。可見，唐初統治者盡管以「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卻絲毫沒有忽視或排斥刑津的重要作用。論其實質，不外像陳子昂所說的：「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只是先後次序不同罷了。因此上，唐初統治者摒棄了以往或持禮治、或持法治以相駁難的偏見，既兼收先秦儒、法兩家的理論主張，也融和漢代以來運用禮、法兩手進行統治的經驗，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體系。
唐初，在「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所制定的律令，主要體現著禮的兩個基本精神，一是君臣上下貴賤有等，一是長幼尊卑親疏有別。就前者而言，唐朝律令根據禮教的原則，按照當時的社會經濟關系，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給每個等級的人規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賦予了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例如，既定下「擅權」、「逾制」等罪名用來維護君臣名分，又對所有涉及到皇帝的犯罪都一律處以重罪；對於犯罪的貴族和官吏，原則上不處以刑罰，或通過「議」、「清」、「減」、「贖」及「官當」等措施，以減輕和改換刑罰，但又對於貴族和官吏的某些特定犯罪，則規定給予除名或免官、免所居官的特殊懲戒處分；一般良人與賤人犯罪同而處刑不同，家主與奴婢同樣犯罪而處刑不同，從本質上區別開了良賤的大限。就後者來說，表現在律令規定上的主要有：訴訟方面，規定「同居相為隱」，子孫不許告發長輩的罪行，就連奴婢也不許告發主人的罪行，否則處以刑罰：量刑方面，規定以宗法、服制的親疏尊卑為准則，對親屬之間的相互侵犯給予加重或減輕的處罰；尊長有絕對的財產權、主婚權、教令權，「尊長既在」，而卑幼私自動用家中的財物，對抗指定的婚姻，違反發出的教令，即處以刑罰。唐代統治者就是這樣地借用法律的強制力，使禮的原則和規范在實際生活中得以實現。
另外，「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在對復仇殺人案件的處理上表現得更為具體而明顯。自古以來，為親人報仇而殺人的案件層出不窮，竟形成風尚，故也引起過封建統治者的注意。如北周《大律》中就有「報仇」的條款，而且後來又「除復仇之法，犯者以殺論」。但是到了唐代，仍積習不改：甚至還得到人們的同情。
例如玄宗時：張瑝張琇弟為父報仇，殺死仇人而披逮捕後，「時都城士女，皆矜琇幼稚孝烈，能復父仇」。等到兄弟倆被處死後，「士庶咸傷感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並葬瑝琇北邙」。類似之事尚多，可見此風之盛。由於此類案件單從禮的角度或單從法的角度來處理都顯得很矛盾，「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征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所以，唐代統治者在案件處理上大都是折衷禮、法而用之。但是，「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往往是對案件臨時進行集議決定，故在處分上依禮、依法的程度有所偏重罷了。例如武後時，徐元慶把殺父仇人趙師韞殺了，「自囚詣官，後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又例如憲宗時，「富平縣人梁悅，為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罪。敕：『仇復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
同時，在對孝子犯罪行為的處理上，也突出表現著唐統治者「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例如穆宗時，有個叫張蒞的人，欠下康憲的「錢米」不還，康憲索要，「蒞承醉拉憲，氣息將絕」。危難時刻，康憲十四歲的兒子康買得為救其父，「遂將木鍤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司法官員報上案件，最後以皇上的名義作出判決：「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又例如文宗時，有個叫上官興的人，因喝醉酒殺人後外逃，聽說父親受牽連被捕，於是返回自首。一部分大臣認為「其孝可獎，請免死」。文宗也認為「近於義」，下令「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不過，唐代統治者在依據「禮法並用」的原則來處理復仇殺人案件時，也有不少偏頗的事例，出入很大。如衛氏女子為父報仇，「以磚擊殺」仇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又如賈氏姐弟共殺仇人，「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高宗哀之，特下制……免罪。」這是依禮不依法。另外，如張琇、張瑝的復仇殺人案發生後，「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乃殺之」。又如余常安的父親、叔父都被謝全所殺，十七年後，余常安終於殺了謝全報了仇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率抵死。」這是依法不依禮。兩種情況都是因為不辨其復仇的是非，不論其殺人的曲直，單憑帝王及大臣個人的意向所定。對此，柳宗元提出「窮理以定賞罰」的主張，因為「所謂仇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所以，先要視復仇者有無「冤抑沈痛」的情況，如果有，「復仇可也」，是有理；如果沒有，復仇便成了「仇天子之法」，是無理。然後再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處理，「則合於禮矣」。韓愈也主張先用儒家經典來判斷復仇之舉是否合「宜」，如果復仇者的親人無辜被害而死，則復仇之舉合乎禮教，即可取；如果復仇者的親人罪有應得而死，則復仇之舉不合禮教，就不可取。然後，「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韓、柳二人的文章，不僅給當時的立法思想注入了新的內容，而且從中可以推斷，唐代統治者把禮的精神貫徹到律令中的作法有二，一是把禮的規定改作法律條文，二是直接引用禮義來說明立法的理由。
唐初統治者在制定律令的活動中，是較好地貫徹了「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的，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立法「寬簡」。唐高祖武德初年，韓仲良任大理少卿，「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漢以來，約為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采定《開皇律》行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說：「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對大臣強調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所以，貞觀年間所定律令，「甚為寬簡」，從而「比隋代舊律」，死罪減少九十二條，流罪改為徒罪的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由此可見，「寬」是相對以往律令的嚴苛而言，「簡」是相對以往律令的繁多而言。律令嚴苛則民不堪命，因而力求做到刑罰寬平，以緩和階級矛盾；律令繁多則相互抵觸，因而力求做到簡約明白，以防止任意出入人罪。這種思想對唐代的立法活動影響深遠，直至後期修補「格」、「式」時仍遵循著。如唐文宗就曾指示：「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舍，未有所征，宜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流要害，重修格式，務於簡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
第二個方面是保持律令的相對穩定性。唐太宗既鑒於隋末任意廢法的弊政，又認為「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即使立了寬簡之法，也會變得煩苛。所以，他很重視律令的穩定性問題，曾引經據典地對大臣們說：「詔令格式若不常（恆）定，則人 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議，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這是說既不要輕易地制定律令，也不要輕易地改變律令，而一旦制定了，就要保持它的連續有效性。所以，「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無所改變」。《舊唐書·刑法志》說「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高宗對維護律令的權威性、保持律令的穩定性有高度的認識。如育人於既定律令之外又撰《法例》一書，「引以斷獄」，高宗就嚴厲批評說：「律令格式，天下通規……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眾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為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在修訂律令條文方面，高宗所命人修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前者只是太宗《貞觀律》的翻版，後者只是為了加強人們理解律文的一致性而做的注釋。另外，還對修改律令條文做出嚴格的規定：「諸稱律、令、式，不便於事者，皆須申尚書省議定奏聞。若不申議，輒奏改行者，徒二年。」高宗能以身作則，其後代君主也就能遵守祖制。如《永徽律》對《貞觀律》的某一處做了一個字的改動，於是在《律疏》中便作了詳細說明。這以後，如在肅宗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許斬絞。敕律互用，法理難明。……』敕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這是當肅宗所下達的敕令與以前祖上所制定的律條，在內容上發生互相抵觸後，肅宗還是收回成命而按律辦事。又如在唐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為《斗競》」。據《舊唐書·刑法志》的記載，以及傳世的唐律，《貞觀律》和《永徽律》第八卷的篇名都是《斗訟》。僅為改動篇名中的一個字，並不涉及內容，都得上報皇帝批准。唐文宗大和四年十二月，一部分司法官員請求修改律文中「議親」、「議貴」的有關規定，文宗指示「且仍舊」，而未獲通過。唐代君主對於唐代律令的自覺維護，使唐代律令相對穩定，這無疑對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保持法律效力，能夠取信於民，都是有很大益處和重要作用的。
第三個方面是「恤刑」慎殺。唐高祖曾親自審閱囚犯的案件材料，結果發現一些犯罪事實主要是因前朝的苛政、社會的動亂等客觀情況造成的，於是下令「皆原之」。「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舍之。」可見高祖是不輕易動用刑法的。貞觀年間修定律令，為了以輕代重，便規定用斷趾法代替死刑，隨後卻引起一番爭論，從中可看出唐太宗很注意恤刑慎殺的問題。當時宰相房玄齡主持修定律令，而「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為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為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刪改之。弘獻於是與玄齡籌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減死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這樣，唐太宗以流刑代替死刑，解決了因用斷右趾的刑罰，實質是恢復肉刑而由輕入重的問題，達到了恤刑慎殺的目的。其後，唐太宗在親自審閱囚犯的材料時，發現一件弟弟犯謀反罪被處死刑而牽連哥哥也要處死的案子。原來，依照舊律規定，一家兄弟中有一人犯了謀反罪，除本人要被處以死刑，而且其他兄弟也要「連坐俱死，子孫配沒」。於是，太宗以此為例對大臣們說：「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審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眾，一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又命大臣們詳細評議。於是，房玄齡等人對此進行了一番引經據典的討論，得出「據禮論情，深為未愜」的結論，並議定：「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在太宗的干預下，對這條「連坐俱死」的嚴酷法令作了很大的修正。僅此一改，就「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由於連連廢除死刑，以至出現了一年裡判處死刑僅二十九人的情況，「幾致刑措」。這雖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多少也能反映出貞觀年間推行「恤刑」政令的成效。尤其在對犯人的施刑和死刑的處決上，唐太宗的慎殺態度是很明確的，曾多次做出具體指示。如在貞觀元年親自規定：「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這在封建法制史上開創了九卿會審制度的先例。太宗曾在「盛怒」之下斬殺了罪不應死的人，十分追悔，便特別指示：「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即把原來在京城地區執行死刑之前必須履行」三覆奏」的復核程序改為「五覆奏」，以求在延長執刑時間的過程中再做「審思」，「庶免冤濫」。還指示：「決罪人不得鞭背。」因為「背」是人體上的重要部位，即使用「最輕」的鞭刑，也可能致人於死。另外，因刑具「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對施刑的程度和范圍也做了較細致的規定。高宗繼承太宗的法律思想，「務在恤刑」，具體表現在對《律疏》的有關規定中。如《律疏》規定，禁止審訊犯人時一味地用刑逼供，必須「先察其情，審其辭理，反覆案狀，參驗是非」。如果主審法官違反此規定，對案情未加區別，「不以情審察及反覆參驗」，就先用刑拷打，那麼對主審法官也要處以杖打六十的懲罰。這樣可大大減少因野蠻審訊，胡亂招供而產生的冤案。又如允許犯人在定案之後有申辯的權利，「囚若不服，聽其自理，依不服之狀，更為審詳」。主審法官要根據犯人的申辯，再為之細審，如果拒不受理，也要受到懲罰。如果他審的是流罪、徒罪，就抽打六十，如果他審的是死罪，就杖打一百。這以後，唐代除武則天一朝外，各朝君主在不破壞既定律令的整體穩定性的前提下，對一些刑罰作的修改和調整，大致體現著恤刑慎殺的基本精神。如玄宗「廢徒杖刑」；代宗糾正過去施行「痛杖」等杖刑，只說「一頓」而無數量限定的弊端；德宗廢除原來「死罪皆先決杖」六十或一百的規定；憲宗廢除「大逆及手殺人外」的其他死刑為流刑。又如文宗大和八年四月，一方面重申對犯人「不得鞭背」的舊規定，另方面又立新規定：「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這些都顯示出輕刑化的趨勢。
「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這一概括性評價，代表著前人對唐代律令的典型看法。那麼，綜上所述，再用這個觀點來總結唐代統治者的立法思想，也可說較為允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