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立法與人格權

⑴ 公共利益如何准確界定

公共利益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或特定范圍內不特定多數主體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於國家利益和集團（體）利益，也不同於社會利益和共同利益，具有主體數量的不確定性、實體上的共享性等特徵，如何識別公共利益是司法和行政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公共利益是個十分重要而又頗具爭論的話題，說它重要，一個國家乃至政府存在的正當性往往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說它頗具爭論，因為究竟什麼是公共利益，至今尚無定論。至於如何界定，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下試圖從公共利益的構詞結構入手，探討公共利益與其他利益相比較，界定它們的區別，探尋我國憲法規定的公共利益之含義。

1、定義。
公共利益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或特定范圍內不特定多數主體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於國家利益和集團（體）利益，也不同於社會利益和共同利益，具有主體數量的不確定性、實體上的共享性等特徵，如何識別公共利益是司法和行政實踐中的重要問題。
從漢語的構詞方式看，公共利益屬於偏正結構，可以分解為「公共」和「利益」兩部分，其中「公共」是用來修飾「利益」的。其實，「公共」主要是指利益的「受益對象」，而「利益」才是真正的內容，所以，公共利益的不確定性主要就表現在「公共」的不確定性和「利益」的不確定性。
（1）公共。公共是相對於個別而言的，根據《辭源》的解釋，公共，謂公眾共同也。那麼，如何確定公眾的范圍，一般來說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根據地域標准，第二種是根據人數標准。無論是「公共」還是「個別」都是相對的概念，並非靜態的、一成不變的。因為作為個別的「某圈子」實際上是可大可小的，這種圈子最小是一個單個的個人，然後逐漸地向外擴展，根據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不同的聯系，從而形成一個許多同心圓相互交錯的圖像。
（2）利益。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利益表現為某個特定的（精神或者物質）客體對主體具有意義，並且為主體自己或者其他評價者直接認為、合理地假定或者承認對有關主體的存在有價值（有用、必要、值得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利益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客觀性。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認為的利益的最大特性。即客體對主體的意義是真實存在的，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第二，主體性。西方學者比較強調這一點，比如，耶林內克就認為，利益是一種離不開主體對客體之間所存在的某種關系的價值形成，是被主體所獲得或肯定的積極的價值。如此，利益即和主體的價值（感覺）產生密切的關聯。價值的被認為有無存在，可直接形成利益的感覺，這一切，又必須系乎利益者（即主體）之有無興趣的感覺。第三，社會性或者叫做環境性。即客體對主體的有意義，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為當時的社會客觀事實所左右，2005年以前有意義，不代表2005年也一定有意義，2005年時在沒有意義，也不代表著2005年後就一定沒有意義。因此，利益的判定往往必須根據個案的實際情況來進行，無法一以貫之而予以測定，是彈性的、浮動的受到一些判斷利益的要素所決定。利益是否具有客觀性，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西方學者爭論的焦點，從西方學者對利益的主體性和社會性的分析可見，他們大多認為利益是主觀的，是難以確定的。對此，筆者無意也無能加以討論，只是認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兩種觀點都有一定正確的質素。首先，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必須是真實存在的，客體對主體沒有意義，而主體誤認為存在意義，那是利益不存在的表現，法律應當對此予以否定。其次，當然，即使客體對主體的意義真實存在，主體也有可能因為認識能力的缺陷或遐疵而沒有認識到，甚至認為沒有意義，法律應當分別情況，或者將利益向主體予以揭示，或者尊重主體的意思自治，不予理睬。再次，也是最重要的，當主體之間均對同一客體主張利益，或者主張沒有利益的情況下，法律應當發揮其「定分止爭」的作用，居中評判雙方的利益的客觀性。
由於公共利益的主張者的缺位以及主張者的不保險性，由法律來確認或者形成客觀的公共利益成為法治社會的普遍做法。這一方面在於法律的程序性，保證了公共利益的客觀性。即民主的立法過程，使得多數人的利益得以表現，另一方面，法律的明確性，也使得公共利益的主張者，可以籍此來積極的主張公益，促進公益的實現。因此，以嚴格采法實證主義的凱爾森學派，甚至直接認為，將國家目的予以法制化，才完成承認其為公益的過程。而所謂公益必須獲得國家承認之後，方有公益之價值。凱爾森曾謂，整個法制度不過是公益之明文規定。所以，2005年時所謂的公共利益，往往就是指實定法上的公共利益。當然，由於立法者所代表的共同體的不同，實定法上的公共利益是由不同層級的立法來完成的。比如表述行政區域利益的地方立法，表述地區自治團體利益的民族區域自治、特別行政區、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立法，表述職業、性別、年齡、身體、身份團體利益的特殊人群立法等等，而國家和社會的利益的往往由憲法和立法機關的法律來表述。

2、相關比較
我國憲法中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外，還有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集體的利益、公共秩序、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國家安全等表述。這些概念之間是什麼關系呢？學者們對此眾說紛紜。
（1）與國家利益比較國家作為最大的共同體，具有絕對的公共性。因此，有的學者將國家利益等同於公共利益，對此，筆者認為，國家利益作為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具有其獨特的內涵。從最一般、最抽象的意義來說，所謂國家利益，就是一個國家政治統治需要的滿足。所以，國家利益往往側重於國家的政治利益，主要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否與公共利益一致，與國家內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系而定，在少數人作為統治階級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的利益並不全是公共利益，而只是統治階級的「私益」，但由於統治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因此，「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在多數人充當統治階級的情況下，顯然，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更具有切合性。但無論如何，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並不能劃等號，國家利益主要包括國家的安全利益、外交利益、軍事利益以及意識形態利益等等，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為目的。
（2）、與社會利益比較
公共利益與社會利益更加容易混淆，這不僅因為社會同樣是最大的共同體，而且在我國的普通立法上，往往將社會與公共利益放在一起使用。如《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合同法》第7條、《外資企業法》第4條、《民事訴訟法》第217條等等都有相同的用法。以至於有的學者認為，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本質上並無區別。對此，筆者認為，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一樣，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同時，對社會利益必須與國家利益對比來理解。我們知道，社會和國家無論從地域范圍，還是從人數來講，都是最大的共同體。兩者的區分主要在於國家與社會的關繫上。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經歷了一個從融合到分離的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社會中，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是重合的。市民社會淹沒於政治國家市民社會中，它們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界限，國家從市民社會奪走了全部的權力，政治權力主宰一切，整個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融合狀態的結束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完成的，導致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私人的物質生產、交換、消費活動擺脫政府家長式的干預，實行「自由放任」，成為在政治領域之外的純經濟活動，從而達到財產關系乃至整個經濟生活日益擺脫政治國家的直接控制的目的，使生產力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獲得更充分的發展。隨著社會分裂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領域，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就分別成為社會兩大利益體系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市民社會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政治國家則是公共利益關系的總和。因此在這種意義上作為社會中獨立存在的個人就在社會擔當了雙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會的成員，又是政治國家的成員。當然，馬克思並不意味著國家就真正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國家可以將各種利益上升到「公共利益」的層次，市民社會是私人利益的代表，也不是說市民社會的利益就是「個別」的，而是說組成市民社會的是拋卻了「政治身份」的人，即普遍的人的利益的代表。因此，可以看出，社會是獨立於國家的另一種自治的共同體，與追求政治利益的國家不同，社會以經濟關系為核心，靠社會成員之間的文化紐帶聯結，所以，社會利益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以維護社會的自治和良性運轉為目的，並且排斥國家的肆意干涉。總之，在社會與國家高度融合的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重疊的，在社會與國家分離的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領域，但都從屬於公共利益。
（3）、與集體利益比較
集體利益並不完全是公共利益，相對於集體中的少數人來說，集體中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但是相對於集體所從屬的更大的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集體的利益又是個別利益。所以，集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並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而是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具體分析。對於作為公共利益的集體利益而言，集體利益仍然從屬於公共利益，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
（4）與國家安全比較
憲法第28、36、40、53、54、110、120條中還有公共秩序、社會秩序、國家安全（祖國的安全）等用語，與公共利益又是什麼關系呢？按照《辭海》的解釋，公共秩序與社會秩序是同義語，是指為維護社會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包括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秩序、營業秩序、交通秩序、公共場所秩序、群眾生活秩序等。社會治安是指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顯然，公共秩序或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屬於社會利益的一種。國家安全是指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制度不受外部勢力的侵害。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日趨重要，2005年，經濟安全和環境安全也已成為國家安全的又一組成部分。可見，國家安全屬於國家利益的一種。所以，公共利益應當包含上述概念。

3、憲法意義
憲法為什麼要規定「公共利益」，或者說，「公共利益」在憲法上的作用是什麼？實踐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憲法理解
基本權利的界限是指基本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程度，基本權利雖然代表了一個人的自主行動的正當性，但是，這種自主行動卻是有范圍的，超出了該范圍，基本權利的行使就是非法的，不僅不受法律的保障，而且要遭到法律的責難，甚至要為其所造成的後果承擔新的義務。一般來說，憲法上對基本權利的界限規定有二，第一，基本權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基本權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公共利益。合起來稱之為「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公共利益之所以能夠作為基本權利的界限，主要在於個人組成社會的需要，根據啟蒙思想家的論述，個人組成社會之時，必然要讓渡或放棄自己一部分的權利，即忍受社會對自己的權利在一定范圍內的制約，這種制約就主要表現為公共利益的制約。
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實際上就是對基本權利的界限的表述。
（2）與權利比較
誠如前述，公共利益與基本權利的沖突不同於公共利益作為基本權利的界限，前者是基本權利的合法行使，是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的雙方界限的重疊；後者是基本權利的非法行使，是基本權利超出自己的界限，侵入公共利益的界限。那麼，公共利益為什麼會同基本權利產生沖突，這就不能不首先從「利益沖突」的問題談起。我們知道，利益體現了客體對主體的一種有用性以及主體對這種有用性的價值判斷。而由於主體的多樣性，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利益。但是，對於客觀世界來講，首先，客體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主體可能都對同一客體主張利益。其次，主體的認知水平是不同的，無論主體是否正確、完整地認知了客體的利益，它都可能主張出來。因此，不同的主張之間就存在差別。這種有限性和差別性導致了利益的沖突。利益的沖突是全方面的，即不僅發生在個別利益之間，比如私人與私人之間，而且在公共利益與個別利益之間。而法律在利益沖突中起什麼樣的作用？誠如美國法哲學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德國的利益法學及由此而發展出的評價法學更明確承認，法律的目的就在於「以賦予特定利益優先地位，而他種利益相對必須作一定程度退讓的方式」來規整個人或團體之間的被類型化的利益沖突。但是，誠如我們前面所說，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是由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法律來完成的，對於私益之間的沖突，往往由私法來完成，而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法，主要解決公益與私益之間的沖突。
如果說私益只代表了個人對客體的有用性的一種主觀的評價的話，那麼，將私益上升為權利就是讓這種評價更加「客觀化」、「正當化」，它代表著獲得了公共認同的一種價值評價。因此，權利與利益是不同的。現代國家，基於個人本位的需要，將一些對於個人來說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寫入了憲法，成為個人的基本權利。這種基本權利帶有極強的防禦性和對抗性，不僅是其他人不能隨意侵犯，即使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國家和其他公團體沒有正當的理由也不能侵犯之。基本權利雖然無法避免與公益的沖突，然而與公益與私益的沖突不同的是，要想讓基本權利作出讓步是更加困難的，因為基本權利本身就承載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這種價值是基本權利成為一種絕對的訴求。所以，當基本權利與公益發生沖突時，必須在基本權利與公益間進行價值的衡量，而這種衡量主要是一種「質」上的衡量，衡量的標準是將公益化約為另一種個體的「權利」，事實上，由於法律價值在一定范圍內具有較為明確的價值秩序，因而在此范圍之內，權利位階也相應具有相對確定性，並進入法規范的層面。如在一定意義上或一定限度內，生命權的位階高於人格權，人格權的位階高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位階高於營業自由。但是，誠如學者所言，這種權利的位階並不帶有絕對性，主要是因為法律價值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必須聯系具體的條件和事實才能最後確定，如在近代憲法階段，西方各國本來均曾偏重於對經濟自由的保障，而在進入現代憲法階段之後，精神文化活動的自由，尤其是其中的表達自由則獲得了「優越的地位」。為此導致權利體系的內部結構非常復雜，許多權利因其價值地位的非確定性而處於相應的不確定的位階之上，往往需要通過個案來把握。

（3）與財產權比較
公共利益是一切基本權利的界限，財產權也不例外。因此，個人的財產權的行使不得恣意侵犯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與財產權越來越頻繁的沖突，從而導致憲法對財產權從絕對保障走向相對保障。
公民的財產權起初是作為與生命、自由並列的對人最重要的三大權利而出現在憲法上的。由於將財產權視為人延續生命的基礎，財產權被視為絕對「不受侵犯」的權利，比如，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第17條宣布，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人們發現，財產權並不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生命需要，一部分財產被用來進入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成為個人獲得經濟利益的渠道。由此所帶來的資本的壟斷和貧富的兩極分化，這不但引發了勞工和窮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自身發展。由此，進入20世紀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放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轉而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同時，受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先後或多或少地採行社會改良主義，企圖在維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通過限制私有財產權，加強社會福利，緩和勞資矛盾。反映在憲法上就是財產權被視為一種相對權利，承認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對財產權進行限制。[2]實際上，從絕對權利到相對權利，這反映了財產權在基本權利體系中的位階的變化。2005年，美國憲法對財產權實行雙重標準的審查理論，認為財產權弱於其他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種族平等、宗教平等、普通及平等之選舉以及刑事被告權利之保障。因此，如果某一公共利益可以化約為上述權利中的一種，就可以要求財產權主體對公共利益作出讓步，如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款，所有權的行使，同時必須有利於公共福利，這一規定同樣為戰後德國基本法第14條第2款所沿用。日本憲法第29條第2款規定，財產權之內容，應適合於公共福利，由法律規定之。財產權對公共利益的讓步只是財產權人的一種忍受，由於這種忍受對所有人普遍適用的，所以這種忍受並不需要受益的公共利益方的補償，而毋寧是財產權人所負的一種社會義務（參考網路）。

⑵ 如何平衡隱私權和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

關於利益衡量問題是固定特定價值秩序還是委諸法官自由裁量，學者有不同看法。贊同後者的認為，利益衡量完全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疇;贊同前者的則認為，必須通過確立利益的順序，為不同的利益排序來確定先後。如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第327條為例:「1.在相同或同類權利上出現沖突時，各權利人應盡量妥協，使有關權利能在不對任一當事人造成較大損害之情況下同樣產生效力。2.權利不相同或其所屬類別不相同時，以在具體情況下應被視為較高之權利為優先
綜觀我國現行立法，有關隱私權的法律規定少之又少，並且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我國立法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的含義，也未直接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作出規定。涉及隱私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憲法和民法有關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規定中。
(1)憲法規定了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原則，而隱私權正是人格權的一種。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對公民進行侮辱、毀謗和誣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2)民法對隱私權的保護。
我國的《民法通則》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保護，僅對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提供保護。在人身權的保護中，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毀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等。未提及隱私權保護。
直到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一條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起訴要求賠償的，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第一次肯定了在違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
(3)我國司法實踐中對隱私權的認定。
由於我國法律沒有直接規定「隱私權」的法律依據和歸責原則，實踐中對侵犯隱私權的案件往往有兩種認定方法。一種，是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認定為侵犯「名譽權」，加以保護;還有一種，如果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可以認定為侵害「隱私利益」。
由此可知，中國有關隱私權的保護目前仍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在隱私權領域--法律缺位。
筆者認為，必須對高科技監控手段的使用加以限制，同時完善我國相關立法。
3.1限制高科技監控手段的濫用
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各種視頻監控設備的應用已不可避免，但對其監控范圍必須嚴格限定在公共領域內並且必須合法安裝。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
(1)只有特定的合法主體，具有合理、合法、明確的目的時，才可以使用視頻監控設備，並且這些主體的使用，也要受到限制。只要能夠實現管理目的即可，不能盲目貪多貪密。
(2)整頓視頻監控設備市場，打擊非法銷售者，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准入制度。
(3)加強信息保障制度建設，設立安全的網路信息交易環境，防範惡意軟體對公民的隱私權和財產權的侵害。
(4)明確責任主體和履行責任的方式。比如，在視頻監控設備使用中，建立一種「誰安裝誰負責」的制度，促進設置主體對監控錄像的管理。同時，應在立法中明確，侵犯隱私權的懲罰措施和具體程度，進而規范高科技產品的應用。
3.2完善我國「隱私權」立法
我國關於隱私權的保護體系尚未完善，目前還只是「間接」保護，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只有從立法上明確肯定隱私權，才能真正地把隱私權的保護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才能完成保護公民隱私權的重大任務。如果立法上不承認隱私權，那麼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只能處於一種理論與立法嚴重脫節的尷尬境地。筆者以為，隱私權的保護應以民法保護為主，其他法律保護為輔。
一方面，應該加快隱私權的民事立法，明確隱私權的權利范圍、權能、保護方式等，在《民法典》的立法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先制定單行的《人身權法》或《侵權行為法》等特別法，將隱私權列為其中一章，予以詳細規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先由國務院制定統一的行政法規，或地方各級政府制定行政規章，在行政管理層面將高科技監控手段予以規范化，從而為隱私利益與公共利益劃定一個相對明確的界限，這樣就可以為隱私權提供一個完善的保護框架，較好地協調其與高科技技術手段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