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外貿

❶ 闡述什麼是五位一體的對外貿易管制制度

海關必須主動服務、 主動對接、 主動融入於國家發展大局， 以戰略性思維和前瞻性思路謀劃海關現代化發展戰略

海關管理職能是歷史產物， 其范疇、 內涵以及實現路徑應隨著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海關應主動適應世情國情需要， 將稅收征管和貿易管制這兩大基本職能作為全面履職的重要根基， 在總體布局下找准職能定位與實現路徑。 新的歷史階段， 海關應著力在創新職能實現方式和路徑上下功夫， 在「五位一體」 總布局中主動作為，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關鍵詞： 海關現代化； 海關職能轉變； 海關改革； 海關定位黨的十八大確立了「五位一體」 的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 這對海關全面履行職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也為建設「三關」 、 踐行「四好」 、 推進「五型」 海關建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預期和理論支持， 指明了現代化海關的發展方向。 筆者結合轉變政府職能這一熱點問題，對新時期海關的定位、 改革與發展問題作一探討。

一、 海關的戰略定位與發展方向總體布局是指向， 是路徑， 也是規律。 於廣洲署長在20 13年全國海關關長會工作報告中指出： 「我們要把十八大精神融人到海關具體工作中， 形成我們海關的工作思路和發展戰略。 」 新時期， 必須主動服務、 主動對接、 主動融人於國家發展大局， 以戰略性思維和前瞻性思路謀劃海關現代化發展戰略。
（ 一）開放創新十八大報告強調： 「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 在轉變職能
創新實現方式的進程中， 既要立足國內， 找准海關改革發展的導向； 也要放眼全球， 以開放的胸襟借鑒和吸收國際海關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是海關改革發展的動力源泉。 從歷史演進看， 緊跟國際海關轉型式改革浪潮，
堅持「監管互認、 執法互助、 信息互換」 理念， 加強國際海關事務交流與合作， 豐富中國海關發展思路與管理手段。 注重政策性、 前瞻性研究， 建設性地參與國際海關事務管理和國際貿易規則制訂， 服務國家公共外交戰略和開放型經濟發展目標。
（ 二）依法行政這是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建設法治型海關的題中之義。 秉持職權法定、 程序規范理念， 實現依法履職與依法治關的有機統一。 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 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 海關職能靠法律來設定和規范， 職能轉變的障礙靠法律來清除， 職能轉變的成果靠法律來鞏固。 從執法依據角度看， 隨著海關職能不斷拓展和演變， 其外延已超出了四項傳統職能，逐步擴大到反恐和防止核擴散、 維護貿易安全、 保護生態環境等新領域， 但由於法規新中國成立初期， 我國於19 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 規定， 中國海關承擔監管、 征稅、 查私三項職能。 改革開放後， 中國海關的職能進行了調整。海關工作在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參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制定、 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 。 首次在4 項傳統職能的基礎上， 明確提出7 項非傳統職能和7 項新增業務， 標志著海關職能緊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 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加拿大、 英國、 新加坡、 荷蘭和澳大利亞等西方主要國家海關在其現代化改革與發展的道路上紛紛掀起了大規模的轉型式改革浪潮。 改革的方向主要包括： 更新管理思想， 調整組織機構， 轉變管理職能， 職能范圍趨向從側重進出境監管轉向全面實施邊境保護， 最為典型的比如，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 c B P ）著力於增強美國邊境及各口岸的安全， 把美國的安全區擴展至地理邊境之外， 使美國邊境由第一道防線變為最後一道防線。 當前， 邊境安全保護已經從傳統的經濟安全擴大到國家安全、 社會安全、 金融安全、 國際貿易供應鏈安全、 公共衛生安全等領域。 以上這些， 為中國海關轉變和創新職能實現方式、 豐富職能內涵和手段提供了有益借鑒。
20 0 9 年5月 ， 中國海關在第二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 H E D ）和第四次中歐聯合海關合作委員會會議（ Jc c c ）期間首次提出3M 理念， 作為中歐雙方海關統一安排、 協調管理各項合作的基礎。 3M 理念高度概括了國際海關界現有的合作特點與主張， 一經提出就受到各國海關的積極評價。 3M 是「監管互認（ M u tu a l R e c o g n itio no fc o n tr o ls）、 執法互助（ M u tu a l A ssist a n c e o fE n f o r ce m e n t）、 信息互換（ M u tu a l E x c h a n g eo fIn f o r m a tio n ）」 的英文首字母的簡稱。
《海關法》 以列舉方式確定了監管、 征稅、 緝私、 統計等4 項基本職能， 除此之外還規定了「辦理其他海關業務」 ， 從立法技術的角度看， 屬於保險條款， 為進一步補充完善海關職能預留了發展空間， 也為拓展海關監督管理的含義創造了條件。9萬方數據 海關與經貿研究2 0 14 年第2 期不健全， 缺乏鮮明的界定， 制約了海關依法、 有效和全面履職； 從執法程序角度看， 海關執法涉及諸多主管部門， 但許多政策法規在對海關的管理授權方面， 僅僅規定了海關享有的職權， 缺乏程序性規定或指引， 比如《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辦法》 （ 商務部、海關總署令20 0 5年第29 號）賦予了海關質疑的權力， 但對於質疑形式、 程序、 標准、 時限等並未具體明確。 綜上， 海關執法應遵循「職權法定」 原則， 從立法層面對新型職能進行授權和界定， 向國務院或立法機關提出廢、 改、 立建議， 完善海關職能法律體系和程序性配套， 確保海關執法行為實體公正、 程序正當。堅持統一執法、 公正執法， 維護法律權威與公平正義。 堅持「開門立法、 民主立法」 ，通過對內多層級徵求意見、 對外舉辦聽證會、 網路徵求意見等渠道開展調研， 健全執法爭議解決機制。 將行政處罰、 違禁品查扣等爭議高發、 多發領域列為普法重點， 綜合運用溝通、解釋、 調解、 復議等手段， 力爭第一時問解決爭議、 化解矛盾， 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實現法治與善治的和諧統一。
（ 三）有限海關「轉變職能、 簡政放權」 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轉變職能就要做到「管少、 管好、 管准、 管精」 。 按照《行政許可法》 所確立的「公民自主決定優先、 市場機制優先、 社會自律優先」 的「三優先」 原則， 重新審視現行審批制度和事項的合法性、 合理性問題， 簡政放權、 清權確權、 規范用權、 提質增效， 清晰界定哪些職能需要加強， 哪些職能需要轉移、 下放或整合。轉變職能就是要把有限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對此， 要強化效能理念， 促進獨立第三方介入易引發爭議的海關技術性事務， 把一部分不好管、 管不好、 管不了的事項放權、 讓渡給具有專業資質、 信譽良好的行業協會或中介機構， 這將有利於消除行政相對人的不信任感， 也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審批事項、 審批環節和資源佔用， 把有限的資源用在中心工作和重點任務上， 既能管好， 又能放開。
（ 四）有為海關海關處於國際貿易和口岸執法的最前沿， 不僅掌握外貿第一手資料， 對於進出口政策法規的執行情況、 相互關系和實際效果也有著最全面、 最及時、 最清晰的掌握， 應當增強「職能自信」 ， 擺脫「被動執法、 機械執法」 的自我束縛， 突出垂直管理體制優勢， 主動參與《海關法》 第四十條規定： 「國家對進出境貨物、 物品有禁止性或限制性規定的， 海關依據法律、 行政法規、 國務院的規定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法律、 行政法規授權做出的規定實施監管。 」 該條款即明確了國家對外貿易管制政策所涉及的法律法規， 是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實施貿易管制的執法依據。

二、 海關的職能定位與路徑選擇海關管理職能是歷史產物， 其范疇、 內涵以及實現路徑應隨著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筆者認為， 應主動適應世情國情需要， 將稅收征管和貿易管制這兩大基本職能作為全面履職的重要根基， 在總體布局下找准職能定位與實現路徑。

（ 一）深化職能管理內涵， 圍繞「五位一體」 全面履職從更高更廣的層面去定位自身職能， 確立圍繞「五位一體」 全面履職的價值總目標， 堅持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不動搖， 堅持「把好國門」 這一最基本職責， 促使職能重心向經濟、 政治、 社會、 文化、 生態全領域覆蓋， 全面高質量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海關的各項任務。
（ 二）拓展貿易管制職能外延， 從傳統職能延伸到非傳統職能國際貿易格局錯綜復雜， 恐怖主義、 敵對勢力等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不斷出現， 海關面臨著傳統任務不斷加重、 新型職能不斷衍變的雙重挑戰。 對此， 應進一步推動海關職能向更大范圍、 更廣空問發展， 逐步向維護貿易安全與便利、 履行原產地管理職責、 參與反恐和防核擴散、 履行國際約定、 負責口岸規劃管理等新領域拓展， 完善「海、 陸、 空、 郵」 立體防控體系， 預防、 查緝和打擊非傳統安全因素， 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 三）豐富關稅職能實現手段， 發揮財政、 調節和保護的功能作用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海關稅收是中央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因而海關要繼續堅持依法征管、 科學征管、 綜合治稅， 量質並重， 為國家辦大事、 惠民生提供重要保障。同時， 海關稅收工作是結構性減稅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強化其在「穩增長、 調結構、 促平衡」 中的杠桿作用。 圍繞轉型升級、 鼓勵進口、 穩定出口的目標， 主動對接結構性減稅改革導向， 加大對貿易、 產業的形勢研判和監測預警， 提出優化稅收結構和稅率分布的政策建議，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服務區域發展戰略， 優化進出口貿易和商品結構。強化在國際貿易中的保護功能。 配合宏觀調控實施反傾銷稅、 反補貼稅和報復關稅， 維護國內產業利益和市場穩定； 主動爭取參與涉外合作和交涉的活動， 積極參與國家問自由貿易協定和互惠安排的談判； 藉助關稅審價技術工具， 設置更為合理的出口價格參數， 對出口價格過低的商品及時發出預警， 提出出口稅收政策調控建議， 規避國際貿易摩擦
《海關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是國家的進出關境監督管理機關。 海關依照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監管進出境的運輸工具、 貨物、 行李物品、 郵遞物品和其他物品， 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 查緝走私， 並編制海關統計和辦理其他海關業務。 本法條的第一句話就是對海關的定性， 即對海關職能的內涵作了界定， 即「國家的進出關境監督管理機關」 。 本法條的第二句話是對海關職能的外延作了界定， 即監管、 征稅、 緝私、 統計和其他海關業務。
在強化貿易安全方面， 歐美發達國家推出了「集裝箱安全倡議（ c sI）」 、T P A T ）」 、 「特大型港口計劃」 、 「安全智能貿易航線試點計劃」 等項目。結構性減稅是寬泛概念， 涉及關稅、 消費稅、 增值稅、 資源稅等多個稅種， 其中進出口關稅政策是重要組成部分。 海關稅收征管， 除了依法徵收進出口關稅， 還按照程序徵收進口環節海關代征稅（ 增值稅、 消費稅）； 這三個稅種均屬間接稅，處在結構性減稅的政策范圍內。 財政部20 12年結構性減稅政策五項措施中包括， 「通過實施較低進口暫定稅率等方式， 鼓勵國內不能生產或性能不能滿足要求的先進技術設備、 關鍵零部件以及國內緊缺的重要能源、 資源、 原材料等產品的進口」 。 由此可見， 關稅政策是「結構性減稅」 政策的組成部分。「海關商界反恐夥伴關系計劃（ c〕〕萬方數據 海關與經貿研究2 0 14 年第2 期（ 四）增強職能「張力」 ，
提升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話語權在部際頂層設計層面， 緊緊抓住大部制改革的有利時機， 依託部際聯席會議平台， 協調解決部門問執法不銜接、
標准不統一等矛盾， 理順與其它部委的分工協作關系， 完善在數據交換、 情報交流、 案件協查等方面的合作機制， 實現資源共享、 優勢互補、 執法聯動， 形成部際合力。 在這方面， 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進行了有益探索和實踐， 在20 10 年通過牽頭廣東省人民政府打擊走私綜合治理辦公室、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等部門， 共同制定了《關於加強固體廢物進口管理的聯系配合辦法》 ， 在固體廢物進口監管、 檢驗檢疫、 證件管理、 送檢化驗、 屬性鑒別以及案件辦理、 處置等方面， 形成了高效聯動的長效機制， 加強對固體廢物進口管理的組織領導和協調配合， 共同打擊固體廢物走私違法犯罪活動， 防止固體廢物污染我國環境。在具體實施策略層面， 關鍵是找准切人點和突破口， 從優勢項目人手， 成熟一項， 鞏固一項， 由點到面， 逐步鋪開， 主動謀劃、 主動聯絡、 主動協調， 不斷拓展合作領域和深度。比如， 海關作為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談判的牽頭部門， 國家實施自由貿易區發展戰略， 為海關介入和參與原產地規則的國際談判和標准制訂提供了難得機遇， 可利用原產地管理協調委員會平台， 協調相關部委， 調動行業協會力量， 推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及自由貿易區建設。
三、 海關的角色定位與重點任務新的歷史階段， 海關應著力在創新職能實現方式和路徑上下功夫， 在「五位一體」 總布局中主動作為， 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 一）助推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十八大指出「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發戰略」 ， 「加快走出去步伐」 。 這要求海關准確把握自身在開放型經濟發展中的方位， 在促進科學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中， 打開海關工作的新局面。為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服務， 主動適應服務貿易、 跨境電子商務等新興貿易的發展趨勢， 在原產地認定、 監管方法適用等方面研究制定靈活有效管理方法， 進一步凸顯海關在保障貿易安全、 處理貿易摩擦和爭端中的積極作用， 支持「引進來」 和「走出去」 ， 促進產業和企業在更大范圍、 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服務， 產業方面， 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 先進製造業、 現代服務業所謂「張力」 （ te n sio n ）， 原為物理學概念， 意為受到拉力作用時， 物體內部任一截面兩側存在的相互牽引力。 筆者將「張力」 概念移植到行政管理領域， 取「由內而外的張力， 富有彈性」 之義； 作為一個特定名詞， 「張力」 （ ten sio n ）是將邏輯術語「外延」 （ ex ten sio n ）和「內涵」 （ in ten sio n ）去掉前綴而形成的， 區別於前文的「職能內涵」 、 「職能外延」 ， 藉以說明主管部門之間存在的相互作用力、 共生的合力和輻射力等種種力最。

比如， 出口貨物侵犯知識產權問題， 侵權貨物的源頭在境內的生產、 流通等環節， 若不實現相關主管部門的聯動執法， 不從源頭上進行綜合治理， 單憑海關在進出境環節強化監管只能治標不治本。

比如， 我國越來越重視鼓勵資源開采和加工型企業「走出去」 投資建廠， 那麼對於在境外採用「包山包礦」 方式進口的能礦類產品， 可通過出台扶持政策明確， 企業向有關國家主管當局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不予作為進口完稅價格的組成部分，減輕進口稅負， 彰顯國家對「走出去」 企業的實質性支持。12萬方數據 江育春： 「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下海關的改革與定位和傳統優勢產業健康發展， 逐步淘汰落後產能， 促進發展方式加快轉變； 區域方面， 圍繞主體功能區戰略部署， 重點研究完善特殊監管區域的發展規劃和管理體系， ⑩健全商品展示、期貨交割、 融資租賃、 離岸結算等新型業態的管理模式， 推動條件成熟的特殊監管區域轉型升級為具有自由貿易園區特徵的綜保區， 形成多層次、 多業態並存的加工貿易集聚區， 促進區域開放型經濟發展； 商品方面， 鼓勵資源性產品、 基礎性原材料、 關鍵設備及零部件進口， 支持低能耗、 低排放、 高附加值商品擴大出口， 調整「兩高一資」 產品出口退稅， 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 二）服務國家民主政治、 反恐維穩體系建設一是著力增強海關公信力。 從能力建設角度來看， 轉變職能， 便是轉變形象， 也是對海關核心價值觀中「增信」 的具體落實。 因此， 必須積極改進作風， 摒棄行政管理中的「單邊主義」 ，

將自身的權力、 義務、 責任置於陽光之下， 做到辦事公平、 執法公正、 行政公信，自覺強化自身的「回應性」 ，

從網上跨境購物、 國際快遞、 旅檢執法等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人手， 查找和整治庸懶散奢不良風氣， 自覺接受人民監督， 不斷增強行政公信力和權威性。 二是著力凸顯政治保衛功能。 將工作重心從維護貿易安全擴展至維護意識形態和政治安全， 既要集中力量打擊重點涉稅商品走私、 出口走私和騙退稅、 違法攜帶貨幣進出境等行為， 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 維護公平國際貿易秩序； 又要履行好邊境保護職能， 在禁毒、 防滲透、 反恐維穩、 查堵反宣品等領域把好關， 在保障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 三）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創新服務，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藉助關稅減免、 保稅等政策工具， 降低文化生產與貿易的運營成本， 積極引導重大文化產業項目、 大型文化流通和創意企業入駐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推動文化產品在特殊監管區域內開展展示交流、 加工裝配等新型業務， 支持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為國際電影電視節、 旅遊節、 藝術節等活動提供便捷通關服務， 增強國內影視、 動漫、 演藝等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比如， 北京海關在利用保稅政策促進文化產業方面做了有益嘗試， 20 12年出台了《關於促進首都文化發展繁榮的六項措施》 ， 推動了歌華「文化保稅區」 落戶天竺綜合保稅區， 設立了國內首家進口出版物專用保稅倉， 支持中影集團以加工貿易方式承接洗印加工境外電影底片和拷貝。 嚴密監管， 履行文化把關職責。 堅持開展口岸查堵和參與「掃黃打非」 聯合行動並舉， 清理淫穢色情書刊及音像製品，掃除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污染社會文化環境的文化垃圾； 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安定、 危害國家⑩《國務院關於促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科學發展的指導意見》 （ 國發〔 20 12〕58 號）原則上明確： 「在基本不突破原規劃面積的前提下， 逐步將現有出口加工區、 保稅物流園區、 跨境工業區、 保稅港區及符合條件的保稅區整合為綜合保稅區」 、 「新設立的特殊監管區域， 原則上統一命名為『綜合保稅區』 。 」 但實旅方案及具體的條件和標准， 還需「由海關總署會同有關部門制定」 。⑩此處借用國際關系學概念術語。 行政管理視野下的「單邊主義」 是指「一切政府『說了算』 ， 包括信用缺失， 工作缺乏連續性； 工作中隨意性強； 表裡不一， 糊弄群眾， 工作態度粗暴； 透明度不夠等。 」 參見朱光磊、 周望： 《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 ，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 11年第3期。
回應性（ r esp o n siv en ess）是近年來「善治」 理論極為推崇的一個要素。 它的基本含義是， 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 負責的反應， 不得無故拖延或沒有下文。 在必要時還應當定期、 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 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3萬方數據 海關與經貿研究2 0 14 年第2 期安全、 煽動民族分裂的違禁出版物， 以及其他侵權盜版非法出版物； 健全與文廣新聞、 文物保護部門的聯動執法機制， 嚴防文物走私出境， 保護國家文化安全。（ 四）以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走群眾路線， 強化公共服務效能。 從便民、 親民、 利企著眼的角度， 密切與大型企業、 行業協會、 社會團體以及人大代表、 政務委員等的交流溝通， 了解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訴求， 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創新， 不斷改進海關公共服務， 用足用好國家產業、 財稅、 貿易政策， 促進科技、 文化、 教育、 衛生、 救災防疫等事業發展。提升輿論應對能力， 深化公共關系建設。 建議總署層面開發網路輿情監控系統軟體， 實現自動檢索、 採集、 分析和預警， 把互聯網作為知民情、 察民意、 解民憂的重要渠道， 及時掌握新聞、 論壇、 微博等涉關網路動態， 用准確、 權威的信息及時回應輿論焦點和公眾關切， 搶佔先機和主動權， 藉助微博、 微信等新興媒體， 發布普法性、 公益性和成效性宣傳片， 澄清事實， 消除隔膜和誤解， 擴大影響力， 提升美譽度。

（ 五）共築「美麗中國」 夢總體布局由「四位一體」 拓展為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五位一體」 ， 要求海關發揮職能作用， 把好生態文明關。 一手抓引導和扶持， 提供稅收減免、 貼身監管、 便利通關等鏈式綜合服務， 扶植新能源產業和企業發展壯大， 助推綠色發展、 循環發展、 低碳發展； 健全海關特殊監管區准人退出機制， 引導優化國土資源開發利用。 一手抓綜合治理， 主動與環保、 檢驗檢疫、 工商等部門溝通協調， 從政策法規、 管理機制和操作層面人手， 利用貿管政策和監管措施， 嚴控「兩高一資」 產品、 國家戰略性資源流出； 需要引起警惕的是， 發達國家在設置綠色貿易壁壘的同時， 逐步將污染產品和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因此， 在加快「引進來」 、 「走出去」 步伐的同時， 嚴把環境控制標准關， 嚴格審批外商投資建設項目，嚴防污染產業向我國轉移， 堅決阻遏「洋垃圾」 等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污染環境的物品入境， 共同維護生態文明、 建設「美麗中國」 。

❷ 中國目前的貿易政策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後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後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並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後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並採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餘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採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後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採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後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後，又成為落後。

在此階段，政府也採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徵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後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於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並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後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採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並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採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並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後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製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採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並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幹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餘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並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於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僱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後）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於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於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於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後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採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採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於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採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於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後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採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採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採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後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台。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於採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並存的貿易政策。

❸ 對外貿易管制的基本框架和法律體系是什麼,只限於那些法律體系

我國對外貿易管制制度是一種綜合管理制度，主要由海關監管制度、關稅制度、對外貿易經營者管理制度、進出口貨物收付匯管理制度、進出口許可制度、出入境檢驗檢疫制度以及貿易救濟制度等構成。只限於憲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相關的國際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