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訴立法體例
『壹』 法學專業新生一枚,有哪些比較好的學習民事訴訟法的書籍推薦
作為一名法學專業新生,學習民事訴訟法是至關重要的。民事訴訟法不僅涉及法律理論的基礎知識,還與實際司法實踐緊密相關,因此選擇合適的教材和參考書尤為重要。以下是一些推薦的民事訴訟法書籍:
《民事訴訟法》
推薦理由:本書由張衛平教授編寫,是一部富有理論含量的獨著教材。
特點:注重民事訴訟法原理的闡釋,內容深入、成熟且系統。第五版還關注了近年來民事訴訟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和新的動向,並給予理論上的解讀,試圖在指導實踐方面有所作為。
優點:理論深刻,內容豐富,適合深入學習和研究。
缺點:對於初學者來說,可能會有一定的閱讀難度。
《德國民事訴訟法》
推薦理由:這本書由羅森貝克、施瓦布、戈特瓦爾德三位德國學者撰寫,是民事訴訟法領域的學術經典。
特點:系統全面地論述了民事訴訟法理論,並對各個時期的判例進行了分析。第16版被稱為德國圖書市場中「偉大的教科書」和「市場上最好的圖書」。
優點:學術性強,內容全面,適合深入研究和比較法研究。
缺點:由於是德國的法律體系,與中國的法律環境有所不同,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解。
《證明責任論》
推薦理由:本書是德國民事訴訟法教授羅森貝克的代表作,被譽為法律要件說鼻祖的經典作品。
特點:詳細論述了證明責任問題,對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及司法實踐有著巨大的影響。
優點:學術價值高,理論深刻,適合深入研究證明責任問題。
缺點:內容較為專業,可能不適合初學者直接閱讀。
《程序的正義與訴訟》
推薦理由:本書由日本學者谷口安平所著,在中國民事審判改革中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特點:盡管是由多篇論文組成,但主題具有明顯的一貫性,主要探討程序與實體法的關系、程序保障以及訴訟制度各個領域中程序的技術構成。
優點:理論體系性強,對中國的民事審判改革有重要參考價值。
缺點:由於是論文集,結構上可能不如系統教材連貫。
《中國民事訴訟法重點講義》
推薦理由:本書由王亞新、陳杭平、劉君博共同編寫,是一本針對中國民事訴訟法的重點講義。
特點:精煉且邏輯性強,適合法考(司考)的學習。
優點:內容簡明扼要,適合考試復習和快速掌握要點。
缺點:內容相對簡略,不適合深入研究。
《民事訴訟法學》
推薦理由:本書由江偉主編、傅鬱林副主編,是國內民訴法領域主流教材。
特點:按照民事訴訟法學理論體系而豐立法體例編寫,重在闡釋中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的要義和原理,結合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
優點:內容更新及時,適合了解國內最新的民事訴訟法制度和理論。
缺點:由於是多人合編,可能在理論深度上不如個人專著。
《新民事訴訟法》
推薦理由:本書由日本學者新堂幸司所著,是關於日本民事訴訟法的經典教科書。
特點:作者新堂幸司是日本民事訴訟法學界的第三代領軍人物,提出了對日本戰後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全面修正學說。
優點:學術性強,內容全面,適合研究和比較日本和中國民事訴訟法。
缺點:同樣由於是日本的法律體系,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解。
《轉換的邏輯——民事訴訟體制轉型分析》
推薦理由:本書由張衛平教授編寫,從比較的視角對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結構進行深入剖析。
特點:立體地刻畫了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特徵和基本結構,並闡明了現行民事訴訟體制生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要素。
優點:視角獨特,內容深入,適合研究中國民事訴訟體制的轉型和發展。
缺點:內容較為專業,可能不適合初學者直接閱讀。
此外,在學習這些書籍的過程中,還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結合實際案例:理論學習應與實際案例相結合,通過閱讀判例和參與模擬法庭等方式,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應用能力。
多讀多思:不僅要閱讀教材,還應多讀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擴展知識面,培養批判性思維。
參加討論和交流:積極參加學術討論和交流活動,與同學和老師分享學習心得,互相啟發和提高。
總的來說,以上推薦的書籍涵蓋了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理、理論體系、證明責任、程序正義等多個方面,既有國內的教材也有國外的經典著作,適合不同層次的學習需求。通過系統的學習和深入的研究,可以全面提升對民事訴訟法的理解和運用能力。
『貳』 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利弊
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利弊分析
高繼傑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到物質損失(經濟損失),或者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因國家財產、集體財產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損失,附帶提起要求被告人賠償損失的訴訟。
我國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更公正、高效地實現對受害人的權利保障,以減少訟累,提高訴訟效益。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訴訟,而是依附性的訴訟,依附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長期以來,在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對於提高訴訟效率、保護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民事權益起到了重大作用。隨著人們對訴訟法理論研究的深入和我國訴訟實踐的發展,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從司法理論和訴訟法理論的高度對該制度進行檢討和反思,有其必要性。
一、國內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概況
(一)國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模式
國外建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國家並不是很多, 並且各國對在刑事訴訟中所涉及到的民事訴訟所採取的審判模式也並不相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開進行的模式。英美法系國家基於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各自特殊性的考慮,規定犯罪行為的損害賠償應由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即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訴訟案件審理終結後,按照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因犯罪行為而追嘗損失的賠償之訴。為此,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完全分開,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種絕對地將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開的做法,無疑是以強調兩者各自的特殊性為出發點。如美國證據法對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要求就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後者只要求達到優勢證據的證明程度。
2、法國模式
法國模式即允許被害人選擇附帶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法國式立法在鼓勵被害人通過刑事訴訟程序提出民事賠償救濟的同時,兼顧了民事訴訟的獨立性。採用這種立法體例的國家主要有法國,義大利,奧地利,瑞典等,其中法國最具典型。其主要特點有:第一,附帶民事訴訟保持民事救濟的獨立性,其請求的主體范圍和客體范圍十分廣泛。如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遭受重罪、輕罪或違警罪直接損害者,有權起提起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公訴管轄法院)對一切就追訴對象的犯罪事實所造成的損失而提起的訴訟,包括物質的、身體的和精神上的損失,均應受理」[1]。第二,受害當事人具有選擇權,即民事賠償請求既可選擇與刑事公訴一起向同一法庭提起,也可與刑事公訴分開,向有管轄權的民事法庭單獨提起。受害當事人一旦作出選擇,該選擇是最終確定的不可撤消的選擇[2]。但是,在分開提起時,刑事訴訟尚未最終宣判時,民事訴訟應當延期審判。第三,因刑事案件犯罪嚴重程度不同適用不同的審判程序。重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是由不同的審判人員按照不同的程序進行審理,然後分別作出刑事和民事判決的;違警罪案件和輕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則是由同一法庭按照刑事訴訟程序合並審理,用同一判決宣判的。第四,被害人可以就物質損失,依法申請全部或部分的國家補償金。
3、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即允許被害人選擇附帶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但刑事法律不把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作為一種獨立的民事訴訟對待,只能稱之為民事賠償請求,而不能稱之為附帶民事訴訟。採用這種立法體例的國家主要有德國、荷蘭和瑞士等,其中德國最為典型。在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附帶民事請求在程序上依附於刑事訴訟,受刑事訴訟程序的許多牽制和限制,沒有反映出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請求處理的民事訴訟特徵。德國刑事訴訟法對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的處理方法,實際上是拒絕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處理民事訴。因為「不適合處理」或「拖延訴訟」的理由太容易為法官找到。所以,由於德國法為刑事法官拒絕受理或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提供了某些條件,因此,德國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在實踐中已經很少使用。
(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沿革
我國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始終是重視的。從1954年「草案」、1957年「草稿」到1963年「初稿」,都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作了專門規定。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它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以專章作了規定。這標志著我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正式確立。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繼續肯定了這一重要制度。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同時,第78條對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作了原則性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並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 我國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是基於刑事優先的法律理念進行設計的,其對於提高訴訟效率、保護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隨著人們對訴訟法理論的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我國訴訟法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弊端也不斷暴露出來,固對該制度存在的是否合理性及其如何完善該制度,我們有必要進行檢討和反思。
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利與弊
(一)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合並之優勢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其存在的優勢主要有:
第一,有利於維護被害人的經濟利益。刑事犯罪往往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有的還是嚴重的經濟損失,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立,可以使被害人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得到物質損害賠償。
第二,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效益。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並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同一案件的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分開進行,是對同一行為進行兩次的審判。盡管兩次認定的依據及適用的法律相異,但起碼有相當一部分查明的事實會是相同。就該相同部分的訴訟支出便是重復,這對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及法院均是如此。如胡開誠教授所言;「然因犯罪行為而發生之民事責任,其定須與刑事責任分別訴究而絕對不許一並確定,則有時不僅徒增重復與訴累,且將因而導致同一事件民刑裁決相互抵觸之結果。」[3]另一方面,對於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的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而且,由於公訴機關在訴訟過程中承擔了關於事實部分的證明責任,因此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僅需就損失及與此相關的訴訟要求進一步舉證即可,是證明責任之減輕。
第三,對於司法裁決的整體而言,則可以盡量保持對同一事件刑事、民事裁決的一致性,避免如辛普森案件對事實認定完全相反的刑、民判決帶來的尷尬,有利於及時、快捷地解決糾紛及給予犯罪行為應得之懲罰。
(二)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合並存在的弊端
1、訴訟目的價值的沖突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是圍繞既定的目的而建立的。訴訟程序是規范訴訟過程中訴訟主體之間為解決糾紛而產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制度,立法者確定的訴訟目的是訴訟程序設置的出發點和歸縮。何謂訴訟目的?訴訟的目的就是「程序主體根據自身的需要以及對程序性質的認識而為訴訟活動預先設定的目標。」[4] 但是,由於不同的訴訟程序參與主體不盡相同,而不同的訴訟主體利益要求也不相同,因此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指向的目的價值必然不一致。由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追求的目的不一,引致相互間具體原則與制度的差異,這又再次造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上的價值沖突。被告人無需自證其罪是刑事訴法上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然而在民事訴訟中卻強調的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沖突的典型例子便是辛普森案件。辛普森面對其刑事指控可以保持沉默,如果檢察官不能證明他殺了人,在刑事訴訟的邏輯上他就沒有殺人。而在民事程序中,辛普森便不能再守口如瓶。因為在民事訴訟的邏輯中,若原告訴稱被告侵犯其權利,被告就必項證明自己不為該侵權後果對原告負責,除非原告不能完成舉證責任。因此,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同時面對檢察官和民事原告時,他到底需不需要證明自己清白呢? 再者,若在民事責任的判定中,被告願意承認某些事實以換取索賠額降低之類的利益時,這部分關於民事責任證詞能否產生刑事訴訟上的效力?即使不能,誰能保證該證詞對於既是刑事案同時又是民事案的法官不產生偏見?種種由於訴訟目的不一致而產生的價值沖突,也是刑事與民事合並審理的弊端所在。
2、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導致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證明標准適用的激烈沖突。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長期以來,理論界將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解釋為「實事求是」的證明標准,要求證據證明的事實與客觀真實完全一致。在證據法理論上,刑事訴訟對刑事證明標准要求必須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或「完全內心確信」的程度。依照我國現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我國實際採取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而民事訴訟,其目的是通過訴訟這一途徑解決民事主體間的民事權益爭議,保障民事主體的私權。糾紛是否解決,是否由訴訟方式解決,訴訟中是否處分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純屬民事主體的私事,國家並不幹預,適用意思自治的原則。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並不涉及責任人的自由和生命。即使事後發現錯判,也可通過民事執行回轉程序逆轉。因此,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遠較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低得多,證據規則也與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相距甚遠。因此,如果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案件審理完畢後進行,依據刑事證明標准做出的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司法實踐中當然作為不再需要審查的案件事實而直接採用,同樣導致附帶的民事訴訟間接採用了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的後果。適用民事訴訟證明標准查明和認定案件事實的,只適用於確定被害人的具體損失方面。這樣,原本在單純的民事訴訟中能夠認定的事實,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卻很有可能不為判決所認定。如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適用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由於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與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的差異,很有可能得出與刑事訴訟相矛盾的事實結論,出現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對同一事實前後認定不一致的結果。
3、附帶民事訴訟損害賠償執行難的問題
近年來,因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問題,當事人上訪和鬧訪甚至揚言要被告人家屬以命償命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民事執行難的原因,一般歸結為執行立法的不完善,司法體制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等方面。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之所以比普通民事執行更難,因為要受到雙重影響, 一方面,與其他民事執行一樣受上述原因影響;另一方面,還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主要包括:(1)附帶民事被告確無能力履行。附帶民訴判決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刑事被告人基於不勞而獲,通常將犯罪獲得肆意揮霍,一般沒有任何積蓄。當判決生效後,刑事被告人將進行勞動改造,無法創造足夠的財產價值來履行附帶民事判決。(2)在司法實踐中公、檢、法機關難以對附帶民訴被告的財產採取限制措施。由於屬於附帶民訴被告個人財產的查證工作十分復雜,因此為節省辦案經費,人民法院通常不願主動對附帶民訴被告財產採取限制措施,一般要求由附帶民訴原告首先提供附帶民訴被告財產狀況證明及其所存放的確切地址。而附帶民訴原告個人查證附帶民訴被告財產狀況的條件、能力有限,致使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附帶民訴被告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假象,導致人民法院以後作出的附帶民訴判決無異於一紙空文。(3)目前我國現有刑事法律法規中並無關於附帶民訴判決執行工作的規定,致使附帶民事損害賠償的執行無法可依。且由於目前我國民事法律與刑事法律在規定上不具有銜接性,這就導致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訴訟與執行相脫節。
三、完善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建議
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而言,其出路無外乎兩條:一是完善,二是取消,即實現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完全分離。但基於我國的立法歷史和司法經驗,將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完全分離並非可行之舉,對比世界各國的做法,保留該制度是近期較為現實和適宜的,也是適合我國當前立法體制的。汲取國外先進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經驗,以他人之長,補己之短,立足我國國情和自有的理論研究成果,對該制度進行完善。
(一)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借鑒法國模式的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立法模式,應當確定刑事與民事訴訟發生交叉時民事訴訟的獨立地位,規定凡因犯罪行為所引起的民事賠償請求,均可以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審結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還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時單獨提出(如果後來刑事案件又立案,則在刑事判決結果作出前,民事案件應中止訴訟,以防止因對犯罪事實的認定方面差異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決)。總之,應樹立民事訴訟不必然為刑事訴訟所附帶的觀念,是否以附帶方式一並解決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由當事人自主選擇。當事人一旦作出選擇,則原則上不得反悔,案件應按其選定的程序進行。
(二)擴大請求賠償損失的范圍。
當事人不僅可以就人身傷害或財產被毀而遭受的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還可以就財物被犯罪分子非法佔有、揮霍而提起賠償請求,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失也可一並提起。這樣既可以使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得以補償,保障附帶民事訴訟損害賠償的執行,也可以維護法制的統一,因為被害人的精神予以財產性的補償,有利於緩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符合人類倫理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客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還可減少因復仇而犯罪的行為的發生。
(三)適當限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范圍。
具體而言,對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法院應予以審查:如果案情簡單,適宜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的,則將其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渠道;如果案情復雜,不適宜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則應限制被害人的選擇權,告知其向民庭起訴或者將案件轉交民庭處理。
(四)在現有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中,應當強化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要使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的保護,刑事訴訟法應當對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請求范圍作出和民事實體法相一致的規定,或者規定當涉及到附帶民事損害賠償的問題時完全適用民法的規定。這樣可以從立法體例上使附帶民事涉及到的賠償問題與民事實體法的規定協調一致,充分保護被害人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各項訴訟權利,從而確保民事訴訟的各項原則、制度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得到有效地貫徹實施。有利於整個立法和司法體系的統一。
(五)將犯罪人賠償被害人的情況作為量刑的法定情節
犯罪人在犯罪後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一方面可以減輕甚至消除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犯罪的物質的或者非物質的後果的減輕,基於不同的原因降低了處罰的必要性。首先,預防的刑罰需要被降低,行為人通過對其損害賠償的努力,表明他承認其罪責和其以前違反的法律規范的有效性,以至於不需要用刑罰來證明其規范的有效性。此外,自願的損害賠償還常常表明,就預防行為人繼續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對他施加持續的影響。也就是由於行為人的損害賠償努力,刑罰的多種目的已經實現,制裁可被(在特定情況下明顯地)減輕。[5]犯罪人沒有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是否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對此,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作出相應的規定。對於有能力賠償而拒不賠償的,應該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免除犯罪人的賠償義務。對於確實沒有能力賠償的,不宜規定為從重量刑的法定情節。
總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從被告人處獲得經濟賠償,藉以慰藉其身心所受傷害的重要途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被害人復仇心理的有效途徑。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立法指導思想模糊不清、立法內容粗疏和原則、司法解釋有違法理,結果導致了諸多理論沖突和司法實踐難題。為此,重新認識我國現行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解決其在司法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產生的一系列弊端,逐步完善該制度,使其與我國的立法體制和司法實踐完全相吻合,有很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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