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雪英憲精義法治原則

① 請問比較好的法律讀物有哪些翻譯比較好且容易引起興趣的。

柏拉圖：《理想國》（主張人治）、《法律篇》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神學大全》
洛克：《政府論》
盧梭：《社會契約論》
密爾：《論自由》
戴雪：《英憲精義》
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
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
吳經熊：《法律哲學研究》
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
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
理查德·波斯納《法官如何思考》
沃德·法恩斯沃斯《高手》
德肖維茨《致年輕律師的一封信》

② 戴雪的成就及榮譽

在《英憲精義》中，戴雪的主要貢獻有二：其一，確定了憲法學者的職責和憲法的概念；其二，把英國當時的憲法原則歸納為三項：議會主權，法治原則，憲法法律和憲法慣例並重。在議會主權原則部分，戴雪提出了政治主權和法律主權的劃分，在主權學說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戴雪對法治原則的論述，也早就成為法治理論的經典。
戴雪用樸素的語言，機智地把法律原則列於三個標題（議會主權、法治和憲法慣例）之下。文風之清晰和表述之簡約，為戴雪贏得了海內外的廣大讀者。對學生來說，戴雪為如此模糊且混亂的英國憲法，繪畫了確切和明白的輪廓；律師也藉它獲得了討論政治問題的法律語言。英國憲法依然是不成文的，但卻在《英憲精義》里獲得了成文的形式。藉此，美歐的同行也能輕易掌握英憲的實質。戴雪的願望是讓英國憲法從他的《英憲精義》中活現出來，他做到了這一點。很多律師也確實把《英憲精義》當作成文憲法，認定它和上院判決具有同等的約束力。法院在重大案件的判詞中也時常引用這本書的某些論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Loughlin說戴雪是英國憲法的編纂者，堪稱現代英國的Founding Father。這或許是法律學者最高的榮耀和成就。

③ 戴雪人物生平

戴雪，這位一個多世紀以來影響深遠的人物，憑借其著作《英憲精義》在中國憲法學科的建立和提升公眾憲法認知方面，起到了啟蒙的作用。該書的第一版序言中，戴雪明確闡述了其著作定位：「《英憲精義》作為憲法法律研究的入門讀物，它並非全面的概要，也非對憲法的詳盡闡述。它主要聚焦於現代英國憲法的幾個核心指導原則。」他出版此書的初衷，是為學生提供一本工具書，幫助他們理解和記憶這些基本原則，以便他們後續研讀布萊克斯通的評論以及其他以英國憲法為主題的法律著作。戴雪強調，與專門研究英國憲法歷史的書籍，如白芝浩的《英國憲法》，以及深入剖析議會政府運作機制的傑作不同，他的作品更側重於法律原則的論述，旨在為學習者提供憲法理解的基礎。

《英憲精義》以其簡潔明了的方式，為中國的憲法教育鋪設了道路，對啟發民眾理解憲法原則起到了關鍵的啟蒙作用，對後來的憲法研究者和學生具有深遠的影響。通過戴雪的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窺見一個時代的法學智慧，以及它在塑造國家法制進程中的重要地位。
(3)戴雪英憲精義法治原則擴展閱讀

戴雪,英國法學家。就學於牛津大學。1863年獲專門律師資格後開業。1882—1909年在牛津大學兼任英國法教授。認為行政訴訟應由普通法院管轄，這是英國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並對英國憲法學中另外兩項原則即議會主權和法治作了系統闡述。

④ Walter Bagehot是誰

是沃爾特·白芝浩
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一八二六——一八七七）曾獲得律師資格，長期擔任《經濟學家》主編直到辭世。一八六七年，他將陸續發表於一家期刊上的論及英國政制中內閣、君主、貴族院、平民院以及英國憲法的歷史的系列憲政文章結集出版，於是就有了我們現在所見的《英國憲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在英國，長久以來，皇室、政治家、法學家們一直咀嚼著此書的精義，普通讀者一直對此書中隨處可見的培根式的警句津津樂道。白芝浩的貢獻使他在英國享有「最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的稱譽。自問世以來，這部著作在英語世界就核笑發生了持續性影響。它的影響已經跨越了三個世紀，二○○一年《牛津世界經典叢書》仍在刊行此書。在美國，白芝浩《英國憲法》的影響絲毫不亞於其在英國的影響。
與布萊克斯頓和戴雪不一樣的是，白芝浩並不是一位在嚴格規則體系中找到自足的規范主義者，而是一個獨特的功能主義者。他論述的特點是：用一種簡潔明快的語言（這種風格是《經濟學家》在維多利亞時代爭取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時所用的一貫風格）和一種幾乎是隨筆式的筆觸，從政治傳統、政治文化甚至政治心理的層面直面「一部活生生的憲法——一部處於實際運行和效力中的憲法」；他探討的不是嚴格的英國憲法的實在規則，而是規則以外的處於實際運行狀態的政治慣例。因而，在《英國憲法》一書中，人們看到的不是對實在憲法法律規則的解析，而是英國憲法在實際政治經驗中的運行情況。在形式上的憲法規則和實際流動的慣例之間，白芝浩毫不含糊地傾向於著力探討後者：「就為解決實際問題而言，我從不相信所謂的不可改變的規則。」（21頁）在白芝浩看來，文本上和書面上的英憲是一回事，英憲在政治操作層面上的具體情形是另一回事。他說：
這方面（指英國憲法）積累起來的文獻已汗牛充棟，但一個直面活生生的現實的觀察者會對現實與書面描述之間的反差感到驚銀孝愕。他會在生活中看到很多書本上沒有的東西。他還會發現，許多書本理論中雅緻的東西在粗陋的實踐中根本找不到。（54頁）
對於白芝浩的這種側重點，戴雪在其《英憲精義》初版時尚不以為然。戴雪是奧斯丁的信徒，對於那些雖有拘束力但不能為法院所適用的慣例雖有論及，但認定這些東西不屬於憲法性法律，因而只把它放在了《英憲精義》三大部分中最後一部分並在與憲法性法律的關聯中加以論述。但到了一九一四年修訂《英憲精義》時，面對其時業已成事實的英國政黨機器的權力膨脹所造成的對英國政制的決定性影響，他才意識到白芝浩幾十年前所敏銳觀察到的英憲實在規則與其實際運行情況之間的巨大反差是他所不該忽視的。他開始在《英憲精義》的導論中大段引用白芝浩《英國憲法》中的文字。盧克林評論說，此時戴雪實際上已在試圖回到白芝浩的立場上（馬丁·洛克林：《公法與政治理論》，鄭戈譯，商務印書館二○○三年版）。
從政治角度解析英國憲政，白芝浩的主要貢獻包括以下幾點：
其一，將英國政制分成兩個部分，即「尊嚴的部分（the dignified part）」和「效率的部分（the efficient part）」。
白芝浩認為，歷經數個世紀發展的英國憲政到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除非將它分成「尊嚴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否則人們根本無法理解它。「尊嚴的部分」具有激發和保留人們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獲得了權威和動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對這種權威的現代運用。前者是從悠久的歷史中繼承下來的，它復雜而堂皇，古老而庄嚴；後者是具有現代性的，簡單而有效。前者是英國政制的外觀，後者是它的本質。「它的本質因其擁有現代式的簡單性所帶來的力量而顯得孔武有力；它的外觀則因其擁有一個更堂皇的時代所顯示的哥特式的庄嚴性而顯得富麗堂皇。」（61頁）白芝浩對英國政制中的這兩部分並沒有做精確的區分，大致上說，該政制中君主和貴族院屬於「尊嚴的部分」，平民院和內閣屬於「效鋒氏稿率的部分」；英王是尊嚴之首，內閣首相是效率之首。
上面說過，白芝浩是從政治傳統、政治文化甚至政治心理的層面分析英國憲法的。這一點在他對英憲「尊嚴的部分」的解析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而這一點是自邊沁和奧斯丁以來，包括布萊克斯頓、密爾和戴雪等人所忽視的。「尊嚴的部分」是從傳統中繼承下來的，准確地說，英國政制的某些古老的部分經過數個世紀的改造以後，其功能和地位已經發生質變，但又沒有被該政制所拋棄，而是繼續作為該政制的有機部分而發揮新的功能。比如說，英王從幾個世紀前的主權者變成了現在的「虛君」，「如果兩院全體一致向她發出一份她自己的死刑執行令的話，她也只好在該執行令上簽字」，但是她依然是英國當代政制的一部分，行使著一些象徵性權力如商量權、獎勵權和警告權，並作為一種民族團結和統一的象徵而從外觀上維持著英國憲政的運行。「尊嚴的部分」是數個世紀政治文化積淀而成的，而不是通過立法「製造」出來的。它不是法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而且是一種政治心理或政治情感層面上的東西。對於那些政制中不包含這個因素的國家而言，這種東西是「一種神秘的崇敬之心」，這種崇敬之心使英國政制變得「甜蜜」，有時使英國人對皇家事務的反應「顯得孩子氣」，但是它卻構成了地道英式君主制的基礎。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英國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為政治心理層面的「尊嚴的部分」是難以仿效的。而對於具備相同政治心理的民族而言，對英式政制的仿效只移植其「效率的部分」是不夠的，而必須使其「尊嚴的部分」得到相應的安排。深得白芝浩此論精髓的美國人在二戰後對日本政制的安排上刻意保留了日本民族政制中「尊嚴的部分」即天皇，看來不是偶然的。如果二戰後的日本憲政安排不考慮到日本民族的這個「情感面」，現代日本政制是否具有如此穩定性是不難推知的。相反的情形在世界憲政史上也是有的，即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國憲政實踐。法國人想仿效英式議會民主制，但在盧梭的人民主權論的影響下去掉了君主，且議會權力沒有受到相應的反制，結果是政局的長期動盪。直到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在法國政制中加入了一個「半君主」式的東西，法國的政制才得以穩健運行。
對於英國政制中「效率的部分」，白芝浩是大為贊賞的。白芝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是議會民主制的忠實信徒。他所論述的英國憲法是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間的憲法，即一八六七年英國第二次議會改革法出台之前的英國憲法。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盡管他是從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法律的角度（白芝浩並不看重改革法對於時代變化的決定性影響）解析英國憲法，盡管從政治的角度分析英國政制的時代變化時他強調政治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家的引導作用，並對一八六七年改革法出台後「廣為派發的選票」的實際效果表現得憂心忡忡，但是，他自始至終都明確地表現了對英國政制中最本質的東西即代議制民主的傾心。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平民院「最終權威」的強調上。
在白芝浩所處的時代，英國政治權威的重心早已從國王轉移到了議會。但在議會中，平民院和貴族院的職能劃分這時並沒有確定（兩院權力關繫到一九一一年《國會法》出台時才開始劃定）。白芝浩在探討兩院關系時，明確表示對民選的平民院權威的認同。「每當下院的意見也是整個國家的意見，且整個國家顯然已經下定決心時，上院必須服從下院。」（20頁）「如果民眾的意見強烈而一致，如果它既反映了國會議員們的意志又反映了選民們的意志，那麼在我看來，上院應立即做出讓步，而不應予以反對。」（22頁）在論及內閣制政府的原則時，他認定：「大眾政府的原則是，最高權力即政治事項的決定性權力掌握在人民手裡」（77頁），「自由政府指的是那種服從他的民眾能夠進行自願選擇的政府」，「一個完美的自由政府是一個完全按照這些選票決定一切的政府」（186頁）。在比較英美兩國政制中「最高權威機構」的區別時，他指出，美國的最高權威機構不是單一的，而英國是單一的：「英國政制中最終的權威機構是新選的平民院。」（240頁）在附錄的《布魯漢姆勛爵的個性》一文中論及拿破崙戰爭後英倫和歐陸政體的差異時，白芝浩也表現出了對「神聖同盟」專制下歐陸政體的不屑：「專制主義不可能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受到歡迎。將專制主義變成了宗教的神聖同盟很難與英國憲法相協調。我們徹底打敗了拿破崙，但是我們在他身後的狀況中找不到快意。激勵著我們心靈的事業不復存在；空氣中不再彌漫著勝利的鼓噪。大陸事務是僵死、專制、沉悶的。」（299頁）
其二，對英國憲法「有效秘密」的揭示：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完全融合」。
在白芝浩所處的時代，流行的英國憲法理論認為，英國政制是一種「分權」與「制衡」的政制。洛克將英國的主權分成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外交權三個部分，歐陸的啟蒙思想家們也認為，權力的分立是英國政制的特徵，至少在英國政制中得到了體現。但是，傾心於發現英國政制中真切的「事實」的白芝浩力排眾議，認定「英國憲法的有效秘密可以說是在於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緊密聯合，一種幾乎完全的融合」(62頁)。這可以說是白芝浩對英國政制最敏銳、最富洞察力，也是最有價值的一項發現。當代憲政學者們依然在探討的「融權制」就起源於此。
如上所述，白芝浩在論及英國政制的最終權力來源時，認定民選的下院即平民院是最終的權威。順著這個思路，後來的戴雪總結出了英國憲法的第一大原則，即「議會主權」。但是，白芝浩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從實際的政治實踐中進一步挖掘，並發現了英國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完全融合」這一現象。
所謂「融合」，不是指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吸收，而意味著二者的融貫。這就意味著對絕對「議會主權」的某種偏離，或者說某種調制。
白芝浩進一步指出，英憲中這兩種權力的奇妙融合的連接點是「內閣」。「內閣」是一個「新詞彙，意即一個被立法機構選以充任行政機構的委員會」，「一個起連接作用的『連字型大小』，一個起緊扣作用的『扣子』，而被連接和緊扣的是國家的立法部分和行政部分。從它的起源上講，它屬於這一部分；而從所起的作用上講，它又屬於另一部分」（64頁）。
內閣雖然是議會的一個委員會，但按照英國憲法的慣例，它又有解散議會的權力。內閣的解散權使它成了奇特的東西：「它是一個被創造物，但是它有權毀掉它的創造者。它既是一個由立法機構任命的行政體，又是一個可以消滅立法機構的行政體。它是被造的，但它可以破壞；從起源上講它是派生的，但在行動中它卻具有毀滅性。」（60頁）白芝浩將英國內閣的這種解散權稱為對平民院單一主權的「調制器（the molator）」，認為這個「調制器」是英國憲法得以成功運行的兩個部件之一（另一個部件是「安全閥」，即內閣首相對貴族院議員的冊封權。隨著貴族院在英國一系列的憲政改革進程中地位的下降以及這種冊封權最終的取消，「安全閥」在當代英國政制中的意義已經不大）。「調制器」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作為主權者的平民院不是完美的。白芝浩將平民院的缺陷總結為三個方面：多變性、黨派性和自私性。「調制器」的存在是英國行政權和立法權高度融合的顯要例證。
其三，對政治家在憲政變革時代「引導作用」的強調。
英國學者對英國憲法的論述一般從三個學科方向展開：一是從法律方面，代表人物是布萊克斯頓和戴雪；二是歷史方面，代表人物是哈蘭(Hallam)和弗里曼(Freeman)；三是從政治方面，代表人物就是白芝浩。白芝浩審視英國憲政的獨特視角除了上述從政治傳統和心理層面解析英國憲法的實際運作的一面以外，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變革時代英國憲政改革方面政治家的「引導作用」的強調上。
《英國憲法》首版於一八六七年，七年後再版時，白芝浩加寫了一篇長長的「導言」。在這篇導言中，他從政治的角度對這個變革時代的英國憲政的運行情況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在論及促成時代變革的主導因素時，他沒有把這個因素歸結於改革法，而歸結為政治家的換代和對民眾的引導。
從法律的角度看，英國十九世紀的憲政進步是接二連三的議會改革法的結果。一八三二年的第一次改革法使資產階級獲得了選舉權，一八六七年的第二次改革法又使工人階級獲得了選舉權。通過這兩次改革，英國的政治舞台上就有國王、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多元的政治力量。自此以後，英國的社會變革便踏上了一種「合法化」軌道——各種政治力量爭取權利和完善權利的斗爭被限制在改革和完善議會制的框架下進行。經過二十世紀幾次進一步的改革，普選權在英國變成了現實。至此，英國社會在避免了法國式的暴力革命的情況下，通過漸進的憲政改革既保存了傳統的自由，又實現了充分的民主。因此，從法律的角度看，促成這種憲政進步的就是一系列的改革法。但是，慣於從政治的角度分析英國憲政的白芝浩道出他獨特的看法。
寫這篇「導言」時，第二次改革法已經實施了七年。但白芝浩表明，盡管他無意爭辯說像一八六七年改革法這樣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不會產生重大的效果，但是他認為這種效果到那時為止尚不為人們所知。「一八六五年以來有目共睹的巨變從嚴格意義上說肯定不是由它引起的。」他認為，這些巨變是由政治家的「代際過渡」所導致的「政治精神」的變化所致。「即便沒有改革法，這個單一的原因也會引起巨變。」（8頁）
在白芝浩看來，代際過渡中政治家們所主導的政治精神的變化自然能夠促成社會的變化。在按照改革法剛獲得選舉權的多數選民和主導改革的政治家們之間，白芝浩以罕見的坦率表明，他「極其害怕新選民中的那個無知的大多數」（22頁）。這並不是說他反對這些新選民獲得選舉權，而是說他認為他們並不知道如何行使選舉權。這就需要政治家們的引導。「新獲得選舉權的階層並不比舊有的階層更少需要賢達者引導。相反，新階層更需要引導。」（11頁）接著，白芝浩寫出了一段後來被戴雪整體援引在《英憲精義》「導言」部分的強調「政治家們的責任」的著名段落：
同時，我們的政治家們碰到了好多年來未能碰到的最好機會，也承擔著最大的責任。他們不得不引導新的選舉人行使其選舉權，還得靜悄悄地予以引導，不留痕跡。一個自由國家的主要政治家們一時擁有巨大的權力。他們為人類的對話定調。是他們通過一兩次演講決定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將說些什麼和寫些什麼。他們連同他們的顧問們制定他們黨的綱領——美國人稱之為「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他們和與他們相關聯的人將在政治角逐中表明他們的立場。正是通過這種綱領以及通過由不同政治家們提出的各種綱領的比較，世界才形成它的判斷。普通人的心智很難自行定位它要關注哪些政治問題；它充其量只能就人們向它提出的問題進行像樣的判斷；它幾乎從不確定其主題。在確定這些問題將事關何種東西的問題上，政治家們承擔著特別重大的責任。如果他們提出的問題使處於人類低層的人們情緒化；如果這些問題有可能被那些低層人弄錯；如果這些問題使這些低層人的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利益不一致或者相沖突，他們將貽害無窮。這個國家的前途有賴於一項精巧實驗的正常運行，而他們可能使出渾身解數去敗壞這場實驗。就在那些對政治感到陌生的無知人們渴求擺到他們面前的問題是有益的也只能是有益的問題時，政客們提出的卻是些有害的問題。他們可能提出一些將窮人作為一個階級捆綁在一起的論題；提出一些可能煽動窮人起而反對富人的論題。對這些論題的討論將使窮人們以為某個新法會使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是現行法使他們過得不舒服——以為政府手裡控制著一筆用不完的資金，它可以將這筆錢發給那些現在需要錢的人，而不致在他處造成另外的更大短缺。如果窮困的選民們的首要事務是力圖建立起一個「窮人的天堂」，他們傾向於幻想這種天堂，而且他們傾向於認定他們能夠建立這個天堂——那麼現在剛開始的這場政治實驗將註定要失敗。廣為配發的選舉權禮物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對於那些得到禮物的人來說同樣是巨大的災難。
戴雪意識到這位「天才人士」的悲觀主義警告的分量是五十年後的事。到了二十世紀後期，「福利」重壓下的英國精英們也開始普遍意識到了白芝浩這段話的分量。

參考資料：http://www.yue.org/books/book-200628230252Rq.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