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設刑

Ⅰ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創始人分別是誰

1、法家創始人：李悝。

李悝，魏國安邑人。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

他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

2、 墨家創始人：墨子。

墨子，名翟，東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一說魯陽人，一說滕國人。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生前擔任宋國大夫。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

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墨子在戰國時期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在當時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稱。墨子死後，墨家分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其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跡的史料，收集其語錄，完成了《墨子》一書傳世。

3、儒家創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他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倡導仁、義、禮、智、信。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前後達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4、道家創始人：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謚伯陽。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胡適曾推測老子生於周靈王初年，當公元前570年），出生於周朝春秋時期陳國苦縣（苦縣，古縣名，史學界普遍認為在今河南省鹿邑縣）。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被唐朝帝王追認為李姓始祖，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今存世有《道德經》（又稱《老子》），其作品的核心精華是樸素的辯證法，主張無為而治。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道德經》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20世紀80年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譯成外國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是《聖經》，其次就是《道德經》。

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

老子與後世的莊子並稱老莊。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教始祖，並稱之為「太上老君」。

5、兵家創始人：孫武。

孫武（約公元前545年—約公元前470年），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北部）人。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聖或孫子（孫武子），又稱「兵家至聖」，被譽為「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

孫武大約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由齊至吳，經吳國重臣伍員（伍子胥）舉薦，向吳王闔閭進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為將。他曾率領吳國軍隊大敗楚國軍隊，佔領楚國都城郢城，幾近覆亡楚國。

其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他撰著的《孫子兵法》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軍事學術史和哲學思想史上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哲學等領域被廣泛運用。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該書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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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

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

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

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

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

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墨家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

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與儒家並稱「顯學」。以下是墨家的觀念。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

政治觀∶主張「尚賢」、「尚同」，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由於墨家從創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會中底層的學者，所以墨家更能體會到戰亂時期社會中勞動人民的凄慘生活，所以相對於儒家的過分講求「禮」，墨家更注重刻苦、節儉的生活習慣，而且不吝於做低層的勞動工作，被儒生辱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場上的對立，和思想上比「仁愛」更難遵從的「兼愛」，使得墨家並未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日後發展不大。

儒家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貴君輕」，提倡統治者實行「仁政」，在對人性的論述上，他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惡，也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表現。

道家

道家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

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

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戰國後，因不容於世，後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

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借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

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 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 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觀∶老莊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張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老道家追求大一統，主張因俗簡禮、寬刑簡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兩者都主張無為而治。

人生觀∶黃老道家主張因循萬物，身國同治，老莊派主張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慾」、「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兵家

兵家重點在於指導戰爭，在不得不運用武力達到目的時，怎麼樣去使用武力。創始人是孫武，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穣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尉繚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繫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

Ⅱ 論述西周的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

即，「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主張刑罰的輕重要隨著社會的變化和各地的情形做相應的調整,區別對待。

其理論基礎或者說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

Ⅲ 法家思想包括哪些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以此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君王，如果他能給予官員及百姓利益，官員和百姓就會擁戴和支持他，同時這個君王還擅長「術」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就很有可能能夠強盛；但如果這個君王不具備以上的任何一條的話，這個國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滅亡。所以，法家理論的一個很大的不足在於過度依賴君王個人的能力。但秦能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Ⅳ 求《漢書刑法志》原文及翻譯

請問你是法幾的同學 如果找到了 請貼出來 謝謝

我先給你原文嘛 你找翻譯
漢書•刑法志
漢書 漢•班固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群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雲「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訁雚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為州，州有牧。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日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縱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昂，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巨敵堅，則煥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奸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並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並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仇，CA76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急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B062者，皆不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黑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慾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系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慾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獄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棰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至高後元年，乃除三族罪、襖言令。

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夫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凄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

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奸不輒得，獄C224不平之所致也。《書》雲「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奸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慾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鯨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故輕也。《書》雲『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雲「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