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現狀分析

『壹』 我國目前的新聞立法

一）我國新聞立法現狀
我國新聞方面的立法相當薄弱。1980年全國五屆人大會議期間有代表提出「新聞立法」的議案，1984年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牽頭新聞立法工作開始啟動，直到現在，新聞方面的專門立法仍遲遲沒有出台。目前，我國新聞方面的法律體系僅由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新聞出版總署頒布的一系列部門規章以及地方立法組成，政府出台了一些新聞管理條例和規范性的文件，如《突發事件應對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新出台的《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等，也對新聞傳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規范。
關於新聞侵權的民事、刑事制裁措施也較為分散，更多方面只能靠規范性文件進行規制。這就造成了我國新聞立法方面存在著效力層次低、缺乏統一制度安排且作用機制單一的問題。因此，探討新聞法制的核心問題，澄清影響新聞立法的模糊認識，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完成新聞立法，毫不懈怠地推動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步伐實為當務之急。
二）我國新聞法制的不足
雖然我國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針對新聞活動頒布了大量法律和法規，但我國的新聞法制仍有大量需要完善之處。我國至今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新聞法》，這是我國現行新聞法制的主要不足之處，新聞活動還有相當部分沒有法律予以規范。
1、法律位階不高，約束力不強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憲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制度和行業規范是一個由高到低的系列。其中部門規章的層次較低，法規以上才是司法機構判案的主要依據，規章及規章以下只能作為司法參考而不能當作主要的、適用的法律依據。效力和級別不高、體系不完善是目前新聞法制的現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00年7月1日）第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也就是說，由人大和人大常委會制定和通過的法律才算的上是法階較高的國家基本法律。反觀現行的針對新聞傳播活動的諸多法規，多為國務院各部委制訂的行政規章, 而非由全國人大、人大常委會制訂，而「國務院部門立法是從屬性和受制性尤為突出的立法」。[ 周旺生，《立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P323
] 因此，總體看來，我國關於新聞傳播活動的法規和制度從法階上講不高,從法律效力上說偏低，而且許多地方還沒有同我國行政法體系接軌，在對新聞活動具體事務和糾紛的調整中，更多地充當的是司法參考的輔助性作用，導致這些規章制度的約束功能難以得到應有的發揮。
2、部門立法相沖突
如前所述，我國與新聞傳播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數目眾多，且「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十二條，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從法理上講，憲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制度和行業規范這個由高到低的系列必須在立法精神上一脈相承，並統一於國家最高法律的憲法；但從實踐中看，各種法規之間的相互銜接和各主管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情況並不盡如人意，保證不了同等的違規情況承擔同等的責任，從而在法治的執行過程中造成了執法標準的偏差。
3、執法成本高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提高新聞法治效率，盡快完成新聞立法，將降低在新聞管理時交叉混合式管理的決策成本，減少新聞管理部門的執法成本，有力地消遏新聞侵權行為的數量以及國家和當事人在新聞糾紛問題上的消耗。
4、現行新聞法制是彌補型法制
於對新聞立法沒有整體規劃，在許多基本性質問題上未作明確而深入的界定，無法從全局的高度指導新聞法規的具體制定，而在實際操作中又容易出現爭端，這就造成了我國新聞立法只能是在新聞活動的實踐中，哪一方面出現問題，就相應進行彌補式的法規建設，不利於對新聞業的有效管理。沒有宏觀完善的新聞政策或新聞法而代之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構成了我國新聞傳播規范中的軟肋。
5、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不平衡
我國現行的新聞法中，對新聞傳播活動為主體的禁止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比較完備，而授權性規范則比較薄弱。一是有些權利還沒有進入法律范疇。新聞工作者在新聞活動中的權利，如采訪權、報道權，法無明文。不是說我國新聞工作者沒有這些權利，而是說這些權利還沒有成為法定權利。新聞工作者在其正當權利遭到侵犯時，難於得到相應的法律救濟。二是有些已被法律承認的權利也很不完善。如輿論監督雖已寫入法律從而成為新聞活動的一項法定權利，但是輿論監督對象應當對此承擔何種義務以及當輿論監督權利遭到侵犯時應當如何請求法律救濟等還是空白。一項完整的法律規范如果沒有對違反法律後果的規定，那麼法律規范就不具備貫徹實施的條件。一部完善的法律，一套優良的法律制度應是權利和義務完整、平衡的體系。只有這樣，它才能為公民所接受，才能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