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法學

❶ 社會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國民法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是近幾年來人大會議上倍受關注的人物。因為每年人大會議期間，他總能帶來幾份讓公眾矚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議案。去年的人大會議上，他提出建議加快消費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議制定證券無紙化法等三項議案。今年的人大會議上，王利明帶來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和制定民法總則兩份議案。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由於貧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災害頻發，某些群眾因病致貧、以及天災人禍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財產損害，僅依靠自身力量和現有的救助渠道難以擺脫困境，急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認為，制定社會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會群體中出現了自救性的乞討兒童、生活極為困難的殘障人士，缺乏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無監護人的孤兒等，這些弱勢群體迫切需要給予社會救助。此外，由於父母患病無力撫養子女以及父母不盡監護義務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兒童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亟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說，制定社會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的權利，也可以體現黨和國家對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
現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於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濟的能力和穩定的生活來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會不給予關愛和幫助，可能使其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士，因為工作、生活中產生一些糾紛未能夠得到解決，又長期得不到社會的關愛，可能鋌而走險甚至產生反社會的情緒。王利明介紹，我國近幾年來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極為注重對糾紛的事後處理，對於那些生活極度困難的人士，如果通過社會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維穩成本。
通過社會救助辦法，關愛這些弱勢群體，讓他們始終感受到黨的關懷和社會的溫暖。這對於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有著積極的作用。 王利明強調。
有限的救助資金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認為，所謂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對公民在必要時無償提供的物質幫助。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雖然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中對社會救助制度作出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仍然非常簡略，無法滿足實際需要。
假如發生車禍以後加害人逃逸、高樓拋擲物致害中無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傷害，卻得不到賠償，如果不能獲得社會救助，其就處於無助的地位。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損害填補的問題，但是，它無法完全解決受害人救濟的問題。更何況，在我國責任保險的覆蓋率較低、適用范圍有限，賠付率較低，大量的事故損害的受害人不能獲得保險的保障。這就有必要建立社會救助制度以彌補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說，社會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國多元損失救濟制度的需要，當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救助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因為我國還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救助資金的籌措相對困難，所以，不可能通過大規模的基金來救濟受害人。通過明確社會救助的輔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資金運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強調，社會救助法屬於社會法的范疇，在社會保障法的體系中應當居於基礎性的地位。
有利於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建議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明確救助機構的性質、救助的對象、救助的條件、救助機構的責任等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救助制度的救濟功能。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法的基本框架應該包括：總則、社會救助的主體、救助對象、社會救助的實施程序、救助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對社會救助機構的監督。
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立法要強調資金來源由政府主導、來源多元化，堅持保護弱者、關注民生、關愛弱勢群體、保護未成年人，保障殘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條件，實現個人的尊嚴。
社會救助具有及時性、應急性、法定性和強制性等特點。王利明認為，對於受害人的救助應主要針對人身權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情況。除非財產權益的侵害，影響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毀損無處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會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會救助的主體是救助者，即救助機構的設置。救助機構應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法人，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時廣泛吸納社會各界的資金。目前已經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等，都應當納入社會救助基金之中。社會救助機構是獨立於政府公權力之外的，其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應當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限制其行為與許可權。另外，由於政府在社會救助中權責的特殊性，必須通過立法界定政府的責任，使政府對社會救助的管理內容合法，權責明晰。
社會救助的對象主要包括弱勢群體、經濟生活極度困難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討兒童。 王利明說，救助對象應當有便捷的認定程序，同時應當及時進行公開公布，接受人們的監督。並且要對於認定程序設置異議程序。
王利明強調，救助機構對侵權人的追償權問題，也有必要規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暫時找不到侵害人時，由救助機構給予救助，找到以後，社會救助機構有權向侵權人行使追償權。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償而不追償，就會使社會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償權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脫責任。
社會救助法還應當規定，社會救助機構應當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督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 王利明最後說。
王利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著名民法學家。

❷ 社會救助的救助體系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會救助立法機制，尋求公法私法外的社會救助法的存在空間和價值張揚，從法律思想和法律規范上建立具有相對獨立價值的社會救助法子系統。 「一項法律的制定過程，往往是對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結果，一部良好的法律應當能夠蘊涵社會所公認的准則與價值」。社會救助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調控。社會救助政策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而相應調整，同樣，社會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政策的調整和變化。社會救助法制建設受經濟活動、政策等的影響是直接而巨大的。在此，涉及到法律與政策、法律與經濟的關系等法學范疇基本理論問題，而且還涉及對法律的形成機制，特別是相關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等問題。因此，社會救助法治，除考慮立法自身的機制外，還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考慮政策變化，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不能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規范的形式大行權宜的應急的社會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會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幹；更不能以社會救助的特殊性而強化政策的作用，漠視或弱化法律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的思想價值和制度意義。
社會救助法的立法機制，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構成問題。我們認為，社會救助法的規范構成，包括穩定的「核心規范」，主要為社會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實體和程序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構成社會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對穩定。又包括易變的「變易性規范」，主要用以應急性、強制性的調節。這兩個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穩定性與變易性等問題。考量我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社會救助法律框架設計時，在確立核心規范，保持法律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同時預留出適度調整空間，兼顧穩定性與開放性、變動性，實現法律自動調整。另外，社會救助任務的加重催生了現代意義的社會救助法律制度，而經過歸納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會救助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調適修補，變成一種「經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適性，不僅適用於轉型時期，而且今後發達的社會救助體系中，還將經常地、持久地起到廣泛的規製作用。因此，要推動社會救助立法上的標准化、指數化和模型化。 提供社會救助是政府的職責之一，這也符合當代各國福利行政、給付行政的發展趨勢。「公民權利才是政府權力之源，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政府（不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職能部門）在我國當前的社會救助中掌控著話語權，是社會救助名副其實的決策者、管理者、執行者和監督者，其公權對社會救助的干預是全方位、全過程的。從權力劃分來看，政府在社會救助中享有立法權、行政權和監督權；從責任劃分來看，政府是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承擔制度設計並履行給付義務。公權干預是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決定性因素。對政府權力的法律控制是貫穿於社會救助法治全過程的中心主題。「由於缺少對權力的有效制約，使得我國公民的人權也面臨權力的巨大威脅，應該說這是我國人權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強的地方」 .加強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國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環節。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必須首先規范政府公權，切實依法行政，以權利、監督、責任等制約政府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