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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談依法治國

發布時間: 2025-09-16 14:57:25

Ⅰ 如何評價北大教授強世功

  1. 強世功是一名真正關心中國問題並真正探求解決中國問題的學者。從強世功書中,可以看到一條一以貫之的關懷:中國。強世功想要做的,借用橫渠四句的話就是:
    "為中央立心,為中共立命,為中國繼絕學,為中華開太平"。

  2. 基本信息:強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陝西榆林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憲法學。著有《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富勒論戰研究》、《超越法學的視界》、《立法者的法理學》等,譯著有《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等。

  3. 生平學習:1990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本科,1996年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1999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

  4. 生平工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01-2002);借調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部工作(2004-2007)。 2009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掛職)。2011年7 月1 日起被聘為重慶大學兼職教授。

  5. 著名觀點:中共黨章是憲法,10月2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邀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政府立法專家委員會委員強世功在線訪談, 以"依法治國 依規治黨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題進行交流。強世功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毫無疑問也是一個'憲法"。

  6. 所授課程:法學原理、法理學、法律社會學、法學經典著作選讀、憲法學

  7. 專著:《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研究》(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富勒論戰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超越法學的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立法者的法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中國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Ⅱ 你對依法治國的理解論文1500字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

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必須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必須使人民認識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使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

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須以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四、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五、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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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文章《法律之我見》

近來,常能聞見一些似乎很懷了些憐憫之心的「有識之士」,臉上也很流露出了些不忍之色,然後,再用很帶了些責備的口吻教導著那些已然在生活中很受了些委屈與傷害的人:「碰上諸如此類的事情,你決不可妥協、軟弱!應該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與之堅決斗爭到底!」

對於此類極富「打抱不平」精神的「有識之士」之善意,我向來是既深以為然,也頗以為許的。但是,無庸諱言,我卻也始終認為這番循循善誘依稀與「你應該放棄仁慈、寬容,斤斤計較起來!」實有異曲同工之嫌。

當然,盡管如此,倘憑心而論,至刻下我也尚未絲毫懷疑過這類「有識之士」的其心可鑒,甚而至於,心下更是頗感其精神之難能可貴。因為,倘處身於一個誰都念著要佔別人便宜的食親財黑環境及氛圍中,不容置疑,確實很有針鋒相對且決不退讓之必要,做人更是如之說的:絕不應該心慈手軟而任人欺凌、擺布!

不過,理雖及此,我卻依然頑固於發自內心之深以為:問題似乎都得從根本上去著手解決才更恰當穩妥,否則,貿然地截鶴續鳧,實有引足救經適得其反之慮!而像現在這般純粹靠著「你打我一拳,我必踢還你一腳!」的法子,就妄圖解決人性及社會安定方面的系列問題,以我個人的看法,恐怕非僅不是一個什麼長久之計,更實隱了得不償失之後患。

也因而此,憑著自己的若般一得之見,我就更堅定了這樣的一個早先還尚有些疑慮的信念:雖然法律應該建設也更有必要得到完善,但卻實在不適宜把來作為人們日常行為的導向標志!原因在於:倘把法律姑且看作底線,那麼,崇高的道德、思想則就遠在之上遙遙相對了。而我的一己想法之延伸也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蜂擁著那條作為底線的法律准繩,難免就會弄出些有意無意間或願意不願意間被擠過了法律准繩的狀況,倒不如,引導大家都靠攏了道德、思想,或者景況就會有所改觀了:絕大多數人遠離了因為太過於擁擠而常常出事的底線附近危險區域,那麼,視野寬闊了,也不再人多手雜了,若是誰膽敢在此時再於路斷人稀處欲越過法律准繩的話,大抵也僅是個自討苦吃之舉了。

然而,道理固然簡單,觀點也夠鮮明,但我卻更深知,若是真想讓如今的有些人也明白個中的道理,認同這個觀點,事情卻絕非那麼簡單。因為,問題就出在這個道理實在是太過於簡單了,以致於反而會使得那些特擅長於化簡為繁之人,更不可能會去關注、重視、思索,並由此而欣然接受了。

我們假設:有一個地方,因為那裡人們的道德、思想水平普遍的都很高,因此那地方的犯罪現象就很少,而犯罪現象少也就從而使得正常生活著的人們很少能聽聞到法律啊法制啦什麼的;而另一個地方,因為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社會又動盪不安,迫於保護自己的無奈或者趨於貪婪的慾望,那裡的人們因而無論是唬唬人的還是真干實做的,嘴裡就不得不整天嚷嚷著法律、法制了,而這般「法律天、法制地」熱鬧的「盛況」,自然會令人倍感了法律、法制的「無處不在」與「不絕於耳」了。

倘若於此作個判斷:這般的兩個地方究竟是哪一個好?哪個地方更適宜人的生活?大概很有人會以為,這種問題豈能成為問題?這還用得著說嗎?然而,實際上這問題卻恰恰就是個連有些專家學者與教授們都至今糊塗著的「難題」。而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更是,有一些專家學者與教授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或弄來弄去弄不懂倒也罷了,不懂就是不懂,就不要再去厚顏無恥裝什麼懂了,可這些傢伙就是不緘其臭嘴,居然一邊贊揚著混亂一邊更去譏笑太平盛世的「少法律」「少法制」,似乎社會風雨飄搖人們被弄得焦頭爛額,於他們來說,是件挺有進步意義的事情。

日前,著意之下,我就很見識了幾個這樣的無視道德、思想而單抱著法律、法制就認為已經找到了足以匡時濟世良方的專家學者,其幼稚可笑的言論中居然還很夾雜了一些崇洋媚外的由頭,不時揚眉提到了一個當今犯罪率舉世無雙的國家,並把之頂禮膜拜成了凡國家都很該認真學習且效仿的楷模榜樣。

那麼,這個被些許「國人」高度頌揚的而自己也經常自吹自擂所謂的老牌法律國的法律狀況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呢?也許,我們也不妨實地去見識觀摩一下,或者,我們也就能不只有個大體上的感性認識,更能大致的對之端倪可察了。

在一間搞得外表很「入眼」的大房子里,幾十甚至上百個熟悉法律的人士靜靜地坐著,他們前面有幾個彷彿對法律更加掌握得透徹之人在輪番慷慨激昂著法律,而再往前的高台後面還坐著一個對法律幾乎是了如指掌的人。然而,盡管法律就一個,而大家也都似乎胸有成竹,但是,處身於這般濃厚法律氛圍之中的被告席上的人,卻依然瞪著茫然不知就裡的眼睛。

那麼,作為主角的被告,為何會是這么一副猶如置身雲霧中的神態呢?因為,面前的那幾個穿戴整齊的人盡管講的都不外是些不知被講了多少遍的同一法律,但是,被告卻在他們未能停止「這么講來講去」時,其命運究竟如何竟然尚且是個充滿了無窮變數的謎。而尤為重要的更是,被告的命運居然也恰恰正是由這幾個人的「這么講來講去」所決定:被告可能會就因為「這么講來講去」而無罪,但也可能就因為「這么講來講去」而小罪,或者中罪、大罪甚至超級巨罪都「得當」成立。

一旦「這么講來講去」完了——通常時間都很長很長,那麼,法庭就會讓另一些始終在一旁呆聽「這么講來講去」的人,根據這個聽來的「這么講來講去」的自己聽了多少與自己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自己的想法,來得出一個結果——被告的結局——也就是法律的宣判。換言之,進了庄嚴肅穆的法庭,被告曾做過些什麼,其實相對而言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了,反倒是最終在法庭上真正起了關鍵作用的,除了次之的在一旁呆聽的都是些什麼人之外,主要的卻居然就正是那個「這么講來講去」。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也勢必感嘆其深不可測的是,無論是那些懂得法律的抑或不懂得法律的,卻每個人心中都竟然雪亮著:錢多找個「好」律師與沒錢只能靠「壞」律師,其間,雖然還是同一法律同一被告,其結果卻往往會就因為「好」律師與「壞」律師間的「這么講來講去」之有所不同而差了天壤之別,有的時候,甚至更是生死之分!

法律,本該是用來伸張包含公平、公正在內的正義的,這一點大抵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然而,現在居然被搞得非只是模糊且具彈性,最後更使得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義也反而受其拖累而成了貧富立判的待價而沽之商品,——在老實巴交的老百姓面前,堂而皇之地把至高無上的正義,通過所謂的「法律」「光明正大」地給徹底扭曲了,——使得法制也陡然變成了人制與錢制!或許,這聽上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更似乎像是個天大的笑話或者諷刺,但事實上這卻正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公認的治理社會之無上法寶了。

究其惡醉強酒之原因,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與體制決定了其無可奈何只得緊抓著這根「救命稻草」,明知於事無補卻也不得不然,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都是以錢來說話,錢凌駕於正義、真理之上,人人都渴望著自己能夠盡量剝削壓迫別人,最終成為剝削階級把正義、真理掌握在手裡聽憑自己玩弄,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就無法做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對道德、思想的重視!

所以,清楚並明確了法律與道德、思想間的關系,也知道並肯定了本末位置的重要,更明白且確定了只有在道德、思想的引領下法律才能夠真正成為正義的之一工具,我們就不難看出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刻意不談道德、思想而大喊大叫唯法律、法制能救國、治國,實質卻正是在企圖敗壞人們的道德、思想,使得社會禮壞樂崩人慾橫流,導致法製成為人制與錢制,以便達到其徹底毀壞法律、法制目的之人的居心了。

也因此,倘若今後再有人擺出了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一看就知又來哄騙老百姓了,故意繞開或撇開道德、思想大談法律、法制,那麼,有了一份清醒認識與警惕的我們,或者就能即刻透過裝模作樣的外表,直視其心底之險惡了。

Ⅲ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和依法治疆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於2014年10月日至23日在京舉行。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召開的會議。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為更好的緊密結合新疆實際,全面推進依法治疆;結合烏魯木齊實際,在全社會形成法治氛圍、提高法治意識、樹立法治觀念,激發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從今日起,本報特開設欄目「深入學習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五問」,邀請法學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從五方面以問答的形式,從不同角度深入闡釋全會精神,幫助各族幹部群眾准確理解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觀點、新思想、新舉措。

受訪嘉賓:自治區黨校法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陳奇彪

早在今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發表重要講話時就提出,要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如何理解「依法治疆」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陳奇彪:簡單來講,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是後者的地域性體現。從哲學角度來說,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依法治疆不僅是依法治國的一個要求,也是落實依法治國重大方針的具體舉措。新疆有著不同於其他省份的實際「區情」,因此,在具體踐行依法治國理念時,要重點考慮到新疆的實際情況。新疆發展的總目標是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所以我們在重點領域的立法等工作,就要緊緊圍繞這一目標進行。簡言之,就是要從新疆的實際來落實「依法治國」的理念。

1978年我國只有憲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幾部法律,截至今年3月,現行有效法律已達242部。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建設「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因為我們的法律數量不夠嗎?

陳奇彪:我所了解的數據可能比你掌握的還要多一些。從數量上講,我們的法律法規制定不算少,但這絕不是一個單純數量級的問題。應當說,目前,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基本完成。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比較健全,但有些不夠完善。

其次,隨著我國的經濟形勢、穩定形勢、民生發展等方面的變化,一些潛在的問題和矛盾逐漸凸顯,有些方面的問題上升為法治問題。比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到的環保問題。由此引申出來比如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問題、自然資源保護問題等等。還有反腐問題,都要通過形成一整套的法治體系來解決。可以這樣理解,憲法是根基,法律是主幹,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是對國家法律的細化和補充。

不是說簡單的就事論事,遇到哪個問題就出台一部相應的法律法規而了之,而是依靠全面的法治體系建設來解決。這就更科學也更嚴謹。

結合新疆的具體實際來看,怎樣依靠法治建設深入推進「去極端化」工作?

陳奇彪:自治區黨委八屆七次全委擴大會議提出,當前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要深入推進「去極端化」,應當說,「去極端化」是自治區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重點。

當下,我們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工作可以簡單概況為「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扼制極端、打擊犯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是導致暴恐案件發生的重要根源,就是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這一點在以往的案件中都得到了證實。

宗教和宗教極端思想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國家還是自治區層面,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正常的宗教事務活動。尤其是自治區層面,目前已有三個不同的條例,分別對宗教活動、宗教場地和宗教人員的管理進行規范和保護。但經過多年的實際適用,這些條例或規定,已明顯暴露出不夠完善的弊端。比如,現行條例中提到「非法宗教活動」,至於哪些具體行為屬於「非法宗教活動」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明。這就使得具體的基層工作在認識上可能存在模糊。

再如,「宗教極端思想」的認定,在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中也沒有具體的說明和解釋。

因此,現在亟需制定一個統一的、明確的自治區級的宗教管理條例,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宗教管理事務需要。但做好「去極端化」工作,也是不能僅僅依靠某部法律法規就能實現的,仍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法律體系共同實現,比如就需要同時加強普法宣傳和推進教育發展,以及改善民生等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做支撐。

Ⅳ 思修 中國推行依法治國的難點是什麼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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