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棟法學階梯

Ⅰ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Ⅱ 有沒有理工科類的理論書籍推薦幾本

1、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張文顯：《當代西方法學思潮》，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勒內·達維德：《英國法和法國法》，潘華舫、高鴻鈞、賀衛方譯，中國政法大學印行，1984年版。
4、亨利·梅里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等譯，西南政法學院印行，1983年。
5、羅傑·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潘大松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6、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曹玉堂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7、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8、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9、亨利·萊維·布律爾：《法律社會學》，許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高鴻鈞、賀衛方譯，三聯書店1990年版。
11、丹皮爾：《科學史》，李衍譯，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12、彼得·斯坦、約翰·香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王獻平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3、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4、張宏生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15、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6、鄭玉波：《民法總則》，三民書局1959年版。
17、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8、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19、摩萊里：《自然法典》，黃建華、姜亞洲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0、普魯東：《什麼是所有權》，孫署冰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21、德薩米：《公有法典》，黃建華，姜亞洲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2、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23、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24、霍爾巴赫：《自然政治論》，陳太先、睦茂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25、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上、下），蔣兆康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26、費希特：《以知識學為原則的自然法權基礎》，謝地坤、程志民譯，載梁志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27、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28、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29、尼布爾：《道德的人與非道德的社會》，蔣慶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皮埃爾·勒魯：《論平等》，王允道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31、穗積陳重：《法律進化論》，黃尊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經校勘的重印版。
32、彼德·布勞：《不平等和異質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34、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35、葛德文：《政治正義論》（卷一），何慕李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36、克魯泡特金：《互助論》，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37、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38、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9、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40、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
41、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42、王澤鑒：《民法總則》，2000年作者台灣自版。
43、周枬：《羅馬法原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44、格羅索：《羅馬法史》，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45、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6、優士丁尼：《法學階梯》，徐國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7、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8、徐國棟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9、西塞羅：《論義務》，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50、《義大利民法典》費安玲,丁枚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Ⅲ 當今世界面臨的環境問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論文）

[內容摘要]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客觀存在,無法逾越和不可忽略的.古代法律和法律理念中,一般反映出人對自然的敬畏和順應關系;近代以來的法律和法學理論中,一般反映出人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關系.當今時代的法學理論,需要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定位問題.
[關鍵詞] 人與自然的關系 調整對象 法律定位
近年來,環境法學界對法律能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最近,以武漢大學蔡守秋教授《調整論——對主流法理學的反思與補充》的出版為標志,又將這一討論引向了高潮,並吸引了法理學界的參與. 在當今所處的環境危機時代,如何看待法律中體現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如何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法律定位,已經成為法學理論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不管是否同意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法律的調整對象,要否認法律中存在一種人與自然的關系,恐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任何法律體系和法學理論中,始終都會存在一個怎樣看待自然界中的人以及人怎樣對待大自然的問題;這種關系是客觀的,無法逾越的,也是不能忽略的.這是古今中外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的共同點.所不同的是,法學家在理論上應當怎樣看待這種關系,以及法律應當採取怎樣的態度處理這種關系.
一,法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考察
在古代的法律和法律理念中,一般會體現出人對自然的敬畏和順應關系.
關於敬畏自然,古代關於樹木禁伐,野生動物禁獵以及對死刑犯執行的時間限制,多與敬畏自然,敬畏鬼神的思想有關.鬼神崇拜,實際上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種表現形式.對不可知的自然規律進行神化之後,就產生了鬼神.中國的宗教,基本上源於對大自然的思考,而不是對人性的思考.某一特定時間(如春天),地點(如皇家陵園)不準砍伐樹木,體現了設禁者害怕遭到鬼神(或者具有意志的自然界)的懲罰和報復的觀念.我國古代神話中的神怪,很多與動植物,山林,土地,水有關,如狐狸精,土地神,山神,龍王,樹精樹怪等.統治者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時,也受到鬼神崇拜的影響,對大自然產生了一種基於無知的敬畏態度.
關於順應自然,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靠天吃飯"."靠天吃飯"具體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聽天由命的意思.山區的獵人可以到深山老林里打獵,如果他不打獵,就無法謀生;沿海的漁民可以出海捕魚,如果他不捕魚,就沒有別的生活來源.國家組織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一般都要考慮自然條件的限制.例如,根據地力條件,設立輪耕,休耕制度.這些都體現出以人順應自然為特徵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治國理論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天人相類,天人感應學說,系統地體現了這種順應關系,並對歷代君主的治國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傳統民法中,也可以找到受順應自然觀念影響的痕跡.例如,民法上的物具有能夠被人控制的法律特徵.人無法控制的物,不是民法上的物,即不能當作民法上的財產看待.民法把土地,森林規定為財產,是因為人可以控制土地,森林.但民法沒有把水流,大氣,陽光等規定為財產,因為人無法控制水流,大氣和陽光等自然物.野生動物的情形比較復雜,有些野生動物是人可以控制的,而有些不能.一旦野生動物可以被人控制,就變成了民法上的財產.民法中的先佔原則,就是通過野生動物案件的判例確定的.這些規則,都體現了傳統民法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順應態度.
在近代以來的傳統法學理論中,法學家一般都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支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關系.
由人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到人支配自然,利用自然,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法學思想的轉變.工業革命以來,科技有了很大的進步,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日益人化,從而法律把自然環境中越來越多的有利於人類的東西納入到了財產法之中.在一個物質世界中,任何一種財產,都離不開自然界或者自然要素.離開了自然界,財產法不可能建立.民法上只有兩類基本法律關系,即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而財產關系是人身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徐國棟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就這個問題產生了分歧,但就人支配和利用自然這一點而言,卻沒有根本性的分歧.徐國棟認為,西塞羅奠定的法學階梯民法體系中關於人與物的關系的設計"是對世界的一種悲觀解釋".他認為,人與物的關系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為慾望主體的人與滿足這種慾望的手段物的關系,另一方面是作為認識主體的人與作為認識對象的物之間的關系. 這種人與物的關系,實際上是傳統民法理論對人與自然關系在法律中的客觀存在的一種正面的肯定.
在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的環境法中,客觀上在以某種方式規范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許多人都承認的一個基本觀點.無論是主張還是反對將人與自然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環境法學者,都沒有反對過環境法當中存在大量的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規范.不同的是,主張者如蔡守秋教授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可以直接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 反對者認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規范是技術規范,不是社會規范,環境法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而間接調整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能直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 但是,雙方都承認這種客觀關系的存在.應該說,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所公布的環境法文獻和法學學者的論著中,已經廣泛地涉及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其主旋律是環境法應該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為法律目標.即使在反對將人與自然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學者的論著中,沒有也不可能迴避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任何要否認人與自然關系的想法,都是不正確的,也是無法成立的.
二,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法律定位的兩種方式
在法學理論和法律部門中,究竟應該怎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法律定位 是象蔡守秋教授所主張的那樣,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並納入法律的調整對象呢 還是象傳統法學理論所定位的那樣,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自然要素和環境是法律關系的客體,即主體(人)的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呢 或者象生態中心主義論者所主張的,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自然物,尤其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又尤其是動物,和人一樣具有平等的或者部分平等的法律地位,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可以作為主體而存在呢

Ⅳ 民法典新規則的表現形式上有哪些方面的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已於2002年12月17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請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於12月25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分組審議。
這次審議，是我國法律生活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標志著人權保障的新進展，反映了法制建設的新成就，表達了人民的心聲。為了制定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種主張、各種意見激烈爭辯、坦誠交鋒。關於制定民法典的形式，有三種觀點，一種是以梁慧星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民法典，一種是以徐國棟為代表的理想主義民法典，還有一種是以江平為代表的開放型民法典。
關鍵詞：民法典 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開放型
民法典已經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審議。這樣，民法典草案就正式登上立法舞台，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在民法典起草過程中，有些學者專家是不贊成制訂一部龐大的民法典的，他們反對的理由無非是擔心越龐大越無所不包的民法典越容易成為一部封閉型的民法典，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單行法形式來規制社會經濟生活可以避免這一缺陷。今天，民法典己經正式提交最高立法機構，民法典的制訂己是勢在必行，但反對者的上述擔憂仍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我們究竟要制訂一部開放型的還是封閉型的民法典？
一、何為現實主義思路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的實際是多方面的，當然首先是經濟形態和經濟制度，然後是民族的傳統和法律的傳統。尤其是國民素質和法官隊伍素質，這兩點特別重要。從德國民法繼受過來的體系，在中國已經存在了100年之久。中國大多數法學院所採用的民法教材上的一整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都是德國式的。我們的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法律的時候，不是採用英美法那樣的從判例到判例的推理的方法，而是採用德國式的邏輯三段論的法律適用方法。可見從德國民法繼受而來的這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已經融入中國社會之中，成為中國立法、司法、教學和理論研究的基礎，成為中國的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的基礎。
梁慧星教授認為我們是成文法國家，法律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官只是適用法律而不能制定法律，法官裁判案件是採用「從規則到事實」的邏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因此法律必須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因為法律愈有邏輯性和體系性，就愈能夠保障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他認為英美法我們學不了，是因為我們屬於成文法國家，我們沒有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傳統，最關鍵的是我們培養不出英美法系那樣的高水平的法官隊伍。
二、何為理想主義思路
我國的民法理論和民事立法都認為民法調整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種理論把財產關系理解為民法的首要調整對象，人身關系被理解為民法的第二位的調整對象，因此抹煞了人的中心地位，把物置於人之上，是一種極為頭足倒置的、不尊重人的理論。與此相反，法學階梯體系已經告訴我們，民法首先調整人身關系，其次才調整財產關系。我們的民法典草案在結構設計上的最根本考慮，就是體現羅馬人對民法調整對象的兩編認識。另外，在法典開頭設一個序編，規定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等，徐稱之為「小總則」。在法典後面設一個附編，規定國際私法。
這一編纂思路以重要性為標准。人身關系法，直接體現人的尊嚴和人權，當然比財產法重要，因此安排在第一編。第一編內部，自然人最重要，在第一分編；其次是親屬法，在第二分編；法人法，在第三分編；繼承法本屬於財產法，但系以人身關系為基礎的財產法，因此比普通財產法重要，安排在第四分編，表明其重要性低於前三個分編而高於第二編普通財產關系法。在第二編內部，為什麼物權法在前，因為物權比債權重要。
三、何為開放型民法典
個人是比較贊同開放型的民法典的。所謂的開放型就是把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物權法、繼承法、婚姻法編在一起，無須按照嚴格的邏輯關系，也無須要求完整的體系。各部分相對獨立，相互之間構成鬆散式的、邦聯式的關系。
民事權利的開放應是一部開放型民法典的靈魂。既然民法典是一部規制民事權利的法典，那麼民法典就應當盡可能完整地、全面地規定民事權利。但是，要在一部民法典內規定一切民事權利，是很難作到的。就拿我們推崇的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來說，它就沒有規定一切民事權利，它幾乎沒有規定人格權。我們顯然不能以西方國家民法典沒有規定人格權，就武斷地批評它不重視人權，說它不是「人文本位」而是「物文主義」。同樣，我們也不能僅僅以我們的民法典單獨設立人格權編就炫耀我們比他們更重視人權，更多注意「人文關懷」。社會經濟生活發展得如此迅速，我們自己都難預料若干年後還會有哪些新的民事權利出現。因此，權利的規定不宜封閉，而應開放。
民法典中行為的開放自由應是開放型民法典的主線。民法典可以定位為一部保護民事權利的法典，也可以定位為一部規范民事活動的法典。民事權利和民事活動是民法典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民事權利在民事活動中得到體現、得到保護；民事活動是民事權利得以實現的舞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應當制訂一部開放型的民法典，而不是封閉型的民法典。民法典如果成為一個封閉體系就充滿著危險，因為社會經濟生活是非常活躍的，它不應當受法律的束縛和阻礙，法律應當給它更大的未來空間和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