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立法思想

㈠ 漢朝法律制度的立法指導思想

漢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封建統治已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決心改「無為而治」為「有為而治」，採納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漢代的刑罰適用原則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確定了「上請」、「恤刑」、「親親得相首匿」等刑罰適用原則。

㈡ 漢朝廷尉的立法指導思想

法制思想
1、初期實行"與民休息"、"寬省刑罰"的政策。崇尚黃老之術，提倡"清靜無為"；
2、漢武帝後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實行"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治國方略。

㈢ 漢代法律制度發展進程的表現是什麼

漢朝法律制度
漢朝法律制度是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秦滅以後，劉邦和項羽進行了奪取全國政權的斗爭。公元前202年，劉邦打敗項羽。統一全國，定都長安，建立了西漢王朝，西漢末年，外戚王莽奪取政權，建立新朝。但王莽政權僅存17年就被農民起義推翻，以劉秀為代表的豪強地主集團奪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於公元25年重新恢復了漢朝的統治，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兩漢歷經四百餘年的統治，封建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與此相適應，封建法制也進一步完備，在秦律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發展。

中文名
漢朝法律制度
指導思想1
與民休息，寬省刑法
指導思想2
禮法並用，德主刑輔
原因
秦末農民大起義
法律內容
刑事法律 民事法律
快速
導航
法律形式

立法活動

刑制改革

法律內容

司法制度
指導思想
與民休息，寬省刑法
漢朝統治初期，統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嚴厲批判「專任刑罰」、「重刑輕罪」的主張，確立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的指導思想。
禮法並用，德主刑輔
漢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封建統治已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決心改「無為而治」為「有為而治」，採納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漢代的刑罰適用原則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確定了「上請」、「恤刑」、「親親得相首匿」等刑罰適用原則。
法律形式
⒈律（基本法律）：即法典，是一種比較穩定的法律形式，主要調整重要和基本的法律關系。漢律六十篇指的是蕭何所定的《九章律》（九篇），叔孫通所定《傍章律》（十八篇），張湯所定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所定的《朝律》（六篇），加在一起共六十篇。漢律還有一個名稱，「三尺法」，因為漢律是用三尺竹簡書寫的。
⒉令（臨時發面的詔令）：又叫做「詔」，是皇帝根據形式變化及時發布的。「令」可以用於補充法律，解釋法律，甚至可以代替法律，「令」往往又可以成為以後修訂法律的根據。
⒊科（單行刑事條例）：又叫做「科條」或「事條」，是從秦朝的「課」發展而來的，據劉熙的《釋名》記載：「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科是關於考核，以及處刑標準的具體的法律形式。據《後漢書》記載：「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可見，漢朝的「科」作為法律形式已經被廣泛使用。
⒋比（決事比，又叫決事比，即可以用來比照判案的典型判例。作為一種靈活的法律形式，「比」可以補充法、令的不足，在漢朝的時候被廣泛使用。可以比照的斷案成例。律無正條規定時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條文或同類型案件）。
.⒌《春秋》經是漢代的「憲法」，具有凌駕於各種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立法活動
西漢初期
公元前206年,劉邦攻入咸陽，宣布廢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這是西漢立法的開端「約法三章」。
建立西漢王朝以後，面對新的形勢，劉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漢律.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稱《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個漢律的核心和主幹部分.

㈣ 中國法律儒家化表現在漢代法制的那些方面

中國法律儒家化起始於西漢。西漢初期，中國經歷了秦王朝多年的嚴刑峻法加之秦末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以及隨後的楚漢戰爭。可以說，這是中國的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遭到巨大的破壞。漢帝國統治者在一個凋敝的百廢待興的廢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吸收了秦朝統治者嚴刑峻法、實行暴政的二世而亡的教訓，採取了「與民休息」的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來治理國家。這實際上是用道家學說來彌補法家學說的不足。清凈無為繼而無為而無不為，漢朝也終於在這樣一個相對寬松的時期使帝國的的經濟力量得以恢復、階級矛盾得以緩和，於是便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
到了漢景帝御宇期間，形勢已經在逐步發生變化。在內部，文景之治為帝國的經濟復甦做出巨大的貢獻，但繁榮的背後也存在著許多棘手的問題。例如，西漢初期實行的國家結構和組織形式是一種「郡國並行制」。地方諸侯的勢力削弱了中央皇帝的權威。終於，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被平息，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和諧直至武帝初期仍比較嚴重。在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對大漢帝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下，統治者急需一種更為穩定、更為有效的思想和制度來安邦定國，而中國法律儒家化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順應時勢地展開。
西漢大儒董仲舒無疑是這運動的重要貢獻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再結合部分法家思想，創造了一種左右中國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觀的初級形態。在漢武帝的支持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帝國展開，進而產生了對中國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義的「德主刑輔」原則。「德主刑輔」的理論根源來源於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即「天人感應說」、「人性論」、「犯罪根源說」。他認為「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偱以為行也。」董仲舒有天道大者在陰陽進而認為天之任徳而不任刑，為「德主刑輔」找到了哲學上的依據；同時由「犯罪根源論」推出統治者應該寬緩刑罰、重視教化。
在漢代，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首先把儒家的倫理綱常樹立為立法的根本依據和原則。最具典型的就是確立了所謂的「三綱五常」的法律地位。三鋼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法律中規定了冒犯皇帝尊嚴的罪名有不敬、大不敬、誹謗、非所宜言、不道；還規定了危害皇帝安全的、權威以及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如矯制、僭越、大逆不道等均體現了「君為臣綱」。漢律中還規定了「不孝」罪以體現「父為子綱」。而「婚後女子若有不孝。無子、淫亂、嫉妒、多言、惡疾和盜竊行為中一種者，即可被其夫休棄」。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漢朝統治者將這些注入法律之中，視違反這些所謂倫理綱常之行為為犯罪。
法律儒家化還重點體現在適用原則上。具體說來，包括：尊老憐幼原則、親屬相隱原則、貴族官僚有罪先請原則。「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鞠系者，頌系之」代表了統治者所謂的：「仁政」，體現了「尊老憐幼原則」。而法律允許親屬間互相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負刑事責任。這正符合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至於犯了法的貴族官僚，必須先向皇帝報告，由皇帝決定刑罰的減免與否。如此維護貴族官僚之特權，明顯違背了法家「刑無等級」的原則。
漢朝法律的儒家化還體現在司法制度的儒家化。例如在許多訴訟制度如告劾、逮捕、鞫獄、覆案方面均可以體現司法程序上的儒家倫理規范的特點。而真正在司法制度的層面上的重要舉措在於「春秋決獄」、「秋冬行刑」和「錄囚制度」。董仲舒認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決獄，把儒家思想內容和精神作為定罪量刑的標准；把犯罪者的心理狀態和動機作為斷案的依據體現了儒家倫理道德對法律的滲透。漢代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起點，它為政治上早熟的中國粗略地穩定了內政外交的格局和模式。儒家的思想逐步與法律相結合是這一時期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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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夏朝至漢朝立法思想的變化

首先本質不同。夏是奴隸社會，立法根本目的是保護奴隸主利益。那麼者或胡，刑法就不存在公平一說，所立的法律無不是對奴隸階級赤裸裸的剝削壓迫，極盡殘忍。

春秋時期社會開始向封建社會轉變，因此該時期思想百家爭鳴，各思想主張立法各有不同。

秦焚書坑儒，信奉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在刑法上與奴隸社會區別不大，所以立法傾向於嚴格、依法治國，該團皮時期法律不近人情，片面強調刑罰，對人的約束性過大，然而在封建社會階級壓迫還是比較明顯的，過火的約束而無法做到法律公正，必然帶來反抗，秦的滅亡可見一斑。。

秦滅漢興，正處於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時代，再加上秦信奉法家執行暴政的前車之鑒，百姓更需要也傾向於一個溫和的法律體制。
儒家思想核心在於「仁」，就正符合了時代要求。故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漢代立法思想應時而生。
該時期法律較為首攔溫和，且輕賦稅獎農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