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名案

⑴ 趙c姓名權案的主要內容

趙C為何取名為趙C？
這得問趙C的父親。
趙C的父親趙志榮下過鄉，吃過很多苦，雖然後來自學拿到了本科文憑，但仍深感自身知識的欠缺。結婚後，他就多次與妻子商量，要自己的下一輩學好知識，因此，他想給後代取一個特別的名字。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他喜得貴子，心中醞釀已久的名字「趙C」亮出來了。給兒子取名「趙C」，寄託著自己一種希望。人一輩子至少要學會兩種語言文字，首選漢語和英語，他自己的英語沒學好，兒子出生後，他希望兒子能學好英語，所以決定在名字上做點英語文章。他想，「C」是「China（中國）」的第一個字母，又有「西方」諧音的意思，因此告誡兒子最好能到西方國家留學並學有所成，但又不能忘掉自己是中國人。另外，以「C」開頭的單詞最多，這寓意人丁興旺。
趙志榮就以兒子「趙C」的姓名去進行戶籍登記。二○○五年，兒子考上大學了，他樂不可支，又用「趙C」為兒子申請第一代身份證，當年六月十六日，月湖公安分局簽發身份證。
「這個名字簡單，好聽好記，又不重名，老師、同學一看到我的名字就能記住我。」趙C說，這個名字給他帶來了很多便利，而且受名字的刺激，他學習英語、語文特別的賣力，同學們還給他取了一個親昵的綽號「西西」。
而現在，卻換不了第二代身份證。趙C為自己的名字，又去找月湖公安分局。戶政科民警對他說，「趙C」進不了公安部戶籍網路程序，建議趙C改名。
趙C是大三學生，就要畢業參加工作，他擔心，自己從小到大的檔案姓名都是「趙C」，萬一以後再改名的話，他連自己究竟是誰都解釋不清。
二○○七年七月六日，趙C向鷹潭市公安局申請，要求繼續使用「趙C」姓名。
當年十一月九日，鷹潭市公安局作出批復，要求趙C改名。依據是公安部《姓名登記條例（初稿）》有規定，已簡化的繁體字、已淘汰的異體字、外國文字、漢語拼音、阿拉伯數字等字樣不能用。
都說是公安部的文件規定，弄得趙C百般無奈。
趙C的父親趙志榮是一名律師，經過查詢，是公安部《姓名登記條例(初稿)》正在起草並徵求意見。該條例規定：姓名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數字、符號：一、已簡化的繁體字；二、已淘汰的異體字，但姓氏中的異體字除外；三、自造字；四、外國文字；五、漢語拼音字母；六、阿拉伯數字；七、符號；八、其他超出規范的漢字和少數民族文字范圍以外的字樣。
趙志榮認為，《姓名登記條例(初稿)》只是部門文件，況且還只是初稿，連規章都談不上，因此不具備法律效力。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卻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
為了捍衛自己的姓名權，趙C在二○○八年一月八日，到法院起訴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
二○○八年六月六日上午九時十分，鷹潭市月湖區人民法院二樓審判大庭內，原被告席上都只有一人參加庭審宣判。原告席上，因趙C在學校尚未放假，父親趙志榮作為委託代理人出庭。被告席上，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法制科科長受委託到庭。
書記員站著念庭審規則，眼睛沒有正視前方。
前方第一排旁聽席上，端坐著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分管副院長、行政庭庭長，還有月湖區法院、貴溪市法院、余江縣法院院長、分管副院長及行政庭庭長。
「我們都是來學習觀摩的，畢竟這個案件具有典型法治意義。」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凌雲說。各基層法院院長、分管副院長齊聚就一個案件參與旁聽，這在鷹潭市還是第一次。
在判決書中，鷹潭市月湖區法院認為，《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公民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居民身份證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居民身份證使用規范漢文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第二代《居民身份證》是由漢字、數字、符號三種元素組成的。名「C」既是英文字母，也是漢語拼音字母，也是一種符合國家標準的符號，因此「趙C」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另外，「趙C」這個名字已經使用了二十二年，未給國家、社會及他人造成不利。
判決書中，鷹潭市月湖區法院另一主要認定是，原告趙C於二○○五年六月進行居民身份證初始登記，經公安機關核准領取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證，應視為被告作出了具體行政行為。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並不是第一次進行居民身份證初始登記，而是為了提高居民身份證的製作質量和防偽性，公安機關只要「復制」第一代居民身份證的內容即可，而不是改變登錄的內容。
「本院判決，責令被告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允許趙C以『趙C』為姓名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
隨著審判長汪軍太的宣判聲，趙C訴公安局侵犯姓名權案一審勝訴。
對一審宣判結果，趙志榮表示滿意，服從判決。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當庭表示上訴。
宣判結束時，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凌雲以旁聽者身份發表感言。他說，判決書並沒有否定公安機關將來在對居民身份證進行初始登記時，對使用類似原告趙C的姓名進行登記與否的權力，公安機關仍可自行依法決定登記與否。
凌雲說，該案的審理具有重大意義。本案中，公安部門以趙C的姓名進不了公安部門戶籍管理系統為由，拒絕為原告換發身份證。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不但要求國家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要以人為本，在具體的司法實務中更要時刻從人的角度出發，為人民的利益考慮，體現以人為本。
凌雲還說，和諧司法對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院辦案不能機械化、僵硬化，法官要解放思想，拓寬思路，敢於進取，以人民滿意為出發點，以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為指導，維護公平正義和法律的權威。
參加旁聽的法官們，就這個案子折射出的司法意義及從中歸納出的判案指導思想，進行了廣泛探討與交流。整個交流過程維持了兩個小時。
有法官說，法官判案要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相統一。三個效果的統一說來容易，做來難，可通過眼前活生生的例子讓我們心中豁然開朗。
有法官說，行政行為具有確定力，對行政主體而言，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隨意改變其行政行為的內容和就同一事項重新作出行政行為。
有法官說，案件判決後，法官就案件展開了大研討，有助於法官不被所謂的權威、固有想法、陳規陋習左右，實踐中深化「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為日後判案提供借鑒。
以良法之治，守衛個人權利。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法律專業碩士聯合導師、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吳革，在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的深夜，寫下了一篇充滿激情和暖意的文章《二○○八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觀察》。
二○○八年度的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在彌漫著金融風暴氣息的牛年新鮮出爐了。入選的十大影響性訴訟，維權案件佔六個，刑事案件有四個。
這個寒冷的冬天，並未能動搖國人心底那個樸素的夢：依靠勤勞、聰明，創造財富，追求幸福生活。良法之治是實現這個中國夢的保障。
寫滿權利的法律文本，多元發展的社會結構，關注民生的政策導向和公民權利意識的高漲，讓六十三名毒奶粉受害者、趙C、十二名高考學生、高某、王菲等人的維權故事，在網路的聲援推動之下，勾勒了一幅公民依法維權、追求和守衛生活尊嚴的人物群像。
二○○八年發生的維權案件和刑事案件深層次反映的，是公眾對於這個轉型社會的法治希望，即公權能不濫用而被合理制約，私權能受尊重且受更好保護。二○○八年影響性訴訟中的當事人，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生活的真實反映。或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並非影響性訴訟的旁觀者，而是當事人。
也正是這種當事人意識，使我們在二○○八年的雪災、地震面前，沒有置身事外，而是共渡難關。同樣，法治的進步不在他處，而在每個人為權利而努力的行動中。你所做的可能平淡無奇，卻將累積為守護幸福生活的堅固堤防，和推助中國法治的一份力量。
名列第八的趙C訴公安局侵犯姓名權，被媒體稱作「全國通過訴訟捍衛姓名權第一案」。
網民點評：老趙你太有才了。
專家點評：以「姓名權」給公權力上了一課。
一個中國人取名為「C」，你可以對此感到奇怪，但你無權阻撓他。公民趙C知道這一點，所以他無奈地將干涉自己姓名的公安局訴上法庭。公民趙C的舉動，詮釋了「姓名權」的力量，還給公權力的行使者們上了公權與私權關系的一課。當公安機關不是把監管視為權力，而是還原為服務的時候，那麼他們會更心悅誠服地接受敗訴的結果。本案，應當成為公務員們培訓的案例之一。
有人細心地記錄過，趙C訴公安局侵犯姓名權一審宣判，整個過程只有二十六分鍾，就結束了。
這世上的事，不會這么順當和簡單吧？
果然，峰迴路轉，玄機妙算，讓人不得不長嘆，世事難料啊！
鷹潭市月湖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後，鷹潭市公安局就如何執行法院判決「以趙C為姓名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問題，專門向江西省公安廳請示。
江西省公安廳及時組織廳法制處與治安總隊研究，提出了意見。為慎重起見，又專門書面請示公安部。
公安部專門回復江西省公安廳。批復意見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精神，居民身份證姓名登記項目應當使用規范漢字填寫，並與常住人口登記表和居民戶口簿姓名登記項目保持一致。《公安部關於啟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記表和居民戶口簿有關事項的通知》已明確要求姓名登記項目使用漢字填寫。公安機關發現常住人口登記表、居民戶口簿或居民身份證姓名登記項目未使用規范漢字填寫的，應請本人協助更正，並免費為其辦理更正後的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等。
江西省公安廳將該批復抄送給省高級人民法院。省高院很重視，批復給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
而社會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就有記者去采訪人口信息系統維護專家劉森，聽聽專家的意見。
劉森說，目前，全國各省、市（區）使用的人口信息系統有多個版本，但是所有使用的系統都是經過公安部認證的，也就是說，不同版本的系統所執行的標准都是公安部制定的。 因此，如果趙C保留原名的話，就意味著公安部要對現有的標准進行修改，這也意味著全國現有的所有正在運行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統要更改，牽涉面非常廣，操作起來難度非常大。
如此說來，僅從技術層面上，趙C的名字就難以保留了。
淅淅瀝瀝的小雨，天地間有點朦朧。好在人們早已習慣了早春寒，出門的腳步是擋不住的。
鷹潭市地處江西省的東北部，信江中下游，史稱「東連江浙，南控甌閩，扼鄱水之咽喉，阻信州之門戶」，可見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如今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首例姓名權案二審即將開庭，來自全國各地十餘家媒體的數十名記者，不顧路途遙遠，趕來此地，打探消息。
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寬敞明亮，可容三百多人旁聽。全省各設區市公安部門分管戶籍工作的負責人都來到了開庭現場，當地不少市民自發地參與旁聽。
被上訴席上，坐著趙志榮一人。幫別人打了無數起官司的律師趙志榮沒有想到，二十三年前自己別出心裁地給兒子取的帶英文字母「C」的名字，卻讓自己與兒子陷入一場持續了兩年的姓名權官司。今天他再次作為兒子趙C的委託代理人走上法庭。
上訴席上，坐著公安部門從南昌專門聘請來的兩位律師。
剛一開庭，雙方就三大爭議焦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庭審焦點一，「C」是不是數字元號。
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認為，一審法院認定被上訴人趙C其姓名中的英文字母「C」是一種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沒有法律依據，系認定事實錯誤。
趙志榮辯駁說，一審判決認定左半月形「C」是一種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正確；上訴人認為屬外文字母的說法是片面的。
說到興奮處，趙志榮拿著第二代《居民身份證》，指著其存在的「X」校驗碼指出：「這足以證實，公安部門的人口管理資料庫中本身就存在類似的數字元號信息。」
庭審焦點二，取名「C」是否損害社會管理秩序。
月湖區公安分局指出，被上訴人申請使用外文（英文）字母或漢語拼音作為其名，明顯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規定，也是給國家和社會管理秩序帶來損害的行為。英文字母作為一種外文字母，並沒有依法取得較其他外文字母更高的法律地位或等同於規范漢字的法律地位。
對此，趙志榮直言：「造成危害的說法完全是危言聳聽。」趙志榮認為，法律與文化之類關系不大，兩者完全是兩種不同的上層建築領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現代社會里，公民的姓名只要符合憲法與法律規定的，公民就有權實施；而文化的傳承不是靠法律強制推行的，這是因為她本身就有強大的生命力才得以傳承。
接著他舉起了例子：公安系統對汽車（例如：贛LC55XX號牌）的管理登記，就因為使用了符合國標的數字元號，使公安部門對汽車的登記管理顯得科學、准確。
庭審焦點三，公安局拒換二代證是否合法。
法院的一審判決認定公安部門不給公民換二代證行為違法，要求其在法律期限內辦理。
就此，上訴人指出，趙C使用外文字母作為其名，既是違反法律規定義務的行為，也是給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帶來損害的行為。因此，公安部門在趙C繼續申請使用外文（英文）字母「C」作為其名的前提下，拒絕為其換領第二代身份證，符合法律規定，同時，此舉也是公安部門依法糾正趙C身份證姓名初始登記錯誤的行政行為。
月湖區公安分局還認為，被上訴人使用外文字母作為其名長達二十二年，必然是因被上訴人的錯誤申請或上訴人的錯誤登記或法律規定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不應有的後果。該登記錯誤的原因及其產生該登記錯誤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有待於進一步查清。但國家行政機關對先前錯誤的具體行政行為應當依法進行糾正，這是合法的行政行為，是依法行政的具體表現，而不是針對同一行政相對人的同一個事項作出矛盾決定的行為。
而趙志榮對此辯解稱，一審判決是從對左半月形「C」的全面認識及其本質屬性就是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這一事實出發，並依據《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認為該身份證的初始登記符合法律規定，而其後的換發證的行政行為顯然是不得改變初始登記的行政行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適用法律正確。
雙方激烈的法庭辯論，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庭審告一段落，審判長宣布休庭。
晚上七時十分，繼續開庭。
「我宣布被上訴人趙C與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自願達成和解協議。」審判長宣判道。
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決：被上訴人趙C與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自願達成和解協議，被上訴人趙C同意變更姓名後，依法使用規范漢字。上訴人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免費為被上訴人趙C辦理變更及居民過戶、居民身份證，以及因姓名而導致變更的身份證明文件。
合議庭經合議認為，准許上訴人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撤回上訴，法院撤消一審判決，上訴費由上訴人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承擔，該裁定為終審裁定，雙方對此沒有異議。
各方當事人是如何看待這耗時八個月的行政官司呢？
「我們尊重趙C起訴的權利，我們也尊重審判的結果。」月湖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羅賢忠說：「對趙C用了二十多年的名字現在要改名的煩惱能理解。」當記者問到如何看待這樣的判決結果時，他笑著迴避了這一問題：「人民群眾對結果滿意，那我們也滿意。」
「我沒想到這起案件會在全國引起轟動。」庭審結束後，趙志榮告訴記者：「打這場官司只想給權力機關一次深刻警醒，讓執法者明白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力不可被隨意剝奪。當然，如果因打這場官司能給我這個做律師的帶來更大的名氣，我當然樂意。」
趙志榮直言，這起官司的根本目的已達到了，那就是引發人們對姓名權的重視和敢於叫板行政部門的決心。他服從法院的判決，但兒子以後叫什麼名字還要回家和兒子商量。為了這場官司，他付出了很多，但他表示：「打這場官司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件事。」
「和諧司法對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院要依法辦事，不能機械執法。判決充分考慮了司法和諧。」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凌雲表示，公民有姓名權，但並不意味著取姓名不受任何限制。就此案件而言，公安部門已經耗資巨大建立了人口信息管理系統，這是擺在眼前的客觀事實。
凌雲說，本案是公民為維護自己的基本姓名權而提起的，通過這個案件，引起了全社會對以姓名權為主的公民權重視，也必定會進一步完備法制建設，推動有關部門加快立法的進程。案件不能說趙C敗了，是公安主動撤回上訴，趙C代理人主動放棄補償，同意更名，這是多贏的局面。
中國首例姓名權案，二審裁定後，引起了悠長的憲法學省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人格尊嚴，在權利的意義上首先表現為一種人格權。憲法對公民人格尊嚴的保障，應優先解釋為對公民人格權的保障。
姓名本身是個人人格的外在表徵，取什麼樣的漢字給自己命名，屬公民個人人格自由發展范疇事項。因而姓名權是一種最基本、最典型的人格權。既然是一種人格權，那它就不但是一種私權，而且還是一種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將姓名權等公民人格權提升到憲法高度，列入憲法保障范圍，是對人，准確地說，是對每個個體之人的價值認知不斷進步的結果。
人本身即是目的。這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曠世箴言。因為人有理性，人都是自在地作為目的而實存的。不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作工具。
德國法學家拉德勃魯赫說，人之所以為人，並不是因為他是一種有肉體和精神的生物，而是因為根據法律規則的觀點，人展現了一種自我目的。
二戰後，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二條的第一款分別規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的義務」、「人人有自由發展其人格的權利，但以不侵害他人的權利或不違犯憲政秩序或道德規范者為限。」通過在一系列的憲法判決中適用德國基本法上的此等規范條款，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創立了內含自我決定權、自我保護權和自我表現權等個人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的一般人格權，人格權的保障由此被提升至基本法（憲法）保障高度。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任何人的感情要求再也不應被非法壓抑，或遭違憲抹殺。
我國制定和實施憲法，其最終意旨也就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和人權，使任何個人在對其人格自由發展具有本質意義的生命、身體、健康、精神、姓名、名譽、肖像以及生活等人格法益領域均能真正實現自治與自決，並使這種自治和自決得到具有實效的憲法保障。
從合法性保護，發展為合憲性保護。通過憲法獲得權利救濟，追求人的尊嚴與價值，開始成為人們自覺的行動。
3日，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首例公民討要姓名權案已經進入二審程序，法院將在本月底或下月初開庭。另外，趙C案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關注，公安部近日對江西省公安廳的一份請示專門作出答復：姓名登記項目使用漢字填寫。
案件回放
趙C一審 勝訴公安機關上訴 鷹潭市月湖區23歲男子趙C，名字很特別。
2006年8月，趙C到鷹潭月湖區公安分局江邊派出所申辦二代證時，民警告訴他，根據規定，名字里不能有「C」。後來，他們到月湖區公安分局戶政部門了解情況，被告知「趙C」進不了公安部戶籍網路程序，建議趙C改名。在多次溝通無果的情況下，趙C向鷹潭市月湖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以此捍衛自己的名字。月湖區法院作出判決，姓名權屬於公民的人身權利，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禁止性規定，就可以使用。法院一審宣判後，月湖區公安分局不服判決，向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今年2月3日，記者來到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該局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執行的是上級的命令，在法院還沒有最後結論的情況下，不方便對此事作出評論。
最新進展
公安部批復：應使用規范漢字
記者了解到，鷹潭市月湖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後，鷹潭市公安局就如何執行法院判決「以趙C為姓名換發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問題專門向江西省公安廳請示。
公安部專門回復
省公安廳及時組織廳法制處與治安總隊研究，提出了意見。為慎重起見，又專門書面請示公安部。案件還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專門研究該問題。近日，公安部專門回復江西省公安廳。
批復意見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精神，居民身份證姓名登記項目應當使用規范漢字填寫，並與常住人口登記表和居民戶口簿姓名登記項目保持一致。《公安部關於啟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記表和居民戶口簿有關事項的通知》已明確要求姓名登記項目使用漢字填寫。公安機關發現常住人口登記表、居民戶口簿或居民身份證姓名登記項目未使用規范漢字填寫的，應請本人協助更正，並免費為其辦理更正後的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等。
二審將於近期開庭
據悉，江西省公安廳還將該批復抄送給省高級人民法院。3日，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剛收到高院轉來的批復精神。二審法院將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對此案開庭審理。
說法
趙C父親堅持自己觀點
對於公安部的批復，趙C的父親趙志榮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規定，居民身份證使用規范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填寫。並未明確規定姓名登記這一欄只能使用漢字。「C」既是漢語拼音字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數字元號。比如在考試選擇題目中，答案A、B、C、D就有一、二、三、四的意思。趙志榮還指著自己的二代身份證告訴記者，在自己的身份證號碼上，最後一個號碼是「X」。他認為，根據國家的法律，身份證姓名可以使用規范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元號填寫。
新聞縱深
趙C若不改名全國信息系統就要改
目前，趙C一案已經進入了二審程序。
趙C是否必須改名？
由於我省集中換發二代證工作基本結束，國家將在適當的時候宣布停止使用第一代身份證。因此，對於趙C而言，盡快辦理二代身份證顯得非常迫切。
2月4日，記者采訪了人口信息系統維護專家劉森。
劉森告訴記者，目前，全國各省、市（區）使用的人口信息系統有多個版本，但是所有使用的系統都是經過公安部認證的，也就是說，不同版本的系統所執行的標准都是公安部制定的。
因此，如果趙C保留原名的話，就意味著公安部要對現有的標准進行修改，這也意味著全國現有的所有正在運行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統要更改，牽涉面非常廣，操作起來難度非常大。(新華網江西頻道-信息日報王劍華)

⑵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決分別代表哪些法學流派的觀點

別說內容了，你若能買到這本書，通知我一下。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解讀富勒的「洞穴探險者案」

本文要說的案例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評論》中所虛構的洞穴探險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實上，即便在多次讀過這則案例後，筆者在敘述這一

案例的事實之時仍舊有一種心悸。這種心悸不僅來自於案件情節的起承轉合與跌宕起伏，更來自於案件當事人在身處絕境時的殘酷但或許是合理的選擇行為。在為讀者展現了這個法律、道德與人情相交錯的案例後，富勒更以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種法律解釋理論撰寫了五篇判詞。閱讀這五篇判詞，我們如同穿行在法哲學歷史的長河中，最終到達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處。筆者希望讀者帶著下面的問題來閱讀本文，「如果你是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官，你將做出何種判決？」
案件事實

案件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後，4299年春末夏初的紐卡斯國。那年5月上旬，該國洞穴探險者協會的維特莫爾等五位成員進入位於聯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險。但當他們深入洞內時發生了山崩，岩石擋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險者發現受困後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於探險者未按時回家，他們的家屬通知探險者協會，一個營救隊伍火速趕往出事地點。

由於洞穴地點地處偏遠，山崩仍在繼續，營救工作的困難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預計，而在營救過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奪去了十名營救人員的生命。與此同時，洞穴內五位探險者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他們隨身所帶的食物有限，洞內也沒有可以維持生命的動物或植物，探險者很可能會在出口打通前餓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營救人員獲知探險者隨身攜帶了一個可以收發信息的無線設備。洞外人員迅速通過通訊設施給受困的探險者取得了聯絡。

當探險者問到還要多久才能獲救時，工程師們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於是向營救人員中的醫生描述了各自的身體狀況，然後詢問醫生，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當醫生給出否定的回答後，洞內的通訊設備沉寂了。八小時後，通訊恢復，探險者要求再次與醫生通話。維特莫爾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詢問，如果吃掉其中一個成員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縱然很不情願，醫生還是給予了肯定的答復。維特莫爾又問，通過抓鬮決定吃掉他們中的哪一個是否可行。這當然是個醫生無法回答的問題。當政府官員和牧師都不願意回答這一問題時，洞內就沒有再傳來任何消息。在探險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營救終獲成功。但當營救人員進入洞穴後，人們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維特莫爾已經被他的同伴殺掉吃了。

根據四位生還者的證詞，在他們吃完隨身攜帶的食物後，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來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通過抓鬮來決定吃掉誰，因為他身上剛好帶了一副骰子。四位生還者本來不同意如此殘酷的提議，但在探險者們獲得外界的信息後，他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反復討論了保證抓鬮公平性的數學問題，最終選定了一種擲骰子的方法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擲骰子的結果把需要犧牲的對象指向維特莫爾，他於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險者獲救後因營養失調而住院治療。出院後，四位獲救者被指控謀殺維特莫爾。初審法庭經過特別裁決確認上面所述的事實，根據紐卡斯國刑法的規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謀殺維特莫爾的罪名成立，判處絞刑。四位被告向紐卡斯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法院意見與判決

紐卡斯國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他們分別是特魯派尼、福斯特、基恩、漢迪和唐丁。現在他們的判決將決定四位被告的命運。

特魯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筆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敘述者的角色，這讓他所闡釋的維持初審原判的理由非常簡單。特魯派尼認為，作為民主國家的法官，他的職責就在於根據法律條文的平常含義來做出自己的判決，而不能在立法機構所制訂的法律條文加入自己的價值偏好。刑法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被判處死刑。」雖然同情心會促使法官體諒被告當時身處的悲慘境地，但法律條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在做出這一宣判後，特魯派尼提議通過行政長官的赦免來限製法律在本案中的嚴苛性。從其簡明扼要的判詞來看，特魯派尼顯然是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張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並為此提出了兩項各自獨立的理由說明。首先，福斯特認為紐卡斯國的刑法並不適用於這些受困於洞穴絕境中的探險者。根據社會契約理論，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正是為了在文明社會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國家，這一契約也構成了國家法律的強制力基礎。但在五位探險者受困於洞穴時，現實的困境決定了他們並非處於「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社會契約論所說的「自然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維特莫爾所提出並經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協定就構成了他們的社會契約，也是在本案中應該適用的有效法律。「我們各個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標都在於促進與改善人們的共存狀態，調節共存狀態下相互間關系的公正和平等。當人們可以共存的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就像案例中極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過剝奪他人的生命才成為可能時，支撐我們整個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認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字面含義。但法律的古老諺語就是「一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面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規定都應該根據它的明確目的來獲得合理解釋。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人們犯罪，福斯特運用正當防衛的先例來類推被告人行為的正當性。福斯特的判詞集中體現了目的論的解釋方法：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必須考慮法律的合理目的，這與特魯派尼法官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站在特魯派尼的立場，或許可以說福斯特的法律解釋理論可能造成司法僭權。我們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應這一潛在挑戰的，「我前面運用的推理絕沒影響對實定法的忠誠，盡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誠和不合理忠誠的問題。沒有任何領導會要一個不能領會言外之意的僕人。再笨的女傭都知道，當她被告知『削掉湯羹的皮，撇去馬鈴薯的油脂』時，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誤而已……糾正明顯的立法錯誤和疏漏不會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實現。」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維持初審法院判決的第二票。作為一個法律形式主義者，基恩法官一開始就說：「我不想討論的問題是關於這些人所作所為的對錯善惡。這同樣是個無關法院職責的問題，因為法官宣誓適用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觀念。」基恩接下來講道：「本案的所有困難從何而來？那就是未能區分本案的法律問題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說，我的同事不願意接受法律要求判決被告有罪的事實，我也同樣如此。但與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崗位職責，它要求我在解釋和適用聯邦法律的時候，把我個人的偏好拋在腦後。」在成功挑戰目的解釋論後，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則。「從這個原則中引申出來的是法院有義務忠實適用制定法，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解釋法律，不能參考個人的意願或正義觀念。」在這一基礎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被告確實「故意剝奪了維特莫爾的生命」。

第四位出場的漢迪法官主張撤銷本案初審的有罪判決，這讓雙方在前四輪的較量中打成了平手。漢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內的法律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者，漢迪法官就指出，「這是一個實用智慧的問題，它無關乎抽象的理論，而關繫到人類的現實。」「政府是一種人類事務，人們不是被報紙上的言詞或抽象的理論所統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統治。如果統治者理解民眾的感情和觀念就會帶來仁政。但如果統治者缺乏這種理解，民眾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門最容易失去與普通民眾的聯系。」那麼民眾的常識和意志是什麼？漢迪提出了主流媒體的一個民意調查，「你認為最高法院應該如何處理洞穴探險者？」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僅給予象徵性的處罰。民眾的態度顯而易見。因為「法庭應該考慮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鑒於四位法官的表決形成2比2的平手，最後出場的唐丁法官的態度就決定了被告的最終命運。唐丁法官的判詞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說本案應該適用「自然法」，那麼我們這些並非處於自然狀態的法官又從何處取得了解釋自然法的權力的呢？而針對福斯特的目的解釋理論，唐丁法官認為法律的目的有時是難以確定的，有時是多重的，目的與目的之間有時也會出現沖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場後，唐丁法官或許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決。但唐丁還是在最後道出了自己身處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無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見；另一方面，「當我傾向於維持初審判決，我又顯得多麼荒謬，這些將被處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唐丁法官最終做出最高法院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裁決：宣布退出對本案的判決。

由於唐丁法官的棄權，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場出現了戲劇性的平局，而這意味著初審法院的判決得到維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時，四名被告人被執行死刑。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在《洞穴探險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詞給我們勾勒出他那個時代的法哲學圖景。構成這幅圖景之中軸的是自然法學與實證法學的爭論，在文章中則表現為福斯特法官與基恩法官之間的沖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樣褪去了自己在學術論爭中的理論偏好。如果讀者事先並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學說理論，讀完此文後或許仍然無法給富勒教授做出定位。從實體立場上講，富勒或許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說出了自己理論的缺陷所在。本文更為匠心獨具的地方在於富勒設計了一個2比2的平局，這一設計讓讀者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洞穴探險者案》一文發表以後，西方世界的法理學和法律解釋理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促使後世的學者競相續寫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達瑪竇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評論》的論文中將德沃金的權利理論適用至洞穴探險者案。因為富勒筆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組織了七位持女權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的學者寫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見。在《洞穴探險者案》發表半個世紀之時，《哈佛法律評論》邀請六位學者續寫了六篇法官意見。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問題打成3比3的平手。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國法學界耳熟能詳的人物。芝加哥大學的桑斯坦教授根據自己的類推推理理論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決，而哈佛法學院的德肖維茨教授則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義寫作了被告無罪的意見。德肖維茨甚至在判詞中假設人類在第三個千禧年的一場宗教戰爭導致了自然法觀念的遺失，從而在自己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內根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做出了被告無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區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一書中，薩伯教授又為本案添設了一個情節：當年的洞穴中還存在著一個與四位被告共謀犯罪的第六人。圍繞著對第六人的審判，薩伯教授根據法理學在半個世紀內的新發展撰寫了九篇判詞。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險者案在法理學的歷史上挖下了一個「永恆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討了充滿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學問題：從法律解釋的理論，法官司法的過程，再到民主體制下的權力分立，如同繪制了一幅關於法理學歷史長河的知識地圖，雖然這幅地圖無法引領我們走出法律的迷宮，但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自己法理學中的位置。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許可以用耶魯法學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標題來表明：《「洞穴探險者案」：20世紀法律解釋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美〕薩伯著，陳福勇、張世泰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出版）

⑶ 唐山的「李久明」和雲南「杜培武」冤案,具體是怎麼一回事

李久明案件；
昨日，河間市人民法院門口停滿了懸掛唐山牌照和公安牌照的車輛。震驚冀東乃至全國的唐山市公安局民警刑訊逼供案23日、24日在此開審，7名民警接受法庭公審。

這7名民警是：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公安分局局長王建軍、副局長楊策、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聶曉東、刑警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張連海、刑警支隊一
大隊民警宋金全、南堡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盧衛東、教導員黃國鵬。

公訴機關認為，應以刑訊逼供罪追究7名民警的刑事責任。庭審分兩次舉行，23日首先走上被告席的是盧衛東、黃國鵬、張連海、宋金全，24日出庭受審的是王建軍、楊策、聶曉東。庭前，一位法律工作者表示，此刑訊逼供案所涉及的人數之多、級別之高，全國罕見。

2002年7月12日凌晨，冀東監獄轉業幹部郭某和妻子唐某被入室蒙面歹徒刺成重傷，兇手逃走。時任冀東監獄二支隊政治部主任的李久明因與唐某的妹妹曾有曖昧關系，被南堡公安分局列為疑兇。在李的住處，辦案人員還搜出一把鋼珠槍。16日，李久明被刑拘。21日至24日，在辦案人員刑訊逼供下，不堪折磨的李久明編造了殺人經過。8月26日，李被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對李提起公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附帶民事賠償102976.58元，李提出上訴。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隨後不久，溫州警方向唐山警方發來協查通報，溫州市甌海公安分局看守所在押人員蔡明新供認了2002年7月12日凌晨闖入冀東監獄家屬區郭某家中搶劫傷人的事實。2004年11月28日，李久明被無罪釋放(本報曾連續報道)。

開庭前，受害人李久明告訴記者：「2002年7月21日至24日、8月26日至9月3日，王建軍等辦案人員分兩次對我刑訊逼供，採用了電刑、灌涼水、芥末油、辣椒油、不讓睡覺、不讓呼吸、用打火機燒等手段。」

據了解，截至目前，唐山市公安局已有12名民警因涉嫌對李久明刑訊逼供被逮捕。

具體案情；

正義有時候會選擇遲遲而至。對河北省冀東監獄二支隊原政治部主任、二級警督李久明來說，正義是他867天地獄生活之後的最後期盼。近日，唐山市7·12刑訊逼供案一審公開宣判，原唐山市公安局南堡開發區分局局長王建軍、副局長楊策犯刑訊逼供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市刑警支隊一大隊原大隊長聶曉東、原副大隊長張連海、原偵查員宋金全，南堡開發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原大隊長盧衛東、原教導員黃國鵬等另外5名涉案民警犯刑訊逼供罪，免予刑事處罰。

情人姐家被劫殺 二級警督家中獲罪

2002年7月12日凌晨2點多，李久明永生難忘。這時候，他的女友唐小萍打電話急切地告訴他：你得趕快到我這兒來一趟，我姐姐、姐夫被人用刀刺傷了，趕緊找輛車，送他們去醫院吧。此時的李久明想當然地認為，唐某過去多次都是以這類似的方式騙他出去約會，這次估計也不會假。因此，他不冷不熱地答復說：出事了就報警啊；受傷了，打120吧。深更半夜的我到哪兒找車去？然後，他就掛斷了電話。

然而，當天夜裡，冀東監獄一支隊幹警郭忠孝家中確實發生了重大搶劫殺人案，郭忠孝和妻子唐姝麗被蒙面歹徒用刀刺成重傷，情急之下的唐小萍才打電話央求李久明幫忙。隨後，公安部門在偵破過程中，發現了李久明與受害人郭忠孝妻妹唐小萍的曖昧關系，而且曾經屢屢發生矛盾，李久明逐漸進入警方視野，被認定為搶劫殺人嫌疑犯。7月13日上午，正在冀東監獄二支隊辦公樓的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幾名刑警帶走。當夜11點，辦案人員從李久明家裡搜出了一把鋼珠手槍，警方更加鎖定李久明為重大犯罪嫌疑人，對其採取了嚴密措施，調查了解其作案經過。但事後查明，李久明身為政治處主任，其工作職責就是管理槍支，他在一次看望冀東監獄二支隊原管教副支隊長齊錄時，這位老領導托他上交那把鋼珠槍。因為是晚上，回家後李久明隨手將槍放在家裡。但通過這個「證據」，2002年7月16日，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以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刑事拘留。從此，李久明處在了難以置信的災難之中。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南堡公安分局辦案人員的全力審訊下，李久明供認了殺人事實。同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對李久明提起公訴。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李久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附帶民事賠償102976.58元。得到判決結果後，李久明提出上訴。

辦案人員刑訊逼供 最終釀成驚天冤獄

對自己遭受的痛苦，李久明至今不堪回憶。2002年7月21日上午9時，南堡公安分局副局長楊策、刑警大隊隊長盧衛東來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第一次提審李久明。李久明事後告訴記者：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隊一大隊的一間辦公室里，我自認確實沒有犯罪，所以當天一直到晚上10點我都沒有承認。但是，南堡公安分局局長王建軍和副局長楊策以及盧衛東、黃國鵬等10多人，把我按坐在地上，4把椅子把我擠在中間，手指、腳趾繫上電話線，用老式搖把電話機連續電擊我。當時，酷刑使我疼得嗷嗷直叫，辦案人員張連海就拿著一個臟墩布堵住我的嘴。

經受這種非人的折磨十幾個小時後，李久明的心理終於崩潰了。最後，他招供說人是他殺的。7月22日凌晨4點，在公安局辦案人員的持續威脅下，李久明違心地在反復修改多次的口供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7月23日下午，王建軍和楊策再次提審李久明，李久明回憶說：到下午3點，那個黑色的電話被搖壞了，他們又找來一個綠色的老式電話機，可能是電話線沒接好，搖的時候沒有電，我就假裝出一種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他們發現了。電話修好後，這些人更加變本加厲地折磨我。四天三夜，我被他們電擊了三十多個小時。李久明說，2002年8月26日，南堡公安分局刑警第三次提審他，而這一次前後共審訊了七天八夜，在玉田縣公安局刑警大隊一間審訊室里，王建軍等人多次酒後刑訊逼供。手段慘不忍睹，讓人不寒而慄。

2 詳細報道

一次次受著那種折磨，當時想死的滋味都有，雖然我也想否認殺人，反復推翻口供，但最後只要這種狀況能夠結束，讓我說什麼都行。各方面都已經崩潰的李久明，最終讓說什麼說什麼，讓寫什麼寫什麼，讓干什麼干什麼，這位長期在政法戰線工作的二級警督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卻成為刑訊逼供的犧牲品，以至被逼招供，身陷囹圄。

婚姻越位 代價慘重

1987年，李久明和妻子劉濤經人介紹結為連理，生活平淡而又平靜。如果不是婚姻出軌，李久明就不會有以後的慘重代價。結婚幾年後，李久明與一位同事郭忠孝的妻妹唐小萍不期相識，隨後二人關系迅速升溫出軌。不久，唐小萍提出自己的要求，李久明必須和他妻子離婚，然後與她結婚。聽到這個消息，李久明一口回絕了。此後，唐小萍採取了騷擾的辦法，半夜三更經常打電話給李久明。

就在二人為此產生糾葛的時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麗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傷。唐小萍得到消息後，立刻打電話給李久明，請求幫助。第二天，聽唐小萍說了大致情形後，作為政法幹警的李久明很快警覺起來：警察來了，你可別亂說，千萬別把咱倆的關系說出來。但此時，唐小萍已經向警方說出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當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帶走，理由就是涉嫌故意殺人。

李久明被公安局拘留後，前9天時間一直不承認自己對郭忠孝、唐姝麗夫婦下毒手。隨著一次次變換地點提審，刑訊逼供，李久明開始承認殺人。雖然之後在法庭上，李久明堅決否認自己有殺害郭忠孝、唐姝麗的犯罪事實，並如實向法庭提供，在被關押期間，公安機關幾次變換提訊地點並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不得已才承認的。但是，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李久明犯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一審判處李久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李久明提出上訴。2004年8月11日，經過數月審理，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李久明上訴案作出裁定：案件事實尚有不清楚之處，發回重審。

昔日同窗 仗義救友

李久明涉嫌殺人案的證據鏈存在著嚴重不足。據李久明的辯護律師李樹亭說，郭忠孝、唐姝麗夫婦的陳述都表明，他們認為兇手是李久明，純粹是出於猜測，而不是目擊。但是，公安人員卻依靠了郭忠孝夫婦的猜測，對李久明進行了刑訊逼供和誘供，使他最終作出有罪供述。雖然公安機關堅決表示，沒有對李久明逼供和誘供，並曾作出正式說明：在偵破、審理李久明故意殺人、私藏槍支一案過程中，分局「嚴格按法律程序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詢問證人，無違法行為」。但事實並非如此。

李久明蒙冤後，有人把李久明涉嫌殺人，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的消息告訴了正在中國政法大學進修的同事紀桂林，紀桂林和李久明20年前曾是河北灤縣師范的校友，後來又同在冀東監獄工作。聽到案情介紹後，紀桂林憑著對李久明20多年的感情和認識，當時就認為案件不是李久明做的，肯定抓錯了。受李久明的妻子劉濤委託，紀桂林在北京給李久明尋找律師，面對巨額費用，他們一次次感到失望。最後，紀桂林一位做律師的朋友朱愛民聽說後，出於同情和伸張正義，同意義務代理官司。2002年9月23日，朱愛民會見李久明回來之後，告訴紀桂林，李久明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紀桂林由此把他對此案的種種疑問寫成材料，遞交給相關部門。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案件之中，帶著李久明的案件材料，請教一個又一個法學專家、教授。

2004年8月17日晚，一個不期而至的匿名電話給紀桂林帶來了巨大驚喜。電話中的人告訴他：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真正的兇手已被溫州警方抓獲了並判處死刑，姓蔡。紀桂林幾乎喜極而泣。

真凶落網 險遭隱瞞

原來，2004年6月初，家住離冀東監獄不遠的唐山市樂亭縣、曾屢屢搶劫、強奸和殺人，現在溫州某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蔡明新在看電視警匪片的時候，好吹牛的他本性不改，撇撇嘴說：太笨啦，我過去收拾一個男人的時候，幾拳就把他打趴了，然後從四樓光著腳丫子跳下來。獄偵幹警聽說後，最終把他在冀東監獄家屬區犯下的重案審了出來。2004年6月8日，溫州警方將《協查通報》發到唐山，請求唐山公安方面協助核查此案。真凶落入法網，真相已經大白，按說李久明應該被立刻釋放。但是，接到溫州警方發來的《協查通報》，已經明知道辦錯案的王建軍和楊策等人6月10日趕到溫州，對蔡明新進行提審，其結果卻是二人悄悄地去，又悄悄地回。之後，唐山市公、檢、法三方組成一個調查組再次悄然開赴溫州，分別進入溫州的公、檢、法系統，提閱蔡明新的案卷。由於蔡明新是在最後時刻供出的新案情，所以在溫州中院掌握的案卷中，就沒有蔡明新在冀東監獄家屬區作案的任何記錄，調查組也沒有發現這種情況，這個天大秘密被隱瞞下來，李久明仍然被關在監獄。按照蔡明新在溫州犯下的強奸殺人命案，他肯定被處以極刑，極有可能因滅口而導致李久明永無翻案之日。

案情簡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輛棄置的微型麵包車內發現了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的幹警王曉湘和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人槍殺的屍體。而此刻正在焦急尋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經被列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經過70餘天的偵查和刑訊之後，杜培武終於招供，並「揣摩」審訊者的意圖編好了殺人現場，但是作案的凶器——王俊波攜帶的一支七七式手槍卻一直沒有下落。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權利終身。經過二審，雲南省高院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