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Ⅰ 從依法治國的角度如何正確的把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Ⅱ 如何理解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改革開放是鳥之雙翼，車之雙輪
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改革開放是鳥之雙翼，車之雙輪就是改革與法治互為動力、相輔相成。
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才能保證改革航船不會跑偏甚至傾覆；另一方面，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法治領域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規必須廢止和修訂。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身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骨幹工程，其要義是不僅改革需要法治保障，改革的成果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2)依法治國對改革開放的影響擴展閱讀：
「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現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這對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提供了強力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既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強大動力，也是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同時又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法治保障，無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都需要在法治的軌道上、框架下來進行。全面從嚴治黨，是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Ⅲ 實行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何在
實行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是：讓國家有發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秩序！
Ⅳ 依法治國會給中國帶來哪些新氣象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公報對「依法治國」的性質、制度基礎、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作出了詳盡的闡述，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建設目標，極大地豐富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內涵，也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在中國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實踐空間，必將對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的轉變、政治運行過程、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司法制度等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中國文明形成了較為獨特的治理模式。廟堂內的皇帝---官僚士大夫與廟堂之外的鄉紳—儒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聯盟關系。作為社會的治理主體，他們以儒教意識形態為主要的知識背景、思維方式和價值准則，在處理各種政治、行政和司法事務中，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行為模式。雖然當時的法律在社會治理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治理者不能隨意違背的重要准則，但是因為法律難以規范千差萬別的具體事務，在實踐中，往往需要治理者根據儒教意識形態的原則做出臨機決斷和自由裁量，各層級、各部門主官的主觀意志往往成為行政和司法決策中的決定性力量。
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各級黨政機關都是依靠「紅頭文件」來指導和規范自身的工作。因為這些「紅頭文件」，給予各級黨政機關的只能是對某些問題的原則性指示，其規范類型與法律原則相近，遠不能具備法律規則所特有的具體而微的規范效力，因此，事實上，仍是賦予各級黨政機關較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立法進程有了跨越式的發展，包括行政法規在內的各種法律規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來，但是由於改革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創新性和革命性本質，突破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本身，在許多時候，就難免會有超越現行法律規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級黨政機關在推動地方經濟建設過程中，每遇社會矛盾，在解決中，為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很少考慮現行法律規定，往往選擇法律以外的解決途徑，有時甚至不惜通過法外交易來化解矛盾，實現廉價的穩定目的。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質講，仍帶有明顯的中國傳統的儒家式人治特徵。雖然在某些時候或某些具體的個案中，可能達到節省行政成本、提高決策和執行效率的效果，但總體上卻是導致全國范圍內政出多門、政令不一、司法不公、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矛盾集聚、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重要症結之所在。因此，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做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最終必將完成對上述人治主義的治理模式的革命，構建起以法律為基本准則的現代治理模式，極大的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效率。
依法治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模式的構建，需要有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這種法律體系不是以「統治」或「維穩」為目的，而是以彰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旨，以「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為目的。它必須凸顯全國人大作為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主導地位，杜絕政府及其部門越權立法的現象，建立起行政機關在人大指導下起草行政法規的運作機制，完善有廣大公民參與的相關立法程序，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
客觀地說，經過30多年的立法工作，當今中國，依法治國的最大障礙已經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進而導致執法環境的不斷惡化。當然，某些地方黨政機關在工作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近年來，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維穩的壓力越來越重，為快速推進本地經濟發展、提升各項經濟指標，地方政府在很多項目開發中往往採取先建設、後報送審批的做法，明顯違反國務院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這不僅造成很多項目在建設初期缺乏合法性依據，處於非法狀態，也導致這些項目一旦引起糾紛，地方政府很難挺直腰桿嚴格執法，依法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不得不對鬧事群眾姑息遷就，最終導致惡性事件的爆發。近期雲南晉寧縣晉城鎮富有村發生的血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公報中要求各級黨政機關都必須對行政決策進行合法性審查，建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過、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的「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這意味著各級黨政機關在行政決策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還必須注重其合法性，不能再以時間緊、任務急等理由為各種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工程、項目、任務擅自打開方便之門，也意味著在任何行政工作中，國家的法律法規都必須首先得到維護和遵守。通過政府的守法、保證決策的合法性，以確保執行的嚴格性和有效性。
不論是確保行政決策的合法性，還是確保行政決策的執行力，都必須以釐清各級黨政機關、特別是各個職能部門、乃至相關崗位的職責邊界為前提。長期以來，我國黨政機關存在機構設置隨意性較大、科學性不足，各個職能部門之間權責界限模糊，崗位職責含混等一系列問題，客觀上造成決策合法性不足、執行中潛規則盛行、乃至相互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現象。公報要求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其中權責法定、誠信守法，不僅提法甚為新穎，更是落實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
司法是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而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公報將司法公正作為法治社會的「生命線」，是基於對社會公正實現途徑的深刻理解。在當今中國，司法不公導致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呈現逐年增多的趨勢，已漸成威脅社會穩定最重要的誘因之一。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復雜，不能一概而論。但是領導幹部以權代法，越權干預司法，地方司法機關出於地方利益考量違法裁判，司法機關受制於地方政府，以及司法工作人員政治素質、專業質素不高等等，都是造成冤假錯案頻現的重要原因。公報要求建立和確保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推進審判和執行權分離試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建立跨行政區的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等等，毫無疑問，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舉措。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培育出深厚法治文化。由於長期的人治主義傳統的影響，我國法治文化根基薄弱，這表現為憲法和法律在社會中很難得到應有的尊重，絕大多數人都習慣於按照習俗或潛規則處理各種事務。建設法治文化，就是要讓憲法和法律規范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信仰，成為調節大多數社會關系的基本准則，成為裁量是非功過的基本價值維度，成為指導執政黨、各級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和公民行為的共同的「文化指令」。公報特別強調了社會自治，建立社會和公民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建立司法救濟制度，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對養成公民普遍遵法、守法的法治文化的重要意義。
結合近年來司法系統正在推進的去行政化改革，公報對提高司法從業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的相關制度保障也做出了重要規定。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贅述。可以想見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本次全會所提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種種構想，將會逐步落實為漸進式的制度創新，引發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浪潮，而我國距離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也將漸行漸近。
Ⅳ 試述全面改革開放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的辯證關系
「四個全面」從目標任務、重點要求的統一上對治國理政方略予以更為明確的展示。「四個全面」不僅存在有相互聯系、互為促進的內在關系，同時也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在發展目標、任務、重點要求等方面具體推進的路線圖。要如期實現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有6年時間。在6年發展中，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總量目標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的發展任務來衡量，除了GDP和人均收入都需要有年均7%左右的增速外，處於經濟社會新常態發展下的各區域、各領域和各部門，都存在有完成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發展質量的重大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發展要求的重點，在發展進程上，「十二五」剩餘時間和整個「十三五」時期就成為極為重要的發展時期，能不能抓住機遇、戰勝各種困難與風險，這一時期將成為至關緊要的發展節點；在突出任務上，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反映了破解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深層次矛盾與風險的最為突出與最為現實的要求，能不能按照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推進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實踐的全面發展，就成為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能否實現的症結性問題；在根本要求上，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的我們黨，肩負著光榮而偉大的歷史使命，也面臨諸多挑戰和風險。這種挑戰和風險，有的來自國際，有的來自國內，但最根本的來自黨內。執政黨自身建設的狀況，從根本上決定了黨能否不辱使命、戰勝挑戰，帶領廣大群眾完成既定的目標。從這樣幾方面的意義上看，「四個全面」從目標要求、任務要求和實踐發展重點要求的統一上，對治國理政方略以予更為明確的展示。
參考資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0b1cad0102v7f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