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對社會的影響

A. 法治思想在社會保障工作中的作用

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B. 如何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資本主義法治思想的關系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現實和全局出發，借鑒世界法治經驗，對近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和法治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既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劃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執政黨對中國法治經驗的理論追求和升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法治建設上的體現。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要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最主要的是要理解中國國情，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和發展，以及與之相伴的法治，同時必須同中國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使命聯系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確實成功借鑒和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法治經驗和教訓，但這種借鑒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似乎簡單甚至全盤照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法治模式和理念，就能回答中國法治建設中的問題。這種觀念不但在中國法學界存在，而且在政法實踐中也有一定影響。如果不加認真反思和比較，輕則中國法治實踐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社會效果不佳，也許法學學術水平上去了，但法治在社會實踐中邊緣化了；重則可能背離乃至有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損害中國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基於歷史和國情，比較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觀念，有助於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於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資本主義法治的基本觀點、發展和社會背景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一）促使資本主義法治理念形成的最重要社會因素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和擴張。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二）但各國發展的途徑並不相同，實踐和理念也不相同。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三）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這既是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發展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也是資本對外擴張和發展的需要。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一方面要求強有力的國家主權作為其發展的政治制度保障，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把先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於土地、村落、家庭、行會、宗教和民族的個體解放出來，以各種方式自由地參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交換，從而創造了近代意義上獨立的個人。注重個人權利成為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和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公民權利或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障，不僅在理論上，特別是在實踐上，是一個逐漸演變和不斷擴大的過程。這種個人權利的擴大不僅有憲法和法律的表達，即對本國公民基本權利的枚舉和確認；而且由於歐洲的政治現實--國家較小，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各國公民權利不完全相同，當越來越多的各國公民因種種原因跨越國家之邊界，無法訴諸公民權要求他國保護，這就催生了對個人權利有一種更為普遍化的表達，這就是最早的"人權"概念。而到20世紀後期，這個概念先是在"冷戰"中，然後又在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競爭中又扮演了政治和文化擴張的角色。
3、權力的分立制衡。它既包括橫向的分權，又包括縱向的分權：橫向的分權是指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立，即所謂三權分立；縱向的分權則是指，特別是大國，中央（聯邦）政府與地方（州）政府的分權。而所謂權力制衡，則是指各種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相互抗衡，強調以權力約束權力。但各國的權力分立的具體形態各不相同。在中央政府這一級，英法等國均奉行議會主權的原則，議會權力在權力分立體系中居於主導，更類似中國的人大制度。美國則遵循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原則，強調權力之間的平等與抗衡；尤其重視司法部門的獨立及其對立法權、行政權的制約，有司法審查制度。此外，在美國以及德國，由於歷史的原因，還實行了聯邦制，在保證聯邦（中央）政府的權力至上和國家統一完整的前提下，以憲政的方式來保證中央與地方的分權。
（四）以上的介紹分析表明，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應清醒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C.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對現在法律思想的影響

為什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國法治起步晚和古代的所謂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不得人心有關,與長期的"人治"有關 在中國歷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中國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不可混為一談，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民主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制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與手段；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所謂「出口即法，下筆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駕於法律之外，這樣的法實質是權大於法的王法，是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權利的保障，因而它談不上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貪官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D.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4)法治思想對社會的影響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E.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一）法自君出
既皇權至上的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賦予君主「順天行誅」，皇帝一言而天下法，君為「三尺法」的最高主宰。「詔」「令」「敕」「格」「式」「例」皆由「欽定」，君主對法律可更、可補、可締(」罪加一等「「大赦天下」「功過相抵」.....)，而法律對於侵犯皇權的任何言行，都被視為是違反「天常」的第一重罪。
這種思想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繼承。
（二）禮律結合
禮治與法治相融合。
「法治」主體是君主專制官僚政體（春秋戰國以來），講究」以力治人「、以」成文法「治人。 禮治則以家族宗法行為規范及倫理觀念為主體，講究」以德服人「，以「判例法」治人。兩者會產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統治方針矛盾與執行策略矛盾，但「禮治」「法治」皆為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產物，儒家從維護宗法社會到維護封建自然經濟，法家則從維護封建自然經濟到維護宗法社會，兩者以「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達成分工各異而目的相同的絕妙統一。（例：《唐律》「十惡」：維護宗法家族秩序與維護集權專制政體共占」九惡「，且平均分配，僅」一惡「為民）。這種二元的法律價值觀使人不僅成為人，還須履行家族宗法和國家賦予的雙重義務，而封建法官卻不得不在禮法和國法之間尋求平衡。這種混合法不僅構成了封建法系的重要特徵，還是體現了中華法系的優越性。

F. 《道德經《》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積極影響

道德經是用來修行的，如果說對中國法制的建設的話，那麼就是他的陰陽的思想，能夠為中國的法制建設起到作用，也就是說凡事都有兩面，能夠只從一面去判斷，要多聽經聽才能夠明白。

G. 歷史法家思想對中國有何影響

一、正面影響

1、有利於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利於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

法家的政治思想，由於切合時代環境的需要，把中國歷史推向一個暫新的局面。秦始皇推展中央集權的措施，實得力於韓非、李斯思想的運用；

而後漢代的大一統，雖然沿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實際上政治上採用的手段是外儒內法，這樣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

以至後來的唐代武皇時期、宋代的分封制時期、元代大一統、明清以至近代史，對於維護祖國疆域的領土完整和統一，法家思想都起著主導的作用。

而大一統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2、政策和法律的嚴明易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法家重視法治，首先採取的措施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措施是「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

3、大力提倡法的拘束力和權威性。

強調人民和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把法的公平性、權威性和拘束力綜合到一起。《商君書》也認為君主應受到法的制約。

正如資產級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樣。法家關於法律與平等的思想作為思想本身，有其超越其時代政治斗爭的意義和價值。

二、負面影響

1、強調法律價值的絕對性，忽視德治，不利於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發展。

我們知道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有其滯後性。

如把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就會產生負面作用。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也不宜採用法律手段，而應用道德來約束。這一純功利的刻薄寡情主義，曾迅速導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實行「獨斷」，皇權專制極易形成暴政、腐敗現象。

法家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從而建立起一種君主極端專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我們知道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可怕的。事實上，歷史上眾多的朝代都是因為這一因素而最終導致滅亡。獨斷專行，並不利於皇權的長治久安。

3、「強國弱民」，在根本上不利於社會的安定。

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韓非甚至主張應當讓人民經常處於飢寒而求食不能的狀態，仰仗國家祿賞才能存活，才能保證人民順從國家的法令。

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活時，他們就不會再等待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到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

三、總結。

總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讓國家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不被吞並。以當時的社會條件來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進步的。

但是作為一把「雙刃劍」，法家思想對後世政治的影響，既有它強大的積極作用，也有不可小覷的負面影響。

(7)法治思想對社會的影響擴展閱讀：

法家學派來源

法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東漢史學家班固的《漢書》說「法家者流，蓋出自理官。」意思是，法家這類人，大概都是從理官發展而來。

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春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在哲學上，他們表述了一些唯物主義的觀點。

管仲及其後繼者提出「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的觀點，即承認自然界有其客觀的規律，反對天人感應的觀念。

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

讓國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瓦解了周朝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

H. 「法家思想對中國現代法律的影響」 論文

眾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國」,重視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那麼,對於中國今天的法制現代化事業來說,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資源?本文首先探討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進步的、積極的意義,與我們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後再看法家思想傳統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須接受改造,才能在現代生活中繼續發揮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簡介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是最重視法律及其強製作用的一派,對法學也最有研究。他們對法的起源、本質、作用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乃至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1. 1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應當按照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來立法,也只有按照新興地主階級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稱為「法」,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在法律面前與貴族平等的思想。
1. 2「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①」韓非進一步把「好利惡害」的人性發展為自私自利的「自為心」②。
1. 3「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對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視
按照法家說法,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在這里,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為治國方略的形式意義。法家強調法具有一種普遍的制約作用,它要約束的不僅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強調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運作有高度的可預測性,認為這樣有利於防止徇私。這些都表明了法家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張「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但其「法」、「術」、「勢」沒有任何終極價值內涵,只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終強調治國的關鍵是「法」,而不是「人」,這些都充分說明法家對以「法」 治國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積極影響
法家的階級基礎是新興地主階級,它是伴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形成而後產生的,也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它對我國奴隸制的轉化和封建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法治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2. 1法家重視法的客觀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的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並因此把法比擬為度量衡。《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
2. 2法家強調法的強制性
法家非常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於道德或「禮」等行為規范的最重要特徵,便是法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後其後盾的,違法的後果,便是國家施予刑罰。《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2. 3法家重視法的穩定性和統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們傳遞關於行為規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條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們便會無所適從,法律的目標便不能實現。法家對此有充分的認識,故特別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
2. 4法家注重法的權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特徵,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管子》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2. 5法家強調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張之一是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務求家喻戶曉,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法家認為,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且應嚴格地貫徹執行,其運作應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不應被官員恣意運用。
從上面論述的法家思想傳統的正面價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極其重視法律的。他們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倡導法應公布、清晰、易明,從而主張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強調法的操作的可預見性,主張「信賞必罰」;重視法的強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結合;注重法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觀准則;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反對法律頻頻變更等等,這些都是與我國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強調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應高度規范化的運行。但從實質上看,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現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所以,在我國,要建立現代法治,有必要對法家思想進行現代反思。

法家的法治思想影響了當今的依法治國體制，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應當按照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來立法,也只有按照新興地主階級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稱為「法」,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在法律面前與貴族平等的思想。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對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視
按照法家說法,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在這里,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為治國方略的形式意義。法家強調法具有一種普遍的制約作用,它要約束的不僅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強調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運作有高度的可預測性,認為這樣有利於防止徇私。這些都表明了法家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張「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但其「法」、「術」、「勢」沒有任何終極價值內涵,只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終強調治國的關鍵是「法」,而不是「人」,這些都充分說明法家對以「法」 治國的推崇。
、法家思想的正面積極影響
法家的階級基礎是新興地主階級,它是伴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形成而後產生的,也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它對我國奴隸制的轉化和封建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法治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法家重視法的客觀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經認識到,法是用以規范和衡量人們的行為的客觀的、公正的准則,並因此把法比擬為度量衡。《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法家強調法的強制性
法家非常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於道德或「禮」等行為規范的最重要特徵,便是法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後其後盾的,違法的後果,便是國家施予刑罰。《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法家重視法的穩定性和統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們傳遞關於行為規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條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們便會無所適從,法律的目標便不能實現。法家對此有充分的認識,故特別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權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特徵,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管子》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法家強調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張之一是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務求家喻戶曉,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法家認為,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且應嚴格地貫徹執行,其運作應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不應被官員恣意運用。
從上面論述的法家思想傳統的正面價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極其重視法律的。他們大力提倡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倡導法應公布、清晰、易明,從而主張法應成文化和公諸於世;強調法的操作的可預見性,主張「信賞必罰」;重視法的強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結合;注重法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觀准則;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反對法律頻頻變更等等,這些都是與我國當前急需建設的現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強調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應高度規范化的運行。但從實質上看,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現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所以,在我國,要建立現代法治,有必要對法家思想進行現代反思。

法家的思想為構建和諧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I. 「德主刑輔」思想對於當代法治思想的意義

儒家「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思想是中國形成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

孔子主張「以德治國」，這一思想在內聖層面，就是要求領導者的個人道德修養達到完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領導者只有佔領了道德的制高點，才能夠使被領導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極星一樣，處於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圍繞、拱衛；在外王層面，「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領導者的道德認知為標准和規范來教化民眾，孔子主張「為國以禮」，主張統治者用禮教來教化民眾。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教化民眾的方法就是領導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認為在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的同時，對於少數「困而不學的愚人」就要輔之以「刑」。在孔子看來，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體，刑罰是用，是輔助的手段。對於少數「困而不學」的愚人，在道德教化不發生作用的情況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於刑罰。所以刑罰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會狀態，是一種完全棄刑罰而不用，只依靠道德的力量就能達到社會和諧的狀態，所以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

孔子的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為「德主刑輔」。德主刑輔的思想對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德治國」、「以禮教治天下」幾乎是每一個朝代所標榜、所推崇的，一直到近現代，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在中國依然沒有形成。

孔子的「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對中國形成法治社會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必須有一套完整的、剛性的行為規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體系和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輔」思想所推崇的卻是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優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來約束社會和民眾，如孔子對「無訟」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則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有彈性的行為規范，具有不確定性。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內聖而外王的理論，一個達到內聖的領導者，領悟了道德的真諦，然後施教化於普通民眾，以成外王事功，這樣，道德規范和原則的制定和解釋權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數「聖人」手中，理論上的由內聖而外王，在現實中就異化成了由外王而內聖，廣大民眾只有接受教化的義務，而不能對道德原則和規範本身提出異議，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則就是「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語》），就是屢教不改，而訴之於刑罰，「德主刑輔」就變成了「順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這樣，具有不確定性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測的少數「聖人」用來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國」就是把一切社會價值標准和行為規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聖人」的好惡為標准，因而整個社會實際上也就沒有了一個確定的行為規范。《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晉國「鑄刑鼎」，將社會行為規范用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且公之於眾。晉國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強烈反對，孔子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晉國這樣做，用確定的規則代替了道德，成為一切價值判斷的標准，會打破「聖人」獨斷社會行為規范解釋權的地位，打破「聖人」的道德神聖性，使「貴賤無序」，這在孔子看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對「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國不能形成法治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裡，刑和法是單純懲罰性的工具（法家同樣也是這樣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於刑，法律只是保證道德規范得以實施的帶有懲罰性的手段。在中國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強調社會成員的義務，從來也不具有維護民眾權利的功能。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刑法超乎尋常的發達，形成過好幾部完備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卻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一部哪怕是最簡單的民法。

（2）刑是對民不對官、對下不對上的。根據儒家的「德治」理論，無論是最高領導者還是各級官吏，他們或者是道德修養達到「內聖」的「聖人」，或者是選拔上來的德才兼備、道德修養能起到模範作用的人才，總之他們的道德修養都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施之於刑罰，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達不到統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對象。在儒家那裡，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懲罰不服教化的普通民眾的，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說法。中國古代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宣傳，但這句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說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權威，否則，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樣受到懲罰。而作為最高領導的皇帝本人卻是不受任何法律條文的束縛的，中國從來也沒有產生過「皇帝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法律不僅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應該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為官員和政府擁有更多的權力，因而應當受到更多的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僅指普通民眾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個體與集體、集團之間的平等，是指一個普通的百姓與官員、政府機關、政治的或利益集團之間的平等，而這一點恰恰是儒家的以德治國、德主刑輔思想所缺乏的

J. 法治思想應當具有什麼樣的內容

規則至上思維

普遍的法治思維，一切從講規矩、講規則開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訂規則很重要，制訂「良法」（合理的規則）更重要。在有規則之後，尊重規則成為第一要務。規則至上思維，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運用法律規則中的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電話舉報，稱其轄區內一居民正在家裡播放黃色錄像，遂派4名民警未帶任何文書在該居民房屋外通過門窗向內窺視，之後又強行進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時，一個有法治思維的民警就應該考慮：我已經具備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據了嗎？事實上，與此事有關的法律規定簡單而又明晰。相關法律只規定不得「組織播放淫穢音像」，而沒有規定不得在家裡播放淫穢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為由搜查該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懲罰觀看淫穢音像的公民。

從法律人的專業角度來講，規則至上思維就是在嚴謹的概念、嚴格的邏輯、嚴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義或注釋主義的思維和方法。當然，規則與規則之間是有效力高低或優先秩序的。比如，當法律與憲法相矛盾時，以憲法為准；當行政法規與法律相沖突時，以法律為准。當同等級別的老法規則與新法規則相沖突時，應當堅持「後法優於前法」原則。當同一效力級別的特別法規則與一般法規則相沖突時，堅持「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

所謂「法無明文不為罪」，其實就是指一切被定為犯罪的行為必須是刑法明文規定的，法律上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得類推為犯罪。當遇到復雜案件而法律不明確甚至出現漏洞時，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對法律規則進行解釋，藉助一套法律方法來對付這種規則大前提下的缺陷。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為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熟練掌握的。如果黨政領導幹部不了解這套法律方法，可以藉助於法律顧問。隨著法治的深化，這類問題日益凸顯，所以此次四中全會提出「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黨委和政府也要守法，並且必須帶頭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這四個民警不能認為：既然自己是執法者就有理由來治安，就可以無視民權而強行進入民宅。公權力主體應當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這才是法治思維。

改革30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法律規則難免與改革時勢不一致，甚至束縛改革。但是，當前的法治形勢與過去數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們仍像過去那樣認為「改革可以沖破法律禁區」，就不合時宜了，也是對法治的破壞。所以，四中全會還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當法律規則發生錯誤或者滯後的問題時，我們可以、也必須通過法治的方式來解決，通過及時的立、改、廢、釋，通過程序來解決。
權利本位思維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師手裡，都必須首先考慮權利及其根據。黨政官員在處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務時，也要從他們的權利角度考慮。因為，公民權利是權力的邊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處黃色錄像，窺視和強行搜查民宅。面對類似事件，從法治思維的要求來講，執法者應當多考慮一個問題：公民有沒有在家做某事的權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慮，民警強行進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會牽涉或影響到公民的某種權利？如果有法治思維，就會比較謹慎地處置類似的事件，也就會用法治方式來管理社會。實際上，該四名民警的搜查行為已經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權。窺視也好、強行進入也好，都構成對該公民住宅權的侵犯。如果執法者多從公民權利角度考慮，就可止步於侵權發生之前。
權利本位思維還表現為人權思維。這主要集中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直接關聯或接觸的領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征地農民的人權、街頭商販的人權等。這就要求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人權意識，要尊重和保障人權。
若是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護？1998年5月，四川省閬中市水觀鎮個體經營戶李茂潤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嚴重威脅時，多次向水觀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潤為了求生，被迫從二樓跳下致重傷，遂起訴派出所。這叫「行政不作為」。這種行為是否應該承擔賠償責任？法律上沒有規定，這屬於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決呢？經過5年的折騰，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確定本案中存在不作為的行政行為所導致的損害，政府也應當賠償。因為按照權利本位思維，哪怕法律上暫時沒有結論，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種權利或至少意味著一項自由，公權力就應當予以尊重。
在市場領域，法治也同樣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項列出來。這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律實踐中叫「負面清單」。沒有被列入「負面清單」的事項，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這就是所謂「法無禁止即自由」，體現的正是法治思維中的權利本位思維。
權力控制思維
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會膨脹甚至腐敗。因此，法治要求權力受到控制，這也就是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公權力總是有各種正當的理由和目的，來觸碰公民權利。比如民警搜查黃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會因治安的理由而觸碰到公民權利，並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權利。治安的理由是正當的，可以說政府在多數情況下，行使權力的理由都會是正當的，但是你不能認為自己的理由是正當的，就可以亂來。從社會整體而言，權力不受限制的後果就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
正如全國人民支持反腐敗，但也都意識到「制度防腐」勝於「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只「制度籠子」該有哪些柱子呢？至少應有五方面：一是權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對政府提出復議申請，也可起訴。二是法定許可權，即法無規定無權力。有些重要事項由法律保留，只能通過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規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權力列明清單，沒有列入「權力清單」的，就不是你的權力，你也不能隨便給自己增加任何權力。三是正當程序，通過程序來控制權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會帶來行政行為無效的後果。四是監督，通過本系統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對政府的監督與審查。五是裁量基準。這是個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也提到了。
現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況，要求行政執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圍內，還要做到合理。這個合理的基準相當細致也比較復雜，需要行政執法機關在情理和情節上作出規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規定，未經許可生產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10000元的，可處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罰款。在這個范圍內的處罰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處罰多少錢呢？這就需要設定行政裁量基準，按這個既定的基準來權衡裁量。比如，應該考慮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應該考慮的因素，避免以不正當的動機作出行政決定，避免以惡意或不誠實行使裁量權，等等。
程序優先思維
法治思維要求重視程序，充分發揮程序的作用。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於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決定可能無效甚至違法。比如，行政機關作出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這里的「告知」就是一個程序。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這個「聽證」是作出處罰前的必經程序。執法者要有這個程序優先的意識。
一些西方國家的司法用正義女神作為圖騰。這是一位被一塊布蒙住雙眼的女神。根據我的考證，這塊蒙眼布就是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有兩個功能。一是有意識地阻隔對法外因素的過多考慮。二是有意識地阻隔對結果過早的把握。因此，這也構成了正當程序的優勢和特殊功能：把爭端各方統一到程序中來。我們的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也是因人而異的。因此，程序是沖突各方最容易達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糾紛各方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優先思維還意味著，我們對司法權的尊重和對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維要求大家不要干預司法活動，應當讓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判斷權。這也是各級黨政幹部有無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尺。
程序也是一種良好的工作方式。無論是解決糾紛，還是作出決策，都離不開程序。要相信，一切難題總可以在正當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會《決定》中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強調程序的重要性，特別要求重大行政決策必須「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法定程序，以「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技術理性思維
在法治社會，法律職業思維與大眾生活思維形成鮮明對照。技術理性和專業邏輯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經法律專業訓練的結果，主要表現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思維。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擴大到了代表政府執法的公務員甚至更廣泛的范圍。
自古以來，處理法與情的關系是衡量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准。原則上講，法治思維重視邏輯但並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邏輯的前提下關注情理。大眾思維多屬道德思維，是一種以善惡評價為中心的思維活動；而法律思維是以事實與規則認定為中心的思維活動。因此，法律思維首先是服從規則及其邏輯，而不受大眾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體到公權力主體，就是應當在注重縝密的法律邏輯的前提下，再考慮「情」的因素。
技術理性思維還表現在對待事實和證據的態度上。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所謂「以事實為根據」，其實是指「以證據為根據」。如果證據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證據滅失了，那隻能放棄對事實的認定。法律思維把事實分為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兩種。前者是客觀真實世界的事實，比如科學家就是想探索客觀事實。後者是法律意義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過證據來證明。如果有證據可以證明，就構成一個法律事實。如果既有的證據證明不了，就不能作進一步認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殺人案中，關鍵證據缺乏，就不能認定他有罪。放棄追訴一個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遠遠小於冤枉一個好人。換句話說，一個錯誤的判決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嚴重。這就是法治對於證據、犯罪、偵破率的態度，也構成了法治思維的有機組成部分。
法治思維需要我們下決心轉變過去的思維慣性，敢於付出必要的代價。比如，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單一化了，運用政策、動員、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圍和程度受到限制，權力的靈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對於「法治社會」這一全體人民的新共識和新目標來說，這些代價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