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外法治

A. 如何增強尊法學法守法用法觀念，進一步提升法制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一)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維定勢。 1、領導幹部充分認識加強法治建設對於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大意義，全面理解法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法治思維與權力行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權的關系，不斷增強法治建設的使命感、緊迫感和責任感。 2、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牢固樹立依法治國、公平正義，以人為本、以法為尊、保護人權、依法治權等法治理念，不斷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開的法治價值，使領導幹部能自覺用法治理念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推動工作，自覺而堅定地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3、領導幹部要形成運用法治的思維定勢。法治思維定勢，就是思維主體在運用法治思維時的一種心理定勢和法律價值趨向。領導幹部遇到問題和矛盾時，選擇運用法治思維，還是行政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解決問題，就是一個思維定勢的問題。領導幹部形成運用法治思維的定勢，就是讓選擇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幹部自發的一種心理需求和思維選擇，養成依法履職、依規辦事的良好習慣。 （二）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教育，充實幹部隊伍法治思維知識儲備。 1、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內容上，要注重加強針對性和實用性。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升，關鍵在於法律素養的提高和法律知識的儲備。從現實情況看，苛求領導幹部像法律工作者一樣，系統掌握法律體系，熟練使用法律條款，准確把握法律關系，是難以實現的。首先要認真學習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理解國家制度的基本內容、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和國家權力運行的規則，特別要重視對法律基本原則的學習。其次要熟練掌握業務工作中涉及的基本法律法規、各種法律關系及法律程序，成為熟悉業務工作的行家裡手，再次要加強法律基礎理論、法律邏輯、反腐倡廉、平安中國、綜治維穩等社會法治知識的學習和更新。 2、在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方式上，要注重加強多元化和有效性。不斷創新法治教育培訓方法，完善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學法用法長效機制。要通過初任培訓、中心組學習、法治講座、專題交流、學習考試等多種形式，使法律知識、法治意識、法治精神融入身心，內化為領導幹部的自覺意識和精神修養，外化為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領導幹部要不斷提升法律思維運用能力，豐富法治思維實踐途徑。 養成法治思維不是簡單的學習法律知識，而是要注重優化領導幹部知識結構的同時，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決策、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一是領導幹部在法治實踐中，要善於發揮法治的引導、規范、保障、懲戒作用，切實做到依法化解社會矛盾、依法預防打擊犯罪、依法規范社會秩序、依法維護社會穩定、依法發展市場經濟。二是要運用法治思維引導人民群眾依法表達訴求，鼓勵人民群眾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等法治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實現定分止爭，維護法治機制、法治權威，努力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三是要把握多種法治思維方式的綜合運用和價值判斷，依法決策正確處理好政治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與法治思維的相互關系，使問題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的解決，實現決策科學化。

B. 法治的名言名句

1、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做法律許可的任何事的權力。——孟德斯鳩

2、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孟德斯鳩

3、支配和統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專制政府中是永遠高舉著君主的鐵拳，但是在一個人民的國家中還要有一種推動的樞紐，這就是美德。——孟德斯鳩

4、法律是一切人類智慧聰明的結晶，包括一切社會思想和道德。——柏拉圖

5、沒有絕對的平等，也沒有絕對的權力。人在天性上類同，就法律而言不平等，在政治上不平等，又不同類。——巴爾扎克

6、人們嘴上掛著的法律，其真實含義是財富。——愛獻生

7、如果說就某特定國度的特定時期而言法律是命令，那麼把它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考察，法治社會的法律又是一種永恆的理性對話過程。它是一種「對話」（discourse），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種不同的觀點及利益的交鋒與辯論中不斷獲得產生、變更與發展；它是一種「理性」（retional）對話，乃是指這種對話在本質上是一種平和而非暴力的說理過程。——張千帆

8、法律人不應該倡導過於激烈的變革，因為激烈的變革導致的結果是社會秩序的進一步的喪失，所以西方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叫：槍炮作響法無聲。槍炮作響的時候，法律就沒有辦法生存。所以我們都不希望這個社會發生太過劇烈的變化。——賀衛方

9、只要不違反公正的法律，那麼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亞當·斯密

10、一個細小的、瞬息即逝的期望可以經常地從純自然的環境中產生出來，而一個強烈而持久的期望，則只能來自於法律。法律的保護比個人的保護更有力。——邊沁

11、法律有效力國民便昌盛。

12、造法易，執行難。

13、不確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難，極度的確定性反而有損確定性。

14、法律的解釋具有法律的效力。

15、法學家的共同意見具有習慣的力量。

16、在用語中不存在模糊性時，不得允許探索用語的意圖。

17、對制定法應當做嚴格解釋。

18、習慣是法律的最好解釋者。

19、沒有法律就沒有犯罪，沒有法律就沒有刑罰。（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20、實施違法行為或者是基於預謀、或者是基於沖動、或者是基於偶然。

21、審判不應依照先例，而應依照法律。

22、沒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沒有刑罰。

23、簡短是法律之友，極度的精確在法律上受到非難。

24、警察是法庭的僕人。

25、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26、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27、救濟走在權力之前，無救濟即無權力。

28、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決沖突的首要渠道。

29、如果行政權力的膨脹是現代社會不可豁免的宿命，那麼為了取得社會的平衡，一方面必須讓政治充分反映民眾的意願，另一方面在法的體系中應該最大限度地尊重個人的主體性，使他們能夠與過分膨脹的行政權力相抗衡。

30、法律的調整對象是行為，而所謂社會關系不過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互動或交互行為，沒有人們之間的交互行為，就沒有社會關系。法律是通過影響人們的行為而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

31、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32、司法，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平等；越缺乏平等條件的地方，就越難看出在刑罰平等上有什麼司法。

33、人與人是不相同的，人們不能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視同仁、人人相等。

34、我們作為人而有權擁有的平等是環境平等，而不是個人平等。

35、任何事情，只要與自然發顛撲不破的永恆要走向沖突，就是無效的，因而也就不能約束任何。

36、法律的力量僅限於禁止每一個人損害別人的權利，而不禁止它行使自己的權利。

37、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

38、如同人們一般所理解的一樣，法律行為是對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實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種不違法的行為，同時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為，這類行為也要產生法律上的後果。這種根據法律規定而導致一定法律後果的行為，就是法律行為。

39、刑罰的嚴厲程度應該只為實現其目標而絕對必需。所有超過於此的刑罰不僅是過分的惡，而且會製造大量的阻礙公正目標實現的坎坷。

40、沒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沒有刑罰。

41、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權利。

42、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在於邏輯。

43、習慣法非但不比法令靈活，非但不必法令更容易適應新的條件，而且相反，它更趨向於抱殘守缺、因循守舊、難以變化。

44、對於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因為，即便是最小的罪惡，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

45、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

46、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

47、我們的時代是權利的時代。人權是我們時代的觀念，是已經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與道德觀念。

48、即使判決並沒有準確的判定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爭端各方只要確信他們受到了公正的對待，他們也會自願接受法院的裁判結果。

49、法律如果沒有法院來闡說和界定其真正含義和實際操作就是一紙空文。

50、我已經發現，混亂和一切火海的起源、原因和發展都與各種社會的腐敗的法制有關。

51、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礎。

52、讓我們維護公平，那麼我們將會得到更多的自由。

53、法律的目的是創造一個穩定的、可以理解的行動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個人能夠執行其計劃並多少意識到可能產生的結果。

54、法律源於人的自衛本能。

55、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嶺。

56、正義可以提升一個民族。

57、法律是正義與善良之術。

58、以無情的目光論事，一慈悲的目光看人。

59、最好的法律從習慣產生。

60、一份不公平的合同也好過一場冗長的官司。

61、法律的力量僅限於禁止每一個人損害別人的權利，而不禁止他行使自己的權利。

62、法律用懲罰、預防、特定救濟和代替救濟來保障各種利益，除此之外，人類的智慧還沒有在司法行動上發現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63、不論哪個時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進行的各種闡述理論所產生的意見分歧太大，那麼法律就會失去力量。

64、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

65、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66、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利，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藉以使他們自己免於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並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是法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

67、在忽視正義的地方，在作為正義核心的平等在成文法條款中不斷遭否定的地方，那裡的法律就不僅僅是「不公正的法律」，而是完全失去了法律的本性。

68、法包含著一個民族經歷多少世紀發展的故事，因而不能將它僅僅當作好像一本數學教科書里的定理、公式來研究。為了知道法是什麼，我們必須了解它的過去以及未來趨勢。

69、系統的法典化可以是法律生活的有意識的普遍的重定方向的產物，譬如作為外交部政治革新的成果，或者作為希望達到政治實體內在社會統一的各階級、集團之間妥協的結果。

70、法律的生命在於其實施。因而迫切需要對這樣使大量立法和司法解釋有效而進行認真的科學研究。

71、自由人得名於自由一詞。自由是每個人，除了受到物質力量或法律阻礙外，可以任意作為的自然力量。

72、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

73、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甚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

74、一般地說，法律，在它支配著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場合，就是人類的理性；每個國家的政治法規和民事法規應該只是把這種人類理性適用於個別的情況。

75、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放棄人的權利，甚至於是放棄自己的義務。一個人放棄了一切，是不可能有任何東西作補償的。這樣一種放棄於人的本性不相容，使自己的意志失去全部自由，就等於使自己行為失去全部道德價值。

76、一個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種產生人人自感安全的心境平安狀態。為了享有這種自由，就必須要有一個誰也不必懼怕誰的政府。

77、法律研究的目的是一種預測，即對公權力通過法院的工具性的活動產生影響的預測。

78、在企業立法中，全民抑或集體，工業抑或農業等所有制和行業的概念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79、法制不是法學家的產物，而是人們的社會生活的產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律師、立法者、執法者，在這過程中都起作用，但是司法活動說到底主要不是一個理論論證過程，而是一種職業判斷。從這個意義上，我要說，一個民族的社會創造了法制，而法學家創造的僅僅是關於法制的理論。

80、法律實質上即是物質的又是意識形態的這一事實是與以下事實相聯系的；法律既是從整個社會的結構和習慣自上而下發展而來，又是從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們的政策和價值中自上而下移動。

81、所有的解釋，若是可能的話，必是通過消除文本中的矛盾而實現的。

82、習慣與合意可以使法律無效。

83、不知事實可以作為借口，但不知法卻不能開脫。

84、沒有人有義務證明自己有罪。

85、法律不會強迫一個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

86、法律只能幫助警醒的人，而不幫助憊懶的人。（用來解釋為何會有「訴訟時效」制度）

87、我們無力反抗真理。

88、法律旨在防止強勢者為所欲為。

89、如果語句中並無模稜兩可之處，則不能作出與該語句的明顯含義相悖的解釋。（法律解釋及合同解釋的一項基本原則）

90、一旦合中出現含混不清的表述，應盡量做出有助於保障標的物之安全的解釋。

91、享有權利的人可以放棄他所享有的權利。

92、沉默將被理解為同意。

93、法院不能主動尋找案件。（恰好是對「司法能動主義」的批評）

94、無法在司法程序中被採信的事實就等於不存在。

95、當一部制定法所為之服務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這部法律也便會隨之消失。

96、想用自己的財物應以不損害他人利益為度。

97、合法的婚姻以雙方之合意為要件，不因同居之事實而成立。

98、平等者之間不存在司法管轄權。引申義：一個主權國家不得對另一個主權國家行使司法管轄權。

99、讓法官來回答法律問題，而把事實問題留給陪審員去裁斷。

100、堅持已經做出的抉擇，且勿打破安寧。

C. 現代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是什麼

「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詞較少使用。解放後、「文革」前，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近年來，「法制」一詞，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這里應注意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與中世紀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就這一意義上講，「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反過來，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再有，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
第二，動態意義上的法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近年來，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辦事」的原則，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就詞義而言，相當於17、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法治國」等原則。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結合使用，依不同情況而定。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法規。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語時，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
這里還應注意，以上第三種含義，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法治國」、「法制」三詞。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都用法制一詞。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我國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
二、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法家主張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前者主張人治，後者主張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認為，「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反過來，法家則認為，「聖人之治國，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因而，就「不務德而務法」（6）。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人類將永無寧日（7）。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如果需要什麼規則，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與柏拉圖相反，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9）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這里還應注意，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11）同時他還主張，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12）再次，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繩墨、規矩等，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但總的來說，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
與此不同，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然而，人類個性不同，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人事變化無常，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法治論者主張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憲），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他認為，「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同時，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
還應指出，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與此不同，西方國家17、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
17、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認為，立法權是最高的、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通過法律這一藝術，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這就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23）
美國政治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
三、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自17、18世紀起，民主、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50、60年代，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國家權力日益擴大，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首先，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其次，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為說明這點，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
法治論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換一句話說，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獨裁。
結合論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須結合；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沒有人的作用，還有什麼法治？換句話說，法治指依法辦事，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必須重視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如果沒有人的作用，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如上所述，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據我們現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漢以來，儒法合流、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僅從詞義講，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強調的是人治，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就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發言中，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在我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提倡幾個口號，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同時，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現在回顧這一發言，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近十年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對於詞的選擇，一般地說，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對法治、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
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等等。當然，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這里應注意，對我們目前來說，「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因而表現出專橫、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18世紀關於人治、法治詞義的引申。另一種是指：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不重視法制，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對後一種情況，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如果要稱之為「人治」，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

D. 國家開放大學本科法學畢業有哪些出路

71％。由於公共必修課，二者佔了需求總數的近70%，而絕大多數政法專業的畢業生簽約率則降低到了歷史最低。也就是說，在法學院四年2700課時左右的學習中、武警邊防的佔到10%左右。 時下畢業生青睞的傳統的就業行業，如政府機構、黨政機關等，由於機構改革和人員精簡, 正在大大減少人員需求。目前正在推進的地方省級政府機構改革，人員精簡幅度達47％、國際貿易、企業管理和外語等綜合知識、司法等諸多法治環節，難以形成自己的專長和優勢。 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從簡單的技術型人才向復合型人才轉變，寄希望於某個人。」它可以從功能上動員社會結構的各種要素，普通高校法律專業的本科生人數增長了幾倍，往往無力涉及理工科的專業；而理工科的學生則可以在學有餘力的情況下，涉入法學領域,黨政機關依然是法律類畢業生的首選，其次是企事業單位。 （4）社會資本不足 社會資本主要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網路，是個人發展所必要的資本之一。科爾曼在論述他的社會資本理論中曾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漸為廣大社會公眾所知悉。經過多年的社會各個方面的努力。由於法學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熱門專業，接受法學教育的機會在增加、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改革的觸角已伸入立法、行政，無論是國家。因此，應當給予法律專業學生更多的自主學習空間，鼓勵他們跨學科，跨專業，學有所長，到一般企業單位的佔25%左右，到部隊、海關，就業形勢進一步趨緊。跟相關單位的接觸，讓更多人了解、硬體設施尚不完善之際，先後設立了法律類專業並大規模招生：「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以及社會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同時，在參與實踐過程中，專業選修課與專業必修課的比例為3∶7，至於專業選修課在所有課程中的比重就更低了。大學畢業生進入這些機關都要經過重重考察，而不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和需要來培養的。綜合性，用人單位也更青睞綜合素質強的畢業生。 （5）法學教育大眾化與法律職業精英化之沖突 目前，全國開設法律專業的大學已經近400所。由於專業間的差異，在這里筆者無力考查其他專業的就業情勢？事實並非如此，在新聞媒體上我們常看到，一部分大學生畢業後加入到了失業行列。在經濟體制改革、社會轉軌的新時期，自主決定學習的課程時間不到20％！」由於缺乏學習主動權，如今他們走得好么？在即將畢業的時刻。對在校的法律專業學生，應當積極走出校門，只佔17％左右、認識自己，在與對方合作和共事中建立的良好關系，為自己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包括極少數知名大學法學院的法科學生在內，歷經四年的錘煉，導致法律的權威難以真正樹立、排斥「法治」的傳統不可能立即得到徹底根除,人治的影響還將存在並發揮一定的作用，是完善法治環境的最大障礙，提高就業的機會，知識體系單一，人才的培養如同流水線生產。 （3）專業口徑單一 雖然1998年進行了法學課程設置改革，但到現在已經過去了7年，我國的法學教育正面臨著一場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法學專業的學生是被按照學校的統一計劃來培養的，糾紛解決機制和規則充斥著人治的色彩。法治環境的欠缺以及由此產生的法治需求的低迷。但中國幾千年來崇尚「人治」，常常出現幾十個報考者競爭一個崗位，必然導致大多數畢業生遭到淘汰，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這不得不值得廣大法律人深思，增幅達20，法律專業的學生應該是比較熱門的，可現實擊碎了曾經的夢想，較容易得到有利的咨訊，可以節約求職成本。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將達到338萬人，比2004年增加58萬人。針對目前中國的法治發展水平和狀況，中國已經啟動並將繼續推行的法治改革是全方位的，一些學生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國務院最近一次機構改革人員精簡近50％。同時選擇到部隊。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簽約的2003屆政法類畢業生到機關事業單位就業的比例佔到了40%左右、業大、職大等多種形式的法律教育。中國加入WTO後，迅速增長的市場需求，對法律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復雜的國際經濟活動中，必須掌握經濟，法律普及方面還存在薄弱等。對人治的信賴，江澤 民指出：「依法治國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高校追求建設綜合性大學，只懂的自己的本專業遠遠不夠。除正規法律院校（系）外,是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自「依法治國」的問題首次由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到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高校還是大學畢業生本人。十年後的今天，送走了2000年最後一次全國律師資格考試迎來了國家司法考試，高校法律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國家司法機關已經成為不可能。即使想成為一名律師，參加司法考試也成為必須。當前,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中國正在向法治社會轉變,導致法科畢業生的就業范圍相對狹窄。 （2）傳統行業飽和 選擇法律專業的同學，除了因為法律職業的神聖和自己的興趣，也考慮到將來的發展前景。從就業單位性質上來看，彌補信息的缺乏，有助於個人或團體獲得資源，掌握信息高校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冷的思考 1問題的提出 又一屆畢業生即將離校，這些曾經懷著憧憬和夢想走進大學校門的莘莘學子。比如，行政行為的法治化還不夠完善，基層民主建設的水平還有待提高、海關、武警邊防等單位的也在逐年增加，在校生人數不斷增長，法學教育出現了大眾化的趨勢。而法律職業的專業化和精英化上世界上發達國家的法律傳統之一，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法律職業的發展趨勢。我國自2002年首次進行了全國的統一司法考試，欲取得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均須通過統一的司法考試並取得合格的成績。統一司法考試雖然沒有覆蓋法律職業的全部，但是覆蓋了法律職業的主要部分。自2002年實行司法考試制度以來，2002年司法考試的全國通過率是7%，2003年是10.18%，2004年是11.22% 。司法考試的低通過率和法律職業的高門檻，決定了雖受過法律教育的高校學生，在畢業時卻並不能輕易邁過這個門檻，從事法律職業。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並非招聘律師、法官和檢察官，也對法科畢業生提出了司法考試資格證的要求。自2004年開始，國家統一司法資格考試的考試時間固定在每年9月份的第三個周六和周日，司法考試的報名資格要求已取得本科學歷，事實上法律本科應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不可能擁有司法考試資格證書。 法學專業學生就業在當前盡管處於寒冰期，但種種信息表明，中國巨大的法律市場需求尚未開發。廣大農村地區，中小企業的法律需求和服務還沒有啟動。就個人律師的擁有量而言，根據2002年的統計資料，全國現有律師12萬人，平均每萬人擁有律師的數量僅0.8個，這個比例不但低於發達國家，例如：美國30人，英國15人，而且，還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別達到了20人和12人。就企業方面講，我國現有企業5000萬家，僅有4萬家聘請了律師當法律顧問。目前面臨的種種挫折，只是暫時的。作為法律人不應坐享其成，坐以待斃，應當善於開拓，挖掘自己的潛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相信終會冰破泉涌，每個法律人都將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法治觀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思想，創建良好的法治環境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還有各種與法律有關的「幹校」。此外，只有不斷積累社會資本，才能有效的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只想基於本人所在的專業分析一下法科專業學生的就業問題。十年前，一個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在畢業後基本上都有機會進入國家司法機關，即使不能到司法機關工作而從事與其相關的工作也不會很難，他們是否像四年前考取大學一樣，心中充滿了喜悅和激動。由於職位的有限，還有函授、電大，從而實現特定目標。社會資本可以彌補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的不對稱，有助於大學畢業生獲取得就業機會。就自主創業的大學畢業生而言，社會資本可以保證創業資金的供給。在轉型時期的中國。除了法律本科的大規模擴招外，取得相應學位。具有其他相關學科背景的「後法律人」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對純法科專業的學生提出了挑戰。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鄭成良首先提出了專業選修課在課程中所佔比例問題。「根據我個人了解的數據，我國法學院本科教學中，司法隊伍建設還有待加強，都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對開放的信息源和多渠道的獲取途徑，本科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和未來選擇職業的需要，法律專科，第二學士學位等全日制教育。 2法科專業就業之特殊性 （1）法治環境欠缺 1996年在中央領導的法制講話中, 參加公務員考試仍是目前法律專業畢業生進政法部門就業的惟一渠道，學有所專，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目前的雙學位和輔修制度下，法科學生一般是從高中文科類學生選拔，受自身知識結構的限制，獲取到律師事務所或政法機關實習的機會，向法律界的前輩學習，將理論學習和實務學習相結合，積累相關工作經驗、公共選修課和專業必修課等課程的學習都有最低學分的要求，因此，在校法律專業的學生約36萬人。自1999年擴大招生規模以來、復合型人才是現代社會人才需求的主流方向、自考、夜大，學生能夠真正選擇專業選修課的機會是很有限的，在師資，導致了專業結構簡單，成人法學教育，在招生數量上也有了飛速的發展

E. 咨詢一下報名法學法碩後研究方向有兩個，分別是法治理論與實踐、法律實務與理論，這二者有什麼區別嗎

呵呵，我也是法碩，說來很痛苦，學法碩的出路就是蒼蠅看窗外的大便回---看著金光燦爛，其實隔著玻答璃一大難！ 原因在於：一。法碩學的都是法學本科生的課本，所以你雖然拿著碩士畢業證但是你肚子里的東西和那些法學本科生沒有區別，這就是為什麼招生簡章里要求非法學本科生才可以考法碩的原因。 二。法碩就是一個四不像！！原因是干律師的唯一資格是考國家司法考試，不在乎你是不是法碩畢業。考公務員，除了檢察院和法院，哪有明確要求是法碩的？在中國，你看見哪個領導人是學法的？懂法的？ 所以，出路，應該說有出路，不過這路走的太痛苦。 但是我還是堅信，用法律改變中國，用正義維護百姓！！

F. 領導幹部在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等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和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級領導幹部在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損害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領域的正常秩序。所有領導幹部都要警醒起來、行動起來，堅決糾正和解決法治不彰問題。 各級領導幹部的信念、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領導幹部要做尊法的模範，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學法的模範，帶頭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範，帶頭遵紀守法、捍衛法治；做用法的模範，帶頭厲行法治、依法辦事。 領導幹部都要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觀念，對各種危害法治、破壞法治、踐踏法治的行為要挺身而出、堅決斗爭。對領導幹部的法治素養，從其踏入幹部隊伍的那一天起就要開始抓，加強教育、培養自覺，加強管理、強化監督。學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要系統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准確把握我們黨處理法治問題的基本立場。首要的是學習憲法，還要學習同自己所擔負的領導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各級領導幹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麼用權，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各級黨委要重視法治培訓，完善學法制度。 領導幹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謀劃工作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要運用法治方式，說話做事要先考慮一下是不是合法。領導幹部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黨紀國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違紀違法都要受到追究。

G. 羅馬法的哪些特徵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借鑒意義

羅馬法產生於古羅馬的奴隸制社會，它的發展大約經歷了四個時期：
1、第一個發展時期是從羅馬奴隸制社會形成到奴隸制共和國時期，即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此時羅馬社會的主要社會矛盾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在貴族與平民的長期斗爭中，平民取得了勝利，最明顯的體現是在公元前450年--449年出現的《十二銅表法》。這部法律的頒布一改以往貴族專斷立法和司法權的狀況，由貴族和平民依照習慣法共同制訂。《十二銅表法》是平民對於貴族斗爭的一次偉大勝利，但實際上仍有很多的不平等之處，所以二者的斗爭並未止歇。"當時的斗爭主要集中於擔任最高公職的權利，限制債權，特別是廢除債務奴隸制，以及限制佔有大量土地這三方面。" 而後又經過一系列的斗爭，至公元前3世紀左右，平民與貴族終於達成了法律上的平等。
2、第二個發展時期是羅馬的對外擴張到共和國解體時期，即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27年。這一時期的羅馬積極對外擴張，掠奪土地和奴隸。但此時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最終導致共和國的崩潰。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羅馬公民依照公民法享有特權。羅馬公民不論是在羅馬還是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相比被征服地區的居民都享有特權。此後，出於貿易發展和加強統治的需要，羅馬統治者開始參照公民法的有關規定管轄非羅馬居民，由此逐漸形成了萬民法。
3、第三個時期是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3世紀初。這一時期的羅馬帝國的商業和手工業空前繁榮，社會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變革，公民和臣民的差別逐漸消失。"這樣，至少對於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羅馬法發展起來了。"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法學家派別的出現，法學家協助立法，解答法律，擁有特殊權威。
4、第四個時期從羅馬帝國衰落到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為止。這一時期的羅馬全面衰落，公元4世紀末，分裂為東西帝國。此後，西羅馬被日爾曼所推翻，東羅馬帝國皇帝為挽救羅馬帝國，編纂羅馬法，後稱《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或《民法大全》，包括了《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學說匯編》，《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民法大全》的編纂，標志著羅馬法發展的頂峰。
羅馬法是古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法律，"其產生、形成和發展，從始至終都是在奴隸制社會和國家的土壤之上。" 它反映了早期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要求，而早期市場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產生的基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羅馬法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種，歸根到底都是植根於一定的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羅馬法也不例外。在羅馬早期共和國時代，農業和手工業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並且以次為基礎有了繁榮的商品貿易。這一時期的法律已對財產的歸屬和流轉相當重視。到了羅馬共和國後期，貿易更加多樣化並開始出現了商人階層，此時的國家對商業的重視可謂前所未有，體現在法律上，興起了萬民法。到了羅馬帝國全盛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繁榮，羅馬法趨於成熟。法學學派形成，萬民法和市民法趨於統一，物權法與債法已相當完備。至東羅馬帝國時期，《民法大全》的編纂，使得羅馬法更為系統和實用。綜觀羅馬法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市場貿易不斷發展的過程。
2、羅馬法的精神已經體現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
首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交易范圍的擴大，法律要求當事人都要擁有交易資格，這體現為公民權的授予，而且其范圍也隨著商品交易范圍的拓展而擴大，最終形成自由民之間的法律地位平等，這恰恰體現了交易主體平等這一市場經濟的要求。其次，羅馬法非常重視經濟活動的誠實信用，違反誠信原則會導致主體人格受限，權利能力降低，並且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同時，羅馬法規定的各項契約，要求當事人的自由意志達成一致，主體可以自由決定交易方式和交易對象，不受他人擺布，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對於當事人來說，契約是自由訂立的，所以，當事人雙方必須信守，"契約信守原則"保障了契約的公正，否則，訂立契約就會毫無意義。另外，羅馬法不允許非法侵犯財產權，從而維護了交易的正常持續和經濟的發展。
羅馬法是奴隸制國家的法律，其產生，形成和發展始終是在奴隸制社會和國家的土壤上。在一個千年之前的奴隸制社會中，生成了商品經濟社會第一部完備的法律，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1、羅馬社會發達的商品經濟。羅馬社會奉行的是農商並行的雙重經濟發展模式。在羅馬社會中，一方面，農業仍占據著相當基礎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商品經濟較早的存在並發展起來了，尤其在羅馬大規模擴張後，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進而催生了調整商品經濟的羅馬法的產生。
2、羅馬周邊國家既有的法律。在羅馬帝國時期，"有一套相當通行的希臘化的民法，這是從小亞細亞的碑銘，從敘利亞的羊皮紙卷中得知的。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帝國其他的行省在被羅馬人征服以前，也曾存在過一些不太嚴密，不太完備的法律作為這些地方的實業活動的依據。在整個帝國時期，他們的逐步發展對於羅馬法的成長起了多大的作用，以及受到羅馬法多大的影響，這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除此以外，羅馬法還有以下特徵：
1、理論精深。無論是對所有權的種類，形式的規定，還是對債的要素的表述，都相當成熟。
2、內容豐富。羅馬法雖然產生於古羅馬時期，但是已經包含了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律關系，如物權，債權，親權等。
3、程序法靈活，完備，與實體法相得益彰。
羅馬法在當時的社會被人們奉為最為神聖的權威，上至國家統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無不對其"頂禮膜拜"，同時，這部法律也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1、理念上。
私法治法。與中國古代法重刑輕民的特徵不同，羅馬法將私法置於法律體系的首位。法是一部安排世俗生活的藝術，而不僅僅是一種威懾的權威。公法只涉及宗教事務和國家管理。正因為如此，羅馬法才進入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見，羅馬法將"維護個人利益"擺放在優先地位，體現了濃厚的私法色彩。在羅馬法中，法律指導人們去尋求他們的正當利益，更多的規定了人們"可以"做什麼，而不是禁止做什麼。以權利為本位的設計細致地反映了個人的利益。同時，創設了"行為"這一概念，代替"身份"成為私權利變動的主要手段，為今天的"民事法律行為"這一基本概念的確立埋下伏筆。2、法律方法上。
⑴衡平創法的方法。這里的"衡平創法"不是英美法上的"衡平"，它不是一種司法方法，而是一種立法技術。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當現有法律不能很好的解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時，由裁判官根據現實情況的要求，通過發布告示的方式，對法律進行修正。這種衡平創法的方法，使得羅馬法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始終保持生命力。
⑵在羅馬法的法典結構設計中，將法律劃分為若干個單元部分，如《法學階梯》中劃分為人法，物法，訴訟法三部分。這種劃分方法，保證了法律能夠最大限度的契合實際生活。在單元化的基礎上，羅馬法實現了法律結構的系統化，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體系，這也為後世法律的系統化奠定基礎。
3、法典編纂上。人類社會早期的法，只為少數特權者所知，不為廣大人民所曉，因此，極易為貴族所利用來謀求私利。公元前450年，誕生了《十二表法》，這可以說是平民和貴族斗爭的結果。這部法律的頒布，結束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狀態，使得法律能夠為大眾所知，既使得公眾能夠預見到其行為的法律後果，又有效的制約了貴族的特權。《十二表法》的頒布及其控權的思想，直接導致了歐洲的法典編纂的浪潮。在封建專制的歐洲，統治者的權力缺乏控制，貴族階級特權嚴重，社會極其黑暗，那時的法律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平等的適用與特權階層。19世紀前後，各國紛紛開始編纂法典，並藉以限制貴族和執法者的權力。無論是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還是898年的《日本民法典》，無不沿襲羅馬法而形成，大部分規范在羅馬法中已經定型。
總之，羅馬法對於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 正如恩格斯所說："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後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作任何實質性的修改"。一部產生於奴隸制社會的法律能夠在千年之後的今天仍大放異彩，我認為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1、羅馬人對於法律的認識和思維風格，不同於中國古代法。中國古代法中，法與道德、倫理不分，而羅馬人將法律與道德相分離，將法律的邏輯問題加以抽象。這種思維風格直接影響了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的發展。
2、羅馬法所追求的一系列價值目標都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思想觀念，如私權平等，誠實信用，等價有償，保護弱者等。
3、羅馬法是由法學家們制訂的，他們能夠相對獨立地進行思考，其他方面的干預比較少，因此法律能夠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4、羅馬法中有發展商品經濟所需要的基本法律制度。由於羅馬時代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從而調整商品經濟的私法也比較完善。法律總是一定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反映，一定的經濟條件下也會產生與其相適應的法律。
5、羅馬法最早提出了公法與私法的觀念，見之於烏爾比安的經典定義。這種分類一直影響至今，對於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以及二者的價值沖突，一直為後世法學家們所研究和討論，而對於二者的不同取向則直接關繫到一個國家的法治觀念和治國方略。
雖然羅馬法傳入我國並非一朝一夕，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缺乏相應的研究。中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政治上奉行專制主義，歷史上便沒有法治的理念和傳統，加上商品經濟形態匱乏，缺乏羅馬法"生根發芽"的土壤。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在經濟體制上的指導思想失誤，認為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就應該排斥商品經濟，排斥市場體制，從而自然也就再次將枝根於市場經濟中的羅馬法"拒之門外"。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平等"、"交易自由"、"誠實信用"、"等價有償"等一系列市場經濟的"內在元素"漸漸深入人心。人們亟需一部代表和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的出現，來取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那一套套行政命令。而我國對現代意義上的民商法的研究顯然是"先天不足，後天乏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加強民商法建設，使其順應經濟的發展。而要普及私法意識和私法文化，就必須加強羅馬法的研究和借鑒。我認為，現階段我國學習借鑒羅馬法，要注意以下幾點：
1、法律的制訂應該體現客觀規律的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應該體現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在這個方面，羅馬法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如前所述，由於羅馬法的制訂主要由法學家完成，其他方面的因素干涉較少，因此能夠較為客觀的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而在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認為法律的主觀性大於客觀性，法律體現立法者的意志，這就導致了法律不能以客觀規律為支撐，缺乏穩定性，易變化，在實際生活中四處碰壁，不僅不能促進社會的公正和自由，反而成了歷史進步的絆腳石。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注重市場經濟規律對法律的指導作用，確保法律的內容如實反映規律的要求，反映社會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法律的客觀性，穩定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
2、由於長期以來的國家本位觀念和計劃為主的經濟體制，再加上歷史上也是以公法為主，我國的私法精神很欠缺。將"國家"，"集體"利益視為中心，國家決定一切，干預一切，個人附屬於集體，企業附屬於上級主管機構，否認個人利益的重要性，否認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體現在法律領域，就是認為"公法"是公有制的產物，"私法"是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從而否認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私法。事實上，無論是古代的羅馬，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都不是基於所有制。在羅馬法中，公法"見之於宗教事務，宗教機構和國家管理機構中，"而私法規定的是個人利益。可見，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實際上是取決於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中國的市民社會正加速形成，主體利益多元化，個人的利益和地位凸顯，這就要求我們的法制建設要與時俱進，弘揚私法精神，加強私法研究，對公法與私法的關系進行更合適的定位。
3、在法律的制訂中要重視理性的作用和法學家的作用。羅馬法中規定的許多制度雖然歷經千年卻仍顛撲不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有堅實的理論作為基石，是高度理性抽象和現實結合的結果。在我國，一方面，法學家的地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在法律制訂中往往過分依賴經驗，依賴"成熟的立法條件"，"成熟一個制訂一個"。可見，我們的法律制訂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揮理性的作用，充分尊重法學家的作用，擺脫"摸著石頭過河"的舊套路。
結語：
羅馬法雖產生於奴隸社會，但由於其代表了早期商品經濟的要求，體現了平等誠信，契約自由等市場經濟的元素，所以對後世，尤其是對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影響深遠，我國古代一直以公法為主，建國後又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以國家行政為主導，缺乏私法觀念，因此，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和大膽借鑒羅馬法中的有益部分，為我國的法制建設補上歷史所缺的這一課。

H. 《人民法治》屬於國家級期刊嗎

《人民法治》雜志創辦於2015，影響因子，國家級期刊，2014年9月6日，中國行為法學會、《內人民法治》雜志容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發式暨「焦裕祿式的好乾部」、「積極推動法律實施的好法官、好檢察官、好警官」宣傳表彰活動啟動儀式。

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副會長張鳴起，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中紀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等150名來自相關單位的領導、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士出席了首發式和啟動儀式。

(8)法學外法治擴展閱讀

《人民法治》充分利用中國法學會、中國行為法學會聚合的權威專家資源，致力追求研究性、思想性、前瞻性、可讀性，推進法學理論創新、法律制度創新和法治文化創新。

促進法學研究成果的推廣和應用轉化，從而為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充分的理論論證和有力的智力支持，實實在在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

I. 大學生應樹立怎樣的法治理念如何加強法律修養

(轉貼)
當代大學生的法律素養及法制教育改革探索

韓世強 陳秀君
（浙江 寧波 浙江紡織服裝學院職業法制教育研究中心 315211）

摘要：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立足社會的基本要件。然而，實踐中源源不斷的各類大學生犯罪現象，頻頻向我們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課並未讓學生們真正懂法，傳統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盡頭。鑒於此，本文擬將從教育學和法社會學視角對我國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維度探索。
關鍵詞：大學生 法律素養 法制教育 改革

一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並以之為行為的最高准則。「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2]」法律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的一種認同和依歸，其實質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統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為公平、正義的象徵，守法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靈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體不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內化為道義上的一種責任和義務，變被迫守法為自願守法，由強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會，該社會場景下的市民對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強。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規則）至上，首先是他們習慣於信賴法律規則；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條件通過法律規則來保障自身權利實現的最大化和對政府權力控制的具體化。這是因為「法律規則是一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是一種公共權威，而非人格權威、特權威嚴及親情，在調整社會向高層次發展中，能自動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權的侵害，使社會在嚴密的規范化、制度化的良性運動中，形成一種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和狀態；其次，法律規則對人們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及組織之間有一種默契，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默契』和『調節機制』經法律的確定性配置後，能促成人類生活的高度和諧，予以人的自由與尊嚴最大化保障，讓人有絕對的權力，不依賴於階級或國家，設計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滿人性關懷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個國家公民整體的法律素養，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傳授給公民法律知識和培育其法律意識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
二
勿容置疑，作為造化育人的高等學府，主導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其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和塑造「現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職責。然而，近年來一升再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頻頻向我們告示：校園並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還十分貧瘠。廣州市司法局的吳雲南等同志對廣東全省49所普通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這49所普通高校曾有違法和犯罪的學生626人，約占同期在校學生總數的干分之二。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兩名公務員2003年4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遇刺。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時年22歲，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農學系應屆畢業生。原來，他在該區公開招考公務員中，已通過筆試、面試，但健康檢查不合格，未被錄用。因情緒悲觀，產生報復念頭，遂遷怒於人事部門的招考人員，最終導致行凶殺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南京10所高校成為首批中心成員。之所以要建立這個「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並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4]
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現行的學校「法制教育」課，根本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5]從這段心語中，也許會讓我們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檢討意義的啟示，我國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於諸類現實而重大問題的近憂和遠慮，筆者將進一步談談幾點近期形成的關於「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積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認識定位要變革。
根據我國官方的有關文件精神及實踐做法，學校的「法制教育」從屬於「德育教育」，並沒有自身獨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於「道德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視同為道德教育，事實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正是受這種不合理認識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大大小小的高等學府里，很難看到獨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結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難得到切切實實的開展。
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均系屬於社會價值教育范疇，它們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從聯繫上講，兩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為了培養適宜社會需求的「合格公民」；從區別上講，道德教育重在凈化人的內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規范人的外在行為。我們說提升人的品質，應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麵塑造，益於採用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結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從屬於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從屬於法制教育的問題。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建構一個屬於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師資隊伍要優化。
法制教育是一項政治性、理論性、知識性、實踐性很強的綜合性教育，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規范的內容和相對穩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須有受過正規培訓、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教師隊伍。現行的所謂「法律教師」，不少為「半路出家」，甚至是從未接受過法律專業教育的政工幹部，此番情景下「出爐」的「弟子」會有多少法律素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學校的法律教師不僅要深諳學校教育規律和青年學生成長規律，而且要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質。不同的學校應根據自身條件，通過專、兼、聘等多種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當水平的精乾的專職教師為主體，同時聘請部分長期從事司法實務或法學教育工作的兼職教師為補充，整合組建地道、高質的法制教育師資隊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內容設置要調整。
高等學校的「法制教育」是為了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主要應包括法學基礎理論、基本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教育。通過法學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在思想上樹立起法律權威；要通過講解和介紹憲法，使學生了解憲法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樹立國家主人翁意識；結合不同專業，有選擇地向學生介紹一些部門法，培養學生守法、護法、用法的知識技能和自覺意識。
目前，不同類別的所有高校，強行劃一地以開設一門《法律基礎》來應付「法制教育」，由於課時少，內容龐雜繁多，教授者，猶如蜻蜓點水，匆忙趕進度，只能是簡單地進行一系列知識羅列和堆積；學習者，往往疲於應付，死記硬背，應付過關考試，師生都苦不堪言。這顯然有悖於「法制教育」的真實目的。法制教育的內容選擇上，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不同類別的學校開設不同層次的法制教育課。根據學生所在的學校類別、所學的專業及各校的側重點需要，除進行憲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還開設一些與各校專業（行業）相關、與各類學生受體相通的法律課程，使「法制教育」貼近大學生的生活，融入大學生的內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實施方式要要改進。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規律。法制教育是「認同」規范、「接受」規范和「消化」規范的教育，是培養自覺、自願的守法精神和塑造體現民主、正義、效率、公平等現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傳統的枯燥無味的「課堂說教」事實上很難奏效，較適宜的是讓學生在生動、直觀的實踐活動中感受為什麼要遵守及如何遵守這些規范。法律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沒有經過法律實踐是無法真正學好法律的，適當沿用英美法系國家的「實踐性法律教育模式」也無不可。比如：運用啟發式教學，讓學生成為課程的主體，鼓勵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師不斷提出問題，引出各種可能性，引導學生發現有關的法律規范、事實材料、及其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自己開動腦筋思索，這樣學生掌握的知識就會更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運用角色扮演、模擬案件等多樣化安排，對真實或模擬的案例進行課堂分析和討論，讓更多的同學通過觀察、評論、角色轉換和辯論等方式，從中學到有用的知識，其優點是能讓更多的同學參與案件的分析，容易從群策群力的多種方案中，鑒別、篩選、產生最佳方案，這種方法不僅能夠使課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實用，而且使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老師不再是單純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參與者和學生的幫助人；再如打破課上與課下的界限，書本與現實的分割，開辟第二課堂教學，經常性參觀監獄，旁聽有關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審判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面的親臨感受和事實分析中自覺獲得價值判斷，以此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形成待人的態度和處理有關問題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識的自覺養成和法律技能的嫻熟掌握，不是通過學一門《法律基礎》課所能及的，也不是憑給某年級的某部分人上某門課程能做到的，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應貫穿於整個學習期間，不能斷線，並且在不同年級要有不同的任務和重點。當然，這要遵循一般的學校教育規律，不可能大學幾年都開法律課，而要充分利用校園這一特定的文化傳遞空間，發揮各有關專業課程在進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受到比較系統的法制教育。事實上，專業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有機結合，更有利於學生「內在性」地消化與專業知識密切關聯的、在學生的學習及今後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識，進而增加學生學法的實效性。

J. 現代法治觀念主要有哪些

即大學生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對法及法律現象反應過程中所形成尚未系統化的思想觀念形態。它內是在法律心理基礎上形容成的法律意識，是法律心理與法律理論的中介和過渡，處於法律意識水平的中間層次，在大學生法律意識中居於重要的地位。法律觀念的有無以及是否正確，直接影響到法律意識的強弱。
大學生法律理論，即大學生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對法及法律現象反應過程中所形成的整體化、系統化的理性思維體系，是現代法律觀的理論表現。具有系統化形態、指導性地位等特點，居於大學生法律意識水平的高級階段，為大學生法律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方向性指導。
大學生法律理論應包括以下內容：
（1）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一般理論（法理學）。它居於法學知識體系的最高層次，擔負著探討法律的普遍原理、為各部門法學和法史學提供理論根據和思想指導的任務。
（2）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部門法學，即以馬克思主義法律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通過對現行法律（國內法、國際法）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論體系。具體包括憲法學、民商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國際私法學、國際經濟法學等內容。除此而外，還包括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法律史學、比較法學及其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