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收獲和
A. 學法學是不是壓力很大
如果有哪個留學黨告訴我他在美國讀法律,合合菌一定是先膜拜膜拜再膜拜,這貨絕壁學神!而且是個很有耐心,對學術研究具有奉獻精神的學神!第二,我會向他表示深深的同情,因為在美國讀法律,實在是……太辛苦了!沒日沒夜的讀書背法律,人都要傻了。真的是心疼他們!

3. 對任何法律都抱有一種「神經質」的敏感
不知道你看過律師相關的美劇沒?裡面的那些律師好像真的是百事通,對什麼細節都能信手拈來。
美國的法學院相當重視學生們對細節觀察的培養。對法律一知半解的學生們是拿不到律師資格證的,只有那些對無論是憲法,州法,地方法都了如指掌的人才有望成為優秀的律師。
所以,法學院的學生們經常天數天地在圖書館里研究一個案子。
一名資深的法學院學者說,優秀的法學院學生們能對歷史上記載的所有重大案件倒背如流!法學院學生們,你們可以嗎?
4. 總有些親朋好友咨詢法律建議
但,法學院學生們並不樂意……
在法學院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好像懂得越多,反倒還越不自信了。
法學院的學生,因為長期學習一些很復雜,爭議很大的案子,在面臨一些小問題的時候反倒是有點兒措手不及,容易想很多。
而且,法學院的學生會學習到這么一件事:你給別人法律建議,你就得承擔相應責任。
了解到這一點的學生們,對於給親戚朋友們相關建議的這一事兒,就變得更猶豫了!不是不想給,是給錯了負不起責…
B. 求一篇關於學習法律知識的收獲800字
通過近期的學習,我收抄獲很多,能夠對我國法律制度建設的現狀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體會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我覺得對法律知識的學習貴在堅持,我們應該注意時時刻刻學習法律,不要等要用法律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法律知識不足,出現那種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尷尬局面。第二:我們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懂法,而懂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學會用法。這就需要我們領會法的實質,理解法的內涵精髓。我覺得在學習法律的時候,完全可以聯系自身實際,結合自身體會,加以通讀、領會和貫穿。雖然有些法律條文不需要一字不落的背下來,但是個中脈絡要領會清楚。同時還需要我們日常生活中多聽多看、多觀察、多積累。第三,就是:學法重要,普法更重要!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懂法的人,例如有的人明明自身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卻不懂的用法來保護自己,只得忍氣吞聲,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還有的人意氣用事,感情為先,觸犯了法律還振振有詞;更有甚者,視法律為兒戲,肆意踐踏。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從自身做起,利用自己學法所擁有的知識向他人宣傳,引導他人自覺學習法律,只有人人都懂法,社會主義社會才會沿著和諧社會的道路更快更健康的發展
希望採納
C. 對法學概論課的認知收獲
長沙是治療尿道炎最好的醫院,醫院OKW熱療系統獲世界衛生組織(WHO)科技進步內獎,並列為世界衛生容組織國際性推廣成果。OKW熱療系統
,在電腦全控操作下,利用OKW治療波產生的雙向離子波產生的非熱極效應對受損的尿道組織進行修復,同時離子波產生的熱極效應對於
細菌有效的殺滅,促進炎症迅速消散。並在治療波微粒子的引導下將葯力快速帶到病灶處,使血液中蛋白質分子機構發生改變,通過換
能行的光化學作用,使抗體產生一系列生物學效應,對隱藏在深層的細菌、病毒有迅速殺滅。有效治療尿道炎。
D. 學習經濟法的心得體會有哪些
通過經濟法課程的學習,我有一些自己的感想和體會,雖然我不是法律專業的,但我還是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來對待。它使我對法律法規有了一定的認識,同時也更正了自己以前許多錯誤的觀點,對我自身的經濟法律知識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同時也是法律社會的背景下,這樣的一門課程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經濟法中的《公司法》和《合同法》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下面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闡述一下我的學習心得。 首先,從我個人說起,我自己比較喜歡了解一些新聞,獲取一些當前國內外的大事和報道,更喜歡對事件有深層次的了解。但是由於我個人知識的限制,我很難做到這一點,尤其是如果事件涉及到經濟法律知識,我就更不能做到從深層次了解經濟現象了。
而老師上課時大量的教學案例則滿足了我的這一需求,同時使我對類似案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有實際案例的教學也極大的激發了我的興趣,對上課充滿了期待,等待著老師把最近和過去一段時間涉及到經濟法律的鮮活案例展現給我們。
法條加案例的教學方式是我欣賞這門課的原因,它有效地避免現在其他經濟學科那種全是某某經濟學家的某某經濟理論,說實話,那種課程不僅枯燥而且給我一種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的感覺。所以我慶幸我學的時候老師沒有教科書式的教學,脫離了本本主義。
其次,從課堂上,我明白了公司是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的組織形式,也是資本和人力資源有效利用的組織形式。公司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如果要成為公司的經營者,你就應該要認識到----公司法是公司的生命線.公司法既保護公司的合法權益,也保護股東的合法權益,也保護公司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不僅所有投資者,包括社會公眾投資者,經營者、董事們、監事們、經理們都應該認真地學習公司法。必須用公司法的精神來發展公司、經營公司,使公司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斷地向前發展。
學習公司法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用於我們經濟生活的實踐,如果我們能把公司法的知識,與我國當前正進行的國有企業的改制,以及其他企業比如集體企業的改制聯系起來,和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涉及公司法的一些案件聯系起來分析,那麼學習公司法就真的是很不錯。
在講合同法時,我明白了我們在乘坐公交車時,交上一元人名幣這就意味著我們與他們達成了一個合同;我們平時總是簽要式合同,這些常識是我以前不曾知道的,而這些法律知識與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學了以後感覺受益很多。
在講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時候,提到廣告商發布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一定程度上給我了很大的啟發,知道了自己對法律的運用做的還是非常的差,用法律維權更是從未有過。因為自己不是真正學習法學的,對法律的理解和使用還停留在很低的層次,以前雖然知道要使用法律保護自己,但那隻是嘴上說的,而事實上這種維權觀念從未真正進入過自己的意識中,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在一定程度上我還是一個法盲。
僅僅通過不到十八周的經濟法課的學習就想獲得足夠的法律知識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但是我還是可以發自內心的大聲說:我收獲很多,因為它讓我收獲了一種意識,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
E. 學習經濟法的收獲有哪些
經過幾周的學習,我們把經濟法這門課基本學完了,但我說的「學完」僅僅是指本學期我們不用再課堂上學習經濟法了,而真正掌握了多少、會應用多少,這是因人而異的。經濟法作為一門實用性較強的學科,我們不能僅停留在課本的理論知識上,先積累理論知識,以便以後能夠實際運用才是我們學習它的主要目的。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珍惜課堂上的學習,還要在今後的生活、工作和學習中時刻關注經濟法。
以前,我們大多隻是簡單地學習了一些法律常識,了解到法律作為一種無形的「鞭子」無時無刻伴隨在我們身邊,它約束了我們一些權利並規定一些指責,但同時它賦予了我們很多權利,它促使著整個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但是,真正第一次學習一門專業化的法律學科是從學習《經濟法學》開始的。
我認為學習《經濟法學》這門課的過程是一個愉快、享受的過程,原因有二:
第一, 個人興趣。說實話,對它產生興趣首先是因為我對學習法律知識一直有較濃的學習興趣,古語雲:「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雖然在封建社會,很多情況下這是一句空話,但是在民主制不斷完善的當今社會,法律已經成為真正的「王」,任何人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關注各種法律案件,看法律是如何打擊邪惡、維護正義的,法律的制定與實施是聯系國家與人民的橋梁,是維護個人及社會利益的「通行證」。《經濟法學》作為一門法的學科,並且貼近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這就更加讓我有信心學好這門課。
第二, 老師多樣的教學方法。法律是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如果僅僅按照課本學習理論,我認為是極乏味的。而老師採用一節課講理論,一節課看相關視頻—《大國崛起》或《激盪三十年》的方法讓我感覺學習這門課既輕松又有意義。並且老師在講課本理論的同時,結合它自身經歷或我們身邊的一些案例來讓我們更好、更深刻地理解課本知識。
要把經濟法學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因為對於我們來說它是一門新學科,它與我們以前了解的民法、行政法等有區別也有聯系,因此我們應該對經濟法的概念、作用范圍、具體實施等認真分析與比較。
F. 醫學生學習了《衛生法學》有何收獲和感受,求文章
醫科大的吧...我們上課時老師特意強調他會到網路知道這看看有沒有人直接提問的....注意下吧...
G. 通過法律課的學習有哪些收獲和啟發
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律——法美學散論 或許是由於工業化和商品化時代濫用理性和「計算」規則的緣故,我們現在已愈來愈喪失了黑格爾所稱謂的「理念的感性顯現」(審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靈激盪,「無利害感」的游戲沖動,詩歌語言引動的驚異與純喜,無限想像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風格」、「趣味」的體驗與追求,以及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描繪的「酒神狀態的迷狂」[1],似乎也漸漸遠離了我們感性直觀的視野。以至於,當我們從藝術和美學的觀點來審視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謂「法的世界」的時候,我們要面臨著那些把法學作為純規范科學的專家們的指摘,「法美學」的理論旨趣甚至可能會被看作是「不倫不類的妄議」而遭受譏諷,被排拒於法學神聖庄嚴的殿堂的大門之外。人們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法律怎麼能夠成為美學或藝術的「視之對象」呢? 所以,當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學》(1932年德文版)一書中主張通過文學創作和藝術作品來認識法律的本質,並且要求建立一門法美學(Aesthetik des Rechts)之時,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藝術(美)的世界」之間的隔膜給現代人類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拉德布魯赫指出,隨著文化領域的特定化,法與藝術逐漸趨於分化,甚至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構體(Kulturgebilde)中屬於最為僵化的一種,而藝術則是變動的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表達形式,兩者處在自然的敵視狀態。那些富於才情的浪漫詩人甚至咒罵法律,把它們看作是「每時每刻折磨人的心靈、令人恐懼的東西」[2]。我們在學術史的發展中發現:正是由於法律和藝術(美)分屬不同的精神領域的緣故[3],那些早年抱持「尋找一份體面的職業」投考法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學子們(如歌德、席勒、馬克思、雅斯貝爾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靈的折磨」,後來又紛紛放棄從事法律職業。 不可否認,法學是反映人的經驗理性的學問,是人的法律經驗、知識、智慧和理性的綜合體現。自然,法學也可能會滲透研究者個人的感性的觀察和領悟,但它絕不是個人感情的任意宣洩。就其本性而言,法學是與一切展現浪漫趣味和別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法律活動愈來愈趨向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學與法律的語言經過法律專家們的提煉、加工,已經演變成不完全等同於「日常語言」一套的復雜的行業語言。在談到其特點時,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聲調;法律的語言是剛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說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排除了任何學究之氣.我們還可以說,法律的語言具有精確的意義和所指,但由於它們是需要專家操作或「表演」的語言,是一種由高度發展的文字偽飾過的語言,它們也就不那麼貼近人們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總是與普通人的感性直觀保持著一種「距離的間隔」,有時甚至會抑制人們通過審美的自由追尋「終極愉悅」(極樂)的那種渴望和沖動。這樣,至少就近現代的所謂「法學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們表面上愈來愈喪失了令普通人感到親和愉悅的直觀的趣味,這亦無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獨特的審美的性質和價值。 (二) 歷史悠遠的距離所造成的朦朧感,可能會喚醒我們現代人心靈中一絲尚存的審美意識,促使我們去探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亦法亦歌」的規則,研究那種與人類的感性正義觀念渾然一體的生動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會對那些與我們的性情和認知完全隔膜的現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動產生審美的興趣。 感謝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能力感」的時代,寫下《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把我們的心性帶到古代如夢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們感受到先民那種不同於技術理性和數學方法之「詩性智慧」及其創造物的魅力。「詩性的經濟」、「詩性的倫理」、「詩性的政治」、「詩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語言背後的意義空間所展示的圖景,至今仍然在我們受技術宰制的心靈里產生震顫。 維科以其獨特的語辭分析和生動的筆調描繪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關於古羅馬「法」(ius)一詞的詩性推論,透現著對法律的一種審美情感。維科指出: 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古羅馬法是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是由羅馬人在羅馬廣場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5]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和《法律篇》中已經隱約地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把「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於較高層次的「美」[6];在他看來,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是比創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劇)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7] 晚出於維科的德國著名童話作家(《格林童話》的著作者之一)、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於1816年發表長篇論文《論法之詩》(Von der Poesie im Recht),從詩性的法律語言、法律象徵、詩歌形式諸角度考察了法與詩歌之間的關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詩性規則(法律的韻律)。他在文章的開篇即表達了與維科相同的觀點: 法和詩相互誕生於同一張溫床。……的確,兩者的起源都建立在兩種本性之上:一種建立在驚奇之上,一種建立在信奉之上。這里的驚奇,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任何一個民族法律和民歌的開始。……所以,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8] 也許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開創的研究傳統的影響,「法與詩歌」、「法與戲劇」、「法與繪畫」、「法與美」等等論題,亦間或地進入德國晚近的法學家們的理論視野。總體上講,德國人對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問題,已經作了盡可能廣泛的討論。這里,僅列舉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法學派的後期領銜人物奧托·馮·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首創人約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學舞台前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齊特爾曼(Zitelmann)著《作為藝術的法學》(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話》(Der Witz im Recht,1938); G·繆勒(Georg Mueller)著《我們民族詩歌中的法與國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像》(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漢斯·費爾(Hans Fehr)著《繪畫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詩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劇》(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為科學的美學和法學》(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築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恆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裡稱techne,在羅馬人那裡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築、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像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於「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並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並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准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像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於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像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於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准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麼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麼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麼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聖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像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像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後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並不只限於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於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總而言之,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文字法和優美的判詞等等,這些法的審美素材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漫長歷史之中,成為亟待探掘的豐富寶藏。法美學應當點燃火光並小心地護衛這光亮,以照亮進出幽暗深處探掘的通道。 (六) 最後要指出的,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即人們可能會把法美學的研究等同於一種法律浪漫主義或法律唯美主義(完美主義)傾向。這里,筆者不擬做過多的討論,只想交代一點:法美學是利用多學科方法、態度求知問學的一種,而法律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則屬一種實踐指向的「意蒂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法美學研究之旨趣絕不是要服務於這種「意蒂牢結」或與之共謀,恰恰相反,它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法律觀念或法律綱領的。因為,只有認識到「美」的界限的人,才會在法律的理性實踐中做出審慎的判斷和決定,避免唯美主義在實踐上的獨斷專行[19]。 法美學所崇尚的,是一種開放的探索精神,一種不斷探尋未知的態度。如果哲學要奔赴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中之路」的話,那麼法美學同樣會選擇這條可能「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的道路。海德格爾(M. Heidegger)在《詩人哲學家》中道出了問學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與思量, 階梯與言說, 在獨行中發現。 堅忍前行不息, 疑問與欠缺, 在你獨行路上凝聚。[20] ——這,亦當成為一切追求法美學「探險」的學人們的共同志趣。 [1]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頁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爾的解釋,法律屬於「客觀精神」,藝術或美學屬於「絕對精神」的感性階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維科:《新科學》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頁563。 [6] 柏拉圖:《會飲篇》210B-D。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262。 [7] 詳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55以下。比較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 一起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