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技術要論

『壹』 即行政主體作出的行政行為,不論合法還是違法,都推定為合法有效,相關的當事人都應當先加以遵守、服從

這是行政行為的一般特徵之一，即公定力。

行政行為的特徵還有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公定力是行政行為效力的最初基礎，四個特徵依次遞進、前後支撐。

『貳』 從現代商法的內涵論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叄』 我要做一份宣傳法律知識的手抄報!

太誇張了吧？宣傳法律知識的內容夠出書的了！到圖書館或書店找一本手繪手抄報的版面設計的書,裡面有大量圖案供你參考,現在 給你有關法律知識:
奴隸製法律
1）夏 中國最早的奴隸製法律，神權色彩濃厚
2）商 主要源於夏法，又發展了夏法，刑法發達
3）西周 中國古代奴隸製法律的高度全盛時期，神權色彩漸為隱退，出現了最早的民本與慎刑思想，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全面發展。
4）春秋 奴隸製法律走向衰落，出現兩大學術流派法家與儒家。第一批成文法公布
封建製法律
1）戰國 法家思想佔主要地位
2）秦朝 法家思想進一步完善，同時將重刑思想推向及至
3）漢朝 初期採用黃老思想，西漢中期採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漢承秦制，儒家思想滲透法律春秋決獄、引經注律
4）三國兩晉南北朝 中國法律在此有延續性，並有重大突破。
5）隋唐 中國封建法律的全盛時期，唐律是中華法系的代表，立法技術高度完善「儒法合流」，司法制度進一步完善。
6）宋朝 程朱理學，嚴刑「存天理，滅人慾」，法律走向殘酷，最殘酷的生命刑凌遲刑出現。
7）元朝 民族分治「屬人主義」
8）明朝 立法：繼承程朱理學，法律進一步殘酷化，出現廷杖制度。司法：會審制度形成，從唐朝出現，合議制代替獨任職，九卿圓審
9）承襲明制
中國近代法律——西學東漸，中西合壁（法律移植）
1）清末變法修律 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開端。中華法系解體。立憲，修律，諸法合體
2）南京臨時政府 倡導天賦人權、人人平等、三權分立憲法性文件，體現男女平等、除舊革新的法令文件
3）北洋軍閥 繼續推進法律的近代化
4）國民政府統治時期1927-49 完整的實現了西方法律在中國的移植。六法全書的頒布繼承於法國，進一步向大陸法系靠攏，現在台灣適用。
5）革命根據地1927-49 沒有借鑒西方，體現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提倡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
一、柏拉圖的生平與著作

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於雅典的一個貴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門望族的後裔，母親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倫的後代。由於出身高貴，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從20歲起受教於蘇格拉底，從事哲學學習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處死刑，使他放棄了從事政治的願望。後流亡國外，40歲後回雅典並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在學園中，柏拉圖一邊講學，培養人才；一邊著述，宣講其哲學和政治哲學，前後達41年之久。該學園在歷史上延續了900年，是全希臘文化知識的中心。

柏拉圖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後共著對話25篇。有關政治法律理論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國》（成於壯年）、《政治家篇》（成於中晚年）、《法律篇》（絕筆）。一般說來，《理想國》代表了他對政治和社會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則是面對現實所寫成的有關法治的著作。

二、正義論與人治論

（一）正義之國與人的類型

柏拉圖的哲學基礎是理念與現實的區分，在柏拉圖看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兩部分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盡管它是無形的，但它是萬物的根源，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存在；而摹本世界，則是有形的，虛假的，變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於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應地便分別具有了金、銀、銅鐵的三種不同的性質，人也就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品質：

金→哲學家→智慧

銀→勇士→勇敢

銅鐵→生產勞動者→節制

然而，節制的品質不僅應當為生產勞動者所擁有，也應當成為所有三種人的品質，因為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和諧協調，只有當人們各盡其職、各守其位時，國家才可能產生「正義」的品德，成為正義之國。當個人的三種品質（慾望、激情和理智）在個體中協調運行秩序井然時，個人就成了正義之人。這意味著理性支配慾望，精神支配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一種道德正義。

（二）法律與正義的關系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佔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

對於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後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三）哲學王與人治

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統治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法律遠不如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因為：(1)哲學家所掌握的是一種真理，它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強者之所好」，而現實中的法律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惡法並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學家的知識可以隨機應變；(4)一切社會都需要和諧，而這只有哲學家通過智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三、法制論：立法與守法思想

（一）立法過程論

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清刷」的過程，即必須對原來的舊制度和人們的品質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時，先應當確定憲法大綱，然後是制定法律和規章。柏拉圖重視成文法，而認為習慣是來源於普通人的習俗。

（二）立法原則論

根本的原則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並應依全體人民的幸福為依據。就立法的重點而言，著重於培養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論

柏拉圖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認為國家形成於契約。而契約的核心就是對法律的遵守，這就意味著，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國家的本性的。[1]

柏拉圖認為，對於有意志的公民來講，法律的統治並不具有強迫性，而是體現了國家的良善願望。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完全導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法律我們都應該執行。」對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導他們執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須擁有權威，國家官員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所謂良法須由良吏來執。

四、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要評價

第一，法治主義思想是西方法律傳統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對西方近代法治主義的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並成為羅馬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第二，概括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難以實現的，而防止最壞的政治是可能的，這就是，必須運用至高無上的法律進行統治。

第三，關於「混合政體」的研究以及「分權原則」的論述，被學者譽為三權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體主義方法論也開創了後世以集體為單位研究國家、法律學說的先河，在柏拉圖的理念中，個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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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一、亞里士多德的生平與著作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臘網路全書式的思想大家，曾師從柏拉圖。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學》和《雅典政制》（研究158個國家城邦政治制度的總結之一），此外，《倫理學》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資料。國內苗力田教授主編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有十卷之多。

二、法律正義論

（一）正義的內涵與分類

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是指人們在社會關系中所產生的一種美德。正義和不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一是指能否服從紀律；二是指一個人所取得的東西是否他應當得到的。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又分為「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兩種。「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義論的延伸：平等與中庸

1.平等。一是數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數量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據各人的實際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衡稱的事物。政治權利的分配必須以人們對於構成城邦各要素的貢獻的大小為依據，誰具有比他人較為優越的政治品德，誰在城邦實現良善生活的過程中善德行為最多，誰就應該在這個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2.中庸。所謂中庸是指不偏不頗，處於兩個極端的中間。亞氏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中三種狀態，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對於社會而言也是如此，社會分為極富者（常逞強放肆以致犯罪）、極貧者（往往懶散無賴易犯小罪）和中產階級。唯有中產階級是貧富兩階級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產階級最適宜擔任統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義與法律的關系

法律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由正義延伸出法律。正義的原則寓於實體法之中。自由正義導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這成為國家制定實在法的依據。

三、法律的定義、作用、分類

（一）關於法律的定義

法律是政治上的正義，是世所公認的公正不偏的權衡標准，是理性的體現，又是一個合同式的契約。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義的體現，它對一切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變性，法律應該允許變革，當然這咱變革須要慎重；(3)必須遵守性。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人人都必須遵守它。

（二）關於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於為了城邦的「善業」，為了「善德」，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進人類的道德。

（三）關於法律的分類

1.自然法與制定法。自然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以正義為基礎的，是存在於社會的普遍原則，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實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於制定法；

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實際上也就是憲法，它規定國家的治理形式，規定統治者的人數及產生的辦法，規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

3.良法與惡法。凡是正宗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良法；凡是在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惡法；

4.成文法和習慣法。習慣法即希臘城邦中長期存在的習俗或稱禮儀。

四、法治主義理論

（一）法治的涵義

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二）法治的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亞氏強調立法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同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三）法治的優越性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第四，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第五，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第六，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第七，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四）法治缺陷的彌補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採取三種補救措施：以個人的權力或若幹人聯合組成的權力「作為補助」；對某些不完善的法律進行適當的變更；加強法律解釋。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來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五、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點

第一，與柏拉圖一樣，均從倫理學入手來探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開創了西方法哲學的理論傳統，並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

第二，將法與政治合而為一進行研究，使法律社會學或者政治法律學的學科構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

第三，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分析問題的立足點是考察現實，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歸納法，即通過分析、比較，然後得出結論。所以有人稱，柏拉圖給予後人以更多的激情與理想，而亞氏則留下較成熟的體系與邏輯；[1]

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對於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論的建立，有著重要的意義。

『肆』 論文題目怎麼擬都感覺不好，怎麼辦

法學論文擬題要注意以下問題，你可以看下，或許對你有幫助：

1選題應避免盲目性。所謂選題的專盲目性,是指作者屬不考慮自己的主觀條件和外界的客觀條件,靈機一動就定下選題。其結果,要不是寫不下去,就是無法展開,造成寫作半途而廢。
2選題應避免隨意性。所謂選題的隨意性,是指作者不下苦功,輕易定題。這樣做,因為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所選定的題目或者包括的內容太多或太少,或者寫作難度太強或太易。題目包含的內容太多,寫出來的論文會面面俱到沒有重點；題目包含的內容太少,就深寫不下去,寫不出更多的深刻內容；題目太難,可能因為力不勝任寫不下去；題目太易,即使寫出了論文,其質量必定不合格,所述觀點不會有創見。所有這些,都有礙於寫出高質量的法學論文。
3選題應當避免偶然性。所謂偶然性,是指本人閱讀了他人的文章或聽了別人的發言後偶有所獲,但認識不深,在缺乏准備的情況下就草率地選定題目,這樣做,往往因考慮欠周,資料不多,因而也不可能寫出高質量的法學論文。

『伍』 論羅馬法的影響

羅馬法，一般泛指羅馬奴隸制國家法律的總稱，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內的整個歷史時期。它既容包括自羅馬國家產生至西羅馬帝國滅亡時期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習慣法在內。也包括公元7世紀中葉以前東羅馬帝國的法律。

『陸』 什麼事法律工具論和目的論

看樓上寫的太復雜了，好像是復制過來的，也比較抽象，難以理解。我說的白話一些，希望對專你有所幫助屬。
所謂法律工具論，是指這樣一種觀點，也即將法律當做治理社會的一種工具。工具是為目的的，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是目的，法律只是一種促進穩定與和諧的工具，其本身不具備太多的意義，完全是為社會服務的。
所謂法律目的論，是指這樣一種觀點，也即，法律本身有其內在價值，法律制度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制度。目的論認為，法律不僅要為完善國家社會關系而存在，並且，法律自身也需要不斷完善。

就法學的發展趨勢而言，近代以來，早期法學多以工具論為主調，然而，二戰後，隨著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思，目的論逐漸成為法學界的主流。

『柒』 論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

單方法律行為說

此說認為，懸賞廣告的性質本質上是一種單方法律行為而不是合同，廣告人對完成指定行為的人單方面負有支付報酬的義務，而不需要完成指定行為的人做出有效的承諾。理由如下：第一，採用單方法律行為說，只要廣告人發出了懸賞廣告，不需要他人表示同意即能發生法律效力，廣告人應當受到廣告的約束。如果行為人不知道廣告人發出了懸賞廣告而完成了廣告中指定的行為，該人仍能取得對廣告人的報酬請求權，而廣告人不得以該人不知廣告的內容為由而拒絕給付報酬。廣告人應受廣告的約束，懸賞廣告一經發出，不得隨意撤回。第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完成廣告所指定的行為後，也可以對廣告人享有報酬請求權。第三，任何人完成廣告中所指定的行為都將是一種事實行為，而不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承諾行為，這樣只要行為人完成了廣告中指定的行為即享有報酬請求權，而不必准確判定在什麼情況下是有效承諾以及承諾的時間問題，可以極大地減輕行為人在求償時的舉證負擔。第四，採用單方法律行為說的主張，可以避免行為人享有同時履行抗辯權，避免因行為人在對方不履行給付報酬的時候而拒絕完成廣告指定行為的弊端。

合同性質說

此說認為懸賞廣告的性質是契約，即合同性質。懸賞廣告是廣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數人為對象發出的要約，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為即構成承諾，雙方成立合同。完成廣告行為的人享有報酬的請求權，廣告人負有按照懸賞廣告的約定支付報酬的義務。該說已成為理論界的通說並運用於實務操作。

單方法律行為說的一個很大的弊端在於，廣告人只要發出了懸賞廣告，就必須受該廣告的約束。即使是在行為人完成懸賞行為之前，廣告人也不得隨意撤銷，這就限制了廣告人基於實際需要變更其意思表示的權利。合同性質說認為懸賞廣告是一項針對不特定人的要約，在行為人完成指定的行為之前，還可以根據實際的需要撤銷要約，一旦行為人完成指定的行為即構成承諾，形成合同關系，就要受到雙方達成的協議的制約，再變更廣告上的內容即構成違約，這樣可以較好的維護和平衡雙方的利益。

懸賞廣告是實踐合同，承諾要件為行為人完成懸賞廣告上要求的行為，即凡是完成懸賞廣告所指定的行為的一律認為是有效的承諾，將行為作為承諾的標准。基於此，學者所擔心的「不知道懸賞廣告的行為人將無法承諾」和「承諾舉證困難」的問題就不存在了。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力人所完成的行為，可以通過立法技術予以解決，立法上只需規定只要具備民事權利能力且具有一定的識別能力的人所完成的行為，就具有懸賞廣告行為人的資格。並且雖然懸賞廣告的性質是合同，但行為人並不享有同時履行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的前提是合同已經有效成立，而懸賞廣告發出後，行為人只有在完成廣告中規定的行為之後合同才能成立。這時承諾和履行合同同時完成，承諾和履行是一個行為，所以根本無需擔心同時履行抗辯權的問題。

『捌』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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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論中國法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

可參考關於「親親相隱」問題的若版干辨正權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37

『拾』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論文

論數罪並罰

論文摘要：我國刑法中的數罪並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數罪並罰制度具有數罪特徵、時間特徵、原則特徵這三個主要特徵。實行數罪並罰是罪刑相適應的要求；是有罪必罰、一罪一罰原則的要求；實現刑罰目的的要求。數罪並罰的原則有吸收原則、限制加重原則、並科原則、折衷原則。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司法實踐，以及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完善。

關鍵詞：刑法數罪並罰 司法實踐 立法完善

一、數罪並罰的含義

我國刑法中的數罪並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這一制度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的特徵：

（一）數罪特徵，即一人犯有數罪。這是適用數罪並罰的前提。因此，正確適用數罪並罰，首先應當注意正確區別一罪與數罪。行為人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犯罪故意或過失，實施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具備兩個或兩個以上犯罪構成的，就是數罪。只有對實施了數罪的人，才能進行並罰。

(二) 時間特徵，即數罪必須是在法定期限以內發生的。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行為人犯有數罪的，實行數罪並罰。具體講，以下情形應當適用數罪並罰；1、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異種數罪的；2、判決宣告以後刑罰還沒有執行完畢以前或在緩刑、假釋考驗期限內發現漏判之罪的；3、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或在緩刑、假釋考驗期限內又犯新罪的。

（三）原則特徵，即對一人所犯的數罪合並處罰，在對各罪分別定罪量刑的基礎上，按照法定的原則決定應執行的刑罰。對數罪所採取的並罰方法，在刑法頒布之前及頒布之初，司法實踐中較為普遍的採取「估堆」的方法，即只對各罪分別定罪，並不對數罪分別量刑，只將數罪作為一個整體籠統也量刑。1951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一人犯數罪如何量刑問題的批復》中曾指出：「法院審判一被告犯數罪時應如何判處罪刑的問題……原則是仍應先就各個犯罪分別宣告其所處之刑罰，再宣告其執行之刑罰。」但是，這一《批復》也為「估堆」方法提供了權威性的依據。該《批復》第二項認為：「現在有某些法院的判決，在事實項下雖認定數個犯罪，在主文內只宣告一個刑罰，亦可認為系簡略形式，可以允許。」事實證明，數罪並罰中的「估堆」量刑方法既不能保證准確地適用法律，也不能保證辦案質量，判決不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不便於糾正，因而是不可取的。在審判實踐中，即使數罪中有一罪或數罪應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包括死緩），也同樣應該對各罪分別量刑，然後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執行其中最高的刑罰。1987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對數罪中有判決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如何實行數罪並罰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對於數罪中有一罪或者數罪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含死刑緩期2年執行，下同）的案件……如果不分別量刑，就看不出對每一個罪是如何量刑的，既可能影響被告人行使上訴權，也會給上級法院審查原判量刑是否適當造成困難……今後對被告人犯數罪，其中有一罪或者數罪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對各罪應當分別量刑，然後決定執行其中最高的刑罰。」

二、數罪並罰的意義

一人犯數罪，古已有之。對於犯數罪的如何處罰，歷代法律也多有規定。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長期沒有頒布系統的、法典性的刑事法律，解決數罪並罰問題只能靠一些單行的法規和司法解釋。由於立法不明確，諸多問題缺乏法律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實際操作困難重重，隨意性很大，不少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統一，也不科學。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以後，對數罪並罰的原則和不同情況的數罪具體並罰的方法，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規定，從而為人民法院正確解決數罪的並罰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具體講，對數罪實行並罰，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一）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量刑的依據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一人犯一罪與一人犯數罪相比，無論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方面，還是在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方面，都要大得多。因而犯數罪的人理所當然應該受到更為嚴厲的社會譴責。對犯數罪的人實行並罰，體現了從重的精神，即使在數罪中最高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時只執行死刑或無期徒刑，分別定罪量刑也表明了社會對犯數罪譴責的嚴厲程度大於犯一罪的。

（二）是有罪必罰、一罪一罰原則的必然要求。馬克思指出：「懲罰在罪犯看來應該是他的行為的必然結果。」犯了罪而受不到應有的懲罰，或者犯了數罪與犯了一罪在懲罰上沒有區別，就不可能遏制犯罪現象的發生，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因此，有罪必罰、一罪一罰作為一項刑法原則被廣泛承認。遵循這一原則，就必須數罪並罰。

（三）是實現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犯罪是對正常社會秩序的否定，刑罰則是對犯罪的否定之否定，通過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表達社會正義觀念，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對犯一罪的人與對犯數罪的人在處罰上不作區別，既不能實現遏制犯罪的目的，導致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與犯罪人因犯罪所受的懲罰明顯失衡，也不能實現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

三、數罪並罰的原則

數罪並罰原則的種類主要可歸納為如下四種：

（1）並罰原則，亦稱相加原則、累加原則或合並原則等，是指將一人所犯數罪分別宣告的各罪刑罰絕對相加、合並執行的合並處罰規則。

（2）吸收原則，是指對一人所犯數罪採用重罪吸收輕罪或者重罪刑吸收輕罪刑的合並處罰規則。換言之，它是由一人所犯數罪中法定刑最重的罪吸收其它較輕的罪，或者由最重宣告刑吸收其它較輕的宣告刑，僅以最重罪的宣告刑或者已宣告的最重刑罰作為執行刑罰的合並處罰規則。

（3）限制加重原則，亦稱限制並科原則，是指以一人所犯數罪中應當判處或已判處的最重刑罰為基礎，再在一定限度之內對其予以加重作為執行刑罰的合並處罰規則。

（4）折衷原則，亦稱混合原則，是指對一人所犯數罪的合並處罰不單純採用並科原則、吸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而是根據法定的刑罰性質及特點兼采並科原則、吸收原則或限制加重原則，以分別適用於不同刑種和宣告刑結構的合並處罰規則。換言之，它是指以上述一種原則為主、他種原則為輔，將其分別適用於不同刑種或刑罰結構的數罪合並處罰方法。

鑒於上述並罰、吸收、限制加重這三種原則各有得失、難以概全，目前除極少數國家單純採用某一種原則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採用折衷的原則。

四、我國的司法實踐

我國現行刑法採取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則為主，以吸收原則和並科原則為補充的原則。刑法第69條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根據這一規定，對判決宣告以前犯數罪的，我國刑法採用的數罪並罰原則， 全面兼采各種數罪並罰原則，包括吸收原則、限制加重原則、並科原則，且所採用的各種原則均無普遍適用效力，每一原則僅適用於特定的刑種。其中，限制加重原則居於主導地位，吸收原則和並科原則處於輔助或次要地位。我國數罪並罰原則的這一特點，是由我國刑罰體系的特點和各個刑種的實際適用狀況或程度所決定的。

（一）數罪中有一罰被判處死刑或者先期徒刑的，採取吸收原則。

即數罪中有一罪或幾個罪被判處死刑的，不論其他罪被判處何種較輕的主刑，只執行死刑，不再執行其他較輕的主刑；數罪中有一罪或幾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也不論其他罪被判處何種較輕的主刑，只執行無期徒刑，不再執行其他較輕的主刑。這是因為，死刑是以剝奪受刑人的生命為內容的刑罰，生命既不存在，其他以剝奪或限制自由為內容的較輕的主刑就失去了繼續執行的可能。無期徒刑是以剝奪受刑人的終身自由為內容的刑罰，不能先執行較輕的主刑，如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然後再來執行無期徒刑。就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實際情況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真正在監獄服刑終身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無期徒刑犯均能通過減刑等途徑而獲得提前釋放。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在無期徒刑執行以後，再執行數罪中其他罪被判處的無期刑或較輕的主刑。但是，法院在決定對無期徒刑犯是否減刑以及減刑的幅度大小時，罪犯是否被數罪並罰以及被無期徒刑所吸收的主刑情況，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數罪中判處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無期徒刑，能否「升格」決定執行死刑？對此，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肯定說認為，在一人所犯的數罪中判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無期徒刑時，盡管每一種罪獨立地看，都不夠判處死刑，但判幾個無期徒刑本身就說明該罪犯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可以將他所犯的數個無期徒刑合並執行一個死刑，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折衷說認為，一般說來，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升格執行死刑。但是，如果一人所犯的兩罪中，其中之一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倘若他只犯這一罪，屬於可殺可不殺的情況，而事實上他又犯了另一罪，並且分別看來都應當判處無期徒刑，那麼，審判人員便可以根據整個案件的情況，對其中一個掛死刑的罪判處死刑，然後採用吸收原則，決定執行死刑。否定說認為，死刑與無期徒刑之間雖然只相差一格，但存在死與生本質上的區別。同時，上述主張不適當地擴大了死刑適用的范圍，與我國堅持少殺的死刑政策相違前。有的學者明確指出：「由於各種刑罰的性質不同，執行的方法不同，因此，適用同種數刑並罰時……不能把數個無期徒刑合並後升格為死刑，而只能執行一個無期徒刑。」

（二）數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採取限制加重原則。

所謂「限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只能在數罪的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限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其二是酌情決定執行的刑罰受數罪並罰法定最高限度的限制，即管制最高不能超過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1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所謂「加重」，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數刑中最高刑期的基礎上加重處罰，決定執行的刑期不能低於數刑中的最高刑，而必須在數刑中的最高刑期以上；二是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的刑罰，其最高限度可以超過某種刑罰正常的法定最高限度。例如，根據刑法第45條的規定，在犯一罪的情況下，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為15年，而在數罪並罰情況下，其最高期限則為20年。

（三）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採取並科原則，即附加刑仍須執行。

附加刑具體執行的時間，因附加刑的性質不同而不同：被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的，可以在主刑執行之前或執行過程中執行；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管制的，與主刑同時執行；主刑為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剝奪政治權利應在有期徒刑或拘役執行完畢以後執行。對於主刑已經執行完畢，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罪的，如果所犯新罪無須判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應在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以後，繼續執行前罪沒有執行完畢的附加剝奪政治權利。

五、數罪並罰的幾種情況

根據犯罪人實施數罪或司法機關發現數罪時間的不同，數罪可以分為若干不同的情況。對於不同情況的數罪，並罰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依照我國刑法第69條、第70條、第71條、第77條和第86條的規定，對不於不同情況的數罪，應分別採取以下方法並罰：

（一）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並均已被發現的並罰

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並均已被發現的，這是數罪並罰的基本形式。其基本特徵是：（1）一人犯有數罪；（2）所犯數罪是在判決宣告以前實施並且已被發現的；（3）在對各罪分別定罪量刑的基礎上，依照刑法第69條的規定，即我們上節所述的原則，決定犯罪人應執行的刑罰。

（二）判決宣告以後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發現漏判之罪的並罰

「漏罪」是指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有數罪，在對其他罪作出判決時未被發現的罪。根據刑法第70條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後刑罰還沒有執行完畢以前，發現被判刑的犯罪人在判決宣告以前還犯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對新發現的罪（包括同種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判決所判處的刑罰與新發現之罪所判處的刑罰，按照刑法第69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計算在新判決決定執行的刑期以內。

六、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刑罰的具體運用中，數罪並罰是一項重要的制度。這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實踐問題。197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新中國第一部系統、全面規定這一制度的法典，它為一人犯數罪時的合並處罰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歷經十餘年的實際施行，立法規定中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並直接影響到司法實踐的實際運用。令人遺憾的是，1997年修訂的刑法中，除刪除1979年刑法中個別多餘字句處，數罪並罰制度並未得到實質性的完善。

（一）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罪質

並罰的前提條例是一人犯有數罪。在現實中，一人所犯數罪既有同種數罪，也有異種數罪。區別同種數罪與異種數罪的標準是行為人實施的數個獨立的犯罪行為的罪質是否相同。相同的為同種數罪，反之是異種數罪。1979年刑法對數罪並罰中判決宣告以前一個所犯數罪的種類未作限制，由此引發出理論界關於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同種數罪應否按照1979年刑法第64條的規定進行並罰的討論。經過長時期的激烈爭論，現已趨於達成一致意見，即判決宣告前一人犯有同種數罪的不必並罰，只作為一罪從重處罰。這是因為：（1）從以往的刑事立法看，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犯貪污罪「屢犯不改者」，「得從重或加重處罰。」同條第2款規定：「因貪污而兼犯他種罪者，合並處罰。」（2）從現行刑事立法看，現行刑法對各種犯罪規定了較為寬廣的法定刑幅度，這為對犯同種數罪按一罪從重處罰提供了可能。有的同志提出，對於刑法只規定一個法定刑幅度的同種數罪應當採用並罰，否則便會輕縱罪犯。這種主張難以成立。在實際生活中，一人數次實施一種危害行為，如果合並處理可能構成犯罪，分別處理則可能不構成犯罪的情刑並不鮮見。同時，根據法定刑來反推定罪也違反了先定罪後量刑的刑法原則。（3）從罪刑相當的原則看，刑法規定法最高刑的標準是某一犯罪可能造成的最大的危害社會程度，同時酌情考慮了行為的人身危險性狀況。在實際生活中，一人數次犯一罪的嚴重程度並非絕對大於一人犯一罪的嚴重程度，更不會超過該罪法定最高刑允許的范圍，而且即使超過了，也只是修改法定刑的刑的問題。（4）從司法實踐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1984年4月26日作出的《關於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條第2項中指出，「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或者多次的」，屬於強奸罪中「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無須實行並罰。最高人民法院在1985年8月21日《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嚴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答復（三）》中更明確指出：「在處理被告人刑滿釋放後又犯罪的案件時，發現他在前罪判決宣告以前，或者在前罪判處的刑執行期間，犯有其他罪行，未經過處理，並且依照刑法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如果漏罪與新罪分屬於不同種的罪，即應對漏罪與刑滿釋放後又犯的新罪分別定罪量刑，並依照刑法第64條（1979年刑法）的規定，實行數罪並罰；如果漏罪與新罪屬於同一種罪，可以判處一罪從重處罰，不必實行數罪並罰。」問題雖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得到解決，但是，立法上存在的問題卻不容忽視。

（二）不同種類自由刑的並罰

數罪中既有判處有期徒刑的，又有判處拘役或管制的，即不同種類的有期自由刑之間應當如何並罰？對此，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了解決這一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81年7月27日《關於管制犯在管制期間又犯新罪被判處拘役或有期徒刑應如何執行的問題的批復》中指出：「由於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不屬於同一刑種，執行的方法也不同，如何按數罪並罰的原則決定執行的刑罰，在刑法中尚無具體規定，因此，仍可按照本院1957年2月16日法研字第3540號復函的意見辦理。即：『在對新罪所判處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執行完畢後，再執行前罪所沒有執行完的管制。』對於管制犯在管制期間因發現判決時沒有發現的罪行而被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事應如何執行的問題，也可以按照上述意見。」另外，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4月7日《關於管制期間可否折抵徒刑刑期問題的答函》也指出：「徒刑的刑罰較管制的刑罰為重，徒刑和管制的執行方法也不同，徒刑事是在勞動改造機關監管執行，而管制並不這樣執行。因此，管制的刑期不宜折抵徒刑。」由此可見，目前司法實踐中解決這一問題，採取的是逐一執行的方法。

（三）幾個立法技術問題

（1）數罪並罰中「以上」、「以下」的規定

刑法第99條規定：「本法所稱以上、以下、以內，包括本數。」根據這一規定，在適用限制加重原則決定執行的刑期時，無論是決定以數刑的最高刑還是以數刑的總和刑作為執行的刑期，都是法律允許的。但是，如此決定，明顯違背了立法的本意，使得限制加重無異於吸收原則或並科原則。因此，「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的規定不宜包括其本次在內，決定執行的刑期不能與總和刑期或數刑中最高刑期相同。

（2）宣告判決還是生效裁判

我國刑法關於數罪並罰的規定，均以宣告判決作為區分並罰方法的基準點。然而，判決宣告以後並不等於所有判決會立即生效。在一審判決宣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當事人可以提出上訴，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抗訴。在判決宣告以後至裁判發生法律效力之前，被告人再次犯罪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以宣告判決的時間作為基準點，也無法區別性質本來不同的生效裁判與未生效裁判。因此，現行刑法規定的判決「宣告」以前以後不妥，應修改為裁判「確定」以前以後。

（3）數罪的定罪量刑方法

關於數罪的定罪量刑方法，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曾長期採用「估堆」的方法。對此，最高法院曾通過司法解釋予以糾正，明確要求對數罪應分別定罪量刑，然後決定應執行的刑罰，司法實踐中也照此執行了，但是，由於無明文規定，因而仍不免給人以一種缺乏法律根據的感覺。

綜合上述問題，不難看出，現行刑法關於數罪並罰制度的立法疏漏，大致可以分為下三類情形：一類是司法實踐中認識一致，但立法未作明文規定；二數是司法實踐中認識不一，需要立法予以明確而未予明確；三類是立法規定明確，但內容欠妥。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等主編：《刑法學全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中國刑法詞典》，學林出版社

3、[日]宮澤浩一著：《刑事政策的功能》，成文堂出版社

4、刁榮華主編：《法律的演進與適用》，漢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