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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關於法治的論述

發布時間: 2021-01-18 17:23:42

❶ 用馬克思原理分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對美好社會的生動表述,也是從社會回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答本理念的凝練。它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是我們黨矢志不渝、長期實踐的核心價值理念。
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嚮往,也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社會價值目標。
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價值取向是不斷實現實質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
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過法制建設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

❷ 依法治國有什麼馬克思原理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原理與完整法律體系的依法治國

實際上,關於什麼是『無產階級』,在馬克思學、在馬克思學派看來,『無產階級』的產生,它是在蒸汽機大工業發展的階段產物。也就是說,由於蒸汽機生產力在「生產過剩」,可是在操作蒸汽機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工人,卻在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實際上,形成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也只是在當時的英國蒸汽機大工業發展階級的工人,是在過著還不如巴士地獄的坐牢人的生活。
這才是《共產黨宣言》在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的根本原因。實際上,作者在《共產黨宣言》是觀察到了一個不可否定的事實就是:在蒸汽機工業生產要比手工業生產而先進。因為,手工業生產是絕對不會有生產過剩的。然而,卻在蒸汽機工業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那是存在著生產過剩。
那麼,只要當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而有其生產過剩的話,那就可以有解決貧困問題的物質基礎、物質條件的現實前提。所以,從這個前提來看,馬克思才認為:無產階級比手工業階級而先進。也就是說,只有進入到蒸汽機生產力的大工業才有可能去解決「生產過剩與極端的社會矛盾」。
實際上,馬克思論述的革命,決不是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革命。馬克思在界定的革命,是將「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對一般意識形態的革命。這就是馬克思的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本質區別。
由此可見,在一般意識形態的革命,那是會來重新劃分財產來讓「貧窮者」過上有財產的生活。但是,當財產分光後,新的貧窮者又會產生。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是堅持用一般普遍的共性來說話的。那麼,從富人與窮人相比的話,富人在一般多數來說,是不是要比窮人一般多數而要肯吃苦得多呢?也就是說,成為一般多數的富人要比成為一般多數的窮人要辛勤得多?
當然,在現實中的貧窮那是多種原因在造成貧窮的階層。不過,在信息化、數字化、自動化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社會里,就是窮也不會沒有吃的,這種社會現象在當代經濟發達國家那是看到了。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將革命而定義在一般意識形態的政治前提,是極其錯誤的。因為,馬克思對革命的定義,那是定義在對「改變現存的事物」的改變前提上,才是能促進社會發展的革命,才是能推動歷史進程的革命。
實際上,在現實中真正地改變貧窮現象的基本前提:是能吃苦、是能用辛勤勞動來改變貧窮,這才是改變貧窮的唯一出路。同時,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改變貧窮的社會現象,是在對生產與交換的現實關系的創新和改革。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固化生產與交換的確定關系。這種確立固化生產與交換的經濟體制,是不可能解決得了貧窮的社會問題。
然而,應當採用「集大成經濟學」的方式,來重新劃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重新建立「集大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來實現。也決不是曲振興堅持「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這一謬論,能實現的。
從曲振興的以下觀點就可以看出,堅持馬克思主義三個基本原理,是阻礙深化改革開放的障礙。也就是說,堅持馬克思主義三個基本原理的人,將會重新來劃分創新者、改革者的財產。
實際上,在法制社會,是由法制來限制在用不合法手段取得的不合法的財產。也就是說,是由法治國家來沒收那些不合法的財產所得,而不是由一般政治意識形態來沒收——通過合法的勞動所得的財產。這就是馬克思學、馬克思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學、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本質區別。凡是在用馬克思主義學、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立場,才會說出以下的觀點:
「——哪些人又是『新生的無產階級』?又是怎麼『新生』的?」
然而,馬克思學、馬克思學派,針對曲振興所說的這一觀點,就會說,曲振興在憑什麼來確定是「無產階級」的呢?然而,貧窮階層它能是《共產黨宣言》在劃分的無產階級嗎?其實,將貧窮的階層當成是「無產階級」只能是蒙昧時代的愚昧無知的階級觀。
實際上,在實現了信息化、數字化、自動化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國家,哪有無產階級?雖然在經濟發達國家是有貧窮的社會現象,但決不是無產階級。
在事實上,無產階級早就被高科技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給消滅了。 ——這才是馬克思學、馬克思學派的原生形態的革命理論。
實際上,當下的中國是處在:一般意識形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三個基本原理與法治國家的二元論、二元觀的社會現實之中。所以,真正的法治國家也就只是一句空話。
因此,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深化改革開放的唯一出路,只能走一元論、一元觀的法治國家的道路。必須徹底地去否定俄蘇化馬克思主義三個基本原理,才會有依法治國的一元論、一元觀的現實存在來展開。

❸ 馬克思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四次重大創新是什麼

(一)第一次創新
馬XX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第一次創新,形成了毛思想法學理論。毛XX思想法學理論主要思想可以概括為:重視人權保障,加強人權法制建設;通過典型案例倡導平等與正義的司法精神;新中國的政體應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廢除偽憲法與偽法統,實質是要求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對人民民主專政問題的初步闡明。
(二)第二次創新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進入了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理論准備和初步實踐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鄧XX同志逐步創造性地、系統性地闡述了一系列具體而明確的法律思想,可以總結概括為九大方面:法制建設要從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十六字方針」;用法律措施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制止動亂;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死刑不能廢除」; 「一手抓建設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把「一國兩制」的構想法律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鄧XX對馬XX主義法學理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1、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戰略指導思想,解決了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2、把民主和法制緊密結合起來,強調社會主義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重視法制在調節經濟關系、維護正常經濟秩序中的作用,強調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4、在強調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思想;5、「一國兩制」體制下的「一國法律多元」。這些新思想、新論斷,與我國法制建設的實踐緊密相連,與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也使我們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認識產生了歷史性飛躍。
(三)第三次創新
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從「法制」到「法治」,是馬XX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第三次偉大創新,由此實現了馬XX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第三次大飛躍。其法治思想可概括為:提出並科學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把法制與社會主義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在此基礎上把法治國家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進一步闡明了黨與法治的關系,強調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覺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以黨代政,也絕不能以黨代法,必須依法執政;關於講法治與講政治,強調「只有講政治,才能……把國家的法律法規,貫徹到經濟建設和各項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種錯誤思想、錯誤傾向的干擾,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提出並闡述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完成了從「法制」到「法治」的過渡,明確提出並規定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奮斗目標,全面揭示了依法治國的本質,闡述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內容。
(四)第四次創新
黨的十六大以來,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堅持以馬XX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體現在法律和法治思想上,就形成了新的以人為本法律觀,它是馬XX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新成果,是馬XX主義法律觀在中國的新發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使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有了更為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在現階段,胡XX總書記提出「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要求,但有人對「三個至上」進行曲解,只提「憲法法律至上」,這是片面的。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明確黨的事業是什麼,不懂得憲法和法律本質以及最終目的是什麼。其實黨的事業與憲法和法律共同圍繞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不同的角度為其服務,以實現人民利益最大化。依其本質,三者是有機結合的統一體。「三個至上」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規律的科學總結,是對馬XX主義法治思想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豐富和發展,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統一,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的統一。

❹ 馬克思提倡人治還是法治

沒有強調人治或法制,只強調生產資料的公有,多勞多得的原則,至於是側重發揮人性優點的人治方式,還是抑制人心弱點的法則方式,有待與實際接合,找到合適的平衡原則了。

❺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法治觀分析問題(四個方面分析)

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認為: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dba9530100gmia.html) - 馬克思主義道德觀——溫故知新之七_陶侃搬磚_新浪博客 一,道德是一定經濟狀況的產物,不是超歷史的東西。道德觀念都是和當時社會經濟關系相適應而不是永恆不變的。像「切勿偷盜」這樣的戒律,只能存在於私有制的社會。 二,道德是階級意志的表現,不是超階級的東西。封建社會的道德是忠孝節義,三綱五常,資產階級的道德是利己主義,但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總是被作為超階級的東西來宣教頌揚的。 三,超階級的道德只有在階級消滅之後才會出現,那才是「真正人的道德」。如「平等的觀念,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 我們應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把人生看作是由父母創造的留給我們的一份很珍貴的禮物,人生只有一次,因此,要特別的珍惜和愛護。人生雖然是寶貴的,但它的價值絕不僅僅是為了吃喝玩樂,人生的價值緊緊地與人民與社會聯系在了一起,人的一生為人民為社會做得貢獻越多,價值就越大,我們認為世界是物質組成的,因而是可知的。因此,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應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樹立認識世界、尊重客觀、有益有利地改造世界的信心和決心,而不是消極地等待命運的安排。

❻ 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為題目,運用道德與法治馬克思主義800字

你這個題目很好,我們期待著早點能夠拜讀到你的文章。

❼ 馬克思主義法學關於法的起源根本原因的觀點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範,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

❽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是在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治理國家與社會專的實踐經驗,並使之上升為理屬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運用於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而中國共產黨人在堅持不懈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也在不斷地豐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法治理論。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正確解答了國家與政黨、政黨與法律、政黨與人民、人民與法律、人民與國家等的關系問題,探尋了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治理方式,摸索了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基本路徑。

❾ 人治與法治,它與馬克思主義有什麼關聯

馬克思主義就是討論怎麼治理。
人治,法治的對立概念。指依靠個人意回志的作用來管理政權答實行政治統治。是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權威治理國家的一種政治主張。在中國,人治思想源於儒家文化。如孔子認為"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西方,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曾提出哲人治國論,主張建立哲學王統治,這也屬於人治的一種政治思想。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❿ 運用馬克思基本原理分析為什麼要推進依法治國

開來也是7號要考馬基的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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