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學的微書評

❶ 《朝花夕拾》的微書評。老師的要求：字數150左右。文章中，1提出你的觀點。2闡述你的觀點。3總結你

自行精簡，望採納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近期，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感觸很深。讀時的心情是隨著保爾•柯察金的成長、命運而起伏。細細品味著這本書，品味著保爾的精神。越發覺得我們應從保爾精神中汲取營養，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記得書中有段名言膾炙人口：「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應該為碌碌無為而悔恨……
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甘心平平庸庸的生活，因為即使是小草也在努力著為春天增添一絲綠色，希望在春回大地的彩卷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但是卻未必人人都會煉就一塊好鋼。
那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相信大家的腦海里一定會出現那烈焰熊熊的煉鋼場面。其實，人生就如同煉鋼！沒有什麼東西是與生俱來的，「鐵」變成「鋼」，只有一種途徑——煉！有人說保爾是天生的英雄，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天生的英雄的。保爾之所以能夠成為英雄，完全是由於自身的努力——在戰火紛飛的戰場，面對生與死的考驗，他沒有後退；在疾風暴雪的建設工地，面對常人難以忍受的勞動強度和飢寒，他沒有倒下；在雙目失明、疾病纏身的情況下，面對書稿丟失、身體每況愈下的無情打擊，他仍沒有屈服，終於從一個出身貧苦的少年，成長為一名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格和頑強作風的共產主義戰士。
人生，可以說是一段曲折而坎坷不平的路。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會遇到重重的困難，要去面對失敗的打擊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等等。但是，這一切都是短暫的。在突破障礙、戰勝困難後，回顧走過的道路，我們就會領悟到，那是磨煉人生的火焰。多少英雄、偉人，都是在熊熊燃燒的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正如人們常說的：「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和保爾相比，我們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有什麼理由唉聲嘆氣、裹足不前呢？
一個人只有樹立崇高的理想，造就優良的素質，並有執著的追求，在正確的生活目標，他才不會被生活所拖累，不會被不幸所壓倒，他才會在苦難的熊熊烈焰中堅強起來，成熟起來，去熱愛生活，去充實自己，迎接美好的明天。
當今的社會是競爭激烈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已初見端倪。從國際社會來看，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國際圍繞經濟和科技展開的競爭日趨激烈，各國都著眼於搶佔21世紀發展的制高點，這就使我國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中國「趕上時代」的步伐正在加快，這就使我們中華民族面臨著走向全面振興的機遇和挑戰。國家需要學識淵博、意志堅強、處事果斷、敢於創新的人才。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是跨越知識的坎坷，勇往直前！
21世紀的鍾聲即將敲響，我們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尋找往日的英雄情結，重塑「保爾精神」，意義非同小可。為了我們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讓我們以保爾為榜樣，去煉就人生，樂觀地擁抱未來吧！
今天，我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書中的主人公——保爾使我油然而生敬意。
保爾被老師神甫趕出學校後，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他與冬妮亞結為朋友。他在裝配工朱赫來的引導下，懂得了布爾什維克是為窮人爭取解放的革命政黨。他依依不捨得告別了冬妮亞，逃離了家鄉，加入了紅軍，成為了一名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戰士。但是他的身體狀況每況俞下，右腿變成殘廢，脊椎骨的暗傷也越來越嚴重，最後終於癱瘓了。但他並沒有不此而沮喪，而且開始了他的艱難的寫作生涯，從此有新生活的良好開端。
我非常敬佩保爾不畏病魔侵擾和不怕命運挫折的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他時刻都在為革命事業而奮斗。他有一次不幸染上了傷寒，他憑他那堅強的毅力，奇跡般地從死亡線上走了回來了，重新義無反顧地走向火熱的工作崗位。
最使我感動的是下面的故事。
索絡面卡區的團組織幾乎全部全上陣了。團省委去了三個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保爾。這三個人是朱赫來同志親自選定的。鐵路搶修工作開始了，誰也沒想到條件會有那麼艱苦，寒冷的秋雨浸透了人的衣衫，沉甸甸、冰涼涼的；四周荒涼一片，幾百個人晚上只能睡在四間破房子里的水泥地板上，穿著淋濕了而又沾滿泥漿的衣服，緊緊地擠在一起，盡量對方的體溫取暖。早上，大家喝點茶就去幹活，午飯天天是素扁湯和一隻煤球一樣的黑麵包。但他們憑著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堅強的革命毅力，出色完成了任務。
我想，我國的創業者和建設者與他們的情況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我們的幸福生活是無數辛勞的勞動者和革命者用血汗換來的，來之不易，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好好學習，煉好本領，為將來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奮斗。

駱駝祥子
內容梗概
作品描寫了一個人力車夫的悲劇。
祥子是個破產農民，從農村流落到城市，做了人力車夫。他年輕力壯，自信好強，又正派勤奮，決心憑自己的力氣攢錢買一輛車，做個自食其力，獨立生活的勞動者。
整整三年，他不吸煙，不喝酒，不賭錢，沒有任何嗜好，湊足了100塊錢，買了一輛新車。自有了這輛，祥子生活過得越來越起勁兒。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掙多少錢全是自己的。
沒想到好景不長，北平城外軍閥開始了混戰，大兵到處抓人抓車，祥子明知危險，但為了多掙兩塊錢，還是抱著僥幸心理拉客出城了。走到半路，連人帶車就被十來個兵捉去了。祥子的衣服鞋帽甚至系腰和布袋，都被搶了去。他每天給大兵們扛行李、挑水燒飯喂牲口。後來大兵們吃了敗仗，祥子乘天黑從兵營里偷跑回來，還順手拉了三匹駱駝，賣了35塊錢，從此他落下個「駱駝祥子」的外號。
祥子的鋪蓋一直在西安門大街頭的人和車廠放著。車廠老闆劉四爺，年輕時設過賭場、買賣過人口、放過高利貸、打過群架、搶過良家婦女，是土混混出身，懂得怎樣對付窮人。他開的車廠有60多輛車，女兒虎妞協助他管理。虎妞長得虎頭虎腦，是個三十七八歲的老姑娘。她什麼都和男人一樣，連罵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時候更是些花樣。劉四爺管外、虎妞管內，父女倆把人和車廠治理得鐵桶一般。祥子人很勤快，不願閑著，他擦車、打氣、曬雨布、抹油……幹得高高興興，彷彿是一種極好的娛樂。劉家父女很喜歡他一直住在廠里。祥子回到人和車廠，把賣駱駝的35塊錢交給劉四爺存著，他要從頭做起，再買一輛自己的車。即使今天買上，明天丟了，他也得去買。這是他的志願、希望，甚至是宗教。祥子一天到晚思索著這回事，算計著他的錢。每天早出晚歸、省吃儉用，為了多掙幾個錢，他甚至和那些老弱的車夫搶生意。但祥子並非為了掙錢就丟失了所有的人格和尊嚴。在楊宅拉包月時，他不堪忍受對方牲口似的使喚，抓起賞錢摔在楊太太的胖臉上，他辭工了。從楊宅回到人和車廠時，已是深夜11點多。虎妞的屋裡仍亮著燈，打扮得有些妖媚的虎妞把祥子叫進屋，強迫他喝酒，然後和祥子同居了一夜。
自從跟隨虎妞發生關系後，祥子覺得自己的清爽已被毀盡，他開始千方百計躲避虎妞。恰好仁慈的老主顧曹先生請他拉包月，祥子如逢救星，歡天喜地住進了曹宅，滿以為可以長期住在這兒，躲開虎妞的糾纏。
年關越來越近了，祥子對新年充滿了新的希望。然而虎妞出現了，她挺著肚子說已懷上了祥子的孩子，威脅祥子和她結婚。祥子只好聽從她的擺布。
婚後，祥子才明白，虎妞並沒有懷孕。她在褲腰上塞了個枕頭，故意誘祥子上圈套。祥子不願陪虎妞玩樂，一心想去拉車。虎妞要他去向劉四服軟服輸，祥子不去，後來劉四賣掉了車廠，不知到哪裡玩樂去了，虎妞打探不出消息，這才絕了回家的心。她用自己的私房錢給祥子買了一輛車。車是同院車夫二強子的，他酒後揍死了老婆二強嫂，二強嫂的娘家要打官司，二強子保好賣掉車，用錢私下了結這件事。祥子知道這車的歷史，不很喜歡要它。他拉這車，總感覺像拉口棺材似的，可是虎妞圖便宜，祥子也無法說什麼。
不久，虎妞真的懷孕了。祥子拚命拉車、幹活兒。累得病倒了。這場大病不僅使他體力消耗過大，而且把虎妞的積蓄也用光了。為了生活，祥子硬撐著去拉車，二強子的女兒小福子也幫忙買東西做飯。但虎妞還是因為難產死去了。為了置辦虎妞的喪事，祥子賣掉了車。
過去那個要強、忠厚、努力的祥子不見了。他開始混日子。但祥子並沒有完全墮落，他常想照舊去努力自強，小福子的存在也常給祥子某種希望。曹先生避難回來，要祥子再來拉包月，還答應他把小福子接來同住。祥子帶著這個好消息去找小福子，卻得知了小福子被賣進妓院後自盡的消息，祥子喪魂落魄，失望極了。
以後的祥子徹底墮落了。他沒有回到曹先生那裡，不再憑力氣幹活，而是變著法子騙錢花。為了一點賞錢，他還干起了告秘的勾當，出賣阮明給警方，最後，他的名聲越來越臭，信用也越來越差，到了連車都租不出的地步，而他的病也日漸加重，再也拉不動車了。於是，他又靠給紅白喜事做雜工來維持生命，成了個還有活氣的死鬼。
勤勞、能幹、健壯、朴實、善良的祥子完完全全成了個人主義的末路鬼，成了一個吃、喝、嫖、懶、狡猾等樣樣俱全的走獸。他只剩下一個肉架子，等著潰爛，預備到亂墳崗子去。

鑒賞與評析
這是一部深刻的市民勞動者毀滅的悲劇。作家老舍以他精湛的現實主義筆法，從社會和性格兩方面提示了祥子悲劇的發展演進過程，在現實社會的必然邏輯關系下，一個追求個人微小生活目的的勞動者，怎樣被吞食、被毀滅。自然，祥子的性格悲劇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從自我追求到自我的毀滅，他都沒有越出個體小私有者的境地。作家從透視市民社會性的真實狀況的角度。寫成祥子的結局。這個結局，把長久地壓在人們心上的祥子精神毀滅的陰影掀掉了，可以使人們更深更久地思索，痛恨或摧毀造成祥子悲劇的那個社會，這正是讀者從這個悲劇中可得到的激勵。
另外，小說以較多的篇幅寫虎妞和祥子的「愛情」糾葛，既豐富了作品的內涵，也增加了故事情節的起伏。除塑造典型人物祥子外，其他人物如虎妞的潑辣，小福子的溫順，劉四的狠毒，二強子的刁懶都寫得真實動人。作品的突出特點是運用生動的北京口語，個性化的人物語言，濃郁的地方我彩及寫實手法，成功地描寫和表現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名作。

朝花夕拾

早上的花開了，到晚上，就凋零了。花的一生如此匆匆，你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亦舒的書，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此書更是我的至愛。記得初看此書，還是在讀高中的時候，至今已隔著十來年的光陰。彼時書店很少，書店裡的書，也以《字典》《大全》之類的居多，很少能尋到港台作家的新書。從初中開始接觸金老先生的書籍開始，這類書好象多是流落在民間的手抄本，基本上在書店是買不到的。因此為了看一本這樣的書，往往要在同學中排隊等上好久，等得每日心都癢癢的。現在想來，我愛亂買書的習慣，估計便是在那時刺激出來的吧。

今天，我已經想不起來當時是怎麼看到的這本書，也想不起來是在什麼樣的情景下看的這本書。可是，我知道，第一次看這書的時候，我一定以為自己會一輩子記得當時的場景。但事實上呢，我如今已經想不起來了。

但是，這書在當時給我的震撼，確實至今仍然還記得。也或者，再走著走著，再隔上十來年的光陰，或者便又會忘記了。

書中的「我」叫陸宜，是一個生活在二0三五年的女子。經電腦安排，結了婚，並試管生養了兩子，還有一關系很冷淡的母親。一日在與愛人冷戰過後，一個人外出飛車，然後誤入了時光隧道，回到了一九八五年的地球。在那裡，她偶遇了一個生產糖果的男子，該男子並無特別高貴的氣質，但卻是一個百折不撓的快樂的人。在認識了他以後，她發現了月亮原來是又圓又亮的，歌舞可以輕柔地在心中盪漾，他打開了一重重深鎖的門，使她看到了整個美麗的新世界。兩人相遇相知然後相愛。在此期間，她找到了自己幼年的母親，當時恰逢她的外婆重病去世，於是她便把她的年幼的母親接到家中撫養，並突然明白，原來自己就是母親一生念念不忘的那個神仙阿姨。一度，他們非常快樂，享受著生命的燦爛。但是，她畢竟是屬於五十年後的地球，五十年後的政府勒令她必須返回，否則就讓她的大腦死亡。在衛斯理的幫助下，她與深愛的男子被迫分離，不得不重新回到五十年後。根據母親提供的信息，她找到了他的墓地，在布滿青苔的石碑上，她看到「宜，我永遠愛你」……

他是個樂觀的人，他對生命充滿了感激，他說「生命只需好，不需長。」

「時間太短了。」

「園子里晨間燦爛的花，至傍晚已落滿了一地。」

但他說「很多很多人，活了七十歲八十歲，快樂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數小時，比較起來，我實在幸運。」

生命中的快樂，原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遇到了，不論多長或者多短，請你一定要珍惜，走著走著，你會發現，原來生命其實真的不長，一輩子可以感念的，其實也就那麼一點快樂的時光。但只為這一點感念，我們便該感謝上天了。因為有了這么一點快樂的時光，我們平凡而短暫的一生，才會圓滿。

所以「相逢不必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❷ 用法律的角度評論一部書

學習中國法律史的必讀書——《中國法學史》書評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中國古代有律學而無法學,如梁治平先生認為:「中國古代雖有過律學的興盛,卻自始便不曾產生何種法學。」[1]張中秋先生也認為:「中國古代只有律學,而無法學。」[2]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於律學的研究大有人在,可以舉出眾多的名家和著作,如晉朝的張斐、杜預及其對晉律的註解;唐時的《唐律疏議》本身就是一部律學研究的結晶;明清之際也有大量律學作品,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輯注》,王肯堂《讀律箋釋》等。對於律學發展的歷史,大都為人所知,但不可否認,如果從全面的角度去考查中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是有法學的。既如此,對中國古代法學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開拓性的價值。《中國法學史》就是一部開法學學術史系統研究之先的作品,該書由華東政法學院院長何勤華教授撰寫,已於2000年10月出版。
《中國法學史》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編排體例,整部書的架構恢宏,同時不失於嚴密細致。
作者首先以嚴密的邏輯和大量的資料進行舉證、推理、類比,就「中國古代有無法學」這個論題進行闡述,論證了中國古代法學的存在,為本書的來由和著作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礎。
全書將清朝末年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法學史的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為萌芽階段;秦漢時期為誕生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為發展階段;隋唐時期為昌盛階段;宋元時期為成熟階段;明清時期為衰落階段。之所以這樣劃分,與每一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法學發展的程度不同有關。
對於每一個階段法學發展的概況,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立法的發展。對各朝代立法的狀況進行概括說明,為當時法學研究活動提供時代的背景。
第二,對法學教育的考察。在三代就有了系統的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癢。」(《孟子·滕文公上》)秦時奉行法家學說,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時在中央地方設立多級教育機構,私學興盛,法律教育活躍,出現許多律學世家。如東漢時穎川的郭氏,沛國的陳氏。魏晉南北朝設立律學博士,形成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法律教育更加專業化。隋唐也在中央設置了專門的法律教育機構。宋元時代將法學教育與科舉制度、官吏選拔制度結合起來,使得法律教育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發達起來。兩宋時的法學教育具有歷史上的最大規模和最高的水平。(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明清時期由於對文化教育的嚴格控制使得法學教育沒有受到重視,但是明清幕學的發達,使得法律教育在官學之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第三,法學世界觀的發展。春秋時期的法家法治理論開中國法律思想的先河,秦漢時期先是奉行法家學說,隨後秦的滅亡使法家法學說為漢初統治者所廢棄,而採納以黃老思想為基礎的法學指導思想。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政治形態上的大分裂造成學術思想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獲得發展的空間,多種學術思想都在影響著法學思想的內涵,法哲學呈現多元化的局面。隋唐安定的社會局面使法學觀更加成熟、完善,儒學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宋元時理學的發展對法學觀念有不小的影響。明清衰亡之際,思想受到禁錮,法學世界觀基本保持在原來的狀態,同時具有綜合性、集大成的特點。
第四,律學的發展。秦漢時期律學誕生並受到官方的重視,是當時唯一的學術;漢朝時,由於引經注律的廣泛盛行,律學作為經學的附庸也有一定的地位;隋唐《唐律疏議》的出現使得律學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宋代由於出現大量私家法律著述,律學變為私學,開始走向民間;明清的法學研究在唐宋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出現更多的律學著作,內容最為豐富。
第五,重要著作的介紹。全書所選擇的古代文獻典籍主要有:春秋戰國時期《法經》、《尚書》等8部重要文獻中的法學思想;秦漢時期《漢書·刑法志》;魏晉南北朝時的《晉書·刑法志》;隋唐時期《唐律疏議》;宋元時期《宋刑統》、《洗冤集錄》等13部書;明清時《讀律瑣言》、《駁案新編》等19部書。
第六,主要法學人物的生平、著作及法律思想的簡介。這是全書與其他法律史著作不同的一點。該書詳細列出對中國法學史的發展作出貢獻的著名法學人物,為法學史的發展注出源頭所在。春秋戰國時期錄入14人,秦漢時期錄入36人,魏晉南北朝時期錄入32人,隋唐時期錄入37人,宋元時期錄入52人,明清時期錄入56人。從每一個階段法學人物的人數就可以看出,隨著歷史的發展,法學的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中國法學史》一書以豐富的資料、大量的引證充實了它的內容,使其不僅凸顯本身的學術價值,也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第一,大量引用中外法史界已有的法學成果和著作來闡述事實,說明觀點。如在對先秦法家法治的理論進行評價時,從幾個方面加以引證。首先,藉助文獻古籍中的原文,如《淮南子》、《晉書·刑法志》、、《韓非子》、《史記》、《管子》等書中的法家思想。其次,近現代對法家思想的評述,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法家。莫紀宏在《法家法律思想得失談》中的分析。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韓非思想的分析,同時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再次,為對比中外法治理論的同異,也引用了西方的原始典籍如柏拉圖的《法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書。
同時,鑒於日本法史學界對於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也有相當的成就,作者也本著尊重學術的態度,將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作為資料加以引用,澄清了法史界的一些看法。如在對唐律進行說明之時,將日本學者利光三津夫在《律令及其令制研究》中的成果引用,增加了說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該書很大部分由作者自己的論文構成,體現了理論的深度,在全書整體上一氣呵成,前後銜接,具有連貫性。如導語《漢語「法學」一詞的起源及其流變》是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的一篇論文,以此為始,對中國法學史的研究逐漸展開,幾乎每一個論題都是作者的一篇專論。對秦漢時期律學的誕生,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學世界觀的變化,宋時法醫學的發展等都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不像一般的介紹性的書籍只是泛泛而談,只見表面,不見實質。
第三,大量引用古典文獻中的案例、資料,以實證的態度加以考證。如為說明漢代決事比的內容,引用《太平御覽》所引《風俗通》記載的《辭訟比》的三則佚文說明東漢決事比處理疑難案件的方式:「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雲: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程樹德《九朝律考》)

❸ 誰能給我提供幾篇合同法的書評

。《合同法研究》共分四卷，前兩卷主要探討總則問題。本卷作為《合同法研究》的第一卷，主要涉及合同和合同法的概念，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內容與形式以及合同的效力，至於總則部分的其他重要內容，則見諸於第二卷。

《合同法》的頒布使學術研究有了歸依，而不至糾纏於一些抽象的他國法律問題之中，各說各話。法學作為與實踐密切相連的科學，必須經歷對法條的條分縷析，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嚴密的概念體系之後，才談得上對其的批判。中國民法學起點較低，研究還很不深入，概念體系遠未臻精緻，因而建構重於解構。摒棄浮躁與好高騖遠的心態，踏踏實實的做一些闡釋、梳理的工作，是極為必要的，《合同法》的頒布為此提供了可能。但它也可能成為一種束縛，使學術研究變成法條釋義，止於通說，淺嘗輒止。所以如何在法條與理論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使學術研究既有現實的針對性，又有理論的開拓性，「虛實相間」，就變得極為重要。

本書就是二者完美結合的典範，它並非是不分重點的條文闡釋，而是突出所分析問題的現實性、疑難性以及前沿性。如其對合同調整對象的分析，既將行政合同拒之於「合同法」的門外，保證了合同法的純潔性，而不至成為大雜燴；又使合同的調整范圍不限於債權合同，從而擴大了其適用范圍，不至人為的留下漏洞。針對現實生活中大量的合同無效導致的無效率，倡導英美法的「合同法是創造財富的法律」的理念，提出了鼓勵交易的原則。此外，諸如格式條款、合同形式的分析都是極具現實針對性。可以說，其分析的過程，既是批判的過程，又是建構的過程。與現實性密切相連的是疑難性。利他合同在當事人間的效力如何，它有沒有突破「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合同成立中的要約、承諾、合同形式實踐中也是問題多多，對此，作者都從合同法基本原理的角度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使人豁然開朗，如沐春分。本書還對合同法領域的前沿問題進行了分析，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網路通訊以及電子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數據電文的合同形式甚至出現電子商務，對傳統合同法理論構成一定的沖擊；此外，合同義務的擴張，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交錯及相互滲透，第三人侵害債權與締約過失責任的發展，無不沖擊著既有的合同法體系。這些問題一直縈繞於作者的心中，作者對其的思考也一直沒有中斷，本書可謂是此前思考成果的一次總結。而現實性、疑難性以及前沿性三者之間又是密切聯系，密不可分的。

本書以《合同法》的體系框架為基礎，深入細致的研究了合同法總則相關部分幾乎所有的問題。合同法需要理論的抽象，但現階段更需要細致的分析、梳理。本書不論整體結構還是基本制度都以《合同法》的規定為基礎，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分析法學」的特徵。而在我看來，「分析法學」是法學科學化的前提，也是法學走向成熟的必經階段。當然，本書對各種原理、概念的分析並非平行用力，詳略不分，而是緊密關注現實中疑難問題、前沿問題進行細致的闡釋，其「細致化」、「深入化」是與現實性、疑難性以及前沿性密不可分的，也因而使本書具有極強的實務性。但作者並沒有將視野局限於現行法，而是從比較法的角度來批判的審視既有的制度，並提出自己的觀點。作者有深厚的大陸法系的知識背景，對英美法也有著獨到的體察，因而有著一般人所無可比擬的學術優勢。正是憑借著對兩大法系合同法的深入的了解，作者才能深刻把握合同法的發展趨勢，大膽借鑒英美法合同法、侵權法並列的做法，提出合同法從債法中相對獨立的主張，其觀點甚至對於民法典體系的建構都有積極的影響。其對締約過失責任、無權處分等問題的分析無不體現了這一點。

當然，在深入化分析的同時始終貫徹體系化的思考，在兩大法系以及法系內部均出現融合趨勢時，尤為困難。大陸法系為體，英美法系為用，似乎是我國民法學界的通常指導方法，但體用能否截然分開？大陸法系內部又有不同的子法系，如法國法與德國法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又該以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合同法與物權法、侵權法以及其他法學部門都有密切的聯系，如何使合同法具體制度能在體系化的考量中獲得合理性論證，都是橫亘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締約過失責任、無權處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第三人侵害債權等看似毫無關連的制度，也只有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才能獲得理解。王老師對合同法、物權法以及侵權法領域都有獨到的研究，也只有這樣才可能不至就事論事。但法學是一座恢宏的大廈，在學科劃分越來越細的今天，網路全書式的學者在現代社會已難尋覓。王老師作為國內民法的大家，雖集天賦與勤奮於一身，仍不敢有些許的驕傲與懈怠，因為他深知學海無涯。就像作者在前言里所說的，本書的出版意在總結以往的研究成果，以期能藉此與學界同仁與實務工作者進行交流探討，因而，它僅是合同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而不是作者合同法研究的終結，我們有理由期待勤奮的王老師會在合同法領域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❹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學專業畢業論文。

這篇文章還可以，對你應該有幫助，拿走不謝。

一、引言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給科技進步、信息共享、商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活動網路化的發展趨勢更給予了個人信息豐富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它成為對於國家、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資源。與此同時，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呈現出高發態勢。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將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並擴大了主體范圍，加大了處罰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7年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做出了具體規定。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判決結果包含「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一審判決逐年進行檢索，2009-2019年間各年份相關判決數如圖表 1所示。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發展可為四個階段：2009～2012年，此類判決數為零，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案件在實踐中鮮有發生；2012～2016年，判決數量開始緩速增長，總量尚較少；2016～2017 年判決數量激增 214.6%，呈現出高發態勢；2016～2019年，犯罪數量增速放緩。

圖表 1
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對象，公民個人信息的內涵、范圍、判斷標准對立法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解釋》第1條對其概念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實踐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和如何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識別性等。由此觀之，要實現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准確認定，我們應該對其行為對象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進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對司法實踐中該罪的認定提供有益參考。

二、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合理保護限度的設定原則

信息網路時代，我們要在推動信息科技的發展應用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基於以下三項原則設定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合理設置處罰的范圍與程度,當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打擊某種違法行為、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把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當適用較輕的制裁方式足以打擊某種犯罪、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規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則同樣是刑法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規制時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當下，刑法作為最後保障法首先介入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嚴格控制打擊范圍和力度。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過窄，會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不能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范圍過寬，則會使刑法打擊面過大，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刑罰在實踐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礙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實踐中，較常見的是認定范圍過寬的問題，如公民的姓名、性別等基礎性個人信息，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個人身份，但大多數人並不介意此類個人信息被公開，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也不必動用刑罰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濟。
（二）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
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價值的凸顯，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流通之間的價值沖突也逐漸凸顯。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給國家、社會、個人都帶來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對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國家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威脅。
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使得數據的自由流通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平衡好其與個人權益保護的關系，是運用刑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不足，則會導致信息流通的過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處於危險境地、社會的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保護過度，則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妨礙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會成員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也將成為一盤散沙，也將信息化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拒之門外。
刑法要保護的應當僅僅是具有刑法保護的價值和必要，並且信息主體主動要求保護的個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通過立法和司法，平衡好個人信息權利保護與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實現雙贏。應努力構建完備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又可促進信息應有的自由流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三）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原則
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渡是合理的且必須，因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保障。但是這種讓渡的前提是所換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當的，並且不會對個人隱私和安全造成不應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個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門因為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信息網路的發展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安全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於公民個人利益邊界的觸碰，由此產生公共管理需要與個人權益維護之間的沖突。相對於有國家機器做後盾的公權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處於弱勢地位，讓個人信息的保護跟得上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保護是此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王利明教授將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兩類。對於前者，可將其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公民監督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此類個人信息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必須的；另一類是與工作無關的純個人隱私類信息，由於這部分個人信息與其政治性職務完全無關，所以應受與普通人一樣的完全的保護。對於社會性公眾人物，其部分個人信息是自己主動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獲得相應的交換利益，對於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進行保護；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雖然被公開，但符合人們對其職業的合理期待，且不會有損信息主體的利益，對於此類信息，也不在刑法保護范圍內；但對於這類信息主體的住址、行蹤軌跡等個人信息，因實踐中有很多狂熱的粉絲通過人肉搜索獲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對明星的個人隱私進行偷窺、偷拍，此類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安寧和基本權益的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規制。

三、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特徵及相關范疇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指具有我國國籍的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狀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詞，對於其含義的一些爭議問題，筆者持以下觀點：
（1）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
從字面上和常理來看，中國刑法中的「公民」似乎應專門指代「中國的公民」。但筆者認為，任何人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該罪的犯罪對象，而不應當把我國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局限於中國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條採用的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個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個人信息」，對於刑法規范用語的理解和適用，我們不應人為地對其范圍進行不必要的限縮，在沒有明確指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情況下，不應將「公民」限定為中國公民。
第二，全球互聯互通的信息化時代，將大量外國人、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排除在我國刑法之外，會放縱犯罪，造成對外國籍人、無國籍人刑法保護的缺失，這既不合理，也使得實踐中同時涉及侵犯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信息的案件的處理難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則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並不限於僅對「中國公民」的保護，也同等地對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此類權利進行保護。因此，處於我國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我國對中國公民、處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以及遭受中國領域內危害行為侵犯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一視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護，不主張有例外。」
（2）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
對於死者，由於其不再具有人格權，所以不能成為刑法上的主體。刑法領域上，正如對屍體的破壞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一樣，對於死者個人信息的侵犯，不應成立侵犯個人信息罪。對死者的個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譽權、財產權，可以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繼承財產來進行保護。
對於法人，同樣不能成為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主體。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權，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權，其只是法律擬制概念，不會受到精神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雖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但是已有商業秘密等商法領域的規定對其進行保護。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2.「個人信息」的含義
法學理論上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識別說、關聯說和隱私說。
識別說，是指將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作為公民個人信息的關鍵屬性。可識別性根據識別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通過單個信息就能夠直接確認某人身份的直接識別，和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通過信息對比分析來識別特定個人的間接識別。學界支持識別說觀點的學者大多指的是廣義的識別性，既包括直接識別，又包括間接識別。
關聯說認為所有與特定自然人有關的信息都屬於個人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動態行為和個人觀點及他人對信息主體的相關評價」。根據關聯說的理論，信息只要與主體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就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隱私說認為，只有體現個人隱私的才屬於法律保障的個人信息內容。隱私說主要由美國學者提倡，主張個人信息是不願向他人公開，並對他人的知曉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筆者認為，通過識別說對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最為可取。關聯說導致了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范圍過分擴大，而隱私說則只將個人信息局限在個人隱私信息的范圍內，忽略了不屬於個人隱私但同樣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個人信息，同時由於對隱私的定義受個人主觀影響，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形成明確的界定標准。相比之下，識別說更為可取，不僅能反應需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導致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的不斷增多。
且通過梳理我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識別說的觀點貫穿其中。

名稱

生效年份

對「個人信息」核心屬性的界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2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依懲處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的通知》

2013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4年

隱私性

《網路安全法》

2016年

可識別性

《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年

可識別性、可反映活動情況

圖表 2
《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中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無疑最具權威性。《網路安全法》採用了識別說的觀點，將可識別性規定為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而後者採用了廣義的「可識別性」的概念,既包括狹義可識別性 (識別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體現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兩者之所以採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為《網路安全法》對公民個人信息做了整體而基礎性的保護，而《2017年解釋》考慮到，作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動情況信息，隨著定位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成為本罪保護的一個重點，因此在採用了狹義的身份識別信息概念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活動情況信息的強調性規定，但其本質仍是應涵括在身份識別信息之內的。
所以，應以可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二）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徵
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體現了其區別於廣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價值。明確刑法領域個人信息的特徵，有助於在司法中更好的對個人信息進行認定。
1.可識別性
這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本質屬性。可識別是指可以通過信息確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體包括直接識別和間接識別。直接識別，是指通過單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證號、指紋、DNA等信息均可與特定自然人一一對應。間接識別，是指需要將某信息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進行對比分析才能確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學習經歷、工作經歷、興趣愛好等信息均需要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才能識別出特定的信息主體。
2.客觀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是指公民個人信息必須是對信息主體的客觀真實的反映，。一方面，主觀上的個人信息對特定個人的識別難度極大；另一方面，現行刑法關於侮辱罪或誹謗罪的相關規定足以對此類主觀信息進行規制。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實現科學、高效鑒別個人信息客觀真實性，是司法機關應努力的方向。現有的隨機抽樣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夠嚴謹。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證明其所侵犯的個人信息不具有客觀真實性，則不構成本罪。
3.價值性
刑法的兩大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從保護法益的機能出發，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而判斷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關鍵就在於該信息是否具有價值。價值性不僅包括公民個人信息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從個人信息的人格權屬性角度分析，個人隱私類信息的公開，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名譽權，行蹤軌跡類信息的公開，會對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從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屬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時代，信息就是社會的主要財產形式,能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信息價值僅在當行為人主張其個人價值時才被考慮」，只有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信息，才值得國家動用刑事司法資源對其進行保護。
（三）個人信息與相關概念的區分
很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但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採用「個人信息」的概念，美國多採用「個人隱私」的概念，歐洲多採用「個人數據」的概念，而「個人信息」的表述則在亞洲較為常見。對於這三個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觀點分歧。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包含個人隱私，以個人數據為載體。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明確區分。
1.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有學者主張前者包含後者，有學者主張後者包含前者，還有學者認為兩者並不是簡單的包含關系。筆者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相互交叉，個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隱私信息，個人隱私包括隱私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所以兩者的交叉在於隱私信息。兩者制建有很大的區別，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個人信息中除隱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體進行公開的，如姓名、手機號、郵箱地址等，而個人隱私則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個人不願將其公開；其次，判斷標准不同，個人信息的判斷標準是完全客觀的，根據其是否具有識別性、真實性、價值性來進行判斷即可，而個人隱私在判斷上具有更多的主觀色彩，不同主體對個人隱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後，個人信息既具有消極防禦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動對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體通過主動公開其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個人隱私則側重消極防禦，主體的隱私信息和隱私活動不希望被公開，隱私空間不希望被侵犯。
2.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
筆者認為，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個人數據（personal Data）的區別在於，個人數據是以電子信息系統為載體的對信息主體的客觀、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如個人在醫院體檢後從自助機取出的血液化驗報告單；後者是指，數據中可對接收者產生一定影響、指導其決策的內容，或是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後可得到的上述內容，如血液化驗報告數據經系統或醫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導作用的結果報告，換言之，個人信息＝個人數據＋分析處理。

四、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司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概念和原則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性，需要具體情況具體討論。在本部分，筆者對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進行總結歸納，並對一些存在爭議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公民個人信息可識別性的認定
「可識別性是指個人信息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確定的主體。」經過上文中的討論，根據《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我們能夠得出，「識別性」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解釋第3條第2款印證了這一觀點。對於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往往比較容易判斷，而對於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來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往往是個案中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本罪的認定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面對實踐中的具體案情，對於部分關聯信息是否可以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時，可從行為人主觀目、信息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結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加以判斷。
以此案為例：某地一醫葯代表為了對醫生給予用葯回扣，非法獲取了某醫院某科室有關病床的病床號、病情和葯品使用情況。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獲取的信息不宜納入刑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首先，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看，並沒有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獲取用葯情況；其次，從以上信息對病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生活安寧的重要性上來看，行為人獲取以上信息並不會對病人權益造成侵犯；最後，從這些信息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的程度來看，病床號、用葯情況等信息並不能直接識別到個人，需要結合病人的身份證號等才能起到直接識別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屬於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2017年解釋》第五條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程度，將「公民個人信息」分為三類，並設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

類別

列舉

「情節嚴重」標准
（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情節特別嚴重「標准（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特別敏感信息

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五十條以上

五百條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記錄、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條以上

五千條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條以上

五萬條以上

圖表 3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對標准適用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對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1.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
行蹤軌跡信息敏感程度極高，一旦信息主體的行蹤軌跡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緊迫的威脅。《2017年解釋》中對於行蹤軌跡信息入罪標準的規定是最低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50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於《2017年解釋》中對行蹤軌跡信息規定了極低的入罪標准，所以司法認定時應對其范圍做嚴格把控，應將其范圍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體位置的信息，如車輛軌跡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實踐中，信息的交易價格也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屬於「行蹤軌跡信息」的參考，因為行蹤軌跡信息的價格通常最為昂貴。
對於行為人獲取他人車票信息後判斷出他人的行蹤的情況，載於車票的信息不宜被認定為《2017年解釋》所規定的「行蹤軌跡信息」，因為該信息只能讓行為人知道信息主體大概的活動軌跡，並不能對其進行准確定位。
2.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
財產信息是指房產、存款等能夠反映公民個人財產狀況的信息。對於財產信息的判斷，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要綜合考量主客觀因素，因為犯罪應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結果；而是考慮到敏感個人信息的入罪門檻已經極低，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其范圍。
以此案為例：行為人為了推銷車輛保險，從車輛管理機構非法獲取了車主姓名、電話、車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認定為「財產信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最多隻會對行為人的生活安寧帶來一定的影響，因而應適用非敏感公民個人信息的入罪標准。
（三）不宜納入本罪保護對象的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認定
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否屬於 「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理論界存在觀點分歧。筆者認為，「公民個人信息」不以隱私性為必要特徵，因為《2017年解釋》第1條並為採用「涉及個人隱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因此，信息的公開與否並不影響其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權利人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顯然合法，且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當前也不宜認定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隱私性」作為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可見公民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的權利，所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側重於對公民隱私和生活安寧的保護。權利人之所以自願甚至主動公開其個人信息，說明這部分信息即便被獲取、出售，也通常不會對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造成侵犯，因此不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內；第二，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只有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才構成犯罪。對於已經公開的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後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為在我國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為存在權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權，也就是說不應認定行為人對獲取的已經由權利人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為系「違法國家有關規定」。第三，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機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高發的背景下，應將實踐中較為多發的侵犯權利人未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案件作為打擊的重點。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合法，但如果後續的出售或提供行為違背了權利人意願，侵犯到了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或是對權利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了威脅，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相關信息的獲取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是獲取信息之後的出售、提供行為如果對信息主體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寧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體對其相關個人信息有強烈保護意願，則應據其情節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五、結語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對個人、組織、社會乃至國家均具有重要價值，由此也滋生了越來越多的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其概念界定、特徵分析、與相關概念的區分以及司法認定對於打擊相關犯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結論性的認識：第一，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原則。一是應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打擊范圍既不過寬而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過窄而使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是應遵循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的同時不妨礙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應遵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相協調原則，允許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步，但杜絕對個人利益的侵害和過度限制。第二，公民個人信息之「公民」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個人信息之「個人信息」應採取「識別說」進行界定，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除了可識別性，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還應具有客觀真實性、價值性等特徵可作為輔助判斷標准。還應注意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個人數據等相關概念的區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混淆。第三，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可識別性」是其判斷的難點，可以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信息對其主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與其他信息的結合程度這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對於行蹤軌跡信息、財產信息等敏感個人信息，由於其入罪門檻低、處罰力度大，應嚴格把控其范圍並結合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進行考量；對於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應分情況討論，對於信息主體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其獲取、出售和提供，不應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於信息主體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信息的獲取是合法的，但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可以依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論處。
希望本文的論述能夠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完善貢獻微小的力量。

❺ 一篇關於法律的小論文

學習《未成年保護法》的一點體會

2007年6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將要實施，這次修訂是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出發，針對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未成年人的權利和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則，凸顯了政府執法主體的地位，全面充實了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四大保護的內容，強化了法律責任。

關注青少年兒童成長，維護青兒童少年的合法權益，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共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著大量侵害青少年合法權益的現象，維護青少年兒童的合法權益還有許多需要我們的社會努力去做的事。

作為高中學生，一、認真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二、通過自己學習法律知識來影響帶動家人，傳播法律知識。三、通過學習法律知識，糾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習慣。

我認為要從幾個方面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

一是要提高學生自身的法律意識，使學生們自覺遵守法律規定。了解法律並遵守法律，應落實到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中。

二是要教師了解並尊重未成年人的客觀需要，不以教師的主觀意願去要求孩子。未成年人正處在生長發育的過程中，有其自身的需要和特點。比如孩子好動，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樣長時間安靜地坐著不動。

因此，教師應充分認識和理解未成年人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憑者自己的主觀意願去看待孩子、要求孩子。

三是要充分認識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的危害性。不尊重為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會使學生未成熟的心靈受到殘害，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如受侮辱的幼兒會形成懦弱或強烈逆反的性格，將來可能成為對自己和社會都不利的人；受體罰的孩子為了躲避受罰，可能會養成說謊的惡習。因此，教師對孩子人格尊嚴的侮辱，可以說是殘害兒童幼小心靈的無形殺手，必須堅決予以杜絕。

四是教師在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要講求合理有效的方法，促進未成年人的健康發展。教師既要嚴格管理，又要耐心教育，對學生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師生之間建立一種互相尊重、信任、平等的關系，以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五是對於存在缺點、錯誤的未成年人，教師更應對其進行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勵和幫助他們改進。

未成年人是中華民族未來的脊樑，教育培養好他們是關繫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針對未成年人身心發育過程和思想行為特點，開展了大量的工作，進行了有效的教育。未成年人保護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相關法律的實施，使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未成年人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實施這些法律，能夠幫助未成年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文化發展，促進未成年人全面發展，有利於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對於確保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認真學習《未成年人保護法》，使我對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知識有了初步的了解，對未成年人有哪些權益受到國家的保護、當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應該怎麼辦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處於身心發育的特殊階段，決定了其始終處於一種被撫養、被監護、被教育、被保護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常常受到監護人、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嚴重傷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在此，我只想談一談關於學生考試自己的一點想法：應試教育下的學生們一心只為學習，一直以來，學生們考完試後的輕松完全被等待排名揭曉的緊張所代替。

因此，對於考試他們總有著本能的畏懼。考得好則萬事大吉，考得不理想則像「過街老鼠」到處喊打。

長期以往下來，學生們飽受學習壓力的折磨，無論從身心和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不良的影響，最近幾年從媒體方面看到多起未成年學生因承受不了過重的壓力而自殺的事件。由此充分體現了現行社會或多或少的忽視了對未成年學生的心理健康的保護。家長們在給孩子提供富裕的生活物質方面的前提下，一味的要求孩子在學業上出人頭地，處處爭優，對孩子的期望過高。而學校的老師也因為工作性質等因素對學生也採取的態度是喜優厭差。無形之中對一部分學生的心理造成了打擊，其實這樣後果很嚴重。

學習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後，我從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改觀，作為一名學生，我們要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去發現和實踐法律精神。社會復雜的，人總會受環境影響，因此我們要重視道德修養，「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自覺遵守法律，謹慎交友，防微杜漸，防患與未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們面對犯罪時，利用法律武器對付他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法律具有保護作用，日常生活中里不開法律，法律是我們的「衛士」法律通過解決糾紛和制裁違法犯罪，維護人們的合法權益。我們享受權益，需要法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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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求2000字書評或影評一篇，要沒在網路上發表過的。

謹以此文向偉大的《教父》三部曲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很少有電影可以深刻的影響到一個常用詞彙，如果真的存在這種現象，那就可以很好的說明這部電影影響之廣、之深，很顯然，《教父》三部曲就是這種電影，作為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黑幫電影（沒有之一），《教父》系列給黑幫片重新標注了定義，它成就了科波拉，成就了帕西諾，也成就了黑幫電影的巔峰。
世上為文歌頌《教父》的文章何其之多，它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也讓大部分人對其敬而遠之，但是作為一個死忠，我想我應該為它寫點什麼，不為任何功利。《教父》的原著小說是當年美國的重磅暢銷書，作者馬里奧普佐因此一炮成名，當年科波拉也算一文藝小青年，專注非主流小片創作，死磕著沒去拍商業片，但是市場經濟和電影公司的壓力迫使他最終接下了《教父》的拍攝任務，沒想當的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教父》最終成就了科波拉，成為其揚名立萬之作，或許這就是一種冥冥之中的註定，有時候不是導演選擇電影，而是電影選擇導演，就像奧遜威爾遜和《公民凱恩》一樣，科波拉的電影氣質反過來也成就了《教父》，電影和人的緣分一直說不清道不明，導演的氣質就是電影靈魂的一部分，而電影本身也創作者靈魂的體現，或許《教父》和科波拉的碰撞是一種萬幸吧.

關於原著小說
《教父》的原著小說本身就非常有看頭，文風硬派，可讀性非常強，小說細部紋理既不繁雜也不簡單，一切都是為更好的塑造人物服務，而馬里奧對於人物內心爆發的控制也非常精準，不濫情，不反復，在合理之中爆發，在合理之中沉默，原著小說里對黑手黨的描寫非常之多，以至於人們回去懷疑作者是不是和黑手黨有瓜葛，但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小說內容的可讀性很強，普佐說起故事來滔滔不絕，你不會覺得嘮叨、厭倦，而是在環環相扣之中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小說之中考利昂父子四人的性格都非常的鮮明，絲毫不吞吐，而電影也成功的塑造出了這父子四人的形象，相比其電影來，小說在敘事方面似乎更為的細致明確，而電影里的故事脈絡的處理相比其小說里來會更亂很多，如果不讀原著，在一些地方或許會摸不著頭腦。原著小說里也絲毫不乏強烈的男性主義，女人在故事裡完全是邊緣的存在，而電影在著墨時非常注意提醒考利昂們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妻子兒女，而在小說之中，對於這點的著墨沒有電影重，小說之中對於謀殺、死亡的描寫非常的露骨，一些殺人的細節寫的非常詳細，以至於讀完有一種犯罪的快感，或者男性身體里就是有那麼一股強烈的破壞欲吧。
很多人把小說《教父》尊為男性的聖經，說白了就是一種男權主義的體現，男性體內的破壞欲、操控欲在書里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不論是深埋心底的陰謀、性慾扭曲的發泄、變態血腥的殺戮，對於男人們來說，都是潛意識里所憧憬的，手握乾坤、操縱勢力、殺戮、鏟除異己、復仇、性慾，男性體內的惡之花在此嬌艷的綻放。考利昂老頭子，一個打不倒的黑幫帝王，一個內心深不可測的男人，一被無數男人尊為神的男人，他總能用他獨特的邏輯和道理來使得一切看上不不合理、不被社會法律接受的東西變得合理化，而且讓讀者產生認同感，西西里的惡劣生存狀況使得男人們變得暴力，為了生計殺戮、爭奪，考利昂老頭子把這種生存狀態帶到了美國，在這座鋼筋混凝土的森林裡，脆弱的人之能成為狼群的口中之食，而考利昂，說是為家庭奮斗，還不如說是男性主義的完全爆發，變成狼，變成男人。
教父的哲學在文字的表現下變的合理或者是可以接受，美國資本社會下的復雜使得這個鋼筋混凝土森林失去了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從根本上來說，這可以歸結為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而這種不均之下就不可能有絕對的公平，沒有絕對的公平就使得這個社會體現存在漏洞，而考利昂們，就是看到機遇主宰漏洞的人，教父的哲學在這種不公平之下變得合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高度認同了這種哲學。這種存在變得合理而且有必要，有這種需求，就存在了提供服務的人。有個理念說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務的企業，而對於黑手黨家族來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給一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務，他們的運營也愈發的往企業靠攏，所以可以說考利昂家族就是一種小型的政府雛形，存在即是合理，這種存在就是因為有需要服務的需求，所以他們存在，而這種存在合理不合理是很難下定義的，你站在什麼立場，它就是什麼。考利昂們的合理是建立在非法活動上，而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是誰的法律？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制定的秩序就是法律，而教父的哲學在這個社會漏洞之中就是法律，也沒有合法和非法之分了，一切都歸結為利益之爭和人趨利性，這兩點是我們社會存在的根基，也是《教父》體制之中的支撐點。我們社會本來就是建立在殺戮和罪惡之上，殺戮的人多了，我們稱之為國家，而殺戮少的，卻被定義成了「犯罪分子」，占利益大頭的人為了維護秩序，定義死了利益小頭者，那些漏洞里的小頭利益者被冠上了「非法」，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
《教父》的表達雖然沒有在以上的論述之中體現過深，但是卻實實在在的印證了上面的東西，只是《教父》在絕大層面上是停留在社會層面，而沒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教父》三部曲已經覆蓋性很強的展現出了當時的社會民情，馬里奧普佐並沒有提升整部小說的高度，也沒有很精準的體現什麼「現實主義」，但是卻在另外一些方面達到了高峰，畢竟人家最初的定位就是為暢銷。
女性在小說之中是邊緣存在，女性只是性工具、男性的附屬品，在這部雄性占絕對主導的小說里，四處可以嗅到男性的荷爾蒙氣息，裡面的女性角色大體上停留在不問世事的家庭主婦層面上，麥克考利昂可以眼睛都不眨就殺了自己的小舅子，絲毫不考慮妹妹的心情，而麥克妻子的設置也比較有意思，當麥克考利昂繼承家裡的事業以後，其身上的考利昂家族男性特徵開始顯現，妻子是可以欺騙的，女人只是自己偉大家族事業的邊緣之物，蒙蔽了心的麥克走上了他父親的路，而跳出小說之外的幾部續集，麥克卻逐漸開始回歸，說實話第三部的確拍的有點失去前作的韻味。「永遠不要讓對方知道你在想什麼」這話聽起來很厚黑，但這種厚黑也是男性智慧的一部分吧，低語境文化之下，能有這種高語境的覺悟，實屬不易，所以它能給美國社會驚訝。《教父》之中的組織經營管理和權謀斗爭算是管理學中的經典教材，它比課本更生動、逼真、寫實的體現了一種管理學思維，只是濃墨重彩的覆蓋上了文學的外衣，對於人際的處理、組織的經營、如何做出決策，《教父》之中的管理思維還是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的，覺得滑稽者可以當看客，覺得深刻者自然會當教材用。
小說里著墨的第一代教父的發跡史在電影第二部中才出現，老教父的發跡史較為的傳奇，而在對教父發跡史的描寫之中，關於家庭對於老考利昂的影響有很多著墨，老考利昂當初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妻兒，老教父在言語之中經常提及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家庭兒女，家庭才是第一位之類的話，但是在實際之中，考利昂家族發跡以後支撐其的並不是家庭，而是男人膨脹的野心，小說之中老教父臨死前說了句：生活如此的美好。這可以為維克多考利昂的人生哲學標上一個注點，而之後麥克的發跡史幾乎是翻版了老頭子，在電影的最後，麥克的心最後還是歸附到家庭之愛，雖然孤寂而死，但是死之前想到的還是自己的妻子、女兒，義大利男人們最後的鄉愁還是家庭，這和老教父死時的敘述有異曲同工之妙，相比維克多考利昂死在天倫之樂時，麥剋死的時候相對凄慘，因為麥克做的比他老爹更絕，麥克是生長在美國的，他並沒有老爺子的西西里男人情懷，或者說是沒有西西里人的鄉愁，雖然麥克最後還是死在西西里。麥克對待家庭並沒有他老爹精明，但是這也決定了麥克的事業會比老教父做的更好，三部曲最後還是畫龍點睛，應了第一部的東西，關於家庭的歸屬放在這部完全男性主導的電影之中，並不顯得突兀，反而使得電影更具韻味，馬里奧普佐非常懂得把玩男性的智慧和情懷。
邪惡和正義本來就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限，如今社會冠之以的界限是根據法律和道德來評判的，而這些都是統治上層所主導的，如果按法律評判，《教父》之中沒有一個好人，整個就是一群犯罪分子的內斗，犯罪分子的區別就是有些犯罪分子很壞，有些沒那麼壞，那為什麼那麼多人開始崇尚「教父精神」呢，是現實社會的不公讓人們開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地下復仇者？還是純粹被教父中霸氣外露的男性主義所吸引？這是個問題，這種反面英雄崇拜至少可以說明了一種隱微的訴求，不論是什麼，它實實在在的存在著，並且深刻的影響到了電影、文學。
關於電影

科波拉在接手《教父》之前還是個名不經傳的小導演，之前拍攝的電影都沒有很好的反響，人們開始記住科波拉地確是源於《教父》，科波拉自身的編劇功力很強，他為《巴頓將軍》寫的劇本，贏得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所以和馬里奧普佐聯手改編《教父》，自然是算強強聯手，三部曲中，科波拉和馬里奧普佐一直聯合編劇，所以《教父》的劇本一直維持在一種比較穩定的風格上，三部曲中，第三部的劇本相對較弱，由於拍攝中間有幾十年的跨度，所以這種小失水準還是可以理解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最為宏大的，為教父系列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第一部制定了規則，塑造了人物性格，這種規則、氣質、性格在三部之中是貫穿的，第一部之中所出現的人物應該是三部之中最多的，故事情節也最為的復雜，第一部可以分為兩個段落，其實就是兩代教父的交割之分，由馬龍白蘭度主導的前半部分和由阿爾帕西諾主導的後半部分。對照原著小說和電影，筆者發現電影對於脈絡的處理並沒有小說清晰，有一些地方處理的很混亂，早期科波拉的鏡頭語言還是略有瑕疵的，但是到了電影的後半部分，整體的感覺就好起來了，最後大復仇的劇情爆發在小說之中並沒有很強烈，而在電影之中，這段暢快淋漓的高潮成為了永恆的經典，而且結尾段落的處理餘味無窮，深化了教父的藝術內核，而在小說之中，這點也是不存在的，《教父》第一部電影的表現力和深意超過了原著小說，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在前半部分脈絡的處理上較為粗糙。
第二部開始於古巴戰亂，主要敘述第一第二代教父的成長史，勾勒出麥克考利昂的內心蛻變過程，應該是三部曲之中故事最簡單，脈絡最清晰的一部，第二部是雙線敘事，時空並不在一條線上，小說之中第一代教父的發跡史被安插在了第二部電影之中，穿插並敘，其實第二部電影的肌體主體應該是第二代教父的成長史，這兩段交插是是父子倆在不同時期、同一個年齡的對照，這樣安插、對比加強了電影的深意，這樣的安排不得不說是非常精闢的，雖然劇情簡單，但是卻一點都不單薄。第二部沒有第一部恢弘，時長也是三部之中最短的，但是卻是三部之中最為餘味無窮的一部，其寓味絲毫不遜於第一部，第二部末尾段落的留白也算的上是神來之筆，震撼無比。影史上同一系列電影兩部連續占據奧斯卡最佳電影寶座的也只有《教父》了。兩代教父的對比並敘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的凸顯，麥克並沒有繼承老教父的處事哲學，也沒有很好的處理好家庭與事業的關系，從根本上來說，這主要是基於兩代教父的成長經歷差異，創業容易守業難，麥克承擔的壓力是甚於其父的，老教父的威嚴來至於他的「講道理」、以心換心的處事哲學，而第二代教父的威嚴是建立於冷酷的手腕上的，這差異的來源還是要歸於不同的經歷，老教父發跡於上世紀初期美國移民潮時期，社會復雜、制度不健全、經濟混亂蕭條，可以說是身處亂世，老教父獨特的處事哲學使其能在亂世之中大有作為，他的處事哲學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西西里的鄉土家庭思想也使得老教父非常重視家庭關系，所以第一代教父能得心應手的經營家族事業。而麥克考利昂和其父親的成長經歷差別甚大，麥克是完全生長在美國，自幼受美式哲學的影響，希望當一個安分守法的模範公民，他的家庭思想觀念也是美式的，與他父親相處的亂世美國不同，麥克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太平盛世了，美國的發展蒸蒸日上，法律完善，政府壯大，這些擠壓了家族事業的發展空間，麥克面臨巨大的家族轉型危機，而第二部之中對峙公堂也是為了使自己的家族事業合法化，麥克面臨的困難和壓力遠遠大於老教父，他的成長經歷和思維模式已經基本上擺脫了老式黑手黨的思維模式，在夾縫中求生並不容易。而電影對此的勾畫也在側面宏偉的臨摹出了那個時期美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發展史，以一個家族的轉型展現出整個社會的宏大轉型，這種轉型過程極其尖銳犀利的描繪出了美式民主、美式制度的宏觀大框架，這也是教父系列電影最為偉大的地方之一！特殊個人的奮斗史呈現出的是整個社會、國家的巨幅浮世繪。第二部電影勝在此。
《教父》系列的第三部相對來說較為失水準的，長達16年的時間跨度使得第三部教父沒有很好的繼承前兩部的輝煌，科波拉拍攝第三部也是動機不純，80年代是科波拉事業失意的十年，為了重振旗鼓，還清欠款，科波拉著手拍攝第三部教父，教父這個牌子太響亮了，不僅有深遠的文化影響，也包含著巨大的經濟利益，不論第三部的拍攝是不是自砸招牌的行為，都無法影響《教父》系列在影史中的地位，雖然第三部遜色於前兩部，但是也算給教父劃上了一個句號。基於前兩部的優秀，第三部再努力也沒有達到70年代科波拉創作黃金期的水準，第三部圍繞一個融資陰謀展開，老年的教父已經沒有了往日的犀利，更多沉溺於家庭里短和自我利益的維護，第三部在一些方面丟失了前兩部的精神氣質，滿臉皺紋的阿爾帕西諾並沒有滿臉皺紋的馬龍白蘭度充滿威嚴，陰冷威嚴的教父轉變成了一個畏首畏尾的資本家，誠然，這種轉型是極其明智的，但是基於前兩部的整體氣質，這種轉變不禁會讓人失落，電影末尾教父最後的權謀施展的威嚴在阿爾帕西諾抱著死去女兒撕心裂肺的抽泣之中煙消雲散，教父老了。想想第一部中馬龍白蘭度看著死去大兒子威嚴、收斂的悲慟，第二部中馬克謀殺二哥時的沉默、陰冷。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不可戰勝的Godfather，而是一個老年喪女老男人的無助。這也預示著教父時代的終結。

第三部裡麵塑造的教父仍舊是成功的，雖然沒有前兩部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對於教父這個人物的歸屬，第三部還是處理的非常好的，劇情方面雖然沒有太大的新意，但卻也有所指，老麥克的經歷告訴我們，在美國不論黑道白道，生存規則是一樣的，表面上合法的資本競爭並不比黑道運作更干凈，本質上都是骯臟的利益斗爭，西裝革履之下，仍舊是弱肉強食的那一套，晚年的麥克沉浸在救贖之中，坐擁資本帝國，老麥克內心卻被罪惡壓垮了，數十年的血雨腥風，這位黑手黨領袖雙手沾滿鮮血，有親人的也有敵人的，懺悔和救贖基本上成了這部的主題，誰知道這個看上去不可戰勝的靈魂有多麼的脆弱，他的救贖之路也是他自我摧毀的道路，最終一代叱詫風雲的梟雄在孤寂和懺悔之中死去。他沒有死在為自己家族開疆擴土的戰場上，而是像一盞孤寂的枯燈，在風中燃盡。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90年代的科波拉已經過了創作的巔峰，他也和教父一樣老了，20年前鋒芒畢露的科波拉在80年代一連串的失敗之中丟失了往日的鋒芒。但不論如何，第三部作為教父的收山之作，可圈可點的給教父史詩畫上了一個終點。

《教父》系列成就了一群演員，或者說是他們成就了《教父》，馬龍白蘭度飾演的教父重新詮釋了什麼叫做黑幫領袖，幾十年過去了，一提起教父，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腦海中會出現馬龍白蘭度的偉岸身影，他對教父的獨特詮釋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觀眾的心，他讓教父這個角色不朽於電影史冊，他所飾演的教父成為電影界一個不老的神話！不可顛覆的神話！阿爾帕西諾雖然只有一米七的身高，但他卻可以被稱為電影演員之中的拿破崙，他賦予教父的精氣神讓他成為好萊塢的無冕之王，而他之後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更是證明了他的實力。沉默、冷血之中的運籌帷幄、永遠不讓別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的幽暗內心使得第二代教父也充滿了非凡的魅力，而第三部最後阿爾帕西諾無聲的慟哭更是成為影史中經典的一幕。《教父》三部曲的輝煌和這些偉大演員的表演是密不可分的。
《教父》三部曲都有很濃重的基督色彩，第一部教堂受洗之時的經典暗殺串聯，第二部弗雷德向聖母祈福之時的謀殺，第三部則整部和梵蒂岡教堂掛鉤，教父三部曲里宗教的氛圍是很濃的，基督的普世教義於黑手黨放在一起的時候居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教父本身的含義在為嬰兒洗禮的時候保證其宗教教義的人，而在《教父》之中，這種保證受教育的對象變成了整個地下社會，黑色的勢力包裹著整個社會，這種「教父」與宗教教父的反差變得很有寓意，讓人浮想聯翩，每一次宗教儀式後就有一次謀殺，這種反差產生了非常有沖擊力的藝術效果，而老麥克最後的懺悔和救贖也非常的符合基督教的宗旨，《教父》並不反宗教，相反，《教父》三部曲都深深的烙上了西方基督教義的精神。犯罪分子也是有上帝的。這也算教父的一個獨有氣質，另外《教父》三部曲都有很濃重的西西里風，片子里存在一股鄉愁，或許這指西西里人的文化認同感吧。這些氣質都影響到了電影的配樂和布景，教父的配樂較為的古典，有很濃郁的義大利西西里風格，尼諾·羅塔的神來之筆讓《教父》在聽覺上也魅力無窮，那一曲經典的speak softly love也成了《教父》靈魂的一部分。

不知道有多少人把《教父》深藏進了自己的內心，不知道有多人因為《教父》而愛上電影，而《教父》或許真會成為一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史詩，那一個個經典鮮活的人物將永遠活躍你我心間，在那個在陰暗處把玩貓的教父、在落地窗前一語不發的教父、在劇院前慟哭無聲的教父.....

當這一代的電影工作者逐漸退出電影舞台，回望他們留下的一路輝煌，筆者內心不禁情緒激盪，我們必須飽含深情的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給我們留下的每一個永恆瞬間，感謝他們給電影史鑄造的神話。時過境遷，經典的東西永遠不會被塵封，面對偉大的傳世之作，我們需要思考，也需要緬懷。謹以此文向偉大的《教父》三部曲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❼ 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的讀後感 跪求！！！！

法律社會學，目前的譯著並不多，只有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布律爾《法律社會學》，埃利希的《法律社會學基本原理》，作為法律社會學奠基者的韋伯，國內對其宗教社會學的重視遠超過對其法律社會學的重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簡惠美和康樂翻譯的《法律社會學》則填補了這個空白。這本書是由韋伯《經濟與社會》中的專門一章《法律社會學》，曾由美國兩位學者將該章與《經濟與社會》中其他與法律社會學相關的章節編成一集《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後由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此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韋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會學》以德文原著為准，並結合英譯本翻譯而成，且將英文、日文譯本添加的譯注和中文譯本的譯注連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並收入。
法學中的法律觀與法律社會學中的法律觀是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前者從參與者的內在視角考察法律中的正義問題，後者則從觀察者的外在視角看法律。早期的社會學如孔德、斯賓塞只是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直接引入社會科學，稱為「社會物理學」。韋伯作為一個新康德主義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思想，試圖結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研究方法，他最早將主觀意圖、行為動機引入社會學研究，強調社會科學也是一種經驗事實，對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可以進行理解，並對其過程及結果可以進行因果解釋。他採用的理念類型的方法，從雜多現實中抽離出某些特徵組成一系列清楚定義的理念型概念，它們代表著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動中之「意義關聯」的種種可能形式，從而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
在《法律社會學》一書中，全書共分八章，韋伯的旁徵博引，其中很多史實與術語對於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們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但韋伯《法律社會學》的主題只有一個即法律的合理化。這是與他的中心論題即資本主義為何出現在西方相關聯。從法律是如何在此種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角度出發將法律與統治、與政治(國家形式、行政層級)、法律與經濟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進過程經歷習慣、習俗、慣例到法四個階段，首先是一種呆板的、機械式的重復，純粹事實的習慣，經由心理對此習慣的「擬向」，讓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種普遍的共識，即令人在有意無意之中越來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義相對應的行為，最後此種價值共識被賦予法規范的特徵，由強制機構予以保障。也就是說秩序的合法性不僅建立在價值共識的基礎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將法律的內在面向(理念和價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構成的整體)統一起來。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種合理化結合下實現的。一種是規則的合理化。市場的擴大，貿易的發展使個人從團體中分離，主觀權利設定方式即授權規范不斷增多，財產責任取代身體責任，個人責任取代團體責任。
在傳統型社會和卡里斯瑪型社會，主觀的權利與客觀的規范合二為一，即擁有特權的個人依據為他而設的客觀規定來當作自己的主觀權利。因此，特別法無非是支配者的主觀權利，普遍有效的規范不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觀的形式規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規則」取代「特權」，代議制國家於是形成，行政體制的「合理」構造，即行政事務的連續性和文牘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為標準的行政組織，嚴格的等級科層制結構，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的分離，形成一個官僚科層制的非人格化統治的社會。
二是社會行動的目的合理性，韋伯將人的行為分為四種，基於情感的，導源於感情沉迷；基於價值合理的：取決於對秩序作為某種倫理、信念；基於傳統性行動，源於傳統；基於目的理性，由對特定外在後果的預期、即由利益情勢所保障。商品經濟的可計算性要求主體基於目的理性而行動。
三是科學合理性。貿易的發展，使得交易的復雜需要法律人士專業知識的幫助。新興的市民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權利，也需要藉助法律專業人員來為他們提供咨詢，充當他們與政府之間進行談判的中介人，並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們的利益。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從羅馬法和教會法中傳承而來的各種解釋技術，通過對社會中現有的規范性因素進行收集、概括和總結，創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使每一具體案件都可以通過邏輯方法得出判決，從而形成是一個沒有漏洞的、邏輯一致的體系。
三個面向「合理化」構成近代資本主義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過程是教會法與世俗法、實質與形式分離的過程。道德等實質價值技術化進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於任何調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過程也是現代化過程。韋伯意識到現代社會是一個「專家沒有精神，縱欲者沒有靈魂」信仰缺失的社會，形式與實質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形式重視個人能力，能排除絕對恣意和集體主義，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給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時，卻處處傷害了「實質公道的理想」。
韋伯是現代文明之子，其創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識到的形式與實質之矛盾我們仍無法超越，韋伯《法律社會學》中價值的實證研究進路對於處於轉型中的中國意義重大。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很多時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與價值之爭，因此只有對價值進行實證研究，對法治的具體路徑進行描述，法治目標才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❽ 柏拉圖<<法律篇>>書評!

作為知識與德性的法律―――評柏拉圖《法律篇》
一
《法律篇》1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生平所著《理想國》、《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部曲中最後一部力作，可以說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圖對其生平思想軌跡的反思成果。無疑，通過研讀《法律篇》，挖掘其中所涵攝隱寓的各種法律思想，對於理解古希臘法哲學的基礎范疇與基本走向，對於正確評價柏拉圖在西方法哲學史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對《法律篇》實質評價之前，有必要對該書的性質進行一番探討。可以說，雖然《法律篇》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為名的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很難將《法律篇》當做一部純粹的法學著作來解讀，主要原因在於，在柏拉圖寫作視野中，《法律篇》應當和《理想國》、《政治家篇》一樣，是其關於理想國家政體模式探討軌跡的最後一環。如果我們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學術脈絡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許多論斷，意義可能更加豐富，也似乎符合作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圖的寫作初衷。但是，《法律篇》對於什麼是正義和關於立法、審判和懲罰等方面的細致探討，無疑具有深刻的法學意味，甚至可能在政治哲學的探討之中無意識地促進了古希臘法哲學的暗流涌動。我們知道，古代希臘的哲學沒有專門的法哲學的分支（這是我們現在的分類），因此，在古希臘，有意識的法哲學探討是不存在的。而大量的以法為關鍵詞的論題都是以正義的形式被探討著，比如什麼是合法的，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論著之中，可能被轉化成了「什麼是正義」的命題的探討。這大概是理解《法律篇》的一個基本立場，否則，你會覺得你的閱讀陷入了一個極其豐富龐雜、范疇極廣的空間里不能自拔。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臘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與哲學的同構關系，將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之下評價《法律篇》的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古希臘思想史中的意義。下面主要結合《法律篇》的一些主要論述來展開評論。
《法律篇》主要圍繞著三個人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一個夏日的討論展開的。一共分為十二卷，對話內容極廣，涉及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無微不至。如果稍微留心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在《法律篇》十二卷之間存在著一個論題上的遞進關系。根據我的閱讀，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制度的過程。非常精緻或者巧妙的是，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過程恰恰體現了他在書中對於一個良好立法的論述，就是每一法律的開頭都應當要有一個序言，闡述立法的價值和宗旨（頁132、頁187、頁281等），做到以理服人，從而使法律的遵守能夠避免強制而得到自願遵守。無疑，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順序客觀上包有了他對於良好立法的見解，這是否巧合，我們不得而知。在《法律篇》的開頭部分，辯論者們主要是圍繞著關於立法的目的來展開辯論的。在論辯對手看來，一個國家立法的目的皆是圍繞備戰而來，法律和政治服務的目的在於戰爭的勝利，甚至各種美德的排列順序也根據戰爭需要來進行。在某種程度上，勝利即是正義。這種思想與斯巴達實際的政治、軍事現狀是相符合的。在他們看來，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財產和國家生存（頁3）。對於這種觀點，柏拉圖通過一個精彩的法官的比喻對此進行了批駁（頁5），他認為一個好的立法者應當保持國內的和平與善，戰爭不過是實現和平的工具，最大的善才是立法者立法的目的（頁6）。同時，柏拉圖在該卷其後的論述甚至其後的幾卷中多次強調了一個鮮明的觀點，即立法者立法的時國外學者著作候，除了受最高的美德指導以外，不應考慮其他意見。在許多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美德之間按照不同的標准也存在明顯的秩序劃分，這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有著典型的論述。這種對於美德秩序的劃分，導致許多城邦的立法往往偏居一隅，著重強調某種美德，導致許多國家立法目的的差異和對立。對於這個問題，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特別強調：立法者考慮的美德應當是美德的整體，而不是部分。如果轉化成現代話語，就是立法應當關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關繫到人民綜合美德的培養。他非常詳盡地列舉了一個立法者應當關心的各種情形，面面俱到，無微不至，比如立法對於人民各個年齡段的具體情況都要具體考慮，要監督公民花錢的方法等等。（頁11）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極度需要理性的事業，一部法典的勝利應當是理性的勝利。（頁15）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問題上，柏拉圖繼承了乃師蘇格拉底的觀點，認為知識即美德以及專家治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理性、神性和德性三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相互印證的關系。柏拉圖通過一個懂得航海知識但會暈船的人不適合做船長，以及一個有軍事才能但臨危而懼的人不適合指揮的例子，（頁21）證明了僅僅具有專業知識而不具有德性和實踐能力的人不適合做立法者。柏拉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蘇格拉底的一個潛在批判或者糾正，因為蘇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為獲得純粹的知識而奮斗，不斷與人辯論，念茲在茲，最後獲罪。柏拉圖通過乃師的教訓認識到了，認識真理和德性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踐德性。在第四卷，柏拉圖談到對立法的目的時就指出：「我們始終在尋找哪些立法有助於美德，哪些立法無助於美德」（頁262），「我希望公民們非常樂意遵循美德的指引，顯然這是立法者試圖通過立法來取得的效果。」（頁120）

二

如果我們理解了國家和法律的目的在於追尋美德，培育有德性的公民，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教育問題在《法律篇》中的重要性。在《法律篇》的前面幾卷之中，甚至間接地在所有章節里，柏拉圖都非常詳細地關注了教育的問題。從這些關於教育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想國》的熟悉的影子，因為理想的國家、理想的立法和理想的公民的產生與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但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圖關於教育的各種安排同樣體現了現代政治哲學家深切指責的所謂極權主義路線。在柏拉圖看來，教育就是公民從小接受的美德教育，這是一種與其他身體訓練和技藝訓練相區別的訓練，目的在於培養在品德和氣質上完善的公民。（頁27）後來的亞里士多德就此提出過一個專門的概念，即訓練美德。按照柏拉圖的觀點，教育的主要手段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通過反復嚴格地訓練讓孩子體會快樂痛苦等各種情感，潛移默化，形成所謂正確的判斷，最後達到「痛恨應當痛恨的東西，熱愛應當熱愛的東西」的道德直覺。（頁38）《法律篇》中關於教育的問題主要是通過文藝教育的爭論來展開的。柏拉圖認為，在文藝教育中，需要有好的音樂和好的創作，但什麼是好的必須由教育者來判斷而不是由受教育者來判斷，而不能屈從於大多數觀眾的舉手錶決。（頁47）無疑這是一種與柏拉圖在政治觀點上相似的反民主的思想。而作為立法者，就應當通過立法來闡明各種正確的原則，說服創作者們創作體現各種美德的作品，來揭示創作原型的道德價值，（頁61）「弘揚主旋律」，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審美觀、價值觀，形成「旋律」和「和聲」，使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合唱隊」。（頁54）總之，在文藝教育方面柏拉圖推行的是一種「音樂賢人政體」，主張由有鑒賞力的人來指定優良與低劣的藝術標准，絕不贊同體現自由主義色彩由觀眾決定的藝術標准，對此，柏拉圖將之貶為「邪惡的劇場政府」。如果結合《理想國》的相關論述，我們就可以看到，柏拉圖的教育思想表面上以真理為名，實質上是一個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規訓過程，他假定了一些人在知識上和道德上高人一等，具有洞察絕對的真理和絕對的善的能力，從而天然地獲得了教育者的地位和權力，對普通百姓實行強制教育，在觀念和行動上使國家整齊劃一，步調一致，缺乏自我，使整個國家像一個大學校或者軍隊，無疑，這是一些自由主義者批評柏拉圖的重要原因。而《法律篇》在關於教育上的論述與《理想國》的論調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法律篇》裡面談教育問題主要是要突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即以立法來實國外學者著作現教育的目的。《理想國》里的教育強調的是教育者本身來實施教育，兩者的區別無疑體現了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三

《法律篇》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在邏輯上可以說是繼承關系。
主要探討了政治制度的最初來源和政治體制的形態問題。在我閱讀過程中，關注到了柏拉圖論證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醒目的理論預設，（頁70）即他不是從發生學的角度來探討政治制度的起源的，而是假設了一場洪水過後，政治制度在空白之處如何產生與演變的，無疑這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分析方法，雖然從方法論上，它可能是反歷史的，至少是非歷史的，但是它客觀上為柏拉圖的論證提供了一個堅實的邏輯起點，將自己的觀察置於了一個理想的可以控制的背景之下，從而迴避了對於歷史與經驗的瑣碎與艱巨的考察，這種方法上的處理與西方政治哲學史中各種社會契約論中自然狀態的處理是否具有源流關系，我們不得而知。客觀上，柏拉圖假定在洪水之中倖免於難的人的各種狀態，由此來推理政治制度是如何緩慢而合理的產生的。柏拉圖認為??「這個過程也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漸進的，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頁72）這句話非常有趣，因為他體現了柏拉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一種矛盾，就是方法論上的非歷史主義與世界觀上的歷史主義。這使我想到哲學家卡爾波譜等人在柏拉圖是否是歷史主義者問題上的論辯，其實如果我們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論題，得出的結論也許會不盡相同的。當然，問題也許還不是那麼簡單。但柏拉圖客觀上是基於這個起點來論證的：由於假定的原始人比較單純善良，因此他們主要靠習慣和傳統來保持秩序，立法的需要以及觀念尚未產生。（頁75）在隨後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裡面詳細闡述的熟悉的歷史情景，即，假定的未來社會經歷了一個從家庭到家庭聯合到部落村落的組織演化過程（這顯然是古希臘自然主義世界觀的顯著特徵），其組織形式也走向了寡頭制和君主制以及各種變體。由於社會各種部落的聯合，各種宗教和法律也開始混雜，導致有意識的立法成為可能。在這個基礎之上，柏拉圖對於作為立法者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前面所講的要注意到把美德看做一個整體，並且特別要牢記立法者的第一種美德：判斷力和智慧以及控制慾望的精神力量。柏拉圖認為，一個第一流的立法者的工作就是要有比例意識，他由此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超越了《理想國》觀點，即權力的限制也應當保持在合理的比例之上（頁92），這使某種程度上的權力分立思想也隱約可見。因此，在《法律篇》一書中，柏拉圖認為政權形式應當是一種正確要素的混合物以保持國家的穩定。他以波斯和斯巴達（阿提卡）為例說明了單一的君主制和單一的民主制的各自缺點，從而提倡了一種中等程度的獨裁和中等程度的自由，清晰地提出了一種建立混合政體的設想。
在《法律篇》關於理想國家的各種條件的設想之中，柏拉圖體現了他在《理想國》中豐富的想像力，這些設計是否有現實模型，值得我們進一步參考。比如理想的國家應當離海80斯坦特，產生的穀物數量不要太大等等。但是，在這么一個國家中，重要的問題是由誰來管理才是最為妥當的？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就是這個國家要在一個獨裁者的絕對控制下，這個獨裁者要年輕、記憶力強，學得快、勇敢、具有天生的崇高品格，並且自製力強。（頁116）重要的是，還要有運氣，就是他必須是一個與出色的立法者同時代的人，並且有幸與這個立法者有接觸。後面這個條件使我們可以松一口氣，因為畢竟柏拉圖已經考慮到他在《理想國》中經常受人質疑的「哲學王」如何找到的問題。在《法律篇》中通過一種較為可行的條件設定即運氣解決了這個問題，從而實現在權力與知識的現實結合。客觀上來講，柏拉圖在假設上的進一步完善似乎使自己的「哲學王」具有了實踐上的可行性，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可行性依舊只是理論上的，十分勉強。盡管如此，沿著這個思路，柏拉圖繼續設想了自己心目中的優良政體等級。（頁116）他認為理想的政體是獨裁製，次好的政體是立憲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政體是某種民主制，第四種是寡頭政制。柏拉圖強調道：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樣，道理都是一樣的：哪裡掌握最高權力的一個人把明智的判斷和自製力結合起來，哪裡你就可以看到與法律相配合的最好的政治制國外學者著作度。（頁117）這個論斷具有特別的涵義，因為從這個論斷之中，我們不難發現，柏拉圖特別強調了統治者與法律的配合，突出了政治統治中的法治觀念。這種思想在隨後的論述中也體現出來了，如柏拉圖認為，「為眾神服務的最高職位必須授予最善於服從已制定的法律並在城邦中取得此種成就的人」。（頁122）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當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理想國》還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圖的觀念之中都呈現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在人與人之間劃分不同的等級（金銀銅鐵），不同的等級之間在知識和德性上呈現差異，在政治上存在統治關系。（頁122）這種等級關系在柏拉圖的心目中應當是先在的、宿命的。而所謂正義就是各個等級「各盡其職，各守其位」，這個統治秩序的頂點就是知識與德性並重的「哲學王」。柏拉圖正義觀是和他的平等觀緊密結合的，正如他曾經在《高爾吉利亞篇》裡面提到的，「正義即平等」，但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在《法律篇》中柏拉圖對平等做了一個細致的劃分，區分了數字的平等和自然的平等。所謂數字上的平等，按照柏拉圖的說法，就是簡單地用抽簽來分配的平等，是撞運氣的平等或者絕對的平等。對於數字的平等，柏拉圖是不贊成的，認為「對一切人的不加區別的平等就等於不平等」。（頁168）而自然的平等也就是柏拉圖所謂的政治正義，類似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自然的平等主張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它考慮的標準是「每個人的真正品質」的高低和受教育的多少，如果結合柏拉圖對人的等級的劃分，那麼自然的平等就是「給大人物多些，給小人物少些。」（頁169）而這才是「最真正的平等，並且是最好的平等」。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在柏拉圖等級森嚴的理想國之中，正義原來是一種維護等級的正義，他輕視數字的平等的後面，涌動的是一種反民主的情緒，其精英意識躍然紙上。

四

就《法律篇》與《理想國》的題旨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法律篇》中，晚年柏拉圖對自己的理想國進行了一番重大的修正與改進，將法治引入了統治，從而至少在統治外觀上將理想國轉化成了法治國。在柏拉圖與對手論辯的過程中，他鮮明地將統治者稱為「法律的僕人」，認為法律應當是至高無上的，並指出，「在法律服從於其他某種權威，而他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我看，這個國家的崩潰已為時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並且政府是它的奴僕，那麼形勢就充滿了希望」。（頁123）無疑，《法律篇》的基本題旨在此一目瞭然了。但有一點值得指出，在《法律篇》的許多細微之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圖的法律觀充滿著神學的色彩。正如前述，在柏拉圖的視野中，甚至在當時的許多哲學家視野之中，理性、德性與神性是同構的，互相印證的，因此，作為促進國家與人民美德的法律，必然要體現出這種同構關系，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種神學色彩的法律觀也應當屬於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范疇，在亞里士多德的經驗主義法哲學觀念產生之前，在古希臘人心目中，「全面控制人類事務的是神」，（頁114）法律是神的意志的體現，它應當是神聖的、普遍的、不變的。這導致在古希臘，有意識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比較罕見或者是以後的事。據說在義大利半島的洛克里斯人就有這么一種做法，任何提出修改法律的人必須在提議之時把繩子套上脖子，一旦提議被否決，繩子就要收緊。這反映了古希臘人對於修改法律的態度。但是，隨著各種條件的變遷，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家裡，法律的修改逐漸變得可能，但是修改的條件和程序極其嚴格。柏拉圖指出，如果環境的壓力已經變得不可抵抗，法律維護者應當與全體官員、全市市民和全部神進行協商，如果結論一致同意，才修改法律，而在其他任何情況下絕不可以。（頁186）但即使是這艱難的修改，其合法性基礎依舊是神學的，柏拉圖對此一語道破：「既然人們對神的一般社會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法律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變革」。（頁399）既然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強調了法律、德性、神性的協調與同構關系。那麼，以法律的形式來實現這些神聖的目的，促進人民的福祉，顯得特別重要。對此柏拉圖作了闡述，認為，「我們的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讓公民們在盡可能相互友好的環境中過最幸福的生活」。（頁154）因此，國家的立法應當對於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作出詳盡的制度安排，以實現這些目的。自然而然，國外學者著作在閱讀《法律篇》的過程中，我們幾乎要面對與《理想國》同樣瑣碎而又細致入微的種種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人看來簡直向集中營一樣令人窒息。在許多方面，柏拉圖筆下的統治者像牧羊人與園丁一樣，對於人民承擔著全面教育和規訓的任務，這種福柯意義上的知識／權力通過各種制度安排滲透到社會和身體的各個部分，以微觀的形式規訓著人民。與《理想國》不同，《法律篇》的意義在於規訓和教育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是以法治國。但從這種具有高度彌漫性、滲透性、無微不至的國家治理裡面，我們不難產生出一些關於法西斯法律的聯想，兩者可能的區別在於，柏拉圖的法律是反映和遵從神性的法律，但什麼是反映神性的法律，柏拉圖認為只有專家才有資格判別，而專家從哪裡來、怎麼去認定，這又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關於法律品格的防線。這顯示了柏拉圖《法律篇》中的法治思想的粗糙和內在矛盾。總之，為了「過一種有德性的生活」，柏拉圖設想了許多制度安排，是非常細致而有趣的。比如他在婚姻關繫上，法律規定一個男子在30歲到35歲之間必須結婚（女從16歲到20歲），否則要處以罰金和不名譽罪，罰金按照等級不同而有區別；（頁188）婚姻的目的應當有利於國家，而不是尋找個人認為最有魅力的；並且有效的訂婚權首先屬於新娘的父親，其次祖父，再次同父諸兄弟等等。婚宴上，男女雙方邀請的男女朋友不得超過5位。另外還從優生的角度出發，法律禁止婚禮酒宴上醉酒。而婚姻的目的在於把能生的最好的孩子獻給國家，如果夫妻在十年內沒有生育，他們必須離婚。（頁201）另外，國家還規定了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每個人都必須申報自己的財產總額，如果有人的財產超過登記數目，超過部分由國家沒收。（頁166）為了維護法律的執行，國家還通過某種形式的民主方式選舉出由37人組成的法律維護團體，他們的年齡必須在50歲與70歲之間。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柏拉圖還對出國問題作了非常詳細的論述，（頁402）比如不滿40歲的不管任何場合，都不允許出國；如果有必要出國從事調查活動的，必須年過五旬，而且二十年內必須回國，回國後必須向聯合委員會匯報心得體會。如果從外國進入該國，也必須過50歲，並且目的均在於欣賞本國超過其他國家的優秀方面或將本國出色方面介紹給他國，等等。還有許多類似的瑣碎的規定，這些規定展示柏拉圖的豐富的想像力，具有某種社會學色彩，屬於一種系統的社會工程。但在現代人看來，這種烏托邦的設計無疑是可笑的，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另外，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法律篇》對社會生活的各種規制中發現，雖然在統治策略上從單純的人治轉向了法治，但是柏拉圖對於法律的目的以及如何實施法律等方面的立場，內在繼承了《理想國》的思想與方法。
一般認為，柏拉圖的《法律篇》與《理想國》比較而言，在表達和行文上比較晦澀和枯燥。但是，由於譯者的努力，我們依舊能夠較為流暢地閱讀到《法律篇》的精彩論述，並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脈絡。閱讀就是闡釋，《法律篇》論域極為廣泛，蘊涵的闡釋空間也極為豐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法律篇》作為一部文藝作品來加以細細揣摩，認真推敲，從中也許可以發掘出許多更為深刻的思想資源，這無疑有利於我們更全面准確地理解柏拉圖的貢獻

❾ 法律之門的博西格諾《法律之門》書評

法律是什麼？千百年來，盡管人們在理論上為法律繪制了各種令人嚮往的圖譜，然而實踐中的法律卻往往不以人的觀念為轉移。其實，法律生存於各種力量的撕扯之中，每一種力都承載著現實的社會要求，而每一種要求在不同的情景和觀點下都有其應被滿足的理由和價值。讀美國學者博西格諾的著作《法律之門》，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領悟各種關於法律的困惑。
一
法律在理論和實踐上矛盾重重。
「法律即是正義」是西方自然法學者的重要思想。那麼，法律如何實現正義？概言之，制定法律要體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實施法律要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法律體系的存在將基於身份、財富、權力乃至性別差異造成的不平等現狀固定化。立法無法做到「人民公意的表達」。在簡單社會形態中，人們可以熟知社會中的大部分法律，但是在今天，人們實在不太可能知道大部分影響他們生活的法律，就更談不上對它們的認同。正如哈特所言，「現代社會的實況無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許是多數），對於法律的結構，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沒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許多特定、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而言，可能只是籠統的『法律』一字而已。」（〔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第148頁，許家馨、李冠宜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年版）於是，立法成為實現少數社會精英分子意願的過程。為了使法律對自己或其所屬的集團有利，有權力的人會在立法過程中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例如，法律上的稅收制度杠桿並沒有使收入和財富趨於平等，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看到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呈現加劇趨勢；像企業偷稅、證券內幕交易、合同詐騙、貪污挪用等所謂的「紳士犯罪」，其待遇絕對不同於像盜竊、搶劫之類的窮人犯罪；而在強奸案中，通常是根據（男性）強奸者的心態而不是根據（女性）被害人的心態來確定犯罪，這在某種程度上又暴露了法律中的性別偏見。
「法律是一種規則體系」是法律實證主義者的典型話語。這意味著法的確定性，而不是正義，成為法的最高價值。法律實證主義認為：（一）法律由一系列已知的、確定無疑的規則構成。盡管法律體系中還包括法律概念、法律原則、法律技術等要素，但是法律規則確實是法律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二）確定的規則使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夠產生合理預期。（三）法官從確定的規則中能夠推出具體的法律判決，由此可見，法官的判決是可預見的。然而，在日常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單從規則本身去精確預測判決結果的可能性很小；為了達成預測的目的，我們有必要學會審時度勢、察言觀色，因為法官對圍繞事實的具體生活情境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案件的結果。法律是一種規則體系，同時也是一種意義體系。法律規則不會等在那裡自動地適用於案件，法之所以是「活法」，正是緣於其意義的釋放。法律適用是一個「法之意義」釋放和加工的過程。在現代法治國家，法律意義的釋放主體是法官，無怪乎霍姆斯說，法律是「對法官實際上將要做什麼的預測」。如果我們承認個案對於規則的特殊性，那麼我們也要承認法官的個人價值立場及見解在其判決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那些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偏見」），是其判斷的入門。可以說，法官的判決歸根結底是他整個生活歷程的產物。（《法律之門》，第33頁。以下引自本書的內容只標明頁碼）我們還發現，法官們在向規則頂禮膜拜的同時，也將既定的規則開膛破肚。與普通人對規則的踐踏相比，法官只不過是讓規則在庄嚴的司法過程中「死」得更為尊嚴。於是，傳統的司法裁量過程：「事實?規則）判決」，質變為「事實?態度）判決」。
二
孟德斯鳩說，法是一種理性存在。愛德華·科克說：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在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與法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正如《牛津法律大詞典》中的描述：「由於長期的自然規律思維的延續，理性已成為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因素。盡管自然主義法學派僅將理性特徵賦予人類理性的自然法，但自然法和實在法並不是截然分開的，人們在進行現實立法的過程中，其立法原則也蘊涵著理性，並將它作為自己的評價和倫理基礎。」（《牛津法學大詞典》，中譯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頁。）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守法行為與其說來自於法律理性魅力的感召，倒不如說有賴於法律背後的暴力支撐；或者，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普通人對法律的認知中，暴力因素是一個值得人們高度警戒的「雷區」。盡管法律暴力一向遭受人們的質疑，但是沒有暴力支撐的法律，就好像沒有武裝的戰士一樣，失去了勝利的保障。法律暴力即使在最常見的司法過程中也發揮著作用。審訊過程好像是一次次文明的對話，然而，這種「交談」作為法律暴力實施的前提條件，本身即是暴力的運用，它為法律暴力的實施尋找正當合理的理由。我們可以對法律暴力的受害者表示某種同情，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恐怖的平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我們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種公正。因此，法律暴力「不是對它力量的頌揚，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個因素，一個難以解說的因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9．）
亞里士多德說，「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規則的普遍性、明確性、連續性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對抗著混亂和無序。「正如人們所知，社會生活中的秩序所關注的是建立人類行動或行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為等同於昨天的行為，才能確立起這種模式。如果法律對頻繁且雜亂的變化不能起制動作用的話，那麼其結果便是混亂不堪，因為無人能夠預知明天所將出現的信息與事件。」（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頁）然而，在現實中，法律一般是指一種司法體系，而秩序是指一種行政體系、一種國家的特殊秩序，典型地被看作一種等級秩序。這種權威性等級秩序保障規則從權力的頂端逐級向下貫徹而得以實施。但是，在很多場合，法律的實施並非利用這種縱向權力模式，而是橫向權力模式，它意味著：一個人不能在制度上控制其他人。比如，近期在全國各級法院中流行的「司法公正，一心為民」的口號，正是橫向權力模式在法律實施中的表達。所以，米歇爾·福柯認為，「法律和秩序的調和，一直是那些人的構想，而現在必定還是一個夢想。法律與秩序是不可調和的，當你努力這樣做的時候，它僅僅表現為這樣一種形式：將法律結合到國家的秩序之中。」（第274頁）
法治常被理解為「法律的統治」，法治政府則是「規則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翻開法律思想史，關於法治的定義比比皆是。在對法治的通常理解中存在一個前提預設：法律是自然的。像其他自然規律一樣，法律是社會中的固有部分，社會必須尊重法律的運行。然而，這一前提預設面臨的難題是：法律不同於其他自然規律，它要求用人的努力來維持其存在，而其他自然規律則不依賴於人而獨立存在。法律，非人創造則不能誕生，非人實施則不能運行。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任何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然而，說「法律依賴於人」同樣是有問題的。如果法律的存在和運行依賴於人，那麼人應當具有創造和操作法律的能力，並且這種能力要先於法律而存在。如果人的本性中具備這種能力，那麼法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見，法律與人的關系，就如同雞與蛋的關系一樣存在循環。
三
對司法過程的理論想像無法掩蓋其所面臨的困境。
司法過程在理論上是法官「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裁量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官所經歷的步驟是：確定法律事實，尋找法律依據，最後通過三段論的推理得出結論。然而，心理學家所描述的常人的判斷過程卻並非如此。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判斷的過程很少是從前提出發繼而得出結論。判斷的起點正與之相反——先形成一個不確定的結論；一個人通常是從這一結論開始，然後努力去發現能夠得出該結論的前提。如果他不能如願以償的發現適當的論點用以銜接結論與他認為可接受的前提，那麼，除非武斷或愚蠢，他將會摒棄這一結論而去尋求另一結論。（第27頁）由此可見，結論（或目標）在判斷過程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一點在律師的思維方式中比較明顯。結論對律師來說不再是一個選擇性問題。律師為其委託人的利益工作，因而就必須從確保其委託人勝訴的結論（目標）出發來剪裁、組織案件事實，以便能夠從他所渴求的結論（目標）倒推出他認為法庭樂於接受的某個大前提。既然法官是人，他的思維方式也應當不會違背這種常人的思維方式。哈奇遜法官以其切身體驗告訴我們：「法官作出決定，的確是通過感覺而不是通過判斷，通過預感而不是通過三段論推理，這種三段論推理只出現在法庭的意見中。」（第29頁）「在感覺或『預感』自己的判決時，法官的行為精確地與律師對案件的處理相一致，只有這樣一個例外：律師已經在其觀點中預設了目標——為委託人贏得訴訟——他僅搜尋和考慮那些確保他走在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的預感，而法官僅負有漫遊著去作出公正判決的使命，他將沿著預感引導的道路前行，無論到達哪裡……」（第29頁）法官在司法裁量過程中所運用的法律論證方法，也明顯說明了「結論（目標）的統治地位」。法律論證的本質特徵是：一方面，具體的判決發生在論證之前，另一方面，須對判決進行論證。由此可見，實際的判決過程似乎應當是：「確定問題→設定目標→尋找選擇方案→評價選擇方案→落實一個選擇方案」。在整個過程中，法官的主要工作是：想像可能的案件判決方案，以便落實一個最佳的選擇方案。
司法裁量過程在理論上是法官運用各種法律方法形成案件判決的過程。本傑明·卡多佐在其《司法過程的性質》一書中，從分析一個司法判決得以形成的方法入手，描述了法官在審理案件中選擇、平衡與應用各種法律方法以得出判決的整個過程。在他看來，司法過程事實上就是法官運用各種方法對不同的考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以「釀造」一種奇怪的「化合物」的過程。為此，他詳細闡釋了案件的各種裁決方法：邏輯方法，歷史、傳統和社會學方法，以及遵循先例（司法過程中的下意識因素）。卡多佐的貢獻在於，為現代法律的內在矛盾提供了技術性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一位司法技藝嫻熟的法官更容易切中法律問題的要害，然而，在司法過程中，一旦技藝和工藝佔了統治地位，就會導致文牘主義的結果——對於所有遭遇這一結果的人來說，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如法國法理學家Jacques Ellul所言：司法要素（主要指組織機構）已不再承擔尋求正義或者以任何方式創製法律的責任，它承擔適用法律的責任。這種作用能夠純粹是機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義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優秀的技師，他明了技術原理、揭示規則、法律術語，以及推演結論和發現答案的方法。但是法律人有著某種顧慮，他們無法做到從法律之中完全剔除正義而又不使良知感受痛楚。（第53頁）正義感對法律人來說至關重要，「法官的良心是社會正義的最終保障」（西方法諺）。在司法裁量過程中，正義感促使法官對所有相關的材料都必須審慎地進行整理、篩選和檢視，也許這一切不足以影響案件的最終判決，但卻迫使法官必須使自己的判決免於任何可能的錯誤。所以，柏拉圖主張，一個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輕人，而是年紀大的人。因為只有年紀大的人才懂得正義是怎麼回事。（柏拉圖：《理想國》，第119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抗辯式審判方式在理論上更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動性。抗辯式過程的邏輯預設是，「真理越辯越明」，在案件雙方都尋求勝利的「對抗」中，裁判機關能夠發現更多的事實。然而，在充滿火葯味的庭審中，我們也許會離真相越來越遠。法官所確定的法律事實是在法定范圍內認可的並為一些證據所支持的事實，也就是說，「法律事實並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它們是根據證據法規則、法庭規則、判例匯編傳統、辯護技巧、法官雄辯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規等諸如此類的事物而構設出來的，總之是社會的產物。」（〔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載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書店1994年版）那麼，證人所提供的證據是否可信？就證人而言，「陌生的環境及其伴隨的焦慮和匆忙，證人可能受到的哄騙或威嚇，缺乏足以喚起可以澄清每一難題的那些回憶的提問，以及交叉詢問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發重要的錯誤和忽略。」（第451頁）就律師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誠只針對他的客戶。盡管法律確實要求律師盡其官方職責，但這一職責就是將自己奉獻於客戶。在激烈的庭審對抗中，律師職業的道德觀發生了質變：正義在於對你的友人為善而對你的敵人為惡（蘇格拉底）。盡管法律不允許律師在法庭上編造謊言，但是不說不利於自己當事人的話卻是他的義務；盡管律師明知自己的當事人有罪，但是他還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尋找辯護理由，事實上，為了實現每一個人的辯護權，為了使律師更願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將案件是否有理的問題模糊化，也就是說，「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師，而是法律」（第444頁）。英美法學家經常以一種類似市場競爭的方式來比喻庭審過程中的證據確認——「在這一過程中，法官聽信誰的證據，聽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顧客，而訴訟雙方或他們的律師就如同推銷產品的廠家極力要在法庭這個『市場』上向其預期的顧客（法官）推銷他們的產品；這種競爭被假定為會產生最好的結果。」（蘇力：《關於抗辯制改革》，載於《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庭審是令人反感的，因為它意味著對人、財、物等資源的實際佔有將成為左右有利證據的重要因素。
現代高新技術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來，庭審過程因此而增加了許多高科技因素。科學必然使審判過程做到准確無誤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實驗室比法庭更適合於解決社會糾紛，科學人士所擁有的特殊技術使他們比法官更有資格評價事實、意圖或動機之類的法律問題，由此證明自動售貨機式的糾紛解決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的願意廢棄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學技術的診斷來處理社會問題？「公眾本能地期待司法運作不僅僅是為了引出真相和適用法律，而且還要滿足社會和共同體其他的價值。」（第505頁）在接受科學技術的診斷時，人便失去了他的主體性，這意味著他不得不承受科學技術對其意志及其他隱秘的侵犯。「每一技術都磨蝕了人的尊嚴，它所導致的不尊嚴即使未成為流行病，至少也成為了傳染病。」（第505頁）盡管我們傳統的司法模式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沒有將對人的尊嚴的忽視視為理所當然之事。然而，畢竟，尊嚴與真相的天平如何傾斜，終歸要有賴於一個社會是選擇效率還是選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