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安樂死

1. [求助]安樂死是否符合社會道德

呵呵，首先，其實這個問題以往的資料不少，找找就會有收獲。我提些個人看法，說得不好請見諒。1。社會道德是一種建立在公共意識基礎上的道德認知，不會因為少數個人行為而改變其價值取向。2。社會道德提出的要求：尊重、愛護生命，盡力助人求生而非尋死。3。安樂死的方式：應要求人請求利用葯物剝奪要求人的生命。4。安樂死的目的：幫助要求人解除其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痛苦。 從方式上說，安樂死無疑是與社會道德背道而馳的。在今天這個社會，很多國家已經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對重刑犯放棄適用死刑，很難想像對一個無辜而需要幫助的病人我們還能名正言順地對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死刑——盡管它是那麼的特殊以至於我們把它稱作「安樂死」。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寶貴的財富，這是一個社會得以繁衍下去的基礎認知，因此社會道德不可能允許個人的輕生觀念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東西。我想，很多政府花大力氣解決國人的自殺問題，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此吧。 從目的上說，安樂死似乎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我們似乎在幫助那些尋求安樂死的人們盡早脫離苦海。但是這里的問題是我們憑什麼相信那些提出要求的人——要知道，此時的他們處於極度痛苦的狀態中；即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比如專家給出了權威意見），社會道德和心中的良知會允許我們去幫助一個人剝奪他自己的生命嗎？「助人」固然是一種美德，但是助人的後果指向必須更加經得起道德的考驗——這基本可以提到助紂為虐和幫助一個絕望的人自殺。 正方的難點在於如何界定什麼時候安樂死獲得了施行的道德許可證，其根據在哪裡——而反方則堅持這種許可根本不存在。 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2. 安樂死是否符合道德標准

符合，可以體現民主，但有法律問題

3. 問題「安樂死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的構成分析是

第一：安樂死是否符合當今國家有關法律文件
第二：安樂死是否給被注射者內及其家人，帶來系列後續容傷害（精神方面的，比如傷心失去親人）
第三：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安樂死是否是尊重生命的表現
第四：安樂死普及應用後，可能帶來的社會負面效應（別人都不跳樓了，都選擇安樂死）
第五：安樂死是否會被犯罪份子所利用，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望採納，謝謝

4. 安樂死倫理道德之爭

我總以為還是活著好，有時候說是擺脫痛苦，不是有那句嗎？人死如燈滅

5. 安樂死的社會爭議

法理：公民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悖憲法這種言論，是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的。 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願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於生存權利的道德准則。 從醫學和法律的角度，對安樂死的論爭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極的安樂死
許多醫生認為，對於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願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願在他們臨終時不採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這種生前的意願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國與各地區並不一致。如美國1977年的「死亡權力法案」，要求醫生尊重病人的願望，已在許多州獲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術的產物，停止給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並不意味著殺害性命，而只是停止製造人工的「生命」。而且這種沒有意識，任人擺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損病人的尊嚴，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所以有人認為，植物人問題不屬安樂死，而屬死亡的尊嚴問題。但由於感情和醫學倫理學傳統的影響，還是會出現處理上的困難。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過去難以存活的不正常嬰幼兒可靠先進技術存活下來，當然，其生活的質量是低下的，他們還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一般說，如果發現出生不久的嬰兒有嚴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現代醫學確實無法補救，且這個缺陷將嚴重影響嬰兒生活質量，在此情況下，而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其法定監護人不願維持其生命時，醫生可以接受監護人的意見停止其生命的維持措施，也即對於這種安樂死醫生只能執行，給予咨詢，而無權自作決定。
積極的安樂死
爭論更加劇烈，因為這種安樂死，從法律上看具有殺人的動機、行為、後果，形式上與謀殺的界線難以劃清楚。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美國、日本、瑞士、挪威、波蘭、德國等。
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意見：可以不把這個難題當作醫學倫理學問題，而作為當代社會生活提出的一個實際問題（即自殺的正當性問題）來對待。
在關於安樂死立法問題的討論中，有人認為如果法律同意醫生答應垂危病人安樂死的請求，那會樹立一個殺害病人的先例，從而造成社會危機；於是醫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診斷錯誤（如誤診為晚期癌症）則積極的安樂死造成的後果是無法挽回的。其次，在醫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殺手的內容，就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傷害病人這一基本要求。如果醫生不僅治病，還殺人，這會嚴重影響醫生的傳統形象，而這種形象對於病人心理是有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還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問題，如果問一個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願意繼續受折磨還是無痛苦地「睡過去」，病人鑒於他給別人（家屬及醫務人員）帶來的負擔，也可能回答：「殺死我吧。」綜上所說，對醫生來說，安樂死不應當成為一種解決病人痛苦的正常辦法，在安樂死方面醫生不應當起主動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動的角色。否則就會削弱醫生救死扶傷的鬥志。
調查民間贊同安樂死比率很高
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中，安樂死立法問題再度引起了委員們的普遍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在大會發言中表示，有關部門曾對北京、上海、河北、廣東等地進行調查，民間測評贊成安樂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對200名老人問卷中，贊成安樂死佔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認為安樂死是符合人道主義的，80%的人認為目前國內可以實施安樂死。 贊成安樂死符合臨終病人利益
趙功名表示，倫理原則是支持安樂死的。該作法尊重了臨終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相反，違反病人自主原則，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實行安樂死，把有限的資源過多地用於臨終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應用的治療，是不公正的。安樂死有利於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議，國家可在某個地區、省、市等局部性地點制定有關規范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研究，作為試點積累經驗，然後才逐步向全國推廣。
廣州市女法官協會會長毛宇峨表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她是主張安樂死的。安樂死的問題，既是道德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從道德倫理方面來講，中國人兒女講盡孝，朋友講關愛。市民的普遍看法，總覺得活著比死了好，很多人不願意接受，不敢接受安樂死。就身體健康的人群而言，他們是估計不到要求安樂死的人們群的承受能力，對於他們而言，更是很難預測得到的這種瀕臨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會氛圍而言，社會對安樂死問題關注是不夠的。
反對安樂死立法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外科吳若彬主任介紹，醫學專家們都在呼籲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目的是為了讓腦死亡者捐出活體器官救活他人。腦死亡病人從醫學的角度上講，這樣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徵，但是已沒有任何的生存意義，實施腦死亡，可大大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可以減少醫療負擔。而安樂死的病人則不同，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於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會倫理支持的今天，醫生為滿足病人的作法無異於「殺人」。因此，他認為，在《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出台之後，再來談安樂死的立法更有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力認為，腦死亡都還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層面，這些前題必須搞清楚。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安樂死立法是不現實的。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體，包括安樂死者本人、醫務人員、安樂死者親屬及其他需要醫療救助者。由於各方的社會身份、社會角色、責任和義務的不同，由於各方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同，導致不同的人或群體具有不同的安樂死觀念，引發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倫理爭議。
1、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
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是安樂死中首要的倫理爭議。生命神聖論否認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認為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違背神的意願而隨意結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著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由於西方的宗教傳統，生命神聖論的觀點頗為流行。生命質量論則肯定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突出強調了人權和人的社會價值的重要性，認為人具有社會屬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會價值，當社會價值被破壞時，人的生命質量就失去了意義，人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顯然，生命質量論還邏輯地蘊含了另外兩種被稱為生命尊嚴說與生命自主權說的觀點。因為當人由於自己的社會價值遭到破壞而選擇結束生命時，事實上就是違背生命神聖論所認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選擇，同時這種追求生命質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維護生命尊嚴，如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捨生取義」和西方的「為真理而獻身」。
2、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爭
在醫學倫理實踐中對安樂死的反對與支持主要反映了兩種醫學倫理原則，即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間的矛盾。救死扶傷原則自古以來都是醫家的根本行為准則和職業道德。在被奉為醫務人員操守准則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確表示「我絕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葯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成立於1947年的世界醫學協會在充分肯定該誓言的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法規，強調醫生必須以保護生命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傷原則的人們認為安樂死違背救死扶傷原則，是變相剝奪他人生命，有悻於醫生的職業道德的行為。減輕痛苦原則也是醫學倫理實踐中的一條重要原則，醫生的職責除了治癒疾病還包括為病人減輕痛苦。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為患者治療疾病是減輕痛苦，當患者患有不可治癒的疾病並遭受極其痛苦折磨時，使其結束痛苦無痛死亡亦是減輕痛苦，是人道的行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無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臨死亡的患者飽受病痛與醫療手段的折磨，醫生卻無動於衷，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於醫生職業道德的。因而現代醫生的職責不僅在於「挽救生命」，還在於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減輕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現對病人的深層倫理關懷。
3、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之爭
在關於安樂死的爭論中資源的分配一直是爭論的一個焦點。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於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癒病症的人，或者用於維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殘兒童的生命，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患有不可治癒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樂死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於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反對安樂死的人則認為，雖然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節約資源」為名為患有不可治癒病症者或植物人實施安樂死，則可能導致對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因而每個人理當享受基本的生存權利，以「節約資源」為名使不可治癒者或植物人安樂死強制性地剝奪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恰恰破壞了社會公正。
4、尊重人權與情境選擇之爭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些學者將自願安樂死限於承受難以忍受痛苦、自願謀求死亡的絕症病人，認為患者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因此必須尊重他們的安樂死意願，才能體現對患者的倫理關懷。但是也有學者出於境遇倫理學的考慮，主張人總是處於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並從這種情境或境遇出發做出自己的倫理決策，從而對患者的安樂死意願的真實性提出諸種質疑：
第一，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活著總比死要好。
第二，自願難以確定，一個患者在疼痛發作或因服用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鬱時表示的意願是否可以算數？
很可能在疼痛緩解或意識清醒時又放棄他的安樂死請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診斷的影響，有了某種絕望的願望，但如果這種診斷是錯誤的，這又意味著什麼。因此，應當謹慎對待安樂死，不可輕易肯定其價值，也不能武斷地否定其價值。
5、中國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
在中國的安樂死討論中，支持與反對的倫理之爭主要表現為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反對安樂死者認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主要是老年人群體和病患者，以孝悌為基礎的傳統道德要求子女和親屬必須對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親屬細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結束，而出於減輕痛苦致親人速死的安樂死則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這容易對中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傳統倫理模式構成嚴重威脅，導致「血濃於水」的親情紐帶斷裂。安樂死的支持者則堅持認為傳統「孝道」與現代安樂死在意蘊上不能相容，因為現代安樂死本身就是人的現代親情理念的表現，即家庭中各成員之間的權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擁有對自身生存利益的決定權利，當遭受不可治癒的疾病折磨、難以忍受病痛的情況下，父母本人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願才是孝順父母；而且現代親情理念還認為子女應注重在長輩生前關心長輩，尊重長輩、提高長輩生活質量，這樣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現，否則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樂死倫理爭議的深層意蘊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一方面向安樂死實踐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樂死實踐背後隱藏的關於人類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層矛盾。這些矛盾既有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醫學倫理決策道德原則沖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會公正問題，同時還包括具有特殊性的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1、生與死的矛盾
安樂死中關於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反映出人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是人類獲得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直接結果。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獲得，意味著人類能夠將自我與周遭世界區分開，進而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類的生與死產生分裂，人類也從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來，因此「絕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動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種動物，因為他已經脫離了自然，並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義問題（以及自然的意義問題）作為他的命運」。也就是說，人類可以通過追尋生命的意義超越死亡，從而解決了必然要面臨的生死矛盾問題。在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中提供了三種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徑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學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們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義的方式尋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認為，這三種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達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謂信仰的方式，是指為了獲得自身的意義，獲得存在的依據，而將自我虔誠地獻給神靈，並將此歸因為神靈的恩典。尤其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的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處於比較低的發展水平，即人類還不能在觀念上將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對立起來進行考慮，因此神靈處於人們生活的中心，支配著人們的觀念和實踐。此時，一方面人們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靈，遵守神靈的旨意，便可以毫無疑問地找到生命的意義，並且心裡感到滿足、安寧和充滿希望；另一方面，神靈在能夠安慰早期人類的同時，也給他們以生的許諾，如上帝會將人死後脫離肉體的靈魂帶到天堂，靈魂就會不死。在這里，死亡變成了靈魂永生的一道門檻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從而死亡的形象在人們心中也變成了可接受的和帶有某種美的對象，肉體則變成了受冷落的、應該被拋棄的對象，它的痛苦與消亡也就顯得不那麼緊要。很顯然，通過信仰而得到神靈的安慰與許諾只是使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釋放，因為死亡具有不可懷疑的實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科學理性的方式則是指人類對自身意義的看法從通過信奉神靈獲取自身存在依據轉變為通過遵循絕對精神或絕對律令而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隨著近代社會理性與宗教的斗爭進一步深化，理性獲得了巨大發展，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隨之發生改變。這種轉變使得神靈順理成章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因此神靈和彼岸世界也就無法再承擔安撫人們心靈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媽塌，意味著人們只得在此岸世界尋找生的命運與死的前途，即將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作為自身存在的意義。但是這種方式直接造成了人與對象世界的絕對對立，同時取消了克爾凱郭爾?所謂的人類內在精神生活的主觀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不到釋放，另一方面將熱情地生、恐懼的亡變成了夾帶著恐懼的生、不知所謂的亡，因此對死亡的恐懼和表達絕望等主題在這一時期被視為消極的生活態度。所以，科學——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道德的方式是指通過追求某種道德信條，踐行某種道德原則而獲取自身存在意義的方式，但這種方式也只是表現出了一種幻想出來的超越。如中國傳統式「捨生取義」，由於死者只能憑著他本人的「義」的信念而「捨生」，而不同的利益歸屬所要求的「義」是不同的，而且至關重要的是這種「捨生」通常都是形勢所逼的「自願」之舉，並沒有人真正喜歡死亡。通過對以上三種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都是企圖通過以意義的追尋否定死亡，而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再生，而這正是對死亡的恐懼所帶來的心理幻象，並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醫學倫理決策中的道德原則沖突
安樂死中關於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之間的矛盾其實反映了現代醫療實踐當中倫理決策的困境，即現代醫療體系中倫理決策原則相互之間的沖突性。
科學技術的進步激化了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中包含的一對固有矛盾。作為醫學倫理學基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醫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長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個人無法進食，生命就難以維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殘疾人很難終其天年。由於一些治療措施的進步，許多不治之症的結局可以變得相當拖沓。這樣一來，病人臨終前的痛苦也延長了，這種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來前解除。不少疾病終末期的病人，由於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醫生結束他的生命，當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有時就殺死自己。但由於不諳生理解剖，在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他們往往不得不忍受多餘的痛苦。於是，有關安樂死的案例和討論不斷出現。
在現代醫療體系中得到較多共識的是以下四個原則：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決策能力的原則；不傷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對他人傷害的原則；行善，即要求阻止傷害、促進利益和權衡利益與風險、代價的原則；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風險與代價的原則。此四項原則是醫療實踐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其根本價值目標是一致的，即維護患者利益，但每一具體原則又有其各自的倫理依據和對象性要求，從而在具體醫療情境之中，它們之間往往會發生沖突、出現矛盾，即當我們從不同的倫理決策原則出發，會對同樣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結論。我們分別從尊重自主原則與不傷害原則出發，就會形成對待安樂死的兩種不同態度。
3、社會公正問題
安樂死中關於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的爭論反映了各個利益相關方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博棄。各個利益相關方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另一個是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顯然，一定社會的社會資源總量都是有限的，那麼社會資源的分配和使用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所必然面臨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即存在著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的問題。發達地區和富有的人憑借其財富優勢佔有佔用一多半社會資源，而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則由於其財富上的劣勢只能佔有佔用少量社會資源。由於這種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問題的存在，其必然使人產生對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能夠享有足量社會資源的擔憂，進而認為安樂死可能成為剝奪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享有社會資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處環境的復雜性、偶然性使得人性並不能滿足任何理論上所設想的邏輯完滿性。但在理性主義的背景下，出於理性的選擇和行為才被視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導致了對出於非理性因素的選擇和行為的忽視、曲解和否定。在關於安樂死的第四點爭論「真實意願與情境選擇之爭」里集中表現了對處於具體情境中的人的倫理決策能力的懷疑與不信任。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這一點。
第一，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安樂死之所以能夠獲得支持，是因為患有不治之症並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們尋求安樂死的請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們面對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選擇。而反對者給出的「活著總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將安樂死的最終結果理解為死亡這一事實。顯然，在生與死相對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都無法提出無理由地放棄生命的有效根據。因此，放棄生命一定出於某種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無奈之舉」。
第二，放棄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體到安樂死的支持者那裡，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並且這一值得別人同情的原因更進一步肯定了「活」的善與「死」的無奈。但是在反對者看來，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與安樂死之間顯然存在著一個人如何選擇的問題以及選擇是否可靠的問題。
第三，前邊已經確定，在安樂死的支持者看來，選擇安樂死一定是出於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說別無選擇或這種選擇出於某種必然性，最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們的求死選擇能夠被道德承認。
反對者似乎對此存有疑慮，認為人的選擇應該是出於純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選擇很可能會因為服葯與否、疼痛加劇與否、醫生的診斷正確與否、醫療水平的提高與否甚至病人的情緒正常與否等因素而發生改變。很顯然，反對者的意見使得支持者最為重要的理由「自願」變得不那麼可靠和真實，但同時反對者的意見也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的選擇不僅僅是理性與必然性的表現，恰恰相反其中充滿了偶然性與非理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人性中潛在地存在著對社會理性規則的破壞性因素，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並不因為同情心與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時刻影響著人類理性的正常運轉。
5、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在中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下，害怕因為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這種擔憂本身只表明了傳統「孝道」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主要表現為兩點：
第一，「孝」是為人們所認同的倫理價值取向。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孝」文化由來己久，並且與政治關聯密切。早在先秦時期就有關於「孝」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明確記述，如《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意為一個人只有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外才不會犯上作亂，做出有悼禮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中國古代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每個人既是家族成員，又是社會成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家族關系擴大而成。一個人正是從愛自己的父母兄弟開始，不斷擴展，達到愛朋友、君王，以致愛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所以作為處理家庭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孝」，既是家庭關系的重點，又是擴展社會人倫關系的起點。這樣，個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國家這一整體、集體的利益鏈條之上，並產生了一種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犧牲意識與服從意識，即只強調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義務價值。因而現代安樂死對於自身權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會遭遇到極大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的阻礙。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使得個體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安樂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由於現代安樂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預死亡過程，而且在直觀上，發出安樂死請求的父母或其他親屬依然被稱為活著的人，在這個意義上，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要求會被子女或晚輩當成是處死的請求，難以接受，即會獲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但父母或其他的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出於自身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子女或晚輩應該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實踐表明，子女或晚輩大多拒絕了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很明顯，這種拒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要求安樂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輩符合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為代價的。由此，「孝」與「不孝」除了強調被盡義務者的需求外，更加取決於一種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即「孝」中包含有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也就是俗話說的「好名聲」。

6. 安樂死在哪些國家是合法的

安樂死哪些國家是合法的
荷蘭，比利時，澳大利亞

目前，積極安樂死只在荷蘭和比利時合法。瑞士和美國俄勒岡州的法律則允許間接或消極安樂死。美國俄勒岡州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的地方。1994年，該州通過一項法令，允許醫生為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絕症病人提供他們要求的致死葯物。自這項法令1997年生效以來，已有200名絕症病人在該州實行了安樂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目前正在仿效俄勒岡州制定類似的法令。

世界上第一個將積極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是荷蘭，比利時則緊隨其後。2002年9月23日，荷蘭取消了對有條件安樂死實施者的刑罰。目前，比利時和荷蘭都准備就嬰兒和痴呆患者安樂死問題立法。

瑞士允許消極安樂死，並成立了一個幫助他人死亡的專門協會。英國上院正在審理一項允許自願安樂死的法案。在日本，有條件的安樂死於1995年得到最高法院許可。哥倫比亞則於1997年立法確認安樂死是臨終病人的一項權利。

法國青年樊尚·安貝爾的母親曾幫助兒子安樂死，這促使法國議會於2005年通過一項法令，給予沒有希望治癒或處於垂死階段的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

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曾短期承認安樂死合法。有關法令於1996年7月生效，但於1997年3月被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廢止。

在全球各地，有很多人為安樂死合法化奔走呼號，但也有很多人堅決反對安樂死。在反對安樂死的人看來，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他人死亡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7. 用科爾伯格的道德理論分析安樂死

上海那邊的話，本森出租不錯呀。

8. 禁止安樂死是最自私的假仁義假道德真的不支持，我活的好痛苦好受罪好想痛快的安樂死！

就算是允許安樂死的話。你如果是年紀輕輕的，沒有得絕症，父母也不同意你去死。別人也不可能讓你去安樂死啊。

9. 反對安樂死試從道德和人情角度分析

1、指 望病人做出合理的自殺決定是不可能的。
2、自我決定的權利並不包括自我奴役的權利;自由專的權利也屬不包括不 自由的權利，用自主原則來支持安樂死等於否定生命本身。
3、病人讓別人殺死自己是賦予他人永遠剝奪自己的自由權利，這顯然是對自主權倫理的扭 曲。

4、要求別人幫助自殺，這不是個人行為，而是群體或公眾行為，因此它 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自殺。
5、社會總是認為取消生命的大權不能賦予為了滿足私人目的的個人

10. 安樂死與中國傳統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安樂死與傳統道德的沖突在親屬方面
對於病人的親屬來說
只要病人還有一口氣
就不能放棄
這是中國傳統道德對於人性的束縛
但是對於病人來說
卻又期望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