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義法治

『壹』 舉例說明如何用法治思維分析、處理現實問題

治思維是將法治的各種要求運用於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法律規范為基準的邏輯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思維以嚴守規則為基本要求，強調法律的底線不能逾越、法律的紅線不能觸碰，凡事必須在既定程序及法定許可權內運行。法治思維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的，要求領導幹部和公務人員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有一種法律規則的意識，堅持法律至上，堅持法律規則的運用，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等法治精神和原則。在面臨多種問題的解決方式、手段時，領導幹部能夠首先研判處理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法治精神等。 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領導幹部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倡導者與宣傳者，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推動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幹部是關鍵因素。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歸根結底要靠各級幹部來完成。黨員幹部法律素質的高低與法治理念的強弱，直接決定著其依法管理、依法決策和依法辦事的水平。只有各級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擁有法治思維，才能在全社會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化解矛盾用法的良好法治環境。 現實工作中，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看問題、作決策、採取措施的時候，往往缺乏法治思維。他們認為，只要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就可以成為各種施政行為的理由，不用過多考慮各種決策程序和操作程序，可以繞開各種法律的條條框框；認為依法辦事條條框框多、束縛手腳，只要能辦成事，什麼辦法都可以用。這種忽視各種法律規制而以發展的理由來衡量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以合理性來代替合法性，顯然是錯誤的。這種錯誤思維方式指導下的施政行為，罔顧程序正義，丟棄規則規范，漠視權力邊界，功利性地強調發展，可能會有一些短期效益，長期而言恰恰會嚴重損害發展、和諧、民生，與這些目標完全相悖。正因為如此，解決好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法治意識不強問題，已經成為推進法治建設必須抓好的緊迫任務。 加快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著力培養和強化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這種培養與強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也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要領導幹部的追求與修煉，也需要組織的教育和培養，還需要社會的監督與約束。重點是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強化法治思維規則至上，推進由合理向合法轉變。一是要求黨員幹部有規則意識。想問題、辦事情始終將合法性放在第一位，所有思考和決策都必須圍繞合法性展開，無論任務多麼緊急、事情多麼重要，都不能偷換概念，以其合理性替代合法性。二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強化規則制定，在權責范圍內，盡可能地完善法規規章配套、清理及解釋制度。三是要求黨員幹部嚴格按規則辦事，始終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工作中一切合理的行為都必須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強化法治思維程序優先，推進由隨意向嚴謹轉變。法治思維強調程序優先，因為公正科學的程序是法治的基本構架，程序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完善程度的基本標志。通過確立公正科學的法治程序，提升制度運行的規范化水平，消除制度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增強人們對未來的確定預期。在工作中，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必須始終堅持按照法律程序進行。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於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不能因為法律程序不到位，造成決定和行為的無效甚至違法。同時，要把程序作為一種良好的工作方法，在制定出台重大行政決策時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法定程序，以「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強化法治思維權利本位，推進由人治向法治轉變。保障權利是法治思維的靈魂。要把群眾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始終站在群眾的立場和角度思考問題，重視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保障群眾的正當權利。工作中，既不能以發展為理由，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正當權利而侵犯少數人的正當權利，也不能濫用職權，超出政府權力法定的作用空間，涉入政府權力的禁地，損害群眾的利益。要堅持積極依法履行政府職能，但不包辦一切，有所為有所不為。 ——強化法治思維科學權威，推進由短期向長效轉變。樹立法治思維要與堅持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結合在一起，看問題、作決策、辦事情，要依法處理好當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個別與一般以及合理與合法的關系，盡可能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縝密，把措施行使得更規范，努力做到不留「後遺症」，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公眾和社會的監督。

『貳』 法治原則的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視法律與政治分離，實行分權；將程序視為法律的中心；強調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強調對法律的嚴格服從與忠誠等。上述這些無疑對培養法律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建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極其重要意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1）它的法條主義趨向導致法律思維脫離社會現實；（2）規則的適用排除了對目的、需要、結果的考慮，規則模型帶有現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氣質；（3）程序中心主義加劇了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緊張，導致人們的公正預期受挫，從而使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有鑒於此，後法治國家在追求法律發自治品格時，也應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內涵價值，從而尋求法律制度自我矯正的機制，發揮法律、道德與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無論是職業法律家的法律還是代議機構的立法，都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新的規則，他們只能表述、闡釋、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規則。12但在重視發現習慣規則的同時，我們也絲毫不可貶低法律制定的作用，畢竟立法不僅象徵著人類為解決特定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同時立法對補救現有規則之不足，克服習慣規則的凌亂化，並改變或者變通「那些與目前秩序相抵觸或經驗表明不便利的規定」13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從理論的邏輯而言，民主天然地有產生「多數專制」的傾向，從實證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導演「集權專制」和「群眾專政」的災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擴展民主，並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建設法治與憲政，另一方面則要用法治的精神來質疑、否定和矯正民主的缺陷。

『叄』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製程序義務人的主觀隨意性。由於程序的設置，當事人（程序義務人）沒有選擇行為手段的自由。當程序所預先確定的要件成就時，程序義務人必須按照程序的規定作出既定的行為，而無法利用手段選擇的自由隨意加速或者阻撓程序目標的實現。由於程序具有限制義務人主觀隨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於規范程序義務人的行為，防止程序義務人濫用或越出他所擁有的權力或權利。

第二，保證效率最高的手段。當事人為實現某種目的所選擇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優劣之分，這取決於當事人的知識、能力、經驗等。如經過總結、比較和篩選，事先運用程序將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來普遍推行，則即便當事人的知識、能力和經驗有欠缺，也能保證選擇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達到程序目標。

第三，維護和促進手段的正當性。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遺害無窮，為此，程序的預定者需要綜合考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將體現了必要正當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並非最優）上升為程序，使之成為標准化和規范化的手段，從而排斥其他正當性不充分或者不正當手段的適用，以期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保證結果的正當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證據即為通過程序規則維護調查手段的正當性而不惜犧牲調查效率的一個例子。

第四，運用程序阻礙實體目標的實現。程序是一把「雙刃劍」，既可用來促進程序目標的實現，又可起到阻礙與特定程序相聯系的實體目標實現的作用。程序的設計者如將成本高、難度大、耗時長的手段上升為規范化的程序即可為實體目標的實現設置一道「程序壁壘」，阻礙程序目標的實現。

『肆』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內涵是什麼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核心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錦濤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是我們黨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驗，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制建設的經驗，借鑒現代法治理論合理成份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理念。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的特點和要求。我們只有全面把握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內涵。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
法治有兩項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訂得良好的法律，二是這種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所謂「良好的法律」，就是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法律。所謂「普遍的服從」，就是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都得到全面的實現。現代法治既是公平正義的重要載體，也是保障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關系的多元化，社會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出來。高度重視、科學分析、正確解決這些問題，對於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減少社會風險和動盪，至關重要。解決公正問題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堅持依法、及時、合理解決的原則，採用教育、協商、調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逐步建立並從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機制、公平的規則、公平的環境、公平的條件和公平發展的機會。社會主義立法要體現全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和願望，使正義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實現正義的途徑程序化、公開化。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務就是要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由於我國封建傳統的影響，人們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實體公正、輕程序公正的觀念，特別是在執法環節，一些執法人員片面追求事實真相，重口供、輕證據，違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提倡和強調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的、全面的公正觀念。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
人權是人之作為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對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確認。人權來源於人的理性、尊嚴和價值。基本人權則是當代國際社會所確認的一切人所應當共同具備的權利。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確認為權利，不僅是因為它們經常面臨著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險，需要社會道德的支持和國家強制力量的保護，而且是因為人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和動力。現代法律就是保護人權的一種制度安排和強制力量。正是人權體現了現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權保障奠定了現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礎。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就是為了爭取和實現人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不斷完善，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社會矛盾復雜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突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高度重視和維護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問題，把工作重點從調整對立的階級關系轉移到承認和保護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等權利義務關繫上來，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和依法執政的能力。當前，在刑事司法領域，一些執法人員還存在著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習慣於有罪推定，忽視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提倡打擊與保護並重的觀念，增強以人為本、文明執法的意識。
法律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會的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都要求有一定的權威，而法治社會的政府權威是置於法律權威之下的權威。憲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權威則是一個國家是否實現法治的關鍵。在現代法治國家，有的宣布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的宣布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樹立法律權威作為實現法治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立法建立具有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隨時隨需而改，因人因地而異，那就根本沒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執法、司法和守法保證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嚴格依法辦事，違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組織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實質內涵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我國憲法第五條對法律權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確的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當前，樹立法律權威的觀念，要特別強調維護法制統一、反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反對把個人或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義。
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機制
法治的意義就在於，既能充分地利用國家權力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又能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保證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正確行使權力，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社會主義法治防止權力濫用和保證權力正確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把決策、執行等環節的權力全部納入監督制約機制之中，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運行。任何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實行法治就是要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國家權力的異化。在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的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我們還要努力拓寬民主監督的渠道，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監督、黨組織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的方法和途徑是多樣的，最重要的是保證各個監督系統的整體協調和依法進行，必須實現監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監督法制。要樹立權力接受監督制約的觀念，必須全面貫徹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法原則，反對重配合、輕制約的做法，反對排斥監督的司法專橫主義。
自由平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從自然力和社會關系的束縛下獲得解放，人的內在尺度與客體的外在尺度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進步狀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創造實現和保障人類自由的社會前提。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創造和保障這種不斷發展著的自由的社會控制系統。只有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才能保證人的尊嚴、價值和主體性得到尊重，保證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才能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於，普通公民沒有成為法治的主體，法治只是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國」演變為「依法治民」，難以跳出人治的范疇。現代法治的優勢和成功之處在於，國家不僅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規定性來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來限制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權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權利，使普通公民成為法治的主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把公民權利（個人自由的法律表達）作為構成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權利的平等保護不僅是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體現，而且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近二十多年來，每一項重大制度的改革實質上都可以歸結為重新認識和調整權利義務關系、加大平等保護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力度。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法治發展的進程就是公民權利要求和權利意識不斷增長的過程，是公民權利平等保護機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過程。因此，我們應當樹立權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增強平等地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的意識，擺正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反對官本位和長官意志。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反映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現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進的法治理念的進步性，又有立足現實、強調歷史發展階段的具體性。忽略其進步性，容易導致遷就人治的現實傾向；忽略其具體性，則容易導致超越現實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亂。
來源：學習時報

『伍』 法理論述（追加100）

1 （1）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實體正義是程序正義追求的結果，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必要保證（2）程序正義是雙方當事人在合理的辯護條件下陳述自己的觀點，被公正聽審，是「看得見的正義」。以程序正義的方式化解矛盾，而不是用血親復仇或同態復仇的暴力解決問題，在程序正義的條件下，即使得出的結果不是完全正義的，但當事人由於經過正當程序，心理上也會感到平衡，從而認為自己受到了正義的對待。（3）實體正義也同樣重要，實體正義應是司法實踐中的最高目標，也是促使社會和諧的實質條件。程序正義可以作為實現實體正義的手段。
2 （1）權利與權力的關系突出體現在憲法中，憲法的實質就是對權力和權利進行分配。（2）每一個實行民主的國家都重視保障公民權利，即公民可以在某些方面自主選擇作為或不作為。（3）同時，權力是相對於國家機關來說的，只有對國家機關的權力進行有效制約，防止權力濫用，才能切實保障公民權利。
3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2）在一定程度上，程序正義就是為了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每個當事人平等的被告知和聽證，平等的進行抗辯，平等的受到法律保護，同樣，違法或犯罪也平等受到法律制裁。（3）自由，平等也是基本人權，在「權利本位」趨勢化的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立法，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因素。
4 （1）首先，法治是對於人治而言的，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國家，一切事務按照法律進行，法律至上，權利和權力依法分配，保證事情不因某個人的改變而改變。
（2）其次，若要實行法治，先要完善立法，要做到有法可依，讓人可以根據已有的法律規范預期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立法要緊跟時代發展，要保證穩定性同時保證靈活性。
（3）再次，要堅持法治的基本原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並由人民依法行使；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法制統一、尊嚴、權威等。（附：區分法制與法治，法制指法律制度，法制是法治的必要保證，法治是法制的目標）

『陸』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柒』 法律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

法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並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實質正義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是法律追求的最終目標；形式正義是實質正義的基本保障，是實現正義的前提和基礎。

法官應當在盡力保持與往昔邏輯一致的形式下，實現法律為社會服務的目的，即透過形式正義追求實質正義，也即是透過冷冰冰的邏輯之幕。

法官對法律形式和實質的對稱性的「智識性渴望」的知性背後，潛藏著的是力保法律對人類情感做出的真切的法律本身及其法律從業者的德性。實質正義固然是法治的最終目標，形式正義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7)程序正義法治擴展閱讀：

當二者發生沖突之時應該謹慎衡量二者的關系，不要過分的追求所謂的正義而忽視形式正義，適得其反，阻礙法治進程的發展。在法治社會之下，追求實質正義時程序正義顯得更為重要，程序正義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

程序保證正義，社會是多變和復雜的，要有規則來維持秩序保障正義，就如一場足球賽，要保證最後的結巧是公正，就必須有明確的規則。

球員需按照既定規則踢球，裁判需按照既定規則裁判，只有這樣最後的結果才是被大家所認可的公正，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就如同賽規則在足球賽中的作用，都是用來保障最終公平正義的實現。

程序正義與法治密不可分，程序正義促進保證法治的實現。在法律工作中，無論是立法工作，還是司法和執法工作，都必須強調程序正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程序正義的實現程度就是法治的實現程度。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注重程序正義不意味著拋棄實質正義，實質正義也同樣重要。

『捌』 公正的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區別

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美】伯爾曼 在民主的國家裡,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裡,國王就是法律。

『玖』 如何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法治

「改革開放30多年了，我們的法治社會建立起來了嗎？」賀衛方用了近一個小時來集中分析了在當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急劇轉型過程中，中國法治建設面臨的困境和前進路徑。他從「孫志剛事件」說起，深入分析最近發生的重慶相關事件等等當前中國社會各類具體問題，諸如不同法律法規之間相互打架、司法程序正義被嚴重輕視、司法權威相對卑微脆弱，民意輿論干擾司法等問題，表達了一個有強烈責任感的法學家對建設法治國家的深深憂慮。「孫志剛因為收容遣送制度而死了這么多年，但我們國家至今還不能建立起審查違憲法律的制度。只有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才能讓法律之間不出現相互打架。」
中國如何建設法治社會？賀衛方以輕松幽默的詞語介紹了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如英國、日本、德國和美國的憲政制度。如英國首相的辦公地點設在唐寧街10號這個不起眼的小門之內，英國和日本的君主均以不幹涉政治而享受尊崇，美國最高法院一直由9位年老的男人控制……在形象生動地描述西方法治國家這些特殊法治建設的同時，賀衛方也闡述了這些特殊制度背後的法治國家理念。
賀衛方認為，法治建設的關鍵是，憲法是一個國家根本大法，任何其它法律法規都不能違反憲法；任何權力都應該納入法律的管束之內，政府的所有權力都應該受到有效的限制；國家的公共權力應該是相互獨立並相互制衡的，既要有橫向的分權，也要有縱向的分權；法律的權威與民主緊密聯系，法律沒有權威正是因為沒有民主。
他認為，盡管中國的法治道路艱難坎坷，但是他堅信，民主與法治的進程正在加快，法治一定會在中國實現，「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家一定要有耐性」。他呼籲廣大學子和法律工作者應堅定法治信念，為推進中國法治進程貢獻自己的力量。

『拾』 通過法律救濟渠道用公證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是什麼法治社會的基本特

通過法律救濟渠道用公證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點，也是在和諧社會的必要保障。

法治在政治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對政治權力的規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是否至上，特別是權力的運行有沒有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是區分法治與非法治的主要標志。要實現法治，立法機關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機關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就要依法審判，執政黨就要依法執政。

(10)程序正義法治擴展閱讀：

建設法治政府的意義：

1、有利於實現民主政治。

法治與民主具有天然的聯系，法治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保證。建設法治政府可以調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沖突，從體制、機制、程序上規范民主、發展民主、保障民主，實現民主政治。

2、有利於促進法制完備。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必須建立完備的法律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制完備首先是形式意義上的完備，即法律制度的類別齊全、規范系統、內在統一；其次是實質意義上的完備，即法律制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需求。

3、有利於嚴格公正司法。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司法人員自覺用公正理念指導司法工作，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樹立司法權威，發揚司法民主，實現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