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周立法

❶ 西周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的立法思想。
一、西周時期的理念與法律指導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
1、產生的背景
西周統治者通過總結商紂王暴政亡國的教訓，認識到「為政以德」的重要性，並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傳統的「君權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
2、「以德配天」的思想內容
（1）修養君主道德，適應天道要求
「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伸為自然規律。在西周統治者看來，上天選擇人間君主的標准，是「為政以德」。人間君主要想獲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條件是修養道德，以道德約束統治者的私慾。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與天道的要求，才能獲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統治的長久。
（2）「以德配天」的三大要素
①敬天，指祭祀與尊崇上天，服從天命。
②敬宗，指祭祀與尊崇祖宗。
③保民，指在維護王朝統治的前提下，保護百姓最起碼的生存條件。
3．「以德配天」思想是西周從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轉折
「以德配天」是西周統治者逐漸擺脫神權思想控制，實施「以德治國」統治模式的重大轉折，是中國政治理念與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進步，並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1、「明德慎罰」思想的產生
西周初期統治者以殷紂濫施酷刑為鑒，確立了德治理念，並作為治國基本方針。進而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2、「明德慎罰」思想的主要內容
（1）西周「明德慎罰」，是統治者的治國理念與法律指導思想
明德，指倡導本階級倫理道德並用「忠」、「孝」等道德觀念教化灌輸百姓，使社會成員的頭腦中形成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罰指在適用法律與實施刑罰時，保持克制與審慎。除不得不殺的重大罪犯外，一般都可以寬緩處理。
（2）西周「明德慎罰」思想，奠定了中華法系治國的基本的理念

❷ 西周法律制度對後世立法的影響有哪些

西周開創的禮、刑結合的治國模式

A．禮、刑二種手段的共同性
從宏觀上看，西周時期的禮、刑兩種手段，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則，它們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共同構築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凡禮之所禁，必為刑所不容，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
B．禮居主導地位
在西周禮、刑二者的關繫上，禮居於主導地位，刑要服從禮的指導。因為禮是積極的主動性規范，是禁惡於未然的預防；其功能在於全面地預防社會犯罪。
C．刑居輔助地位
在西周禮刑關繫上，刑是居於輔導地位，在禮的指導下對已然發生的犯罪進行制裁，處於消極與被動的狀態。刑是禮的必然補充，禮以刑的強制力為後盾，用刑是為了更有效地維護禮。
D．西周禮刑結合的治國模式，影響中華法系二千餘年
（1）開創了一種新的治國模式
西周時期將禮、刑兩種手段結合起來共同治理國家的方式，開創了世界上的一種獨有治國模式，影響了中華法系二千餘年。
（2）影響深遠
西漢的「德主刑輔」，唐初的「德本刑用」，明朝的「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的治國模式，都淵源於西周的禮刑結合的方式，西周在治國模式上，作出的貢獻是開創性的，至關重要的。

❸ 西周時期形成的立法原則有哪些

答1：西周時期形成的立法原則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罰。主張以德為據，達致敬天、敬祖、保民的立法目的。
答2：中國古代遵循的量刑標准一般由具體的法典或者根據古代刑官的自由心證確定。

❹ 西周時期的主要立法活動有哪些

西周時期，最經常的立法活動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傳統的「誥」、「命」、「誓」等王命，當時周王頒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詞，是周王戰前向臣下發布的軍令性質的命令。

誥：是指誥誡，是周王對諸候和下級官吏的訓示。例如《康誥》，是周公個定叛亂後，封康叔於殷地來統治當地的商朝遺民。在康叔就任時，周公發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則和政策，對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著指導作用，影響極為深遠。

命：即周王告誡群臣，或針對某項具體事務而發布的命令。它是指導國家活動的重要根據，因此周王多次強調，「勿廢聯命」。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內發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淵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禮與刑。西周王朝幅員遼闊，一度出現過奴隸制社會的高度經濟繁榮。體現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禮」和呂侯制刑兩大立法事件的出現。

（一）周公制禮

「禮」，這個專有名詞可能是由於周公制禮才確立的。所謂周公制禮，並非是周公個人意願的立法活動，而是以奴隸制宗法等級作為依託，確立調整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相互關系，維護其特權的行為規范。

西周開國初期，針對統治形勢的需要進行了制禮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習慣法為基礎，特別是關於精神和原則方面，同時吸收夏商兩代禮儀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經過整理制定了有關國家制度，調整社會關系以及生活規范的禮典。包括政治、經濟、倫理、婚姻、習俗等各個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多種法律內容。它的實質，既是確認周代國家政權與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進一步運用法律手段鞏固宗法制度和國家政權合二為一的具體保障，因此影響十分深遠。

經過制禮，西周奴隸制國家的法律才逐漸趨向完備，周禮實際上已作為一種積極規范調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呂刑

西周到了穆王時，國家財政出現危機，周穆王命司寇呂候進行法律改革，制定呂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可見呂候受命制定的是贖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罰。呂侯制刑，是西周政權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過制五刑進一步闡明了古代法學理論的淵源，使國法與宗法的統一達到理想的境界，為後來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導。

呂候制刑的歷史背景，除了為搜刮民財之外，當時獄政的腐敗、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為典獄官吏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不如乾脆制定贖刑，還可以把收入歸公。從《尚書·呂刑》的記載來看，呂刑所確定的照刑原則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也說明當時奴隸制立法趨於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於貫徹周初「明德慎罰」的指導思想，強調國家司法從選擇司派官到具體執法各個環節都必須慎重、崇德。但是呂候制定的《呂刑》並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時代之所以對周公制禮和呂候制刑津津樂道，其價值就在於它為封建國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確立了一個「千古遵循」的法則。

另外，與周朝法律不沖突的南朝習慣法，還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區准許適用，稱之為「殷彝」。此外遺訓作為先王遺留下來的遺制，必須遵循。

❺ 西周時期刑禮結合對現代立法的影響

西周法制指導思想：：繼承神權，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提出的一種法制思想。內容簡單說來即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
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刑法世輕世重：（西周）是指應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具體內容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況：
1、周公制禮：西周時期周公將夏商時期的禮制加以整理編撰而成。
2、西周時期的禮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是一種綜合性的行為規范。
禮的內容：「親親」與「尊尊」是禮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影響中國古代法律的兩項重要制度。「親親」「尊尊」、維護的是以父權為主的家族關系和以君權為主的等級關系。
3、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注意尚書中的呂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4、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書，另一種含義是西周的刑法。
5、遺訓、段彝。「遺訓」是指先王留下的遺制，「段彝」是指商朝的習慣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對於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離不開對刑事政策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對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具體反映，刑事政策的變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而中國刑事政策發展的歷史無疑也蘊含在中國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之中，體現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法律適用之中。自先秦中華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國歷代的成文法典始終處於民刑不分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諸法合體」，但又以刑為主。中華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維護其封建統治政權為中心，將不利於其政權穩定、不利於其封建統治的行為統統禁止於法律之中，行為性質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領域，國家對於違反法律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犯罪，科以刑罰，國家司法機關也沒有明確的民、刑劃分。因此，對於中國歷史上各朝代有關於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國刑事法律政策的變遷。

一、奴隸制時代的刑事政策

奴隸製法制時代，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在中國奴隸製法制時期中，夏、商是奠基時期；春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度崩潰、瓦解，封建制度萌芽、興起的社會大變革時代；而西周則是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代表了中國 奴隸製法制時期的最高成就。西周統治者修正了神權政治學說，並確定了周王朝新的統治策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等一系列的法制指導思想。西周像前代一樣，堅持「王權神授」，但又提出了「天命有德」的思想。主張統治者要恭行天命，遵從天帝和祖宗的教誨，愛護天下百姓，才能達到「以德配天」。將「以德配天」落實到法制領域便是「明德慎罰」，「明德慎罰」要求統治者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也就是要通過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民眾臣服，在制定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地用嚴刑重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正是這種法制指導思想的確立，使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西周的統治者在總結前代的立法用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罰世輕世重」理論，也就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確立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認為應當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並以此來指導周王朝的法律實踐。在西周時期，就已經確定了一系列極為先進的刑事司法原則。確立了老、幼、智力障礙者犯罪免受刑罰處罰，即「三赦」之法；區分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的原則，即「三宥」之法；明確了「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的疑罪從輕、疑罪從赦原則；強調「中道」、「中罰」、「中正」寬嚴適中的刑罰適用原則，要求寬嚴適中，符合正道。《尚書·呂刑》說：「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西周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刑事政策及刑罰適用原則，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春秋時期，政治保守派從社會混亂的現實出發，提出了新形勢下的「禮治」路線，主張「為國以禮」，「以禮明是非」，要求保存禮制，維護宗法等級制度。與此針鋒相對，管仲、鄧析等人為代表的政治革新派則極力倡導「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和「事斷於法」，認為法是判別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准，試圖創建新型法制來取代奴隸制社會的禮制。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子產曾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子產死後，子太叔執政，採取寬厚政策，以至使奴隸主勢力抬頭，激起人民不滿，紛紛反抗。子太叔只得發兵鎮壓，殺了許多人，才制止了這種反抗運動。孔子聽說此事後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後來，被用於形容寬松與嚴厲兩種手段相互配合使用，漢代王粲在《儒吏論》說，「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寬猛相濟」主要用來指代以刑罰輔助德教的統治術。

二、封建制時代的刑事政策

封建法制時代的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千餘年的法制歷史。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的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戰國時期在法律的適用上，法家學說反對「禮有差等」，而主張「刑無等級」，主張制定並執行相對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國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礎上，平等地適用法律，即所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在法律的制定上，法家主張「行刑重輕」、「不赦不宥」，即主張用嚴刑重罰的手段來達到以法治國的目的。「重刑主義」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內容，他們認為，只有通過嚴厲的法律懲罰才能達到「禁奸止過」的目的，他們要求「輕罪重判」提高量刑幅度，最終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秦朝奉行法家學說，打擊儒家思想，主張峻法嚴刑，推行「專任刑罰、躬操文墨」的政策，使「法令誅伐，日益深刻」，通過「深督輕罪」使「民不敢犯」，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並且確立了「累犯加重」、「教唆犯加重」、「自首減輕」、「誣告反坐」等刑罰適用原則。到漢朝統治初期，統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嚴厲批判「專任刑罰」、「重刑輕罪」的主張，確立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的指導思想。漢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封建統治已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決心改「無為而治」為「有為而治」，採納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漢代的刑罰適用原則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確定了「上請」、「恤刑」、「親親得相首匿」等刑罰適用原則。隋唐時期是中國傳統法治的成熟、定型階段。這個時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以《唐律疏議》為標志，中國古代法律與道德的融合，也就是「立法結合」的過程也基本完成。唐朝統治者為了穩固封建統治，總結了隋朝迅速滅亡的歷史經驗，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導思想，唐高祖李淵也提出了「立法務求寬簡，取便於時」的思想。貞觀修律後與前朝《開皇律》相比，大為寬簡。唐朝的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用刑持平為特點。隋、唐、宋時期，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確定了「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在共同犯罪中「首犯從重，從犯減輕」、自首、類推、老幼廢疾者減刑、累犯加重等刑罰適用原則。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極端專制的時期。宋朝於仁宗嘉佑年間、神宗熙寧年間分別專門創立了《窩藏重法》和《盜賊重法》，嚴厲重懲「重法之人」，即武裝反抗封建國家的農民。元朝秉持「分而治之」的國策，按民族與地域的不同，將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等級，實施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明朝則以元朝的滅亡為鑒，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確立了重典治國的基本策略，以「刑亂國用重典」作為指導思想，特別以「重典治吏」作為重典治國的著眼點，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掀起了肉刑復活的高潮。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推行禮法結合的統治術，沿襲了「德主刑輔」的理論，提出「尚德緩刑」的立法思想。雖然清朝不像明朝那樣濫用肉刑，但是肉刑並未絕跡。明朝確立了「從重從新」、「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刑法適用原則，而清朝對於「重其所重」原則體現得更為充分，完全繼承了傳統封建法典中的「十惡」制度。

三、近現代的刑事政策

清朝末期，一般是指自鴉片戰爭至1911年清代滅亡的這段時間。在清朝末期，中國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後十年中，清政府被迫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進了西方近、現代法律學說與法律制度，對清代原有法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中國古代法律體制從這時起向近代法律體制過渡。《大清新刑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法典，拋棄了以往「諸法合體」的編纂形式，採用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刑法原則，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對幼年犯罪改用了懲治教育的辦法。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袁世凱以《大清新刑律》為藍本，略作修改，頒布了《暫行新刑律》以及一系列單行刑法，主要是補充了一些犯罪罪名，加重了量刑幅度，恢復了部分封建性條款，採用重刑方針，嚴厲鎮壓反抗軍閥統治的活動。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刑法》（有新舊之分），新刑法由「客觀主義」改為「側重於主觀主義」，強調犯罪性質，而非客觀後果；由「報應主義」改為「側重於防衛社會主義」，強調「保全與教育機能」，從而引進了保安處分制度。南京國民政府的新刑法，原則體例均效法西方刑法，把「罪刑法定」原則同封建刑法的落後與法西斯主義恐怖性融為一體，採取「從新從輕主義」，但保安處分取「從新主義」和裁判後的「附條件從新主義」。確定了刑事訴訟中的「自由心證」原則，嚴格限制自訴權，擴大檢察官許可權，確立保釋制度，以及秘密偵查制度。在通常的中國法制史體系中，1921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各革命根據地所創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法制發展，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革命根據地時期，工農民主政權為了打擊反革命活動，懲辦其他犯罪分子，保衛工農民主政權，各地蘇維埃政府頒行了許多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政治犯自首條例》等。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採用的刑事司法原則主要有：區分首要和次要，區別對待；對自首自新者實行減免刑罰；罪刑法定主義和類推相結合；廢除肉刑，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按照階級成分及功績定罪量刑等等。抗日民主政權將運用刑罰手段，懲治漢奸反動派，作為保衛邊區和抗戰的一項重要任務。

1942年的《陝甘寧邊區刑法總分則草案》，創造性地發展了新民主主義刑法原則，主要有三條，即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貫徹保障人權原則、實行感化教育原則。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反動階級的破壞，為此，各邊區、大行政區、各地軍管會及人民政府先後制定了刑事法規。對刑法原則的重大發展是明確規定「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方針，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刑事立法原則。解放區民主政權總結經驗，適應處理、改造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求，把某些反動或破壞分子交由群眾監督改造，並將之制度化，創設了新刑種「管制」，並隨著形勢的發展，廣泛應用緩刑、假釋制度。建國初期，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進一步具體化。「鎮反」運動中，黨中央決定，對反革命分子，凡是應殺的，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罪行以及最嚴重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制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

在「五反」運動中規定了具體的寬嚴界限，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在《政治報告》指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標志著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治斗爭策略向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轉化。同年9月19日，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我國肅反斗爭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發言中，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具體內容概括為：「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 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 的刑事政策作為制定《刑法》的政策依據。至此，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我國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得到了貫徹，並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為了適應國家發展與打擊、預防犯罪的需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有了一種適合時代特點的新提法，這就是「寬嚴相濟」。200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職務犯罪確定了八項刑事政策，其中一項就是「有效運用區別對待、寬嚴相濟政策」。2004年，羅干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活動必須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對具有法定從寬條件的應依法從寬處理。」 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四、小結

縱觀中國歷朝歷代刑事政策的發展與變遷，無論在什麼樣的法制指導思想下，無疑都蘊含著統治者對於刑事法律輕與重、寬與嚴的深刻思考。從西周的「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到春秋時期鄭國子產的「寬猛相濟」；從戰國時期法家的「行刑重輕」、「不赦不宥」，到漢朝的「寬省刑法」「德主刑輔」；從唐朝的「德本刑用」，到明朝的「刑亂國用重典」；從清初的「尚德緩刑」，到清末的「罪刑法定」；從抗日民主政權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到新中國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再到如今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始終是與社會發展狀況緊密相連的。社會發展狀況決定著統治者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政策決定著刑法的適用，決定著刑事司法政策；而刑事政策又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適宜的刑事政策能夠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不合時宜的刑事政策則會消極地阻礙社會的發展。寬嚴相濟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其基本精神也一直為我國所倡導，如今為了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需要，對這種精神從更高的層次進行概括與總結，進而有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一提法，其本質上是對古今中外治國方略的重要總結；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選擇；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具體體現。

❻ 西周的刑事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明德慎罰是來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自之一。所謂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罰的指導思想和保證。所謂慎罰，就是刑法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

解釋：慎：謹慎。多行恩惠，少用刑罰。所謂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罰的指導思想和保證。所謂慎罰，就是刑罰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

(6)是西周立法擴展閱讀

殷商初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天命」、「天罰」思想，但隨商王朝國力的強盛，商王朝統治者自命為天之子，由是「天罰」實質上演變天「帝罰」思想，忽視民的存在而為所欲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極為重視道德，被孔子贊嘆為「仁哉文王」。

周文王的繼承者周武王在滅殷之後，更是從理論上總結了殷商興亡的經驗，指也從成湯到紂王的父親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才保住了王權，後來紂王失了德才招致亡國之禍。

西周的建立，在周武王看來也是由於能夠實行德治的結果：周文王「克明德慎罰」，所以「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❼ 中國法制史 西周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及意義

總結西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制指導思想、立法概況、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一) 法制指導思想 1． 以德配天2． 明德慎罰3． 刑罰世輕世重4．西周法制指導思想的影響：它不僅對西周各種具體法律制度及其宏觀法制特色的形成與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紮根於中國傳統政治和法律理論中，被後世奉為法律制度的原則和標本，對於後世封建帝王的立法用刑有著深遠的影響。(二) 立法概況1． 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誓；誥；命；不公開的刑書；以禮為具體表現形式的周族習慣法2．禮：周禮是西周時期的法律規范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禮」是指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和言行規范的總稱。禮起源於夏朝，到西周時期已發展為法律形式，到春秋、戰國時期又失去了其規范社會的作用。禮分為抽象的精神原則和具體的禮儀形式兩個方面。其中，抽象的精神原則又分為親親和尊尊兩個方面。親親是維護封建家族秩序的，而尊尊是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的。親親和尊尊下面又形成了「忠孝節義」等具體的精神規范。具體的禮儀形式分為「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五個方面。周禮已經具有法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具有法的三大特徵：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強制性。周禮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起著廣泛的調整作用。3． 呂刑（甫刑）：記載了穆王命周王朝司寇呂侯進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況。《尚書》中「呂刑」不是成文法，而是對這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4． 九刑：一是指周朝的刑書；二是指周朝的刑罰。5． 遺訓、殷彝：遺訓是指先王留下的遺制。殷彝是指商朝習慣法。(三) 刑事法律制度1． 罪名（1） 政治性犯罪：違抗王命罪；賊（破壞禮法）；芷（隱匿賊）；（2） 破壞社會秩序、侵犯人身、財產罪：冠攘奸尻罪（聚眾搶劫罪）；盜（竊取財物）；奸（盜用國家寶器）（3） 瀆職罪：惟官（畏權勢）、惟反（徇私枉法）、惟內（為親屬徇私枉法）、惟貨（貪贓枉法）、惟來（受人請托枉法——斡旋受賄罪）2． 刑罰（1） 五刑：墨、劓、非、宮、大辟。肇始於夏朝，發達於商、周，影響及於三國兩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數千年之久。（2） 其他刑罰：圜土之制——相當於後世的有期徒刑；嘉石之制——相當於後世的拘役；賒刑——始於夏朝。3． 刑罰適用原則（1） 老幼減免刑罰原則：三赦——老、幼、蠢（2） 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三宥——過失、不知、遺忘；過失——生；故意——非生；慣犯——惟終；偶犯——非終。（3） 罪疑從輕、罪疑從重原則（4） 寬嚴適中原則4． 禮刑關系（1） 禮與刑是西周法律體系中不可分割的兩個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了當時完整的法律體系。其中，禮是一種積極的規范，而刑則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二者相輔相成。（2）「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一法律原則始於西周。禮不下庶人是指庶人不可能按貴族的的禮儀行事。而「刑不上大夫」則指大夫以上貴族犯罪，可以獲得某些寬宥，在適用刑罰時享有某些特權。但並不是說士大夫就可以不受刑罰制裁。(四) 民事法律制度1． 所有權與契約：西周時有專門的官職管理契約事宜，稱「司約」，並設有「質人」作為具體的市場管理人員。質劑：適用於買賣關系的契約形式；傅別：借貸關系的契約形式。2． 婚姻：三大原則——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惡疾、多言、盜竊；「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3． 宗法繼承：嫡長子繼承製。（商朝前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商朝後期：嫡長子繼承製牢牢確立。）(五) 司法制度

❽ 西周立法的概況

西周的政治經濟制度
文摘資料
文摘內容
西周統治的鞏固，與其建立穩定的制度很有關系。支撐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禮樂制、井田制。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統治的核心。井田制是維持封建的經濟制度。至於宗法、禮樂制，則是維持封建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

根據封建制度，西周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國家機器，對域內實行有效的統治。制訂的刑罰，比商代更系統。常備軍的人數比商代還多，在宗周駐有六師，在成周駐有八師。全國的土地與臣民，名義上都屬周王所有，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天子把爵位、土地連同居民分封給諸侯時；要舉行授土授民的儀式。所封的諸侯國，要定期朝見周天子，各諸侯要服從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貢獻財物，要派兵隨從天子作戰。 有保衛王室的義務。如果不納貢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懲處。同時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賜給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這就構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之貴族等級制。為了維系封建制度，西周還形成了按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規定從天子到士各級貴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長子繼承，並建立以全國最高宗主——周天子為核心的層層藩屏。

此外，周公還制禮作樂，規定了吉禮(祭禮)、凶禮(喪禮)、軍禮(行軍，出征)、賓禮(朝覲，互聘)、嘉禮(婚宴，加冠)等，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實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在經濟方面，西周實行的是"井田制"。在西周，全國土地均屬周室所有。天子將王畿外的土地分給諸侯作封國，諸侯又分地給卿大夫稱采邑，士則從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級貴族對於自己的土地(從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稱公田，其餘則交給庶民耕種，稱私田。據《孟子》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從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其意思是說各級貴族以方里"九百畝"而劃成井字形的田，中間一百畝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給八戶。農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後才能回私田勞作，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租制度。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頗見成效。周人發祥於土壤肥沃的渭水流域，素以精於農耕見稱，立國後農業進一步得到發展。當時不但有銅制農具，有種類眾多的農產品，還注意農耕方法，普遍採用耦耕(二人各持一耜並肩而耕)，並採用"休耕法"來保持地力。當時的休耕法是把土地分成三部分，每年保持一部分不耕，以後相互輪替。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讓或交換土地，漸漸將土地變為私有財產。同時，隨著新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私田的數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現，對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蝕和沖擊的作用。

西周時期的社會經濟比商代又有發展。青銅業生產進一步擴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銅作坊外，諸侯國也有自己的青銅作坊。在青銅冶鑄方面，西周中期以後許多銅器上鑄有長篇銘文。最多的一件鑄有499個字，不亞於當時的一篇文獻。農業、畜牧、紡織、冶金、建築、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也有不少新進展。這些成就促使人們的生產、生活都有變化。考古學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人工冶制的鐵器，說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們已經掌握了人工冶鐵技術。

❾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