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規范分析
⑴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主題是相鄰關系可以從哪些角度切入~這個方向靠譜么
論《物權法》中相鄰關系規范的性質
關鍵詞: 相鄰關系規范/意思自治/強行性規范/任意性規范
內容提要: 我國《物權法》中關於相鄰關系的規范,大量使用「不得」和「應當」的強行性用語,但我們在閱讀《物權法》文本時,不應完全限於字面用語的原初含義,而應具體分析其在物權法體系中應有的作用和性質。其中「不得」的規范具有保障基本人權、便於與公法銜接的功能,應為強行性規范;而「應當」類的規范應有當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協商的餘地,以促進物盡其用,但當事人雙方的約定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相鄰關系規定的內容雖多為『不得』或『應』,其性質真正屬於行為禁止規范者畢竟還是少數。」 ——蘇永欽[1]
一、對我國物權法中相鄰關系規范的文義解讀
法律通過各項具體的規則來實現其對社會的治理,民法更是通過各項法律規范來調整人們的現時行為,並為未來的行為提供指引和預期。對於法律規范,從不同的標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分類,而從法律規范內容上對人們行為的強制限製程度來區分,可以將法律規范區分為強行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強行性規范是「無論當事人的意思如何,都強制性地調整當事人的法律關系。」[2]而任意性規范則是可以「得通過交易當事人的約定排除其適用的法律規范。」[3]從整體而言,民法是私法的典型代表,因此民法中應當有較多的任意性規范,允許當事人的私法自治,例如合同法等內容。但是民法調整的范圍中有許多涉及到不特定他人的利益,因此民法並不總是由任意性規范構成的,例如物權法中就有較多的強行性規范,因為「物權是一種對物直接加以支配的權利,它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直接關繫到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不能允許當事人通過合同自由創設物權。」[4]事實上,物權法所具有的較多的強行性規范,也構成了物權法與合同法的一大區別。物權法的這種強行性也同樣反映在其有關相鄰關系的規范之中。
《物權法》所有權編的第7章是關於相鄰關系的專章規定,共有9個條文。在這9個條文中,「不得」一詞出現了3次;「應當」一詞出現了8次,其中有7次是關於相鄰關系中權利行使規則的規定; 「可以」一詞只出現了1次。按照我國法理學通常講授的法律規范的分類,強行性規范乃是當事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其標志便是法律規范中出現「禁止」、「不得」、「應當」、「必須」等詞;而「可以」等詞才是任意性規范的典型用語,當事人才可以自由約定適用與否以及如何適用。在《物權法》關於相鄰關系的9個條文中,使用「可以」一詞的,僅是關於在法律、法規對處理相鄰關系沒有規定的情況下可以適用當地習慣的規定,而該章中涉及到相鄰關系行使的具體規則,全都使用的是「不得」與「應當」兩詞。從《物權法》的條文表述來看,相鄰關系規則乃是典型的強行性規范,當事人並無自由協商的餘地。
二、對「不得」和「應當」規范的具體分析
《物權法》之所以將相鄰關系作為一種法定權利加以規定,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相互鄰接的不動產「由於化學或物理之作用,或多或少必會影響鄰接之土地或不動產之用益。受影響之不動產所有人若動輒以其所有權受妨害,而行使其所有權保全請求權,必將使鄰接之土地陷於無從用益之窘境,易地而處又何當不然。」[5]在如此容易引發紛爭的權利邊界,法律的適當介入,為當事人強行制定一個權利的界碑,減少日常瑣事的大量紛爭和訴訟,其立法目的是為了在總體上促進社會的和睦,節約社會資源,避免人們把精力都投入到不必要的訴訟之中,徒增訴累。「問題在於,相鄰關系規定中有哪些是行為禁止規范,哪些僅是物權調整規范,完全不具有禁止或強制為一定行為之意?」[6]物權法中相鄰關系規范的強行性文義用語,是否完全排斥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與自由協商?物權法為民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應完全不具民法之意思自治的特色,所以我們在閱讀《物權法》文本時,不應完全限於字面用語的原初含義,而是應當具體分析這些用語在物權法體系中應有的作用和性質。
1.對「不得」規范的具體分析
《物權法》中使用「不得」一詞來進行規范的相鄰關系行為,全都集中在第89條至91條這3條之中,其所強性禁止的行為同樣也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建造建築物違反國家有關工程建設標准,妨礙相鄰建築物的通風、採光和日照的;第二類是違反國家規定棄置固體廢物,排放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雜訊、光、電磁波輻射等有害物質的;第三類是挖掘土地、建造建築物、鋪設管線以及安裝設備等危及相鄰不動產的安全的。從內容上看,這三類「不得」進行的行為,或者是侵害相鄰權利人的通風採光日照權的,或者是危害相鄰權利人身體和精神健康的,或者是危及相鄰不動產權利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通過對這三條規范的內容分析,我認為《物權法》在此採取「不得」的強行性禁止態度,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
第一,為了保障基本人權。在現代社會,保障人權不僅意味著應當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而且還應當保障人作為社會的主體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體面、健康的生存的權利。如果一方建造的建築物違反了國家有關工程建設標准,妨礙了相鄰建築物的通風、採光和日照,則無疑於剝奪了相鄰不動產權利人進行正常通風、採光和享受日照的權利,而陽光和新鮮流動的空氣是人們健康的生活所須臾不可或缺之物。「通風、採光、日照不僅是維持人們基本生產生活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個人的尊嚴的問題。」[7]如果相鄰的建築物間距過窄且過高,完全將另一方的房屋籠罩在陰影下,則另一方權利人不得不常年生活在陰暗潮濕和沉悶的環境中,縱然一方給予另一方一定的經濟補償以換取同意,法律也採取強行性的規定來禁止和拒絕一方當事人以經濟補償的方式來完全購買對方當事人的基本人權。同其道理,如果一方在自己的不動產之上從事污染物、雜訊、電磁波輻射等危害活動的,或者大肆改造房屋導致房屋有可能傾倒而將他方當事人的人身財產置於現實的危險之中的,法律不會坐視一方對另一方基本人權的金錢收買,而是做出禁止性規定。
第二,便於與公法銜接。物,尤其是不動產,不僅是個人權利的標的,而且與他人、與社會公眾都具有密切的利益聯系。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權觀念已經陳舊,現代社會的所有權都是受到社會公益方面的諸多限制。譬如權利人的不動產,既要受到政府的城鄉規劃,不能隨意選址建造,同時還要遵循政府部門對房屋質量、消防、環保等方面的諸多要求。因此,在政府積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現代社會,縱然是私法領域的民法,也難免留下國家干預市民生活的痕跡,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民法必須注意與相關聯的公法性、管理性規范的銜接,即民法須能「容讓公法」,[8]方能使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協調好彼此之間的關系,共同維持社會的良性運作。而《物權法》的這3條規范,就便於與相關公法的銜接。這些規范是公法介入私法的表現,其背後都有相應的公法規范存在的影子。
具體而言,這3條規范涉及的是國家工程建設標准、棄置固體廢物、排放各種污染物等有害物質的規定,以及相關施工及建築物安全的標准,與這些規范緊密銜接的公法規范有《城鄉規劃法》、《環境保護法》、《建築法》、《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等等。《物權法》中這3條規范的存在,為這些公法規范介入私法、參與管理權利人對不動產權利的行使行為,留下了介面和餘地。並且這些單行法律法規的修改,遠較作為未來《民法典》組成部分的《物權法》為易,所以可以根據市貌的變遷、時代的變化而及時進行修訂,卻不必因此而頻頻修改具有私法根本法性質的《民法典》,從而保持民法典的穩定性。
2.對「應當」規范的具體分析
《物權法》對於「應當」的規定,其內容主要是關於鄰里之間的用水、排水、通行、鋪設管線等而需要利用他方不動產的行為。這些內容是為了生活的便利,必要但非必需,不似日照、採光、通風等權利一樣涉及基本人權。從字面意義上看,「應當」一詞具有法律上強行性要求之義,然而,相鄰關系固然是為保障相鄰不動產權利人之間各自權利行使中的必要延伸,以保證所有權的完整行使,但行使權利畢竟是民事主體的個人行為,是屬於私法上意思自治的范疇,法律為何不允許當事人自由協商?試舉一例:《物權法》第86條第2款規定:「對自然流水的利用,應當在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之間合理分配。對自然流水的排放,應當尊重自然流向。」那麼假如甲乙為同一條小河流沿岸的兩戶居民,甲在乙的上游,對於該條河流的利用,依照物權法則應尊重河流的自然流向而為,但如果甲希望在乙的上游築一個小水壩養魚養蝦,同時甲對於乙承受的水流量減少的不利後果,願意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補償,乙對此表示完全同意,並且這種行為實施後不會影響他人的生活。那麼甲和乙的行為就並沒有尊重自然流水排放的自然流向,而是以人為約定的形式進行了改變,此時甲乙違反了《物權法》中以「應當」形式做出的強行性規定,其行為的效力如何?
相鄰關系與地役權的區別,其中一個便是法定與約定的關系,但是為什麼會有此種差異?我認為,其原因在於相鄰權(相鄰關系)既然是所有權的必要延伸,那麼行使所有權時常不得不涉及到相鄰關系,對於一種日常所需而當事人自行磋商成本較大的權利,由法律出面進行最低限度的界定,利用法律的權威性在當事人之間推行法定規則,可以省去當事人之間大量的、高成本的磋商成本,這也是法律的社會作用之一,即法律替社會節約成本。「土地相鄰,其權利行使彼此互有影響,若各所有人皆得主張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勢必造成沖突,因此必須在一定范圍內加以規范,以保障土地充分利用,維護社會生活。」[9]但是法律是一種規則之治,具有普遍性,關注的是社會的普遍正義,而對於個別正義則難免不適。相鄰關系的目的既然在於保障雙方當事人都能夠依照自己的意願正常使用其不動產,那麼相鄰關系的法律調整應以當事人雙方的同意為界限,只要雙方當事人對相鄰不動產的利用達成了一致意見,並且此種一致意見並不違反民法的基本原則,則法律的目的已經實現,可以允許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應理解為「『不得』,原則上指的是不具有此一權能,而非其行為為法律秩序所不容;『應』原則上僅指與相鄰土地間義務或不利益的分配,而非法律秩序課予一定行為義務。」[10]
所以,即使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改變了《物權法》相鄰關系中以「應當」形式做出的規定,只要這種約定不違反公序良俗、誠實信用等民法的基本原則,那麼這種約定在當事人之間就是有效的,法律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這種約定。在上例中,甲乙兩戶居民自願約定改變小河流的自然流向而加以利用,這種約定應是有效的,甲完全可以按照約定來利用該水流並向乙支付價款。
事實上,《物權法》關於相鄰關系一章中已經明確指出,法律調整相鄰關系的目的和原則在於「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而且《物權法》的一些具體規則也暗含了尊重當事人意願的意思。仍以第86條第2款為例,該款前段為:「對自然流水的利用,應當在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之間合理分配。」既然是合理分配,那麼合理的標准很難有一個整齊劃一的客觀標准,合理與否,主要是看當事人雙方的心理感受。如果上例中甲方改變水流的自然流向加以利用,同時向乙支付一定的補償費用,乙對此表示同意,那麼此時對於自然流水的利用,在相鄰的甲乙之間應當是合理的分配,甲多利用一些水流,而乙獲得額外的金錢補償。
三、相鄰關系規范中應有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
1.「應當」類的規范應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
「民法上之相鄰關系,其制度之目的,原在調節相鄰不動產所有人之互相間對土地之利用,以維持鄰居之和平相處。」[11]在公法滲透私法的今天,相鄰關系規范中不僅包括了法律為相鄰權利人之間的和平相處而作出的各種規定,還包括了一些銜接公法性規范從不動產社會管理的角度做出的規定,因此,對於相鄰關系規范應當分其內容區別對待。
對於「不得」類的三個條款,因為涉及不動產權利人的基本人權,不容拋棄,也不容改變,所以乃是真正的強行性規范,當事人雙方不得自行約定進行改變。如果雙方自行約定改變了這些規定,比如雙方約定一方當事人可以在自己房屋內從事製造大量雜訊的活動,另一方對此危害行為表示同意並接受金錢補償。則此約定違反了《物權法》以及《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的強制性規定,製造噪音的一方當事人行為會被環保機關查處、罰款並責令停止,同時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此種約定也屬無效,一方不得依據此種協議而繼續製造噪音,而另一方受領的金錢補償屬於不當得利,依據《合同法》第58條的規定,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而對於《物權法》中規定為「應當」的相鄰關系規范,主要是因用水、排水、通行、建造、修繕建築物以及鋪設電線、電纜、水管、暖氣和燃氣管線而需要利用土地的事項,這些事項屬於不動產權利人利用自己不動產所必須具有的權利,否則其不動產物權是不完整的。但是,對於這些利用不動產以及要求相鄰不動產權利人進行配合的方式在不違反民法的公平正義、公序良俗等基本價值原則的前提下,應當允許當事人雙方進行自由協商。雙方當事人可以就相鄰關系中各自權利的行使方式、補償標准、期限等進行充分的自由協商,當然,不動產權利人對於這些對應於「應當」類的權利,如果不需要行使,也可以拋棄之。[12]這些都有雙方當事人進行自由協商的餘地。
2.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促進物盡其用
允許當事人對相鄰關系中的大部分行為規則進行意思自治,不僅弘揚和貫徹了作為民法核心理念的意思自治思想,而且在不動產資源日趨緊張稀缺、注重經濟效率與合理的今日,更有促進物盡其用的功能。此即「民法上有關不動產相鄰之制度之存在理由,……其主要目的已不再專為調和個人所有權之利害關系,而在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利益也。」[13]
市場化是宏觀層面上資源優化配置的最佳途徑,而在微觀層面上,允許當事人之間對於相鄰關系規則的行使方式進行自由協商,而不是由法律一律進行強行安排,則可以將權利更多的配置給最有需求的當事人,同時由其對對方當事人進行有效的補償,這樣就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了權利產權的優化配置。這也是在具體民事主體之間進行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方式之一。「大部分『民法』相鄰關系規定的作用僅在於避免特殊土地狀況拉高交易成本,而非禁止交易。」[14]因為當事人本人更清楚各自的需求、收益和成本,而法律的劃一規定並不如當事人的協商有效,因此允許當事人進行協商,最能實現物盡其用。《物權法》對相鄰關系規范的大部分規定,只是為當事人設置了一個產權界定的基本模型,雙方當事人在遵守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進行自由博弈、平等協商,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物權法》中關於「應當」的規定,「只是使獲得特定利益的民事主體取得了與其他民事主體討價還價的資本,從而使其在放棄法律所賦予的權利時,能夠獲得相應的對價。此類規范,都非所謂強行性規范。」[15]所以當事人依照各自需求,在諸如通行道路的位置、通行方式或者管線鋪設的路線等事項上進行意思自治,對彼此不動產之間權利的行使達成一致意見,其行為是有效的,並且實現了《物權法》促進物盡其用的功能。
3.當事人雙方的約定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當事人之間對相鄰關系中權利義務的具體行使及履行方式進行自由協商、簽訂合同自然應當認定有效,但是這種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內部約定並不能對抗第三人。「相鄰關系規定主要是在調整相鄰關系人間之私權利沖突,……當事人間仍不妨作不同之約定或予以拋棄,但此項約定僅具債之效力,約定當事人間固應受其拘束,非當事人之第三人例如得主張相鄰關系通行權土地之受讓人自不受拘束。」[16]
其原因在於,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乃僅具有債的效力,而債的效力具有相對性,僅能約束合同雙方當事人,不能對他人產生約束效力。同時,雙方之間的約定不具有公開性,他人也難以得知,縱然得知,第三人並沒有參與締約,不是合同當事人,自然不受合同效力的拘束。因此,第三人無需善意,無論其是否得知相鄰不動產權利人之間的約定及其內容,其都不受該約定的拘束。例如,有相鄰兩戶之間關於通行問題達成協議,允許時常晚歸的一方於每日夜間仍得開車穿行另一方的庭院,而每月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額的補償。則縱然有第三人知道該協議的存在及其具體內容,在其成為一方不動產的買受人時,非有特別約定,仍然不受該約定的約束。
當事人雙方的約定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主要適用於第三人成為其中一方不動產權利的買受人的情形。當一方出售其不動產時,即使其與鄰接不動產權利人之間的合同尚未到期,買受人也不受該合同的約束。買受人仍得依據《物權法》的規定及具體情形,向相鄰方主張不同的相鄰關系行使方式。例外的情形是,買受人在購買不動產時,作為購買合同條款的一部分內容,同意對相鄰關系的合同也一並繼受,或者單獨約定繼續承受此種約定,則買受人自願成為合同的當事人,那麼合同自然對其發生效力,先前約定的相鄰關系形式方式仍得延續下去。
四、結論
《物權法》中關於相鄰關系的規定,畢竟屬於調整當事人私人之間利益關系的規范,除少量關系公法性質的管理規定以外,大多數規范應當屬於任意性規范,或者僅發生指引作用的倡導性規范。相鄰關系規范「雖涉及公益,多屬間接,應容留當事人私法自治空間。」[17]我國《物權法》的立法過程中,兩部主要的專家學者草案建議稿在關於相鄰關系規范的內容中,事實上採用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在為當事人設立基本行為模式的基礎上,常允許當事人雙方對具體權利的行使事項進行協商,其相鄰關系一章中多次出現的用語是「有權請求」、「可以請求」,[18]或者是「從其習慣」,[19]其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色彩甚濃。但是立法機關頒布的《物權法》中關於相鄰關系一章的規定,卻通篇充斥著「不得」、「應當」的強行性規范用詞,幾乎完全剝奪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間。我們要想讓《物權法》能夠在現實生活中較好的實施和被遵守,就應當不局限於《物權法》的字面文義和用詞,因為立法機關用詞的不科學和不嚴謹將會導致法律在現實中實施的困難和被規避。我們應當從《物權法》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出發,從法律行為的效力出發,去分析相鄰關系規范的性質,區別該章中所用「不得」和「應當」二詞所真正對應的規范效力,在解釋相鄰雙方對相鄰關系的約定的效力時,應認真區分此類約定是否違反前述3條銜接公法管理的規范,若無,則應允許當事人雙方在「應當」的法定模式下仍得享有自行協商、意思自治的空間和自由。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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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軼.物權法的規范設計 [J].法商研究,2002,(5).
[18] 參見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條文、立法理由、參考立法例(物權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9-234.
[19] 參見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條文、說明、理由與參考立法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15-363.
⑵ 法碩聯考專業基礎(法學)法律碩士聯考綜合(法學)的區別。
1-這是法碩聯考的兩門專業課。
2-法碩考研共四門,兩門公共課:思想內政治理論和英語一,容各100分。
兩門專業課:一,專業基礎(一份試卷含刑法和民法兩部分,各75分)二,綜合(一份試卷含法理學60分、憲法學50分和法制史三門40分)
⑶ 如何理解識別在國際私法上的重要意義
一、識別的概念
識別,又叫定性或歸類,是指在適用沖突規范時,依照某一法律觀念對有關的事實或問題進行分析,將其歸入一定的法律范疇,並對有關的沖突規范的范圍或對象進行解釋,從而確定何種沖突規范適用何種事實或問題的過程。識別作為國際私法上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由德國法學家卡恩和法國法學家巴丹在19世紀末分別又幾乎是同時發現的。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一方面,識別是對有關的事實或問題進行的識別,即對國際民商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實或問題加以分類或定性,納入特定的法律范疇。有的普通法系國家的學者稱之為「訴因的識別」,因為在對國際民商事案件適用沖突規范時,首先要明確案件所涉及的有關事實或問題屬於什麼法律范疇,比如說,是屬於合同問題還是屬於侵權問題,是屬於結婚能力問題還是屬於婚姻形式問題,是實體問題還是程序問題,等等。只有先明確了這一點,才能根據有關的沖突規范去進行法律選擇。另一方面,識別也是對沖突規範本身的識別,即對沖突規范的范圍或對象所使用的法律術語進行解釋。任何一條暢笭扳蝗殖豪幫通爆坤沖突規范的范圍或系屬,雖然都是用一些法律名詞或概念表示出來的,但由於各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各國的沖突規范所使用的法律名詞或概念並不一定相同。有時即使表面上一樣,但各國對它們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各國法律中均有動產和不動產的劃分,但它們對什麼是動產、什麼是不動產卻有不同的理解。正由於各國在這方面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法院在處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有必要對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依據一定的法律進行定性,看它們屬於什麼法律范疇,然後根據對有關沖突規范的解釋去確定準據法。
二、識別的依據
對同一事實或問題,對同一沖突規范,用不同國家的法律觀點進行識別,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這種不同的結論又會直接影響到沖突規范的適用,影響到准據法的選擇,影響到案件的解決,從而影響到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因此,依據什麼法律進行識別關系重大。在國際私法的理論和實踐中,對依據什麼法律進行識別的問題有不同的主張,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依法院地法識別說
此說由德國學者卡恩和法國學者巴丹倡導,得到許多國際私法學者和許多國家的實踐的肯定。其主要理由是:沖突規范是國內法,因而沖突規范所使用的概念只能依據其所屬國家的國內法(亦即法院地法)來解釋。立法者對其所立的沖突法有權進行解釋。
(二)依准據法識別說
此說為法國學者德帕涅和德國學者沃爾夫所倡導,主張完全依照法律關系本身的准據法來解決該法律關系的定性問題。追隨該學說的學者和判例並不多,因為解決識別問題,旨在適用沖突規范選擇准據法,而該說主張依據准據法來識別,不免使自己陷入邏輯上的惡性循環,很難自圓其說。
(三)分析法學與比較法說
分析法學與比較法說是由德國的拉貝爾和英國的貝克特提出來的,他們認為:(1)沖突規范中所使用的概念與實體法中所使用的概念時常是互相獨立的,而不是必然同一的。(2)從實體法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沖突法,可以在分析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形成普遍性的概念,從而用普遍性的概念來進行識別,使識別逐漸達到統一。希望我的建議被您採納,謝謝。...
⑷ 如何用法律邏輯思維解析婚姻案件
一、學習目標:成為優秀的法律人
現代社會有一個法律職業群體,稱為「法律共同體」或者「法律人共同體」,包括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律師、法學教授、企業法律顧問,等等。屬於法律人共同體的這些職業,差異很大,律師是自由職業者,法官是國家公務員、執掌裁判權,為什麼把他們歸入「法律共同體」當中呢?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共同的職責:實踐和維護法治。他們同是法治的實踐者和維護者;二是共同的思維方式,就是法律思維。法官裁判案件、律師代理案件和法學教授分析案件,採用的是同一個思維模式,即法律思維模式。法律思維,是法律人所共有的區別於其他職業人的思維模式。法律思維的特點是什麼呢?我們看到,無論法官、律師、檢察官、仲裁員或者法學教授,其法律思維的整個過程,都是緊扣著法律規范進行的。這是與其他職業人的思維模式所不同的。
怎樣才算優秀的法律人?分為人格和理性兩個方面。先說法律人的人格:第一,是要有氣節、操守、尊嚴。法大校長2013屆本科生畢業致辭:做有尊嚴的法律人!7月30日海峽兩岸司法研討會上,談到法官和法院的氣節,不應當是趨炎附勢、看風使舵。不應當是,在上級領導面前,低三下四、點頭哈腰、奴顏婢膝,在下級(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張揚跋扈。第二,要崇尚自由、平等、博愛,平等待人,同情弱者,有悲憫之心,富於同情心、富於正義感。第三,要信仰法律,信仰法治,才能以法律為業,執行法律,實踐法治。如果自身不信仰法律,不信仰法治,卻又從事法律職業,必然會對法律和法治造成巨大危害,並且最終也會毀滅自己,給自己的親人造成巨大傷害,這樣的事例很多。最後,是要格外的勤奮和嚴謹。現代社會,法律人是最為勤奮、嚴謹群體。我們知道,國內外知名律師,都是按照時間計費的。拖沓、懶散、不求上進、得過且過,當不了法律人,至少不是優秀的法律人。馬馬虎虎、粗枝大葉、丟三落四,擔任訴訟代理人,弄錯了程序、引錯了條文、遺漏了證據、忘記了抗辯,導致不應該的敗訴,給委託人造成巨大損失,自己也須對此承擔責任。須特別注意的是,須從進入法學院的第一天開始,就注重法律人的人格修養,就以法律人的人格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加強人格修養,培養自己具有法律人的高尚人格。
再說法律人的理性,通過法學院的學習,為將來從事法律職業,打下扎實的法律知識基礎,在此基礎上掌握法律思維模式,及掌握從事法律實務的各種方法(裁判方法、研究方法、寫作方法),不斷積累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法律實務經驗,增長法律智慧。
二、學習法律的方法
(一)法律的規范性與學習方法
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規范性是法律的屬性(嚴格言之,此所謂法律,特指成文法)。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以法律為研究對象的法學,也具有規范性。法學一般不直接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而是直接研究「法律」。因研究對象之具有規范性,法學也就具有了規范性。你看法學者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合法」,與經濟學家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有效率」,是全然不同的。這就是法律和法學的規范性所使然。
每一個法律規范,都可以分解為構成要件、適用范圍、法律效果等要素。這就是法律的規范構成。例如人們熟知的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可以判雙倍賠償。這是一個法律規則,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消費者合同,即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合同;其構成要件――欺詐行為;其法律效果――雙倍賠償。因此,學習法律一定要從規范性入手。法律思維與別的思維如經濟學的思維的區別,正在於規范性。
既然進入法學院學習的目的,在於掌握法律思維,而法律思維屬於規范性思維,則在學習方法上就要從法律的規范性入手,而不是靠死記硬背。不是記憶、背誦每一個制度、條文的詞句,而是要掌握每一個制度、條文的規范構成。只有理解、掌握了每一個制度、規范的適用范圍、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才算真正理解、掌握了這個法律制度、法律規范。
(二)法律的社會性與學習方法
法律以人類社會生活、社會現象、社會關系為規范對象。如刑法,規范對犯罪行為的制裁;民法,規范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身份關系;經濟法,規范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調控和管理;行政法,規范國家行政權的運行、控制。簡而言之,法律是社會生活規范,使法律具有社會性。法律的社會性,也就決定了研究法律的科學,即法律學、法學也具有社會性,並因此屬於社會科學。此對於法律學習,關系甚大。
學習法律,要求「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指不迷信書本、老師、權威;要經過自己的思考,才能轉化為自己的知識,不能靠死記硬背。「思考」,指不盲目相信,由自己進行一番分析、考察。對於張三的某種觀點,首先要「思考」:他所持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有說服力,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其次要「思考」:張三持這種觀點有沒有深層次的理由,與歷史條件、時代背景以及張三個人的社會地位、學歷、師承有什麼聯系?還要「思考」:張三發表這一觀點,是在何種場合?是針對現行法所作的解釋(解釋論),還是對法律將來的修改所作的建議(立法論)?等等。
因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甚至年齡、性別的不同,而影響其理論觀點,可以關於「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和「撞了白撞」的爭論為例。當年修改婚姻法關於是否規定離婚過錯損害賠償的爭論中,反對規定過錯損害賠償的,大多是男性,而贊成規定過錯損害賠償的,大多是女性;關於「撞了白撞」的爭論中,贊成「撞了白撞」的大多是青年、中年而屬於白領階層,大多有車或者正准備購車,而反對「撞了白撞」的大多是老年或者屬於藍領,大多沒有汽車或者買不起汽車。
在進行獨立思考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作出自己的判斷:贊成或者不贊成,贊成何種觀點。這就是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獨立判斷」。「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關鍵在「獨立判斷」。而「獨立判斷」的關鍵,又在於:以什麼作為判斷標准?概而言之,可以作為判斷標準的,有兩類「知識」:一類是「基本原理」,包括並不限於法律基本原理;另一類是「社會生活經驗」,亦即平常所謂「常理、常情、常識」。
以「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學術上的論辯大多如此,源於法律學的科學性。因為每一學科,均有其基本原理,而符合其基本原理的往往正確,違背其基本原理的往往錯誤。因此可以用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系法律的社會性所使然。因為,法律既然是社會規范,就應當與社會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相符。法律上和法學上的爭論和是非,可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是我根據自己和前人的學術經驗總結出來的。
(三)法律的邏輯性與學習方法
法律的規范性,與邏輯性是互為表裡的。法律的規范性,必然要求法律的邏輯性。制定法律或者法典,要將各種法律規則按照一定順序編排。這個編排順序,以什麼為標准?不是也不應該以所謂「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因為,所謂「重要性」,是主觀的價值判斷問題,一項制度之是否重要及其重要程度,將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認識。例如,合同法按照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變動」、「責任」的順序,究竟「合同成立」重要,還是「合同生效」重要,還是「違約責任」重要?是很難判斷,很難有統一意見的。
制定民法典,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上,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之外,哪一個制度排在前面,哪一個制度排在後面,絕不可能以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這個邏輯性,就是「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民事生活的共同制度、基本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上;特殊關系、特殊領域、特殊市場的特殊規則和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之外。
民法典上的安排順序,也以邏輯性為標准:「一般」的、「共性」的制度在前,「特殊」的、「個性」的制度在後。這就使法典形成「總則」(共同的規則)、分則(特殊規則)的結構。首先,民法典分為「總則」和「分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是分則);其次,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和「債權分則」(合同、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無因管理是分則);再其次,合同法也分為「合同總則」和「合同分則」(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是分則);最後,買賣合同也分為「買賣總則」和「買賣分則」(特種買賣是分則)。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一「一般」和「特殊」、「總則」和「分則」的邏輯關系,也正好是法律適用的基本邏輯關系,這就是「特別法優先適用」的基本原則(合同法第123條)。制定法律的邏輯是從「一般」到「特殊」,愈是一般的規則愈在前,愈是特殊的規則愈在後;適用法律的邏輯剛好是倒過來,從「特殊」到「一般」,愈是特殊的規則優先適用,愈是一般的規則愈靠後適用。
法律上的邏輯關系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個邏輯關系,邏輯混亂、支離破碎,法官就沒有辦法正確適用法律,他不知道應該適用哪一個規則才是正確的,他會無所適從,沒法下判,這當然是指公正的法官。反之,一個不公正的法官、受法律外因素影響的法官,卻可以想怎麼判就怎麼判。既然好幾個條文都與本案有關,相互間沒有嚴格的邏輯關系,他適用任何一個條文,你都沒法指責他,沒法批評他,就會使一些枉法裁判合法化。可見,法律有邏輯性,才能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法律沒有邏輯性不僅影響法律的正確適用,還會助長司法腐敗。
法律有嚴格的邏輯性,不僅可以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還可以增加法律的靈活性。當法官受理現行法律上沒有具體規定的案件時,可以適用一般的規則予以裁判。
(四)法律的概念性與學習方法
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也是一套概念體系。適用范圍、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通過法律概念來表述的,因此,要正確掌握法律規范,必須先正確掌握這些法律概念。前述消法第四十九條: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雙倍賠償。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是用「消費者」、「經營者」、「合同」和「消費者合同」這些概念表述的;其構成要件,是用「欺詐」、「行為」、「欺詐行為」概念表述的;其法律效果,是用「賠償」、「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等概念表述的。因此,你要正確理解和掌握消法第四十九條,你就要先正確理解和掌握「消費者」、「經營者」、「欺詐行為」、「賠償」等等法律概念。
因此,完整准確地掌握法律概念體系,是正確進行法律思維的基礎條件,可以說,法律人進行法律思維,就是運用法律概念進行思維。我們法學院學習,學什麼?簡而言之,就是學習法律概念體系,然後在此基礎上,運用各種法律概念進行法律思維。
概念是人的發明,是用文字表述的,是科學思維的工具。因此,概念性是理解和解釋法律的根據。理解、解釋任何法律條文,必須先從該條文所採用的法律概念入手。概念有其內涵、外延。概念有其模糊邊界,即概念具有模糊性。這就決定了文義解釋可能得出多個解釋結果。當採用文義解釋,得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釋結果時,就需要進一步採用其他解釋方法。
學習法律的門徑,在於掌握完整的概念體系。法律是一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其基礎是一整套有嚴密邏輯關系的概念,掌握了這套概念,就掌握了法律思維的框架。經驗表明,法官在裁判中、律師在處理案件中、學者在分析案例中,如果出現失誤,往往源於沒有掌握好這套概念體系或者發生了概念混淆。因此,學習法律首先強調記憶這套概念體系。但法律概念有其專門含義,相互間有其邏輯關系,因此不能單憑死記硬背,在記憶的同時應強調對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初學者,一定要著重記憶和理解這兩個環節,邊閱讀、邊記憶、邊理解、邊運用,在理解的前提下增強記憶,在記憶的基礎上加深理解。
學習法律,不能不講究讀書方法。讀書的方法,有三種:其一,精讀,目的在於掌握概念體系。法學的每一個學科,都有一套法律概念體系。當你初學一門法律學科時,就應當選擇一本概念體系完整、准確,且簡明扼要的好的教材,通過反復精讀,把這套概念體系記在腦子里。所謂有扎實的基礎,就是指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了這套概念體系。須知每一門學科的著作,都可以分為「教材」、「體系書」和「專題研究」三類。其二,泛讀,目的在於加深專業基礎、獲得廣博的知識。在精讀一部、兩部好的教材,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該學科的概念體系基礎上,再選讀一些專題研究論文和著作,補充、完善自己的概念體系,加深專業基礎,開闊視野。其三,研讀,目的在於掌握研究方法,培養研究能力。結合具體的問題研讀體系書的有關章節,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在未掌握好概念體系之前,抱著大部頭的體系書通讀,讀到中間忘了前面,讀到後面忘了中間,必然是事倍功半。
法律概念,是法律思維的工具。法官、律師正是運用物權、債權、法律行為、權利、義務等等法律概念,進行思維,分析案件,裁判案件。以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條款案為例,法官運用了「合同」、「婚姻」、「法律行為」等法律概念,並正確地分析了這幾個法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法律行為是上位概念,合同和婚姻是下位概念,當屬於下位概念的法律規則不能適用時,運用上位概念的「法律行為」的法律規則,正確地裁判了本案。
(五)法律的目的性與學習方法
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則,是立法機關制定的,立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制定各種法律,每一個法律規則都有其目的。因此,學習法律、理解法律,需要了解各個法律規則所要實現的目的。德國學者耶林發表《目的法學》,批評概念法學玩概念游戲,忘記了法律的目的。耶林將法律目的,比喻為在茫茫大海上指引航船方向的北極星。我們學習法律和解釋、適用法律,猶如在茫茫大海上的駕駛船舶,只要掌握法律的目的,即不致迷失航向。
法律的目的性,在學習方法上的意義在於,我們學習每一個法律制度、法律規則,不僅要理解和掌握每一個法律規范的構成要件、適用范圍和法律效果,不僅要正確理解和正確解釋所使用的概念,還要准確把握這一法律規則、法律制度的目的。一定要弄清楚:立法者設立這一法律規范的目的何在?在解釋、研究每一個規范和制度時,一定不要忘記它的目的。王澤鑒先生說,任何法律均有其目的,解釋法律時必須想到:立法者為何設此規定,其目的何在?可見,掌握每一個規范和制度的目的,是學習、研究、解釋、運用這一規范和制度的關鍵。
因法律的目的性,而有目的解釋方法。所謂目的解釋方法,指法官在解釋法律條文時可以用法律條文的立法目的作為解釋的根據,當採用文義解釋及其他解釋方法,得出兩個不同的解釋意見而難以判斷哪一個解釋意見正確時,應當採納其中最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釋意見。即當存在不同的理解、解釋時,應當以該規范和制度的目的,作為判斷標准。
(六)法律的正義性與學習方法
所謂法律的正義性,指法律本身須符合於社會正義。是法律與其他行為規則,如技術規則,的根本區別所在。正如人有「善、惡」,法律也有「善、惡」,這就是所謂的「良法」與「惡法」。符合於「社會正義」的法律是「良法」,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就是「惡法」。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許多「惡法」,諸如規定對小偷砍手的法律,規定當眾將「私通」者亂石砸死的法律,規定對流浪者加以鞭打、監禁甚至處死的法律,規定對同性戀者予以懲罰的法律,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相繼被廢止。我國現已廢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及若乾地方規定「行人違章撞了白撞」的政府規章,就屬於「惡法」。
當我們學習法律的時候,除了從規范性入手,掌握每一個法律制度的構成要件、適用范圍和法律效果,以及正確把握其立法目的之外,還需要進一步用「正義性」標准予以評價、批判。對於「惡法」、違背社會正義的法律,要通過解釋方法迴避其適用。至少是不要為「惡法」辯護,不要製造所謂的「根據」、「理由」,把「惡法」硬說成「良法」。在法學院學習或者畢業後從事法律職業,一定不能忘記法律的正義性,不能忘記維護社會正義是每一個法律人的神聖職責!
法律的正義性最終要通過法院的裁判予以體現。法律、法規所體現的社會正義,是理性的正義;通過法院裁判所實現的正義,才是實踐的正義、現實的正義。因此,法官和律師對於實踐法律的正義負有神聖職責。裁判案件,不僅要考慮裁判是否於法有據,而且一定要考慮所作出的判決結果是否符合於社會正義,即裁判結果的妥當性。只有合於社會正義的判決,才是正確的判決。
社會正義,有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分。形式正義,著重於程序公正。只要所適用的程序規則是公正的,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是否實現了正義,則非所問。實質正義,則不滿足於程序的公正,而是著重於在具體的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正義。按照現代法律思想,強調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統一,形式正義只是手段,而實質正義才是目的,形式正義須服從於實質正義,並最終保障實質正義的實現。
因為法律有正義性,於是決定了,法律科學,既不同於自然科學,也不同於工程技術,與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科也有本質的區別,而被稱為「善(正義)的藝術」。真正掌握了這套「善(實踐正義)的藝術」,才稱得上優秀的法律人。下面舉兩個法官提的問題,說明法律科學是「善(實踐正義)的藝術」。
⑸ 法學本科大一的學生暑假案例分析報告應該怎麼寫有什麼格式規范之類的要求
沒有格式,先把案例寫清楚,然後進行分析,可以從法條、法理等各專個方面分析,引用不同學者的屬觀點,然後說清楚自己的觀點,沒有自己的觀點也行,把別人的搞清楚也可以!最後總結你在實習中學到了什麼,有什麼經驗教訓!選擇案例最好選爭議大的,律師、學者、法院有不同的看法,這樣你就有的寫,不然沒啥爭議的案件也沒啥可分析的。說實話這個東西沒人看的!我們實習的時候要寫實習日誌,到最後都沒人收!
⑹ 名詞解析 法律規范
法律規范,是指通過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或者認可的,用以指導,約束人們行為的行為規范的一種。它是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的基礎,可以說它是連接理論法學和實踐法學的橋梁。法學家對於法律規范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本質並非僅僅是用以指導實踐,而更重要的要是通過這種研究來加強法律人在法律實踐中的論證,推理能力。
法律規范,是指通過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或者認可的,用以指導,約束人們行為的行為規范的一種。它是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的基礎,可以說它是連接理論法學和實踐法學的橋梁。法學家對於法律規范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本質並非僅僅是用以指導實踐,而更重要的要是通過這種研究來加強法律人在法律實踐中的論證,推理能力。
法律規范,是指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
法律規范,是指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反映國家意志的,具體規定權利義務及法律後果的行為准則。
法律規范,是指通過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或者認可的,用以指導,約束人們行為的行為規范的一種。它是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的基礎,可以說它是連接理論法學和實踐法學的橋梁。法學家對於法律規范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本質並非僅僅是用以指導實踐,而更重要的要是通過這種研究來加強法律人在法律實踐中的論證,推理能力。
⑺ 法的性質
一、法律的社會性
法律以人類社會生活、社會現象、社會關系為規范對象。如刑法規范對犯罪行為的制裁;民法規范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身份關系;經濟法規范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調控和管理;行政法規范國家行政權的運行、控制。簡而言之,法律是社會生活規范,法律具有社會性。法律的社會性,也就決定了研究法律的科學,即法律學、法學,也具有社會性,並因此屬於社會科學。此對於法律學習及解釋適用,關系甚大。
法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其一,不可計量、不可檢驗、不可實驗。平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但所謂實踐,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或數人的實踐,而是指整個人類社會或者一個、幾個國家的幾代人長時期(數十年、上百年)的實踐。這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檢測、計量、計算不同。其二,研究者身在研究對象之中,不能不受自己的感情、經歷、知識背景、價值取向的影響,難以做到絕對的客觀性。往往同一個問題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觀點、理論、學說,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僅如此,甚至同一位學者,對同一個問題,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觀點,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或者在某一場合這樣說,在另外的場合那樣說。這就造成學習者的困難。
學習法律,要求「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指不迷信書本、老師、權威;要經過自己的思考,才能轉化為自己的知識,不能靠死記硬背。「思考」,指不盲目相信,由自己進行一番分析、考察。對於張三的某種觀點,首先要「思考」:他所持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有說服力,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其次要「思考」:張三持這種觀點有沒有深層次的理由,與歷史條件、時代背景以及張三個人的社會地位、學歷、師承有什麼聯系?還要「思考」:張三發表這一觀點,是在何種場合?是針對現行法所作的解釋(解釋論),還是對法律將來的修改所作的建議(立法論)?等等。
在進行獨立思考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作出自己的判斷:贊成或者不贊成,贊成何種觀點。這就是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獨立判斷」。「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關鍵在「獨立判斷」。而「獨立判斷」的關鍵又在於:以什麼作為判斷標准?概而言之,可以作為判斷標準的,有兩類「知識」:一類是「基本原理」,包括並不限於法律基本原理;另一類是「社會生活經驗」,亦即平常所謂「常理、常情、常識」。
例如,近年關於開辦酒醉開車交通事故保險,在新聞媒體上發生激烈爭論,有「贊成」與「反對」兩派截然相反的觀點。先看「贊成派」的主要理由:第一,認為符合合同自由原則;第二,認為法律並無禁止性規定,法律未予禁止的行為,即為合法;第三,認為開設此項保險,對受害人有利。其第一項理由和第二項理由,均屬於以法律「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三項理由,即認為對受害人有利,系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
再看「反對派」的主要理由:第一,認為酒醉開車是違法的,違法行為不能投保。這是以保險法「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二,認為如果酒醉開車可以投保,則殺人、放火也可以投保。這是採用「類似問題同樣處理」的「類推法理」,亦屬於以「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第三,認為開設此項保險,將造成交通事故增多。剛開辦這種保險,對於所產生的後果並未作調查統計,何以見得會導致交通事故增多?顯而易見,論者是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
以「基本原理」作為判斷標准,學術上的論辯大多如此,無須特別說明。而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系由法律的社會性所使然。因為,法律既然是社會規范,就應當與社會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相符。法律上和法學上的爭論和是非,可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准,是筆者根據自己和前人的學術經驗總結出來的。此前似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例如,關於「專業打假」,究竟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是應當提倡還是不應當提倡,已經爭論多年。其肯定與否定兩種觀點,各有其理由。我之所以對「專業打假」表示否定意見,主要是基於「社會生活經驗」:「假、冒、偽、劣」商品的製造者與銷售者,即造假者與售假者,前者是「源」,後者是「流」,依常識應當著重打擊「造假者」;在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售假者」中,分為大商場與小攤販,依社會生活經驗,大商場「假、冒、偽、劣」商品相對而言要少,而小攤販市場的「假、冒、偽、劣」商品相對較多。我們看到,專業打假者,為什麼專挑「售假者」打假,而不打「造假者」?為什麼專挑「大商場」打假,而不打「小攤販」?怎麼解釋?因為「造假者」沒有錢,而「售假者」有錢,「小攤販」錢少,而「大商場」錢多。這就不難看出「專業打假」的真實目的。
其實,在學術著作中,以「社會生活經驗」作為判斷標準的實例,比比皆是。這里僅舉兩例:
例一,王澤鑒先生對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的批判:「此項制度違背生活常情,例如現實買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當事人多認為僅有一個交易行為,但物權行為無因性之制度將此種交易割裂為一個債權行為,兩個物權行為,與一般觀念顯有未符。」(《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第267頁)王先生所謂「生活常情」、「一般觀念」,就是「社會生活經驗」。
例二,王澤鑒先生對我國台灣地區最高法院1972年台上字第200號判決的批判。該判決認為當事人間存在法律關系,如契約關系,即無成立侵權行為之餘地,從而否認被害人基於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王先生批駁說:「在醫生手術疏忽致人於死之情形,判決認為死者父母不能依侵權行為之規定,主張第194條(侵權行為)之請求權,醫生僅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病人既死,人格已滅,自無從主張契約責任;死者之父母非契約當事人,當無請求權,似無人可向醫生追究民事責任矣!如此,當事人間若有法律關系存在時,在履行義務之際,盡可致人於死,而不負民事責任,違背常理,甚為顯然,質諸最高法院,其以為然否?」(《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第388頁至389頁)王先生所謂「常理」,亦即「社會生活經驗」。
法院裁判案件,須先認定案件事實,然後適用法律規則。法官於事實認定時,常常直接依據「經驗法則」,而不待當事人舉證。所謂「經驗法則」,即「社會生活經驗」。最高法院對此作有解釋,其《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下列事實法庭可以直接認定:(5)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推定的事實。
例如,杭州法院審理的三位記者索賠的案件。法官認定原告的購買行為不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除根據原告在都市快報上的報道(標題:《親身體驗退一賠一》)外,主要是根據經驗法則作出的判斷。判決書說:「綜合分析原告的購買行為以及在都市快報上所作的報道,原告所稱其購買目的是為生活消費所需,依據不足。」法官作出這一事實認定,主要是依據「社會生活經驗」。因為索賠的商品(方便麵)數量太大,原告主張購買如此數量的方便麵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不符合「社會生活經驗」。
再如,北京法院審理的300支派克筆索賠案。一審法院判決退貨,原告不服,上訴致北京市二中院。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根據已查明事實,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300支派克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購買的,因此本案不屬於消法調整的范圍,不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關於雙倍賠償的規定。」原告主張購買300支鋼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法院實際上是依據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作出判斷。判決書說「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300支派克筆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購買的」,原告當然不可能提供這樣的證據。法官依據「社會生活經驗」作出事實認定,而在判決書中卻說「原告未能提供證據」,這是很明智的。
特別應注意的是,在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中,要求原告就精神損害之是否存在及其程度舉證,往往是不現實的,應由法院直接依據社會生活經驗認定。這里介紹我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999年訴字第2039號判決。案情是被告餐廳服務員意外打破一隻玻璃碗,玻璃碎片正巧飛濺至冰琪凌中,造成原告於飯後甜點冰琪凌中,咬到一片2公分乘1公分見方之玻璃碎片,致口內頰側口腔粘膜流血。原告除請求人身傷害的賠償外,並請求判決精神損害賠償。判決書寫道:「查甲受友人邀請,至五星級餐廳用餐,原本心情愉悅,竟於冰琪凌中咬到玻璃碎片,致口內頰側口腔粘膜流血,並受有2公釐乘1公釐大小之外傷性口腔潰瘍,約1至2周才可痊癒,業經證人之結證在卷,且經本院函詢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屬實,甲主張因此事件,連續數日惶惶不安,擔心是否已吞入玻璃碎片,是否造成穿腸破肚、內臟損壞,是否須開刀取出,亦符合一般經驗法則。」於是在實際損害賠償之外,判決1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引自《月旦法學》83卷第228頁)。
法律的社會性,不僅與事實認定有關,還與法律解釋有關。所謂「社會學解釋方法」,就是由法律的社會性所決定的。法律既然是社會規范,其解釋、適用就不能夠僅依「文義」和「邏輯」,而不顧及所產生的「社會效果」。當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意見而一時難以判斷何者正確時,應以其中產生「好」的「社會的效果」的解釋意見為准,這就是「社會學解釋方法」。
舉關於商品房買賣是否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關於雙倍賠償為例。可以肯定,當年規定消法第四十九條雙倍賠償,立法目的是要鼓勵受損害的廣大消費者同有違法行為的經營者作斗爭,絕不是要鼓勵個別人、少數人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來牟利,甚至建立所謂「打假公司」,由他們代替廣大消費者的維權斗爭,取代市場管理機關的職責和職能。如果對商品房買賣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可以預見,就不會僅僅只有幾個「打假專業戶」、「打假公司」。商品房買賣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爭議、問題、矛盾,絕大多數都可以通過協商、調解解決,起訴到法院,也可以通過適用合同法的違約責任、瑕疵擔保責任甚至締約過失責任等制度妥善解決。
如果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30萬元的房屋雙倍賠償就是60萬元,60萬元的房屋就是120萬元,120萬元的房屋就是240萬元,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將是多麼強烈的誘惑、刺激、鼓動!只要抓著哪怕是一點點理由,誰還會同意協商、接受調解、同意修理?不知會有多少人將要走上「購房索賠」的專業「打假」之路。問題是,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穩定,究竟有利還是有害?因此,我之所以不贊成適用,所持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商品房交易中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爭議,而這些爭議按照現行合同法的規定能夠妥善處理,如果適用雙倍賠償,將會激化矛盾,並鼓動一些人以獲取雙倍賠償為目的從事「購房索賠」,不利於建立房地產市場的正常秩序,不利於社會穩定。這里所採用的就是「社會學解釋方法」。
二、法律的規范性
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規范性是法律的屬性。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以法律為研究對象的法學,也具有規范性。法學一般不直接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而是直接研究「法律」。因研究對象具有規范性,法學也就具有了規范性。你看法學者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合法」,與經濟學家討論問題、思考問題,必定先問「是否有效率」,是全然不同的。這就是法律和法學的規范性所使然。
規范性與法律思維:每一個法律規則,都可以分解為構成要件、適用范圍、法律效果等要素。例如,人們熟知的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可以判雙倍賠償。這是一個法律規則,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消費者合同,即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合同;其構成要件——欺詐行為;其法律效果——雙倍賠償。因此,學習法律一定要從規范性入手。法律思維與別的思維如經濟學的思維的區別,正在於規范性。
有時電視台邀請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討論社會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兩種思維的差異。經濟學家總是問:有沒有經濟效率?能否提高生產力?能否做到價值最大化?這就是經濟學家的思維、經濟人的思維。法學家總是問:是否合法?有沒有法律規定?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其構成要件是什麼?適用范圍如何?法律效果是什麼?這就是法學家的思維、法律人的思維。
規范性與規范法學:法律的規范性,是成文法的根本特徵,成文法靠的是「規范約束」。此是規范法學的合理性之所在。與此不同,不成文法、判例法,不具有「規范性」,判例法靠的是「先例約束」。大陸法系,既然是成文法,當然要講究立法的規范性、邏輯性、體系性。所謂立法的科學性,主要體現為規范性。講究立法的規范性、邏輯性、體系性,也就是堅持成文法的「規范約束」的本質特徵,也就是堅持法律的「可操作性」。可見,在民法典編纂的爭論中,有的學者主張「鬆散式」、「開放性」,反對嚴格的邏輯性,是違背法律是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的性質的,是違反法律的規范性的。
法律的規范性,與邏輯性是互為表裡的。法律的規范性,必然要求法律的邏輯性。制定法律或者法典,要將各種法律規則按照一定順序編排。這個編排順序,以什麼為標准?不是也不應該以所謂「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因為,所謂「重要性」,是主觀的價值判斷問題,一項制度之是否重要及其重要程度,將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認識。例如,統一合同法按照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變動」、「責任」的順序,究竟「合同成立」重要,還是「合同生效」重要,還是「違約責任」重要?是很難判斷,很難有統一意見的。
制定民法典,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上,哪一個制度安排在民法典之外,哪一個制度排在前面,哪一個制度排在後面,絕不可能以重要性為標准,只能以邏輯性為標准。這個邏輯性,就是「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民事生活的共同制度、基本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上;特殊關系、特殊領域、特殊市場的特殊規則和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之外。
民法典上的安排順序,也以邏輯性為標准:「一般」的、「共性」的制度在前,「特殊」的、「個性」的制度在後。這就使法典形成「總則」(共同的規則)、「分則」(特殊規則)的結構。首先,民法典分為「總則」和「分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是分則);其次,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和「債權分則」(合同、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無因管理是分則);再其次,合同法也分為「合同總則」和「合同分則」(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是分則);最後,買賣合同也分為「買賣總則」和「買賣分則」(特種買賣是分則)。
特別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的這一「一般」和「特殊」、「總則」和「分則」的邏輯關系,也正好是法律適用的基本邏輯關系,這就是「特別法優先適用」的基本原則(統一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制定法律的邏輯是從「一般」到「特殊」,適用法律的邏輯剛好是倒過來,從「特殊」到「一般」。可見,強調制定民法典要以邏輯性為標准,也是法律適用的要求。搞出一部支離破碎、邏輯混亂的民法典,叫我們的法官和律師怎麼樣適用?!
大家注意到,有的學者提出要制定一部「開放式的民法典」,但始終沒有說明什麼是「開放式」的民法典,什麼是「封閉式」的民法典?也沒有說明,「開放式」與所謂「鬆散式」以及「匯編式」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少數學者不贊成民法典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問題在於,我們所主張的具有邏輯性和體系性的民法典,並不一定就是「封閉式」的民法典。相反,因為我們的民法典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其涵蓋面就更大,即使立法時未能預見到的復雜的案件,也可能從上位概念和基本原則獲得裁判的基準。可見,強調民法典的邏輯性、體系性,並不必然導致民法典的「封閉性」!
就拿德國民法典來說,並不是因為德國民法典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而變成「封閉性」的「僵化」的民法典。相反,因為它講究邏輯性、體系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設置了一些「授權條款」如「善良風俗」、「誠實信用」等等。二戰以來,德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新型案件和法律問題,還不都根據這部民法典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即使是民法理論上的許多新制度、新理論,也大多是德國的學者、法官在德國民法典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當然,我並不是說德國民法典十全十美,什麼缺點也沒有。
我們現在完全能夠做到,在德國民法的概念體系基礎上,採納大陸法和英美法的成功經驗,制定一部既具有「邏輯性」和「體系性」而又有相當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的中國民法典。統一合同法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你看,我們的統一合同法就是講究邏輯性和體系性的法律,就是以德國民法的概念體系為基礎的法律,但並沒有因此導致「僵化」和「封閉性」!我們的統一合同法在德國法的概念體系基礎上廣泛吸收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特別是吸收了英美法和國際公約、國際慣例的許多靈活的制度和原則。例如,英美法上的預期違約制度,就被分解為三個部分,規定在三個地方,納入於德國法的概念體系。統一合同法是很成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共識。我們今天制定民法典理所當然地應當堅持統一合同法的成功經驗,絕不能拋開統一合同法的成功經驗,另外去搞什麼「開放式」、「鬆散式」和「匯編式」!
舉一個實踐中的例子,這就是某地方法院判決的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案。原告和被告結婚時訂立書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約定了違約金條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構成違約,應當支付違約金25萬元給對方。現在被告違約,原告起訴請求違約金。法院審理本案,遇到的難題是:本案是婚姻案件,應當適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沒有違約金制度。違約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條第二款明文規定:婚姻關系不適用合同法。
我們看到,審理本案的法官正是根據法律的邏輯性解決了這一難題:合同和婚姻,一是財產法上的行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為,是「特殊性」。但兩者均屬於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是其「共性」。法律行為,與合同、婚姻,構成「一般」與「特殊」的關系。法律行為的規則是「一般法」,合同的規則和婚姻的規則,均屬於「特別法」。按照「特別法優先適用」的原則,特別法有規定的,優先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特別法沒有規定的,則應當適用一般法的規定。
因此,法官適用關於法律行為生效的規則,具體說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實;其二,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其三,內容不違反公序良俗。審理本案的法官認為,本案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條款,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現行法對此並無強制性規定,並不違反「公序良俗」,因此認定該違約金條款有效,並據以作出判決:責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萬元違約金。試問,如果我們的法律不講究邏輯性,甚至採納少數學者的建議,取消「法律行為」制度,本案能夠獲得解決嗎?
三、法律的概念性
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也是一套概念體系。適用范圍、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通過法律概念來表述的,因此,要正確掌握法律規范,必須先正確掌握這些法律概念。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雙倍賠償。從規范性分析:其適用范圍,是用「消費者」、「經營者」、「合同」和「消費者合同」這些概念表述的;其構成要件,是用「欺詐」、「行為」、「欺詐行為」概念表述的;其法律效果,是用「賠償」、「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等概念表述的。因此,你要正確理解和掌握消法第四十九條,你就要先正確理解和掌握「消費者」、「經營者」、「欺詐行為」、「賠償」等等法律概念。
學習法律的門徑,在於掌握完整的概念體系。法律是一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其基礎是一整套有嚴密邏輯關系的概念,掌握了這套概念,就掌握了法律思維的框架。經驗表明,法官在裁判中、律師在處理案件中、學者在分析案例中,如果出現失誤,往往源於沒有掌握好這套概念體系或者發生了概念混淆。因此,學習法律首先強調記憶這套概念體系。但法律概念有其專門含義,相互間有其邏輯關系,因此不能單憑死記硬背,在記憶的同時應強調對概念的理解。特別是初學者,一定要著重記憶和理解這兩個環節,邊閱讀、邊記憶、邊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增強記憶,在記憶的基礎上加深理解。
法學的每一個學科,都有一套法律概念體系。當你初學一門法律學科時,就應當選擇一本概念體系完整、准確,且簡明扼要的好的教材,通過反復精讀,把這套概念體系記在腦子里。所謂有扎實的基礎,就是指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了這套概念體系。須知每一門學科的著作,都可以分為「教材」、「體系書」和「專題研究」三類。在精讀一部、兩部好的教材,比較完整准確地掌握該學科的概念體系的基礎上,再選讀一些專題研究論文和著作,結合具體的問題研讀體系書的有關章節,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在未掌握好概念體系之前,抱著大部頭的體系書通讀,讀到中間忘了前面,讀到後面忘了中間,必然是事倍功半。
特別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立法,如經濟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是殘缺不全的。而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的立法,如統一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是比較完整的,大體做到了與國際接軌。上個世紀80年代接受法律本科和大專教育的法官,解釋適用經濟合同法不成什麼問題,而現在解釋適用統一合同法時就往往感覺困難,這是因為他們所掌握的法律概念體系不完整,與統一合同法所依據的法律概念體系有很大差距。也許這就是法官培訓不能一勞永逸的理由。
概念是人的發明,是用文字表述的,是科學思維的工具。因此,概念性是文義解釋的根據,解釋法律,必須先從文義解釋入手。概念有其內涵、外延,概念有其模糊邊界,即概念具有模糊性,這就決定了文義解釋可能得出多個解釋結果。當採用文義解釋,得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釋結果時,就需要進一步採用其他解釋方法。
例如,「產品」這一概念,看起來很明確,不覺得有什麼歧義,但產品質量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產品。天津有七十個中專學生向法院起訴高教出版社,說該社出版的一本經濟法教材錯誤百出,要求賠償損害。法院對這個案件,適不適用產品質量法呢?是適用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或者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還是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關於侵權行為的一般規定?書籍當然是產品,但這個案件指的不是書籍本身有什麼缺陷,而是書籍上所記載的信息有錯誤。國外有這樣的案件:一本關於化學實驗的教材,上面記載的某個化學實驗公式有錯誤,當按照它進行化學實驗時,一下子發生劇烈爆炸,造成人身財產嚴重損害。因為書籍上記載的信息有錯誤造成損害,應由誰承擔責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是否適用產品責任法?關鍵在於信息是不是「產品」。這就發生了疑問。
輸血感染案件,是適用產品質量法追究無過錯責任,還是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追究過錯責任?關鍵在於輸血用血液,是不是「產品」。
再如,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刑法上盜竊財物罪,不就是盜竊「物」嗎?如果盜竊的是「信息」,如技術秘密,可不可以判盜竊罪?還有,電是不是產品?「偷電」是否構成盜竊罪?供電公司通過電路將電輸入居民家中,曾發生這樣的案件:天上打雷把變壓器擊穿了,一下子高壓、超高壓電流進入居民家庭的線路,將整個住宅區所有家庭的彩電、冰箱、音響全部燒毀的案件。受害人向法院起訴,要求按照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追究無過錯責任。法官就要解決這個問題,「電」是不是「產品」?「電」是在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的「產品」概念之內還是之外?由上可見,法律上的概念,乍看起來非常清楚,仔細一分析都帶有模糊性。這是因為法律所使用的語言具有模糊性所決定的。
正是因為法律有概念性,才使民法解釋學成為可能,使法律人(法官、律師、法學者)有用武之地。也正是因為法律的概念性,決定了法學是一門高度專業化的學問,不可能做到「通俗化」。假設每一個法律概念都是含義明確無誤,沒有歧義,只有一種解釋、一種理解,其含義與日常生活中的含義完全一樣,能夠做到所謂的「通俗化」,法官、律師和法學者也就成了「普工」,還需要開辦法學院培養法律專業人才嗎?還需要專門舉行一年一度的司法考試嗎?同時,還應看到,法律的概念性,是概念法學之不能全盤否定的根據。我們只是反對概念法學把概念性片面化、絕對化,絕不能否定法律的概念性,不能拋棄概念體系。只有掌握這套法律的概念體系,才能談得上正確解釋適用法律。國外學者所謂「經由概念法學,超越概念法學」,就是這個意思。
法律概念,是法律思維的工具。法官、律師正是運用物權、債權、法律行為、權利、義務等等法律概念,進行思維,分析案件,裁判案件。上次舉的婚姻關繫上的違約金條款案,法官運用了「合同」、「婚姻」、「法律行為」等法律概念,並正確地分析了這幾個法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法律行為是上位概念,合同和婚姻是下位概念,當屬於下位概念的法律規則不能適用時,運用上位概念的「法律行為」的法律規則,正確地裁判了本案。
舉一個「取款憑條」的案件為例。證明儲蓄合同關系的證據是銀行發給的定期存單和活期存摺。本案的爭議不在儲蓄合同關系,而在於合同的履行。被告銀行以一張「取款憑條」證明自己已經向原告履行了付款義務。關鍵在於如何看待「取款憑條」的性質和效力。按照儲蓄合同的性質和交易習慣,「
⑻ 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的區別
1、招生條件不同:
報考法學碩士的考生必須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不限本科專業(但實際考生多為法學本科),但不招收同等學歷的非本科生。
報考法律碩士的必須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或具有本科同等學歷)的非法律專業的畢業生,且同等學歷的本科畢業生必須工作二年以上;同等學歷的專科畢業生必須工作三年以上。(從2009年起,允許法學本科畢業生報考法律碩士。)
2、錄取考試方式不同:
法學碩士是全國有資格招收法學碩士研究生的高校,各自單獨命題(除公共課外)。
法律碩士是通過全國法律碩士專業試點單位聯合考試來招收的,全國有權招收法律碩士的院校只有一些重點院校,且試題由國家統一命題。
3、學位不同:
法學碩士是科學學位研究生,所有學科的國家承認的正規本科生(一本二本三本)都可以報考,並且可以享受學校的公費、獎學金、助學金待遇;涵蓋法學所有學科。
法律碩士是專業學位研究生,必須是非法律本科專業才能報考,一般針對立法、司法、律師、公證、審判、檢察、監察及經濟管理、金融、行政執法與監督等部門、行業的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與管理人才。一般不享受公費待遇,部分學校有獎學金,但是和學費相比仍然較少。
(8)法學規范分析擴展閱讀
法學碩士的培養目標是以教學、學術為指向,對法學學科門類下的各專業的研究更為精深。法律碩士是以致用、實務為指向,主要面向律師行業和法務。在就業及資格考試上,法學碩士擁有較大的優勢,如公務員考試,某些公檢法部門只限招法學碩士,法律碩士不能報考。國家司法考試的通過率也遠遠超過法律碩士。
法律碩士區別於法學碩士,法學碩士的培養目標是以教學、學術等方面為指向,而法律碩士則是以致用、實務為指向。
法律碩士共分為兩個方向,分別是法律碩士(法學)和法律碩士(非法學);其中法律碩士(法學)只能由法學類專業本科生就讀,法律碩士(非法學)只能由其他專業的本科生就讀。
⑼ 中國法律上的天龍八部都是哪些書
指的是王澤鑒先生的《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因其一共八冊,被戲稱為中國法律上的「天龍八部」。
《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 作者是王澤鑒,200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旨在論述1945年以來台灣民法實務及理論的演變,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促進台灣民法的發展。
拙著民法研究系列叢書包括《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八冊)、《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民法概要》、《民法總則》、《債法原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及《民法物權》,自2004年起曾在大陸發行簡體字版,茲再配合法律發展增補資料,刊行新版,謹對讀者的鼓勵和支持,表示誠摯的謝意。
拓展資料:
該書目錄
比較法與法律之解釋適用
契約關系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
懸賞廣告法律性質之再檢討
無因管理制度基本體系之再構成
無權處分與不當得利
賭債與不法原因給付
侵權行為法之危機及其發展趨勢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責任
意思表示之詐欺與侵權行為
盜贓之牙保、故買與共同侵權行為
僱主未為受僱人辦理加入勞工保險之民事責任
慰撫金
干擾婚姻關系與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地上權之時效取得
「動產擔保交易法」上登記期間與動產抵押權之存續
斷嗣與收養之效力
——「最高法院」1977年台上字第1340號判決之檢討
英國勞工法之特色、體系及法源理論
⑽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區別
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是指超越一切價值判斷,從某個可以證實的前提出發,來分析人的經濟活動。其特版點為:回權答 「是什麼」的問題;分析問題具有客觀性;得出的結論可以通過經驗事實進行驗證。
規范分析是指根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提出某些分析處理經濟問題的標准,樹立經濟理論的前提,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並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標准。它要回答的是「應該是什麼」的問題。
從法學角度或者說從法學方法論角度而言,規范分析法是以規范法學為基礎的,而規范法學又是實證分析主義法學派的主要觀點,因此站在法學方法論的角度而言,盡管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為對立的兩種方法,但也有共同之處。即都以規范法學作為基本立足點。他們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第一段所說的,規范分析以一定價值判斷為基礎對「規范」(法學中通俗來說就是法律條文)進行完善、解釋等;而實證分析則以數據為主對「規范」(法條)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