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亂

㈠ 以法治軍的好處是什麼

漢末以來，豪強大族仗勢不法，嚴重影響軍隊建設。要在競爭中崛起，建設有戰鬥力的軍隊，非有管用的思想武器不可。亂世建軍，傳統的經學不再管用，軍事思想家紛紛把目光轉向法家。法家講富國強兵，以法治軍，可以有效地使軍隊強大起來。漢末的戰亂形勢不允許發展生產以富國強兵，因此時人重點借用並發展了法家以法治軍的思想。

三國人認為，以法治軍的目的，是建立「有制之兵」（《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引諸葛亮語）。傳統上一向重視將領的作用，三國人發現制度的作用比將領更重要。蜀國長水校尉廖立就批評關羽「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三國志》卷40《廖立傳》）諸葛亮從理論上研究「將」與「制」的關系，指出「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認為軍隊的軍令制度和作風紀律的養成，是比將領的個人才能更重要、更帶根本性的因素。建立「有制之兵」，就要形成一套法令體系。從殘存的曹操、諸葛亮軍令看．內容涉及戰斗與管理，范圍廣泛，諸如步戰、騎戰、船戰、陣法、行軍、移營、通信指揮、後勤、祭祀、刑罰等，都有詳細具體的規定。頒布軍令的目的，曹操認為在於「設而不犯」（《孫子略解·行軍篇》），孫權認為在於「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三國志》卷47《吳主傳》）

三國人認為，落實法令規章，必須「訓章明法」（《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就是教訓部隊，讓大家明白法令規章。諸葛亮把街亭之敗的原因歸結為不能訓章明法，可見其分量之重。

落實法令規章，更重要的是堅持賞罰。曹操最看重賞賜。漢末亂世，君臣上下缺乏必要的信任，御軍極難。曹操要求將士送家人在他身邊留作人質。但扣留人質只能保證基本不叛變不逃亡，因此曹操強調以賞賜調動將士積極性。他說他羨慕名將趙奢、竇嬰「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他深刻認識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孫子略解·作戰篇》），凡「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他認為治理亂世與治理和平時期之軍，賞賜規律不同。「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為了「立功興國」，「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認為那些反對把郡國之任賞給有功能軍吏的言論，不過是以管窺虎的陋見。在賞賜時，諸葛亮則強調無微不賞和賞不遺遠。

但只用賞也不行。曹操比喻說，那樣部隊就像寵壞了的孩子，一點也不怕你，必須恩威並用，賞罰並舉。他以為，罰要掌握時機。他出征在外時，曾經由於部下自疑而發生叛變，幾乎使他丟了兗州根據地。總結教訓，他認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時，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對待部屬，他們還會害怕，如果嚴格執法，則更會人人自危。從安定人心、穩定大局出發，這時只能賞功，不能罰罪，直到人心歸順，例如官渡之戰勝利後，袁曹之爭大局已定，曹操才強調，只賞功而不罰罪不符合國典。從今以後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說，眾將出征，戰敗的應該抵罪，失利的應該免去官爵。三國人還強調，治國該寬該嚴主要看形勢。如諸葛亮指出，益州牧劉璋治蜀，威刑不肅，失之於寬。劉備人蜀後，應糾之以猛。罰要有側重點，對上層重在罰得堅決，對下層重在罰得慎重。曹操、諸葛亮執法時，都主張遵循「春秋責帥」（《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原則，堅持不應該把主帥排除在法規之外。諸葛亮在街亭戰敗後引咎自貿，自貶三等。曹操行軍中馬踏麥苗，違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無敗麥，犯者死」的禁令，認為不應該罰不加於尊，如果「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於是割發代首。死刑雖然免去，割發那時也是嚴重的刑罰。諸葛亮對大臣和親信，也主張嚴格執法。對於掩蓋失職、破壞北伐的軍務大臣李嚴和街事失利但與自己思若父子的將領馬謖，諸葛亮都主張執行紀律，強調「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業」（《三國志》卷40《李嚴傳》注引亮公文上尚書），「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三國志》卷39《馬謖傳》注引《襄陽記》）。但對於普通沒有權勢的軍人執法，他們卻主張謹慎為之。曹操主張軍中司法人員應選素質高的，因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國志）卷1《武帝紀》）諸葛亮在伐魏前線，軍中罰杖20以上，都親自審批，都是擔心出現冤情和濫刑，關心保護無辜。曹操、諸葛亮還主張賞罰公平。曹操說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願有所私」（《太平御覽》卷429）。諸葛亮說：「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由於曹操、諸葛亮親自提倡，天下以法治軍蔚然成風，一直到江東，無不如此。東吳治軍，主張斷斬示威，就是果斷誅殺違犯軍紀者，建立法令的權威。呂蒙征荊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蓋官愷。官鋁雖然是公物，呂蒙還認為違犯不得擾民的軍令，不可由於同鄉而廢法，於是垂涕斬之。呂蒙量刑顯然過重，但意在立威，結果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孫權刑法雖然極其嚴峻，但那是對普通軍人的，對代表大族利益的眾大將則「愛人多容」（《三國志》卷引《孫皎傳》）。將領潘漳殺軍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財物；呂范、賀齊、潘璋服飾僭擬王者，對這類違法行為，孫權都赦免不問，不再講法治。

以法治軍思潮有力地推動了軍隊建設。但東吳刑法過嚴，所以也受到時人的批評。如江東大族代表陸遜就反對孫權嚴刑峻法，建議多施恩惠，認為「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三國志》卷58《陸遜傳》）大族反對嚴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觸犯，有的則是為了尊儒。例如陸遜，他重視禮治，反對魏國劉廙的先刑後禮論，認為「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同時，三國鼎立以後，社會相對過去安定一些。如果說，過去「治亂尚權謀」的話，那麼這時更多地應該強調「治平尚德行」（《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戰略》）了。因此在三國鼎立中期，由於大族的反對和形勢趨於安定，以法治軍思想漸漸失去勢頭。魏明帝時，楊烈將軍王昶攻擊國典，要求大改現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風。到了晉初，當權的士族打著糾偏的旗號，抑止了以法治軍思潮。賈充一再阻止滅吳。晉武帝卻令他總統滅吳大軍。孫皓投降，賈充不知，以為吳不可滅，上表請班師，該表與告捷書同時到達，武帝不罪賈充。王洛攻人石頭城滅吳，卻受到詔書的誣罔責備，說他和阻撓他成功的上級王渾爭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軍精神盪然無存。晉滅吳作戰上勝利了，治軍上卻是失敗的。

㈡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是什麼意思

韓非子作為一名有名的思想家，他曾經在《五蠧》中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亂紀"。意思就是說讀書人通常靠寫文章靠散播思想去擾亂法紀，而習武之人通常用武力擾亂朝綱。韓非子為什麼這么說呢，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古往今來，文人和武人若要反抗或者擾亂法紀，都是要利用自己擅長的事情去做的。

韓非子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崇尚法治。所以他覺得任何事情都應該交給法律制裁，不能自己決定，不管你是否出於正義，你寫文章表達不滿，你靠武力反抗都是不對的，是擾亂了社會秩序的行為。那都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所以韓非子留下了"儒以文亂法，俠以武亂紀"。

㈢ 「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是治理國家如果沒有法制，就會天下大亂，死守舊法而不變革，就必版然違反實際，沒有法律或權死守舊法都是不能治理好國家的。指法度也需要不斷變革。

這句話出自《呂氏春秋•察今》，全句是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呂不韋是戰國後期秦王贏政的國相。《呂氏春秋》是在他的主持下由門客編著的。其中的這段話的大前提是必須以法治國。同時又指出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與時俱進，使法適應社會實際。

㈣ 春秋戰國時期以法治國的是誰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裏」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代表人物
春秋時
管仲
子產
戰國時
韓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吳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書》
《韓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稱管子,出生於潁上（今安徽潁上縣）,春秋時代的政治家,哲學家.《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記載他的生活傳記,《論語》（憲問第十四）也有關於孔子對他的評論,北宋蘇洵的《管仲傳》也有一些分析.
年輕時家境貧困,鮑叔牙發現管仲有才能,交為好友,經常和管仲往來,管仲常佔小便宜,鮑叔牙並不引以為意,反而處處為他設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為美談,史稱「管鮑之交」）.後來,管仲輔佐齊國公子糾,鮑叔牙輔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齊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孫無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齊國大夫雍廩殺了公孫無知,公子小白即位,立為齊桓公,魯國卻支持其兄公子糾,因此齊國和魯國之間發生戰爭,管仲射箭中了齊桓公的帶鉤,齊桓公裝死,騙過了管仲.後來齊國戰勝,鮑叔牙向魯庄公要求處決公子糾,並把管仲交給齊國.
在鮑叔牙強烈推薦下,齊桓公不計前嫌,拜管仲為相,甚至尊為「仲父」.管仲在齊國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終於幫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
孔子曾言：「為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司馬光說：「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訓儉示康〉）
子產(?～前522年),復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稱公孫.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許為「春秋第一人」.
據記載,子產出生於鄭國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子國是鄭穆公的兒子.子產少時就很聰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見解.鄭簡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鄭人立子產為卿.執政二十三年.鄭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產卒.《賈氏說林》載：
子產死,家無余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
孔子聽說後,曰：「古之遺愛也.」現有墓,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西南17公里陘山頂上,墓冢高約5米、周長約50米.據《新鄭縣志》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東有廟」.1987年3月4日,鄭州市政府公布為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子產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是：「國小而逼,族大寵多.」子產從政後,在鄭國進行了內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制,承認土地私有,按田畝征稅等等.接著,他又用200多斤鐵鑄造了一隻鼎,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子產推行法治,寬猛相濟,安撫百姓,抑制強宗,保持國內政局長期穩定.不毀鄉校,以聽取「國人」意見.對外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維護了鄭國的利益,使鄭國免遭兵革之禍.子產「知人善用,擇其能者而使之」,為政數十年,政績顯赫.《左傳》：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長期不令而治.
子產的思想接近於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產具有人本主義的思想,強調人事,但也不否認鬼神.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在子產看來,人道先於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論,人道則不能不察.
慎到（約前395--約前315） 趙國人.戰國時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學黃老道術,曾以齊國稷下講學而負盛名,受上大夫之祿.齊湣王十七年（前284）離齊至韓,為韓大夫.《莊子·天下》把他與田駢同歸一派,後成為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主張「尚法」和「重勢」.由「棄知去己」觀點,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張,強調「官不私親,法不遺愛」.同時重視「勢治」,以為「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蹳賢者」（《韓非子·難勢》）,權勢者應「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其著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著錄《慎子》42篇,列法家 ,現存殘本僅7篇.
韓非為韓國的公子,與李斯一同拜荀子門下學習.
在韓非生長的年代,韓國為戰國七雄當中最弱小的國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書韓王陳述他的思想,而不為所用.之後《韓非子》一書流傳到秦國,書中《孤憤》、《五蠹》內容被秦王嬴政所贊嘆,甚至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便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到秦國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賞,准備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對秦王進讒言,陷害韓非入獄,最後在獄中服毒自盡.
韓非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張君主應該用法、術、勢結合起來治理國家.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卬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秦國貴族多怨.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駟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在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學生,後和韓非都成為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發韓國水工鄭國為間諜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驅逐一切客籍官員,李斯因此上〈諫逐客書〉於秦王,說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認為「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並加強對各國進攻.韓國恐懼,韓王派韓非至秦求和,秦王將韓非扣留在秦國,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學韓非.他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全國幣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議銷毀民間所藏《詩》、《書》等百家之學,又坑殺儒生,史所謂「焚書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廣宗）,李斯密不發喪,和趙高合謀矯詔扶立嬴胡亥即位,並賜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陳勝、吳廣起義爆發.不久趙高誣陷李斯想割地稱王,又誣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與亂軍私通,李斯上書申冤,卻被趙高扣下,並投入監獄.後來李斯不堪酷刑,終於被迫認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斬於咸陽,臨死前對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對泣,夷滅三族.
李斯主張以小篆為標准書體.對漢字的規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傳為由李斯書寫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滎陽人.「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後面寫他是「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記有「著書兩篇,號曰申子」的話,漢書有「申子六篇」的話,但全都亡軼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
「韓非子」有一段話,說到這點：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吳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國古代軍事家和政治家.
吳起,戰國時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縣西）人,曾經拜魯國曾子為師,學習儒術.敢於改革,善於用兵.
早年得魯國國君賞識,及後齊魯交戰,吳起因在魯國娶了一位齊國宗室女子為妻,魯國人對即將擔任統帥的吳起表示懷疑,吳起為博得魯國信任,竟將自己妻子殺死.魯國雖然保住了,但是吳起以殺妻來求得將位,這種行徑為魯人所惡,因而最終還是被魯國的國君所辭棄.
之後吳起到魏國,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變法.後來又去楚國為宰相,同樣推行變法,想要廢掉疏遠的公族、蓄養戰士,但是做事過於急切嚴厲,被許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後,楚國貴族即向吳起展開圍攻,必殺之而後快.吳起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便來一招借刀殺人,同歸於盡.他逃跑至太廟,躲藏在楚悼王的屍體下.吳起雖然仍被亂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屍體上.楚悼王的兒子即位後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屍體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並以大不敬之罪誅滅了七十多家貴族,也算替吳起自己報了仇.
吳起的變法時間較短,基礎不深,繼任者楚肅王又對吳起的變法並不感興趣,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收效甚微.吳起是與孫子齊名的偉大軍事家,他治兵有術,在戰略戰術上留下許多佳話；但母喪不臨、殺妻求將,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點,向為儒家學派所誣.這種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性格,雖然使他治兵有術名揚天下,卻也註定了悲劇的宿命.
李悝（約前455年—前395年）,中國戰國時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國變法,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故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進行「盡地力之教」,其具體內容已不可知,但主要為鼓勵農民精耕細作,推廣成功的耕作經驗,提高產量.並且實行「善平糴」的政策,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按照功勞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吳起為西河守,用西門豹治鄴.經過變法,魏國國力增強,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
他還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六篇《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法經》到秦國去.現僅存篇目,內容已失傳.

㈤ 對待解決治理亂的問題，有幾個建議：以亂治亂——把真老虎看成紙老虎，以亂智強——把紙老虎看成真老虎。

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 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臣下不講忠心，就可以因此統一天下了。 六反第四十六 原文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發，必為之。」愛棄發之費而忘長發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葯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葯，則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中國。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奸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緻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譯文 害怕死亡，逃避危難，本是投降敗逃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學做神仙，設立方術，本是違反法治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大有學問的文士。游手好閑，給養豐厚，本是社會的寄生蟲；世俗卻稱譽他們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詭辯，玩弄智巧，本是虛偽巧詐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辯士智士。行俠舞劍，喜斗好殺，本是凶暴而冒險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剛強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盜，隱藏壞人，本是該判死刑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仗義捨身的名士。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贊美的。奔赴國難，獻身君主，本是捨生取義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失多得少的人。見聞很少，服從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淺薄愚昧的人。盡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創造財富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沒有才能的人。品德優異，單純朴實，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視命令，謹慎辦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膽小伯事的人。打擊賊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奉承討好的人。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詆毀的。奸詐虛偽而無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是那樣地贊美他們；努力耕戰而有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卻這樣地詆毀他們：這就叫做六反。平民從私利出發稱贊前六種人，當代的君主聽到虛名而尊重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會得到好處。百姓從私害出發話毀後六種人，當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視他們，而受到鄙視的，一定會受到迫害。結果聲譽和賞賜歸於私下干壞事、應當判罪的人，而詆毀和迫害卻給了為國家做好事、應當獎賞的人。這樣還想求得國家的富強，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諺語說：「執政好比洗頭一樣，即使會有一些頭發掉落，仍是必須洗頭的。」看重掉頭發的損耗而忘記促使頭發生長的好處，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針刺癰瘡是痛的，吃葯是苦的；因為苦痛的緣故就不刺癰和吃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現在君臣相交，沒有父子間的恩澤，卻想用施行仁義去控制臣下，那麼君臣之間的交往必定會出現裂痕。況且父母對於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賀，生了女孩就把她殺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懷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賀，是女孩就殺了的原因，是考慮到今後的利益，從長遠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對於子女，尚且用計算利弊相對待，何況是對於沒有父子間恩澤的人呢？現在學者游說君主，都要君主拋棄求利的打算，而採用相愛的原則，這是要求君主有超過父母對於子女的親情，也就屬於不善於談論恩澤問題的謊言和欺詐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聖人治理國家，一是能詳細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務就會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堅決地實行賞罰，賞罰不出偏差，民眾就會聽從使喚。民眾聽從使喚，官府事務得到妥善處理，國家就富強；國家富強，兵力就強盛。結果，統一天下的大業也就隨之完成了。統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懷著統一天下的目的來治理國家，所以他根據能力任用官員，實行賞罰沒有私心。要讓士人民眾明白，為國家盡力拚死，功勞就可建立，爵祿就可獲得；獲得爵祿，富貴的事業就完成了。富貴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懷著取得富貴的目的來辦事，所以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力、事，竭盡全力。死而無怨。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臣下不講忠心，就可以因此統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才會戒懼；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他就會放肆；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他就要橫行。把廉價的東西放在冷僻之處，即使是曾參、史{魚酋}這樣有修養的人也有偷竊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鬧市中，即使出名的盜賊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覺，曾參、史紹就可能在暗處於壞事；一定察覺；大盜就不敢在鬧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國家，多設耳目，重罰罪犯，使民眾由於法令而受到約束，不靠廉潔的品德而停止作惡。母親愛護子女要倍於父親，然而父親嚴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於母親；官吏對於民眾沒有愛心，然而對於民眾發號施令，其效果更要萬倍於父親。母親過分寵愛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運用刑罰的威嚴，命令就能讓人服從。採用威嚴的略好，還是仁愛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決斷了。況且父母寄希望於子女的，行動上是想讓他們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們不去犯罪。君主對於民眾，危難時就要他們拚死作戰，安定時就要他們盡力耕作。父母懷著深厚的愛，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環境中，但子女卻不聽父母的話；君主在不用愛與利的條件下要求民眾為自己出死力，命令卻能行得通。明君懂得這些，所以不培養仁愛之心而加強威嚴之勢。所以母親對子女厚愛，子女多數不好，是因為寵愛的結果；父親不偏愛，常用體罰，子女多數，很好，是因為嚴厲的結果。 現在普通人家治理產業，用忍受飢寒來相互勉勵，用吃苦耐勞來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戰爭的災難，荒年的禍患，仍然能吃飽穿暖的，一定是這種人家；用吃好穿好來相互愛憐，用安逸享樂來相互照顧，遇到災荒年月，賣妻賣兒的，一定是這種人家。所以把法作為治國原則，雖在開始時艱苦，日後定得長遠益處；把仁作為治國原則，雖有一時的快樂，日後必定困苦交迫。聖人權衡法和仁的輕重，選擇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來相互強制，而拋棄仁人的相互憐愛。學者的話都說要減輕刑罰，這是亂國亡身的方法。大凡賞罰堅決，是為了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賞賜優厚，想要的東西就會迅速得到；刑罰重，厭惡的東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厭惡禍害，禍害是和利益相反的東西。違反自己的慾望，怎能不厭惡呢？要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必然厭惡動亂，動亂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國家的人，賞賜一定優厚；非常厭惡動亂的人，刑罰一定很重。現在主張輕刑的人，不太厭惡動亂，也不太想治理好國家。這種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斷一個人賢與不賢、笨與智的方法，在於他對賞罰輕重的看法。況且重刑，不單是為的懲罰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為的准則。懲治大盜，不只是懲治大盜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大盜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死囚。對小偷用刑，不只是懲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小偷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苦役犯。所以說：嚴懲一個壞人的罪行來禁止境內的姦邪，這才是懲治的目的。受到重罰的是盜賊，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重刑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至於優厚的賞賜，不只是獎賞功勞，還可以勉勵全國民眾。受到賞賜的樂於得利，未得賞賜的羨慕受賞者的功業。這是酬勞一個人的功業而勉勵了國內民眾。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厚賞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現在不懂治國的人都說：「重刑會傷害民眾，如果輕刑已能制止姦邪了，何苦定要實行重刑呢？」這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言論。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輕刑未必能制止；用輕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設置重刑的條件下，姦邪全能得到制止；姦邪全能得到制止，這怎麼會傷害民眾呢？所謂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給予的懲罰重。人們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姦邪必被制止。所謂輕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給予的懲罰輕。人們嚮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姦邪制止不了。所以先聖有句諺語說：「人不會被高山絆倒，卻會被小土堆絆倒。」山大，所以人們會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們粗心大意。要是實行輕刑，民眾一定忽視它。民眾犯了罪而不處罰，等於驅使國人犯罪而拋棄他們；讓人犯了罪再加以懲罰，等於給民眾設置了陷阱。因此，輕刑正如會使民眾不經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輕刑作為治理民眾的原則，不是導致國家混亂，就是為民眾設置陷阱，這才叫傷害民眾啊！ 現在的學者都稱引典籍中歌功頌德的話，而不考察當代的實際情況，說什麼：「君主不愛民眾，賦稅總是很重，於是民眾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導致天下大亂。」這是認為使百姓財用富足並施加仁受，即使減輕刑罰，國家也可以治理好。這話就不對了。大凡受到嚴懲的人，本來就是在財用富足後才犯罪的；即使 財用富足後君主加以厚愛，並進而使用輕刑，還 是會走向混亂的。母親溺愛子女，提供的財貨 足夠他們花用了；財貨足夠花用，他們就會濫 用；一旦濫用，就會揮霍無度，溺愛子女，就 不能堅決加以約束；不能堅決加以約束，就會 使他們驕橫放縱。揮霍無度，家境就會貧困；驕 橫放縱，行為就會暴虐。這就是財用富足並加 以厚愛、使用輕刑造成的禍患。大凡人的本性， 財用富足了，就會懶於勞作；君主軟弱了，就 會放肆地干壞事。財用富足還努力勞作的，只 有古代的神農；君主治國手段軟弱而自己行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參、史{魚酋}。民眾比不上神農、曾參、史紹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話說：「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恥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有危險。」因為危險和恥辱的緣故，在滿足之後不再要求什麼的人，只有老子。現在認為使民眾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這是把民眾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貴為天子而不滿足於自己的尊貴，富有四海而不滿足於自己的財寶。做君主的縱然使民眾富足，但不能使他們富足得像天子一樣，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為滿足；那麼縱然使民眾富足，又怎麼能用來作為治國的原則呢？所以，明君治理國家，順應時務來獲得財物，確定賦稅來調節貧富；厚賞爵祿使人們竭盡才能，加重刑罰來禁止姦邪；使民眾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業獲得尊貴。因犯罪受到懲罰，因立功獲得獎賞，而不考慮仁慈恩惠的賞賜，這是通往帝王大業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著了，就不知道誰是瞎子；都不說話，就不知道誰是啞巴。睡醒後讓他們看東西，提問題讓他們來回答，那麼啞巴、瞎子就原形畢露了。不聽他言語，沒有本領的人就不能發現；不讓他任職，沒有德才的人就不能發現。聽他說話而責求他有相應行動，讓他任職而責求他能把事辦成，那麼沒有本領、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畢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卻光憑自己介紹，普通人和烏獲就無法加以區別。把巨鼎大案交給他們舉，是疲弱還是勇健就表現出來了。所以官職是試驗人們才能的巨鼎大案，讓他們辦事，是愚蠢還是聰明就區別出來了。所以沒有本領的人從君主不檢查自己言論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從君主不任用自己辦事中取利。君主不檢查他的言論，他就自吹善辯；君主不任用他辦事，他就自命高明。當代君主迷惑於他的善辯，輕易相信他的高明，從而尊重他們；這是不等看東西就斷定他眼明，不等說話就判定他口才好，這樣，啞巴和瞎子就無從得知了。明君聽取言論一定要責求實用，觀察行為一定要責求功效，這樣，虛偽陳腐的學說就沒有人再談了，虛妄自大的行為就掩飾不住了

㈥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㈦ 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已解決問題 收藏 轉載到QQ空間 求教：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原則在現今生活的遺留 [ 標簽：法律 思想,法律,生活 ] 如題。請註明出處，最好能詳細一點。 Gunner鬼見愁 回答:2 人氣:6 解決時間:2009-11-21 22:42 滿意答案 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至少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的夏朝已經建立了國家，形成了法制 .中華法制不僅起源早，而且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因此中國法制的歷史沿革非常清晰，無論是某一部法典，還是某一項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關系，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統。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於春秋時期。夏、商、周三代實行的是一種封建制度。國家是在家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當時的國家的體制是一種家國一體的體制，在社會上是一種宗法制，國家的人際關系都按禮的原則來建立。進入春秋時代以後，封建制開始解體。體現在國家方面就是直接導致了天子、國王力量衰微，諸侯崛起；體現在諸侯國中就是國家內部卿大夫的勢力強大起來，開始控制了諸侯國的權力，接下來開始篡奪君位；體現在封邑層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會這個層面上，從前維系社會關系的這一套綱紀逐漸失效，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現在國家方面是諸侯力征，同時大國兼並小國，一方面大國要侵佔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國，小國要自衛，天下混戰，國與國之間沒有基本的規則，無論大國、小國都希望富國強兵。法家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張，法治的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擴張君權，以法治國。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於鼎」（刑即為法），後來，晉國也「作刑書」。鄭國與晉國先後採取了把刑法鑄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這在當時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開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眾公布法律，使得民眾也可按照這種明示的法律來解決社會爭端。而在這以前，法律都有一種隨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後，法律開始具有公開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准。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後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只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1-14 22:14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並戰爭，也正在推動著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後，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系。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著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系，承前接後，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范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1-14 22:23 四。 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志。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盡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注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㈧ 急求以法治校詩歌朗誦詞

給你一個，

僅供參考：

㈨ 以以法治國的作文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萬事之儀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總目標
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之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依法治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者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這句話是2000多年前，我國偉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子光輝千年的論斷
。
「無法就會無天」沒有法律，天下就會大亂。「法制」相對於
「人治」，強調的是對規則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過去的幾千年裡，人們曾追求過「人治」的完善
，希望將萬世的繁榮，社會的公正寄託在「聖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爺」身上，但興之的車輪不僅一次次地碾碎了這一願望，還將「
官府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刻在了舊社會的門楣上。
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國」載入憲法；2013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2
個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這些都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為人們維護自身權益的有力武器。據統計，從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會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識顯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
銘刻在公民的心裡。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我們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文動性
。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成功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視
崇拜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把法制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制知識課程。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
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
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經
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國中我們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護航中國，法治護航社會，法治護航我們。我們在法治的
保障下揚帆起航。
爭做法治少年，我們正在路上。

㈩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區別很大嗎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雖然一字之差，但是它們區別很大，具體區別如下。

一、兩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的方略。

2、以法治國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國家。主體是人，根本上還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用。不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因此與依法治國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兩者的歷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國、以法為本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國」，主張「國不可一日無法」。即使在獨尊儒術以後，其法治的精神也滲透到儒術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獨裁的主張，奠定了秦以後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基礎。

2、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三、兩者的意義不同

1、法家反對「禮治」，主張「法治」的重要觀點，對秦朝法制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對中國封建法制的確立、鞏固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2、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