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現況

❶ 中國現在的法律現狀如何

不知道你問的是法律制度情況，還是法律執行情況？執行情況，你懂的。

我給你說說法專律制度吧：屬

一、基本法：憲法。

二、主要法律：
1、民事類：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公司法，破產法，擔保法，商業銀行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民事訴訟法。

2、行政類：立法法，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

3、組織法：人大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

4、刑事類：刑法，刑事訴訟法。

5、港澳類：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的國際條約，如WTO類的。

四、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位制定的部門規章，有相應許可權的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

五、其他規范性文件。

❷ 中國的法律現狀如何

我想稍微懂點法律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法律不少，但是真正實施的卻不多回，實施起來答取得了好的效果的更不多。中國的立法立了很多，但是實際操作中卻被省掉了不少。 我國的法學界就不多談，現在的法學界分為幾大派系，相互爭斗、相互拍磚，彼此之間都在明爭暗鬥。從現在的國家司法體系來看，著實不大完善，最高院在違背憲法行使著變相的立法權（本應該是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常委會）在具體的案件中，法官們的自由裁量權太大，限制性規定太少，現在我國採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兼和的法官制度，有的本有告知義務的卻沒有法律硬性規定告知，本不能追問的卻在審判中咄咄逼人，這必然造成司法的不統一，影響司法的進程，真需要改進，我國的法治社會開始了很多年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卻不是很多，為什麼呢？現在的人民還不理解法律，還在比傳統的觀念支配著「殺人償命」還是社會的的主流觀點，認為私力救濟比公力救濟更有效，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那樣的後果。 我們的法律現狀不容樂觀，現在的法學專業就業在中國倒數第二，這真是很嚴重的問題『中國的法律進程還得慢慢走下去。 以上觀點僅代表個人，絕無挑起爭議之意圖，望讀者慎重。

❸ 法學專業學生的現狀

如果你考公務員是考法院，檢察院，仲裁之類，要考出司法考試

❹ 法學就業的情況

隨著國家經濟、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我國法制建設也處在一個迅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時期，特別是我國「入世」以來，社會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各經濟組織、律師事務所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尤為突出。同時這也對高校培養高層次法學專業人才提出了新的標准和要求。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390多所院校開設了法學本科專業。 法學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比如，做生意簽訂合同要懂合同法，與工作單位發生糾紛要懂勞動法。另外，像研究犯罪問題的刑法、研究如何打官司的訴訟法、研究國家之間關系的國際法等，也都在法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學習法學，還能夠了解為何要制定法律，並學習如何依法處理事件和問題。 我國目前的法學專業設置根據所在院、校的側重點不同，人才培養方式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專門的法學院，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另一種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還有一種是以理工科專業為主的院校，如清華大學、北方工業大學等等。專門的法學院學科劃分較細，專業化程度高，可使學生接受系統的教育；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的特色在於可以發揮多學科優勢，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有利於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一、法學專業和前景分析 法學常設的專業有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刑事法學、國際法學、環境法學、涉外法律專業等專業方向。 1、就業現狀和未來職業發展分析： 法學專業是朝陽學科，從社會需要來看是大有發展前景的。從法律系畢業生就業現狀來看，他們擁有扎實的專業基礎，能夠在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服務工作。就業前景非常廣泛，做警官、檢察官、法官、行政機關公務員；到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務；做律師；到高校做法學教師；到研究所做法學研究者都是不錯的選擇。 法學專業對人才高素質、高學歷需求較高。他們不僅要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素質，還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跨學科的行業知識。隨著近年來對法學人才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法學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就業情況並不樂觀。但高學歷的法學專業研究生，特別是與經濟、國際交往相關聯專業的研究生，就業前景廣闊。 2、薪酬水平與就業難度 法學專業整體薪酬水平，相比之下比其他行業要高些。能者多勞，拿律師來說，年平均收入在10萬元左右。當然律師事務所不同，以及資歷深淺也直接關繫到律師的收入。高的年薪能拿到30萬元，低的可能年薪只有1萬多元。從事不同性質的案件，比如經濟、金融、證券、房地產等涉外官司，年輕的見習律師一個月可能只有千元左右，資深律師一年賺500萬元不成問題。而婚姻、勞動法、知識產權等之類的案件，律師收費較低。而在企業做法律顧問的，也有著不菲的收入。 由於法學還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專業學生在充分學好本專業理論知識的情況下，還要深入生活，參加各種實踐活動，如到公、檢、法機關以及律師事務所等實習，學習實務操作，獲得一些經驗，並檢驗理論知識的正確性。法學天生是「以人為本」的科學，所以學生絕不能脫離社會，否則就是閉門造車。 孫佳老師還特別指出： 法學專業學生在進入大四學習時，只要有各種可能的就業選擇，都要盡最大努力去嘗試（主要是參加各類招聘會和人才交流會）。 學生可以選擇考研、參加司法考試、參加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等來拓寬自己的就業渠道。或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社會需要，學習一技之長，比如速錄技術，進入法院當書記員也是不錯的就業渠道之一。最關鍵的是不要眼高手低，有時並不是沒有就業崗位，而是學生不願去做而已。 我國目前注冊律師大約有14萬人左右，律師事務所1萬多家，每9000人平均擁有一名律師，其中北京是 每1300多人擁有一名律師，上海是每1800多人擁有一名律師，而美國紐約是每200人擁有一名律師。 從律師的地區分布情況看，發展極不平衡。廣東、北京的律師都在萬人以上，大約佔到全國律師總數的17%，而青海省只有400多名律師，個別牧區只有一名律師。 全國律師每年辦理業務大致在900萬件左右，業務收入在90億左右，律師人均收入在7萬元左右，平均每件收費在千元左右，但是律師年收入仍然存在嚴重的地區差異，北京最高，律師人均年收入達到26萬元，上海也在20萬左右，江浙在7萬元左右，廣東在5萬元左右，而在有些西部省份律師年平均收入也就只有5000元左右，甚至更少，其差距在十幾倍乃至幾十倍。 無論是執業人數占整個人口的比例，還是律師界中高學歷、外語人才所佔的比例，以及中大型律師事務所佔律師事務所總數中的比例，中西部律師業與東部發達地區律師業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特別是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直接導致律師收入的差距懸殊，並且這種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明顯的改變，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由於東部與中西部律師業發展的巨大反差，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律師正在向東部地區轉移，這種轉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符合人才流動規律的。 因此，綜合以上來看，從個人生存和利益來考慮，北京、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律師業發展環境最好，也最有利於個人的發展。當然，我們不能光看這些平均數字就認為律師行業形勢一片大好。律師是強弱差距懸殊的行業，知名大律師年收入上百萬、上千萬的都有，但有很多律師都是疲於糊口，年收入不過萬，有的甚至無錢交納年檢會或會費而被迫轉行。對於初入行的律師來說，90%的其收入都只能維持基本的生存。雖然說成功的標志不是錢，但是對律師來說，其最有力的評價標准被又是收入。另外，律師的執業環境也很不好，這些都是我們從事律師行業上的巨大障礙。 社會不是完美的，律師行業也同樣有不盡人意，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律師業只會向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只要我們選擇了律師，就要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也終有成功的那一天

❺ 中國 法律現狀

律師夾雜在 法律公正與政治權威之間 於是 有的選擇墮落妥協 有的堅持發出微弱的呼喊 有一屋子沉睡的人 怎麼叫都不醒來

❻ 對中國法律現狀的認識和調查

我們絕不能輕視學科研究的目的，學科研究的目的型構著我們的學術理念，我們對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據其正當理念和正義理念的發展邏輯而獲得。傳統的西方法學是通過自然法的理想對其法律史研究進行型構，而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史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從法律的路徑對中國法律史進行研究時，當我們真正試圖從現代法的分類對中國法的歷史進行探索時，我們卻迷失了路徑的切入。建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尋路徑乃是我們當務之急。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體驗著百年不遇的社會轉型，西方法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法律的穩定時期或固化時期，哲理法學家始終是不受歡迎的。然而，在法律的發展時期，哲理法學家極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 [1]因此，對我們從事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人來說，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創造哲理法學家領袖人物的時代。 一、法的歷史研究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所謂歷史，不僅是指客觀歷史——人類的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的還是指主觀歷史——人們對自己過去的記述和認識）。由於我們在歷史中加人了人類的主觀認識，於是就形成了意義、思想。可見，「歷史學並不單單是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而且還是------『有意義的』記錄——即把各種事件都聯系起來的敘述。於是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問題，即它們之間被聯系起來就蘊涵著有歷史思想的性質。」 [2]法的歷史是由法的理論組成的，沒有法的理論就沒有法的歷史。當中國法的歷史被儒家學說型構時，就形成中國傳統的倫理法歷史。既然法的歷史與理論是統一的，那麼法律史學和法理學也應是相互影響的。法律史離不開法理學思考，法律史不應該僅是對人類的過去的法制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的記錄，而是對法律進步過程的理性探索。法的歷史進步乃是一種趨向於法律制度的進步，對這些制度而言，體現的是人類自由理念的展現。這種展現還被認為是與法理學的發展進程相符的，並與我們的學術發展相一致。 法理學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礎學科，法理學描述了人類自身對法的認識、其所處的法制環境、正確的行為標准、以及對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學總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問題，並試圖獲得一個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檢驗的法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程序基礎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繼續發展這些基本問題。同時，法理學作為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它主要是對法律史的內容進行整理和系統化處理。當然，這種系統化處理思維包含了法理學思維，這就要求法律史學家必須具有法理學的素養和眼光。龐德認為，「在法理學中，我們被認為是在探尋正義和正當理念的形而上學基礎並按照邏輯方法揭示這些理念以達成一個體系。在法律史中，我們被認為是在研究這些理念在歷史上的展現過程。法律史被視作是正當理念或正義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審判和學術研究中逐漸實現的記載。」 [3]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們日常的學術認知中，根本沒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麼是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回顧法律學術史上的學人與著作，能夠留存人們記憶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薩維尼的《中世紀羅馬法史》與《現代羅馬法體系》、梅因的《古代法》與《早期制度史講座文稿》，等等。我們很難說他們應歸於法律史學還是法理學，他們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卻被認為是研究西方法理學史的標准著作 [4]。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們法理學專業的必讀書本，同時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也正是這些法學巨著，給出了我們許多法律理論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乃是對一種自由自我主張的理念（即通過自由確定個人自己的關系和責任而得到表現的那種理念）的實現記載。」 [5]，等等。由於法律史學乃是對某一理念不斷展現的記載，所以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學思考。如果我們將法律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麼與法律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機構、司法機構也都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對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導是萬萬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一是對法制史學進行法理分析，即對法律史學家的工作進行邏輯的、概念的和認識論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或歷史進程的一般性質中去發現某種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學工作理解之外的含義或意義。如果我們依照歷史哲學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將這兩層意識表述為『法的客觀歷史「和』法的主觀歷史」。法的客觀歷史是把法的歷史存在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並試圖概括和發現它的本質、意義和發展方向、模式、節奏和規律等等。這是一種宏觀法史理論、法史理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本體論。法的主觀歷史則是法律史學家工作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及邏輯學等方面的問題，它並不涉及法律史學家和法的客觀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認識論。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反映的是一種研究個體的理念（這種理念乃是隱含在短暫無常現象背後的實在）追求逐漸展現的過程。所以，法史本體論研究的是法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東西，「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本體；是支配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歷史規律——不管歷史哲學家是否自覺意識到或是否真正發現這種規律。」 [6]法史本體論是對法的歷史進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學的歷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學的歸納、綜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定位 我國當今法律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設置，天生就與法理學保持平行的的關系，我國法律史研究並非起源於法理學研究。 由於中國傳統的學科的設置關系，人們對中國法律史的主觀認識要晚於中國傳統歷史的認識。中國法律史歷來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傳統法律史研究是依據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方法而展開。而就我國當代法律人對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還是對中國歷史承載著的法律信息的早期書面表達的理解。如：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最早資料是從公元前的殷周時期 [7]年到清朝末年間的書面記載，例如關於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還有各個朝代頒布的具體法律規定和特定法律行為的令狀。它的研究方法與我們傳統人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並無二樣。於是，這也使一些法律史學者認為，法律史學已經也就是依據歷代傳述者的記載，按年代的順序，對歷史上的法制事件進行忠實地敘述，而無需進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種法律史學觀常常導致法律史學者將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僅僅局限於對史料來源即傳述者的考證上。於是有些法律史學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學。 「黑格爾視歷史為一種理念逐漸展現的過程，歷史的撰寫也就是講述一種理念在人類經驗中最初是如何出現而此後又是逐漸實現的故事。歷史材料乃是這一理念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記載。」 [8]而筆者覺得，當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可能也在這里。當今我們許多法律史學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對法的歷史背後蘊涵的法理問題——如理念等問題的探討。這種不脫離法的理論的法史研究狀況，正在極大的制約著中國法律史學的發展。當前一些法律史學者皓首窮經，搜集了無數史料，編纂出無數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卻很少有長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韋伯關於一般學術成成就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的說法， [9]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隻有五年時間，而有些法史學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沒有學術生命了。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作者缺乏法理學的批判眼光，從而導致無法對史料作出客觀正確的判斷。西方19世紀的歷史法學家認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類社會控制經驗中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一種記載，而形而上學法學家則認為法理學乃是同一個理念的展開，而不論這個理念在倫理學上被視作是一種正當的理念，還是政治學上被視作是一種自由的理念。」 [10] 其實，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法律史的認知目的無法一言以蔽之。但無論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一般正義觀。另外，對於作為與一國法律體系的產生與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等基礎性關系的理解，也屬於法律認知的范圍。因為，法律史學的內在含義是以法的理性為線索對法律史實之真相的推理與考證，對事物之起源與原因的詳盡闡釋，對歷史事件知怎樣發生及為何發生的深入認知。所以，法律史學的研究必須將法理學深深地融入其中。對我們而言，法的歷史研究意味著對法之史實進行法的評價，以及對被研究者認為重要的、奇妙的、光榮的事件進行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法律史學家心中的法律觀和價值觀。每個獨立的法史學研究者都應該有自己的法學觀和價值觀，以及在這二者影響下的法學研究方法論。而這些又是法理學的范疇，因而，法的歷史研究擺脫不了法的理論影響。 「法律史和哲學之間仍存在著無數的交叉點和聯系線索。兩者都追求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學家首先關注法律生活中的歷史人物，而法哲學家則試圖認識一般正義原則；法律史學家揭示法律中的變化，而法哲學家則闡述法律中的永恆。兩種觀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補充：法律史顯示，在永不停止的變化當中總是存在不斷回歸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規則。對規范的需求和規范解決方案在一點程度上的永恆性是顯而易見的，這顯示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相反，法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一般基本原則只有在具體的個別規范中才能發揮其作用，並在具體判決的案例的判決中得到維護；如果他想認識現實，他就必須認識法律中的具體人物以及法律的可變性。」 [11] 三、我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進 筆者提出加強我國法律史研究中與法理學色彩，目的是為了法律體系中各種制度和准則的法理學基礎以及該體系中的理想要素，從而改變目前我國法律史研究中有史無理的狀況。 在我國當今的法學研究中，應該說，通過這幾年法律教育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設置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對法律史進行全方位的法理學思考卻比較缺乏。比如，當我們遇到社會轉型中的現實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常常會從我國歷史中去挖掘研究資源。如當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時，有人便提出中國古代的一國兩制；當遇到依法治國時，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的依法治國；當遇到司法公正問題時，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這些都是學術功利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中國法的歷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標准來證明中國法的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中國法的歷史科學將毫無存在的意義。其實，當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法律理念、價值，當它被人們重新認識，並賦予了現代人的價值標准後，實際上它已經體現的是現代價值的了。因為，從法理學的認知來看，古代法制與現代法制並非時間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理念與制度上的不同。 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歸於我們今天的學者，因為我們當今的法理學也沒有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種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種相對獨立方式追求著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實際是把法律史領域和法理學領域分而割離，而且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檢討和批判也是根據這些學說和制度分別論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學的指導，就會失去活力，成為一具無靈魂的軀殼或僵屍，將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史學前輩梁啟超說：「要之，苟無哲學是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 [12]他把哲學素養作為合格史家的必備條件之一。由此，作為法律史學家只有達到較高的理論層次，才能體現出法的歷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史學的作用。否則即使法律史學著作再具有在華麗的文采，考證技巧再嫻熟，對我們今天的法制技術來說也不過形同玩物而沒有法學價值，並可能最終導致法律史學的衰微。耶林也認為，法學家僅僅知道法律是發展之物這一點是不夠的；法學家不僅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發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法律至今的發展是為了什麼目的以及法律在將來是為了達至何種目的。 [13]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為我們提供若干對於法律哲學來說至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建構起一種普遍的法律史，進而還能夠揭示出下述問題：『法律在與文明理念相關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結果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進文明進步的。』」 [14] 然而，當今中國的法理學所表達的，並不是由中華民族的倫理習慣或經由理性而發展起來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學而組合起來的法的理論。這樣的法理學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與中國的法律史相結合，這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對我們目前的教育趨勢來看，移植、參照西方法理學似乎是每個學者的既定思維。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學能成為我們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模式嗎？如果是，那麼中國的法史研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學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我們一切思維的價值體現。西方法理學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問題，反而使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因此，整合中國法律史的資源，建構中國法理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任務。 在我們認知的著名各法學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們的學識無不是學貫法史學與法理學的。而且，法學流派的產生也無不是在尋找法史學與法理學的結合中分化、產生。西方學者貫通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刻意一這樣，而是學術研究使然。沒有史何來理；沒有理談何史。而中國法學，由於學者研究方式的單一性（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著力從其它視角來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創性、啟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將提煉出的科研成果適用於法律的其它領域， [15]致使缺失產生世界級的法學領軍人物。今天，在脫離法理學的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中，人們不得不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存在價值產生疑問。 筆者提出加強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學色彩，其深層意蘊是為了中國法律史研究能與中國的法理學相謙和。同時，筆者呼籲當代中國的法學巨匠的產生。

❼ 法律專業就業現狀和市場前景分析怎麼樣

法律系常設的專業有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刑事法學、國際法學、環境法學、涉外法律專業等專業方向。
主要課程法理史、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
相關專業 監獄學、知識產權、社會學、政治學與行政學、治安學、刑事偵察技術、經濟犯罪偵察
就業現狀和未來職業發展分析
目前法學就業存在著困境，但是前途還是很光明的，舉個很小的例子：就個人律師的擁有量而言，根據2002年的統計資料，全國現有律師12萬人，平均每萬人擁有律師的數量僅0.8個，這個比例不但低於發達國家（美國30人，英國15人），而且還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別達到了20人和 12人。就企業方面講，我國現有企業5000萬家，僅有4萬家聘請了律師當法律顧問。目前法學面臨的種種挫折，只是暫時的。作為法律人或者有志於從事法律工作的高三學弟學妹們，不應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斃，應當善於開拓，挖掘自己的潛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靠我們大家的努力，寒流過後一定會迎來法律專業的春暖花開。
法學專業是朝陽學科，從社會需要來看是大有發展前景的。從法律系畢業生就業現狀來看，他們擁有扎實的專業基礎，能夠在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服務工作。就業前景非常廣泛，做警官、檢察官、法官、行政機關公務員；到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務；做律師；到高校做法學教師；到研究所做法學研究者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經濟類、財經類等一些專業就業難度來說，法學類就業出路較窄。甚至是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進入法律系統的。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社會對法律人員素質要求非常高，再加上法院、律師事務所等相關法治部門無法接受這樣大批的學生湧入，多數學生畢業後只能轉行。
法學類專業對人才素質、學歷需求較高。他們不僅要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素質，還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跨學科的行業知識。隨著近年來對法學人才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法學類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就業情況並不樂觀。但高學歷的法學專業研究生，特別是與經濟、國際交往相關聯專業的研究生，就業前景廣闊。法律系專業的學生其職業發展方向就是在轉行時，大多數也選擇在與「法」相關聯的行業，或在企業任職做法律顧問、或做媒體的法製版編輯、記者等。有的根據其個人性格特點、專業特長轉換專業，在「法」崗位對其緊閉大門的時候，他們沒有擠獨木橋，而是獨僻蹊徑，在企業、公司的商務部任職，他們的專業知識在商務合同的簽訂、談判、維護企業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身的價值也在實際應用中體現出來。
法學專業就業前景分析與展望
可以說，我們的生活處處離不開「法」， 但這是否說明，法學類專業就業前景光明呢？《今日說法》欄目的主持人撒貝南在電視機前侃侃而談，征服了全國觀眾。有誰會想到，他並不是廣播、表演、主持等專業科班出身，而是法律系的一個高材生呢？法學類的學生，是不是一定就要去當律師，當法律顧問呢？獨之秀職業生涯規劃咨詢機構根據職場動態和社會行業就業趨勢，就此問題提出一點拙見。
隨著國家經濟、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我國法制建設也處在一個迅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時期，特別是我國「入世」以來，社會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各經濟組織、律師事務所對法律專門人才的需求尤為突出。同時這也對高校培養高層次法學專業人才提出了新的標准和要求。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390多所院校開設了法學本科專業。
法學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比如，做生意簽訂合同要懂合同法，與工作單位發生糾紛要懂勞動法。另外，像研究犯罪問題的刑法、研究如何打官司的訴訟法、研究國家之間關系的國際法等，也都在法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學習法學，還能夠了解為何要制定法律，並學習如何依法處理事件和問題。
我國目前的法學類專業設置根據所在院、校的側重點不同，人才培養方式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專門的法學院，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另一種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還有一種是以理工科專業為主的院校，如清華大學、北方工業大學等等。專門的法學院學科劃分較細，專業化程度高，可使學生接受系統的教育；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的特色在於可以發揮多學科優勢，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有利於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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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對中國法學現狀的理解

初級階段吧

❾ 　國家層面法律現狀

國家層面相繼出台的有關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法律最早出現在1982年的《水土保持工作條例》中。該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對於水土保持設施和水土保持試驗場地、儀器設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和破壞」。第三十七條規定：「侵佔或破壞水土保持設施、水土保持試驗場地或儀器設備的，應當負責賠償損失。對肇事單位和負責人或肇事人應給予行政處分；觸犯刑律的，追究刑事責任」。

1991年6月29日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第八條規定：「從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產建設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採取措施保護水土資源，並負責治理因生產建設活動造成的水土流失」。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鼓勵水土流失地區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水土流失進行治理，並在資金、能源、糧食、稅收等方面實行扶持政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國家在資金、稅收等方面對水土保持實施主體的傾斜政策即是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一種形式。體現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制度資金來源的條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條：「企業事業單位在建設和生產過程中必須採取水土保持措施，對造成的水土流失負責治理。本單位無力治理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門治理，治理費用由造成水土流失的企業事業單位負擔。」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第五章「法律責任」中規定的違反水土保持法應交納的罰款，這些都可以作為水土保持生態補償資金的來源。

1993年8月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實施條例》中也有類似的規定，如第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批準的水土保持規劃確定的任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安排專項資金，組織實施，並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安排水土流失地區的部分扶貧資金、以工代賑資金和農業發展基金等資金，用於水土保持」。第二十一條第二款中進一步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破壞或者侵佔水土保持設施。企業事業單位在建設和生產過程中損壞水土保持設施的，應當給予補償」。

我國部分資源環境法律也有對水土流失防治及水土保持生態補償的法律規定。1996年8月29日修改通過並於1997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開采礦產資源，應當節約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礦受到破壞的，礦山企業應當因地制宜地採取復墾利用、植樹種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開采礦產資源給他人生產、生活造成損失的，應當負責賠償，並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同時，1994年3月26日發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對礦山開發中的水土保持、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的具體要求做了具體規定，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探礦權人在沒有農作物和其他附著物的荒嶺、荒坡、荒地、荒漠、沙灘、河灘、湖灘、海灘上進行勘查的，不予補償；但是，勘查作業不得阻礙或者損害航運、灌溉、防洪等活動或者設施，勘查作業結束後應當採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第三十一條規定采礦權人應當履行「遵守國家有關勞動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的義務。第三十二條規定采礦權人停辦礦山而礦產資源尚未采完的，「必須採取措施將資源保持在能夠繼續開採的狀態」，並事先完成「按照原設計實際完成相應的有關勞動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工作，或者繳清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的有關費用」的工作。第三十四條規定關閉礦山報告批准後，礦山企業應當完成「按照批準的關閉礦山報告，完成有關勞動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工作，或者繳清土地復墾和環境保護的有關費用」的工作。

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制定全國水資源戰略規劃」，其中「專業規劃是指防洪、治澇、灌溉、航運、供水、水力發電、竹木流放、漁業、水資源保護、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節約用水等規劃」。第三十一條規定：「從事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保護和防治水害等水事活動，應當遵守經批準的規劃；因違反規劃造成江河和湖泊水域使用功能降低、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水體污染的，應當承擔治理責任。開采礦藏或者建設地下工程，因疏於排水導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枯竭或者地面塌陷，采礦單位或者建設單位應當採取補救措施；對他人生活和生產造成損失的，依法給予補償」。第三十五條規定：「從事工程建設，佔用農業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設施，或者對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響的，建設單位應當採取相應的補救措施；造成損失的，依法給予補償」。第四十八條規定：「直接從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國家取水許可制度和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規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申請領取取水許可證，並繳納水資源費，取得取水權」。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也有關於徵收土地補償費、徵收漁業資源增殖保護費的規定。

目前對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的修訂工作也把水土保持生態補償作為重要內容，以期在法律條文中得到更加明確清晰的規定，提高可操作性和對水土保持生態補償實踐的規范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