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立法

⑴ 怎樣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這一根本准則，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形成了以黨章為核心，以健全黨的組織、調整黨的活動、規范黨員行為、保障黨員權利、維護黨的紀律、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等方面的法規制度為基本內容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但是，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與國家立法不協調的情況和問題，主要表現在：（一）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國家立法部門之間缺乏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導致有的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銜接不夠，在黨內規范與法律規范之間出現調整斷層和空檔。比如，紀檢機關辦案中調取的證據，因其法律效力未得到刑事訴訟法的確認，往往需要司法機關重新調查取證，進行所謂的「證據轉換」，導致有些案件在移交司法機關過程中，當事人乘機翻供，給案件查處工作造成很大幹擾。（二）有的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相抵觸，不符合法制統一的要求，不利於維護黨內法規的嚴肅性。（三）為了效率和便捷，對於一些本應由國家法律進行調整和規范的關系、行為和事項，以黨內法規的形式進行調整和規范，以致未能實現當初的制定目的。比如，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問題，目前主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作出規定，但是，財產申報的核實涉及對金融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的查詢，對申報不實的財產黨內法規又無法作出具有法律意義的處理，導致這一制度未能充分發揮對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情況的監督作用。 實現黨內法規與國家立法相協調，筆者認為，當前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國家立法部門之間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通過建立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人大法規部門、政府法制部門之間定期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共同研究需要雙方互相協作配合解決的重要問題，共同開展對需要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雙重調整的重大問題的立法調研和論證，交流和借鑒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術和經驗，保證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與國家立法工作之間的銜接與照應。當前，需要進一步健全完善黨的大政方針的制定、立法建議的提出、重要幹部的推薦等方面的程序制度，依法規范黨的執政行為，進一步提高黨的依法執政能力；進一步鞏固和確認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規范黨委與同級人大、政府、政協、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將中央確定的反腐敗工作方針、領導體制、工作格局以及政策措施法定化、程序化。 （二）健全完善黨內法規的制定程序。適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不斷發展的需要，及時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完善黨內法規制定許可權制度，明確有關黨組織制定黨內法規的許可權范圍，明確規定涉及黨的性質和任務、組織和職權、團結和統一、建設和發展等黨內重大問題的，必須由中央作出規定；明確黨內懲戒性規定的制定主體，規定省級以上黨組織和中央才有權制定關於黨員和黨組織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的懲戒性規定，嚴格規范黨內懲戒行為，切實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建立黨內法規法核制度，對出台的每一項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合法性、規范性進行嚴格審查和把關；完善黨內法規起草過程中的徵求意見工作，對於涉及黨的重大政策、黨內重大決策、黨員重大權益等事項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必要時向全黨徵求意見，以保證黨內法規充分反映和體現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意志。 （三）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的實施評價、備案審查和法規清理工作。近年來，黨中央在印發重要黨內法規的通知中，大都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對於貫徹實施黨內法規過程中的問題和建議，要及時向黨中央報告。這實際上屬於黨內法規的實施評價問題。一部黨內法規內容是否完備、措施是否可行、程序是否嚴密、能否實現制定的目的、能否與國家立法互相補充和促進，最終要通過付諸實施來檢驗。為此，必須加強黨內法規實施評價工作，組織專門力量定期對黨內法規實施成效和存在問題進行檢查和調研，考察和評價黨內法規核心條款的遵守情況和執行效果，及時發現黨內法規在制度設計、規范內容、制定技術以及與國家立法配合銜接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積累工作經驗，提高黨內法規出台的質量。

⑵ 我國法律要適應時代要求改革什麼使立法的質量與水平不斷提高

以依法治國作議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開拓

⑶ 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拜託了各位 謝謝

一、強化公司社會責任，完善保護公司利益的司法救濟機制 公司的社會責任意味著重新定義公司的目標，除了利潤最大化外還要加入社會價值，即公司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傳統公司自治的實質是建立在個人本位基礎上的形式上的股東自治。現代公司自治的實質是以社會責任為基礎，建立在法律合理干預股東自治的法人自治。」中國加入WTO後，作為採取積極應對態度的公司立法，不應單純追求對WTO的回應，它也應是經濟發展中商主體權利豐富和發展的自然反映。中國經濟要保證可持續發展，必須對環境利益以及本土相關利益予以相應的關注和保護。在公司法中設立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般性條款，對適應公司作為社會組織的特點和平衡競爭與發展關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強化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 不僅要在宏觀上致力於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發展，而且微觀上也需努力培養公司的競爭力。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不僅能為公司建立良好的治理機制提供幫助、指導，同時也有利於股東、證券市場和其他利益相關者評價公司業績，以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投資公信力。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來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益關系的團體，包括投資者、經營者、監督者、職工，並從這種制度安排中實現。 三、注重公司法與相關法的協調配合，建立公司法與相關法的互動機制 我國公司法的修改不能簡單地把思路局限於公司具體制度的完善上，而應該把公司法的修改放在現有公司法制資源的大環境下進行配套性回應。比如，公司薪酬制度中股票期權制度。合理的股票期權制度要以健全的證券市場的存在為前提。股票期權是由證券市場對上市公司經理人員業績的度量作用引申出來的。他們的實際業績即使運用一套繁瑣的指標也難以准確地加以度量。然而一個有效的股票市場，卻可以通過能夠反映公司基本面狀況的股票價格的升降折射出經理人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其成效。由此可見，盡管目前我國公司法修改中所討論的股票期權制以及上文提及的獨立董事制都是一種有效制度，但是它們的應用是有條件的。

⑷ 請談一談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在起草時，借鑒了國外許多經驗或國際通例。但是，當時對國外許多作法未來得及全面、認真地研究和考慮，一些好的經驗未能吸取。經過六年多的研究和實踐中的比較，人們對有些經驗的認識明朗化了，因而現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借鑒國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資本最低限額。 現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不利於吸引國外的投資。現在，我國尚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國民待遇」，實行企業法律制度一元化，過高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將意味著過高的投資「門檻」，影響國外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調動國內投資者的積極性。

2、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還存在著忽視公司資金使用效率的問題。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法定資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資本後，不能將資金充分利用起來，導致部分資金閑置或者用於非經營活動。有鑒於此，有必要仿效國外普遍的作法，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只要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募足的資本額之間的差額，由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期間內募足。該期間的長短，由公司法明確作出規定。

3、公司設立實行准則主義。為簡化投資手續， 應在公司法修改中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當然，在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之後，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仍可存在，這是符合國際通例的。

4、結合我國公司運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 借鑒國外行之多年的作法，應對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原則採取相應對策，即規定「股東違反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簡化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突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

我國公司法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兩者作出選擇。但是，現行公司法的規定，沒有突出兩者的差別。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簡便易行的特點，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國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作法， 總結外商投資有限公司的經驗，不再設置股東會。同時，組織機構的職權作相應調整。

2、限定設董事會、監事會的范圍， 擴大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和一兩個監事的作法。

3、明確允許設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責任公司至少有兩個股東的規定和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實行投資主體平等待遇的原則。

三、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宜分別進行

制定公司法時，恰逢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而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

四、公司法的修改應充分體現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並在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分離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其法律人格。與此相比，現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協調之處，甚至有個別明顯違背之處，要作相應的調整。

1、現行公司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顯然，這與同一條中第一、二款規定的精神沖突。因為，所有股東出資後僅有股權，而不再對其作為出資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和直接控制權。同時，公司則享有對所有股東出資形成的公司財產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首先是法人財產所有權）。為此，應刪除第三款的規定或修改為「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屬於國有出資人」。

2、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規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法定數額，以避免在實踐中代表表決權過少比例的股東主宰股東大會現象的屢屢出現。

3、糾正現行公司法第35條第二款規定和第38 條第（十）項規定之間的沖突。前者，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後者，作為股東會會議決議事項通過，須依「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為求其貫徹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應統一為後者。

4、實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 強化公司的監督機制。現行公司法中已確認股東大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董事會對董事長、經理的監督，監事會對董事、經理的監督。但是，監督流於形式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可考慮引進國外的經驗，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成員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東代表又非員工代表，與公司沒有利害關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專司公司監督職能。當然，鑒於公司組織機構引入外部成員僅是為了實現監督，結合到我國公司組織體制中已專設監事會負責監督，也可考慮僅設「外部監事」。

還應注意到，現行公司法中有許多關於由國務院作出規定的授權，而國務院在公司法實施多年後仍未作出規定。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資權利和相關民事、商事權利的行使，應由立法機關直接作出規定；另一方面，國務院無力對此作出規定。在這次公司法修改中，應由立法機關統一完善。

⑸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

⑹ 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 1、降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的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過高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不利於調動出資人的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於外資的進入。因此,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應根據公司的經營方式的不同而靈活的掌握。 2、減少制度規則為公司設立增加的成本。為了簡化投資設立的手續,我國公司法的改革應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設立方式有特許主義,行政許可主義,通過這兩種方式設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審查。公司設立依准則主義並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審查,它只是要廢除政府主管部門對公司法人成立的審批,而不是廢除公司登記機關的審查。公司實行准則主義設立的方式是在糾正市場准入的限制的競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斷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和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其主要特點是對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 1、健全股東大會制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股東大會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國,股東大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權利並無實際上的權利,有些公司的股東大會被大股東操縱控制,而有些股東大會議事程序不規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應在健全股東會的具體規則上加以詳細的規定,確保股東大會及時、順利地召開,使有表決權的股東能夠按自己的內心真意行使表決權,保護股東合法的權益,推進股東大會運轉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會制度。董事會是一個通過召開會議集體行使表決職權的機關。一般情況下,董事會是由若干董事組成,通過董事行使表決權來做出決定。不同的董事會制度對董事會的獨立性及科學的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響很大。因此構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對完善公司治理至關重要。 其一,設立專門委員會。完善董事會制度應從董事會的組織機構入手,保證董事會有一定的獨立性,避免董事會成為大股東操縱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國公司董事會制度就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以保證董事會能做出獨立、合理公正的決議。 其二,完善董事會的動作機制。健全的公司組織機構是完善董事會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機構的有效運作是實現組織機構設置的目的,保障董事會能夠對公司的經營、市場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且能迅速化解經營中出現的風險。它主要包括董事會權力的完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的完善及對董事會會議瑕疵救濟的完善。首先,董事會的權力是私法上權力,不同於公法上的行政權力,它是一種私法自治的擴張和補充。董事會實際上代行著公司的權力。其次,從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是上看,董事會的會議頻率應合理化,而不用強制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同時,為了避免董事會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的工具,董事會必須牢牢掌握會議議程,如明確會議前的准備工作,完善並嚴格遵守董事會會議召集程序,而不能任憑經營者操縱董事會會。 3、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是保證公司治理中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監事會職能虛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上市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利用職權進行違規的關聯交易或對披露的財務報表造假等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監事會監督不力,也因此引發了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法律規則沒有完全體現監事會制度的本意,許可權不完備、手段缺乏、義務不充分。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監事會無法監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執行業務的董事,經理層獨占,監事會完全依靠經理層提供的信息進行監督,或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信息而無法行使監督權。因此,保持獨立性是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權的根本前提,而且監事會要形成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會的責任,保障監事會責、權、利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充分發揮監事的積極性,確保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三、不與WTO 規則相悖。 為更好地與國際上各國及WTO規則的順利接軌,我國應在公司法改革中實現外商投資企業與公司法的並軌,賦予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我國從1979年陸續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這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對於吸引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經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國際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大大落後於中國現行公司立法。為了鼓勵外商投資,應盡快廢止這三部外資企業立法,實現外資立法與公司法的並軌。

⑺ 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從資本信用到資產抄信用的轉襲變，將意味著整個公司立法、司法和理論的戰略性調整，將使我們的注意力從靜態不變的資本轉向動態變化的資產；
從資本的確定、維持、不變轉向現有資產的結構分析、流向監控和合理性認定；
從固化的原始財產金額轉向現實的債務清償能力或支付能力。

⑻ 為何說教育改革需要立法的保障

據報道，日前有專家表示，從國際科學教育改革的歷程來看，其共同特徵都回是，科學教育答改革依據相關的法律進行的，相比較而言，我國科學教育改革雖然也受到政府和學校的重視，但缺少相應的科學教育法律支持。

此外中小學科學教學必備的實驗儀器和材料得不到保障，影響科學教育質量的提高，許多科學教師和科技輔導員本身的科學素養普遍不高，其科學教育的專業水平有待通過研修來提升，只有通過立法才可以保證教育改革的科學進行。

希望教育改革可以早日得到立法的保障！

⑼ 醫療體制改革立法的意義

自從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被公布之後，人們開始了深入的反思。有觀點認為，目前醫院面臨生存和盡責的兩難困境，根本原因在於沒有一部法律對此作出規范和界定，因此建議，要盡快制定統一的《衛生法》，從法律上解決當前醫療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思路反映了我國持續推進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已經開始深入人心，人們已經有了對法律更多的信賴，並因此對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是很好的事情。然而，具體到醫療體制改革，特別是基本不成功的現狀，盡快出台一部《衛生法》這樣的法律就能解決問題嗎？筆者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推進醫療體制改革並不能急於立法。

首先，當前醫改基本不成功的現狀並非是立法缺失導致的。應當說，在此前的醫療體制改革中，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比如：執業醫師法規范了醫療從業者的資質和責任，修訂後的葯品管理法更加明確了醫療機構從事葯品經營時的義務，「三級十等」的醫院分級管理辦法確立了不同層次醫療機構的行為規則及管理標准與目標等等。然而，這些法律與政策的先後出台並沒有防止和控制醫療行為失范、葯價虛高、看病難、看病貴等等引起社會公眾強烈不滿情形的產生和發展。所有這些問題的產生，可以說與淡化醫療衛生服務公益性的價值取向有關。

其次，此前偏重於「市場化」的醫療體制改革忽視了「疾病」的基本特性，但法律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俗話說，人吃五穀雜糧，怎能無病，也就是說，疾病的產生一般與患者的貧困和富裕沒有必然的關系。而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必然導致醫療機構在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推動下，追求醫療資源收益的最大化，這些年的醫療費用不斷上漲就能證明這一點。與此相對應，經濟並不寬裕的人就不可能真正關注疾病預防和保健，甚至在有病時因經濟困難可能就不去治療，或是選擇正規醫療機構以外的人員診治。很自然，非法醫療機構和不具備執業資格的醫務人員就獲得了存在的可能，同時，貧者多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等不正常狀況就出現了。對此，有觀點認為，用法律規范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責任就可以解決問題。很顯然，可能性不大，因為政府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如果一定要通過法律規定政府的投入義務，估計這樣的法律根本沒有出台的可能。

再者，立法前應當解決「立什麼、怎麼立」的問題，而在目前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從立法技術上說，創製法律的基礎在於社會對該法律存在廣泛需求，立法機關對該項立法的目的、原則、規范、執法和法律適用、違法責任等等都有了一定的基本准備，而完成這些准備首先要有相關的調研、分析。具體到醫療改革的立法，在完成前述基本准備的情況下，關鍵在於醫療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政府責任定位，以及政府責任定位的形成。很顯然，這些問題並沒解決，對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反思還沒有出現有立法意義的結論性意見。

總之，在當前，政府和社會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反思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基礎上，重點解決醫療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醫療機構和從業人員定位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