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許可權及其實證探究

『壹』 立法法關於地方立法權的禁止性規定有哪些

「立法法確立了我國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在近日舉辦的中國法學會立法學年會上，天津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高紹林表示，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使法律制度既能統一，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運用法律手段促進各地方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應進一步加強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構成國家整個立法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經濟特區立法構成。
從我國地方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歷史變化情況看，經歷了從立法權分散，到集中立法，再到適當分權的過程。二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實踐充分證明了在立法權上保證國家統一行使的前提下，給地方以適當分權的必要性。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地方立法空間不可避免地受到擠壓，地方立法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地方立法許可權問題。」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社會行政法規處處長何曉明坦言，在立法法修改時，進一步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
何曉明指出，地方立法許可權問題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國家立法對地方立法許可權有所收緊，特別明顯的表現是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這三部行政法對地方立法權的限制；第二個層面是地方立法主體之間的許可權劃分問題，包括地方人大與其常委會立法許可權的劃分，地方性法規與政府規章的許可權劃分，省級人大與較大市人大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等。

『貳』 地方人大具有立法權嗎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二條：「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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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這兩年：設區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權全面推進

立法法修改之前，除省級之外，地方立法權僅為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所享有。這些市被稱為「49個較大的市」。一些市夢寐以求，甚至申請二十多年，希望成為「較大的市」，以獲得地方立法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

據統計，從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至2016年12月底，可以開始行使地方立法權的268個設區的市、自治州和不設區的地級市中，已有174個市州經審議通過並經批准地方性法規270件，其中，立法條例124件，其他方面的地方性法規146件。65%的市州已經有了自己的法規。

在146件「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事項的法規中，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廣東等中東部6省在前領跑，共批准89件(每省批准超過10件)，佔到了61%。有的市已出台了多部法規，鎮江、鹽城、泰州、濟寧等已各有4部法規入賬。

不僅發達地區積極推進地方立法工作，位於西部的一些市州也先後出台了首部法規，例如新疆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立法程序規定》、西藏的《日喀則市市容和環境衛生條例》、甘肅的《武威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立法程序規則》等。

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更是已先後出台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電磁波寧靜區環境運行保護條例》等3部地方性法規。總體而言，設區的市立法正在有序進行、全面推進。

『叄』 西方語境下的治理理論是什麼

西方影響的這個什麼東西啊，這個應該是比較一個零食，或者是一個當地人研究出來的東西。

『肆』 有哪些地方立法權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首先，地方立法權擴容謹防「法盲立法」。當前大多數設區的市，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人員素質皆難以擔當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經濟特區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大常委會的組織機構比較健全，常委會委員或人大代表的素質相對較高。而此次擬新擴容的設區的市，其不僅大多沒有專司立法的專門委員會或者是工作機構，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極低，熟悉立法理論與實踐的人才幾乎缺乏儲備，在此種情況下，未經任何試錯即輕率打開地方立法之門，其後果委實難以想像，此種後果在實踐中最突出的體現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簡單拼湊乃至直接抄襲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權擴容提防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賦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權，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積極性得以發揮，但地方黨委、政府藉助地方立法權以加強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的擔憂亦絕非杞人憂天。立法是一項妥協的藝術，也是權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達、意志設定過程。享有立法權主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其與具體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的利益糾葛越緊，對公民和社會權益的損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權主體過多過濫，定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保護主義的盛行。通俗地講，便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難免不將自身的利益「塞進」地方性立法當中，使其地方保護主義在「法律化」的掩飾下顯得「名正言順」，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眾參與制度、地方立法監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種擔憂表現得更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權擴容避免危及法制統一。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法制統一的意義尤為重大，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更是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又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較大，為此形成了多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國家層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進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權的迅速擴容，在一定程度上會挑戰我國法制的統一。具體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突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許可權，或是地方在國家立法已有規定的情況下制定與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轟動一時的「洛陽種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便被認為違反了作為上位法的《種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規定，但由於上位法立、改、廢活動較為頻繁，而地方性立法由於諸方面的緣由未能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地方性立法與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違憲審查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須援引的依據，地方立法權主體的率爾擴容弄不好會顯在或潛在地助長司法的地方化。
誠如上述，地方立法權擴容背後的原因諸多。賦予更多的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即便有諸多積極效應和客觀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劇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數量？答案應是否定的。其中最關鍵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於降低試錯風險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趨向於「分步走」的改革路徑。於此層面而言，分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或許更為穩妥與合理，當然賦予地方立法權的條件可不如批准「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此所做的制度設計可謂合理，其規定：「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除選擇「分步走」的路徑之外，尚須確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學性，具體而言，以下舉措值得考慮：
第一，委託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機關或是人大有關機構直接起草，此種作法自有其優勢，但由此導致的後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難免不受部門利益的影響。試舉一例，在交通管理領域的地方立法過程中，實踐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來，交通管理部門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亦是游戲的參與者，這不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並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公。基於此，委託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門利益對立法的挾持與干涉。二是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為受委託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專業性知識。十八屆四中全會亦提出：「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過去的地方立法實踐中類似的舉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過的《廣東省經紀人管理條例》即為我國首次委託專家學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項制度的建立尚存諸多問題有待明確與解決，譬如第三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委託還是公開招標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確保第三方不受相關機關的牽制，如何實現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制度的後塵，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於流於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時就採納，不符合其利益時便棄之一旁。
第二，健全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機制。為了避免地方立法權的濫用，有效的監督勢不可缺。此種監督無外乎事前與事後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國《立法法》要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方可施行。後者則是對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進行合憲性、合法性審查，並對其中違憲、違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銷，我國《憲法》、《立法法》對此均有所規定，但該制度設計在實踐中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如今，隨著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地方立法的數量勢必增加，違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數量同樣會隨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審查、撤銷制度依舊處於「冰凍」狀態，其後果不言自明。於此層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權擴容不至於遭到濫用，對地方性立法的審查與撤銷制度無疑需要「解凍」。
第三，劃定設區的市在進行地方性立法中的許可權。在立法體制中，許可權劃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負面清單的模式，即只要不屬於國家立法權的專屬范圍，地方皆可進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即唯有明確授權的事項，地方始可進行立法。二者各有優劣，我國現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種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為國家立法權所專屬，除特別授權外，不容許由法規、規章等進行規定，其中諸如犯罪和刑罰等內容甚至不允許進行特別授權。為防止擴容後的地方立法權出現尚難以預期的濫用，對設區的市的地方立法權可通過正面清單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這些地方擁有城市發展所需的立法許可權的同時，又不至於為地方性立法僭越國家立法創造「條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其許可權的規定為：「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立法許可權的限制是否溯及過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關較大市的規定與憲法相關規定對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許可權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

『伍』 人大主導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的認識

自1979年地方組織法賦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以來，地方立法為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經驗，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對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有效實施，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實踐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管理事務的日益復雜和民眾需求的多元化，社會各方面對立法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行政部門主導立法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滿足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對立法的需求，但由此產生的部門利益法制化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地方立法質量的提高。為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修改後的立法法從法律層面上對我國現有立法體制機制的完善作了頂層設計，強調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而言，充分發揮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用好、用足、用實立法權，既是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質要求，也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應有之義，是立法工作與時俱進適應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

我們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的主導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面：一是在立法總體思路上統籌考慮。在黨委的領導下對立法工作進行通盤考慮、總體設計，突出人大統領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來謀劃和組織立法工作，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及時性和系統性，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二是在立法具體環節上統籌協調。在立項、起草、審議、修改等各個環節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資源，牢牢把握立法進程，既充分調動政府、社會等有關各方的積極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又要防止部門利益干擾，樹立立法機關的權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的決策主導。對法規中涉及公民有關權利、義務的確定，執法主體權力、職責的設置，以及具體法律責任條款的設定等內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則和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敢於決策，善於決策，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發揮的現狀及問題

（一）對地方立法工作統籌協調不夠。從當前地方立法實踐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無論是在立法的總體思路、頂層設計方面，還是在立項、起草、審議等立法具體環節方面，統籌協調作用發揮不夠。

1．對立法與改革關系的處理統籌考慮不夠。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法律法規數量較少，而改革發展的任務重、時間緊，因此這一時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後立」，往往是改革實踐走在前面，然後通過立法來確認、鞏固改革成果。這種「先改革、後立法」的總體思路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建設，推動了改革發展進程，但也存在嚴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違法」得到認同並體現在法規具體條文中，出現了立法者「闖法律紅燈」的現象。現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常態下，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領域，因此，如何統籌處理立法與改革的關系，實現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是地方人大面臨的重要課題。

2．對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統籌考慮不夠。地方人大對哪些事項必須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項可以由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統籌考慮得不夠。立法實踐中有的時候存在一些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地方政府卻制定了規范性文件，規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須制定地方性法規，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就可以滿足實際管理需要的事項，最後卻進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資源被過度使用導致「繁法擾民」。

3．對立法隊伍建設統籌考慮不夠。長期以來，人大及其常委會比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專門機構的建設，而對人大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能力建設有所忽視。在抓立法隊伍建設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專門機構的設置和專業力量的配備，對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培訓不夠重視，直接影響了法規審議質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會、政府對本地區政府法制隊伍建設也統籌考慮不夠。一些由人大組織專題教育培訓、法制講座、立法研討會等活動，邀請政府法制部門參與的並不多；平時交流更多的是業務往來，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暢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動態、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夠，等等。

（二）對確定具體立法項目的主導不夠。從立項工作的實際情況看，人大被動「等米下鍋」的現象較為普遍。政府及其部門對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門切身利益的立法項目，爭先上報；而對一些涉及多部門且分歧較大或者復雜利益關系、社會矛盾集中的立法項目，往往積極性不高，無法立項。雖然在立項的程序上，要求擬列入年度立法計劃中的項目須是經過充分調研論證，具備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並經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討論通過後才能確定,
但由於在立項的前期環節，人大主動調研不夠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機制和專門的信息渠道來全面系統地掌握社會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門立法積極性的制約和影響，導致制定的立法規劃計劃往往更多是各部門立法建議項目的簡單拼盤匯總，或是平衡各部門意見後的妥協結果。

（三）對法規起草工作主導不夠。目前，大多數法規草案是由政府部門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規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數是涉及人大履職、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立法項目，涉及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較少。雖然政府有關部門長期在一線從事相關具體工作，在其工作領域對相關業務更為熟悉，在法規起草上有一定優勢，但是行政機關受其許可權和視角的影響，往往將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強化行政管理職能上，而忽視全局利益和社會利益，存在部門利益傾向；一些綜合性較強、需要多個部門聯合起草，或者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各方意見分歧較大的項目，部門經常互相推脫，不願意牽頭起草，導致一些重要法規遲遲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發揮不夠。從目前人大代表參與立法的現狀來看，代表作用發揮得仍然不夠理想。一是代表議案和意見建議及時轉化為立法規劃計劃的數量非常少。二是立法過程中代表參與立法的廣度和深度不夠。邀請代表參加立法調研、論證、聽證等活動不足，特別是基層人大代表表達意見的途徑有限，難以實質性參與立法活動；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的效果不夠理想，確定列席代表名單時沒有綜合考慮代表的專業特長、職業特點等，導致難以提出高質量、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存在「重意見收集、輕處理反饋」的問題，影響了代表參與的積極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主導作用發揮方面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對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認識不夠，立法制度的頂層設計還不完善，科學合理的立法工作機制有待健全，立法隊伍建設相對滯後等等，但其中一個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導立法能力不夠，與立法任務不相適，主要表現為：一是作為立法主體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在結構上需要進一步優化。兼職委員多、專職委員少，由於兼職委員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職工作，很難投入更多精力用於立法工作。其次，專業人才數量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財經等方面的人員。二是專門委員會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組成人員專業構成不合理，法律專業人員偏少；來源單一，大多是領導幹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專家學者和基層人員偏少；兼職委員較多，不能保證經常參加立法調研和審議活動。三是當前地方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存在一些問題。有的立法工作者對實際情況特別是基層情況和人民群眾意願了解不夠，不能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幹部知識結構單一、年齡結構偏大，幹部隊伍流動緩慢，進出通道不暢等等。

三、新形勢下發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的路徑和措施

在新起點上發揮好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要著力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這個關鍵，突出立法工作機制的健全完善這條主線，強化立法隊伍建設這個根本保障。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

黨對法治的領導，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領導立法。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就是要確保黨的主張通過國家立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轉變為國家意志，使之成為全社會一體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准則。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必須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主導作用；越是堅持黨的領導，就越能有效地發揮人大的主導作用，保證立法正確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斷完善黨委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規劃、年度立法計劃、重要的立法項目以及立法隊伍建設等，都要及時通過常委會黨組向黨委請示匯報，積極爭取黨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決策權在黨委，必須由黨委討論決定，以確保重大立法決策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的共同意願。有些問題雖不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但社會高度關注、各方面意見分歧較大、無法協調形成共識、利益博弈難以平衡的，也應當由常委會黨組向黨委報告，由黨委決策。

（二）抓好統籌協調是關鍵

一是統籌協調立法與改革相銜接的關系。對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動從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徑和解決辦法，確保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同時，突出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對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時上升為地方性法規；對現行地方性法規規定與改革決策不一致的，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需要法規授權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改革的方向確定了，但具體怎麼改、制度怎麼設計還沒有成熟意見的，應當有一定的前瞻性，為將來的改革發展預留空間。

二是統籌協調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關系。進一步完善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立法工作聯系溝通機制，對立法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重大事項，加強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協調溝通，特別是對法規草案涉及的管理體制、職責分工、機構編制、預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認真研究、協調，有的問題可以讓政府先行協調，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評估，向黨委請示報告，由黨委決策。

三是統籌協調人大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作用發揮的關系。加強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的協調配合，發揮「統」與「專」兩個優勢，做到1+1＞2。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開展立法調研活動，應當有針對性地邀請法工（制）委參與，以便於提前了解法規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法工（制）委在法規草案進入常委會一審之後，應當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參與對法規草案的修改和調研活動；審議法規草案時，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成員列席會議。

（三）完善工作機制是主線

1．完善立法選項機制，牢牢抓住法規立項的主動權

一是拓寬立法項目來源。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人民群眾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況，及時收集相關立法信息，加強立法調研，梳理、研究提出計劃建議項目。廣泛向社會公開徵求立法項目，更多地向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代表、下一級人大常委會、基層立法聯系點、社會組織等徵集立法項目。

二是加強立法項目的評估論證。建立完善立法選項評估論證制度，加強與有關方面的溝通聯系，科學確定立法項目。在聽取項目提出單位關於項目調研論證情況的報告後，組織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常委會立法顧問及有關專家學者等，對建議項目的立法依據、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規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社會效果等進行評估論證。

三是重視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議案和建議。不斷完善代表議案、建議與立法規劃計劃編制相銜接的機制，將關系本地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條件相對成熟的立法建議項目優先列入立法計劃。同時，建立完善相關機制，為人大代表參與立法創造條件。

2．完善法規起草機制，把握法規起草的主導權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比重。進一步充實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的立法力量，拓寬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范圍，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規比重。建立由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規草案制度，對法律關系復雜、涉及面廣、協調難度大的立法項目，還可以吸收人大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團體等參與起草。同時，也應注重藉助外力，對法規中涉及管理體制、機構編制、部門職責、經費保障、執法隊伍等方面的內容，要充分聽取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意見；對法規中專業性較強、需要調研論證的內容，可以委託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等研究，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託第三方起草法規機制。對部分專業性、技術性較強或者涉及多個執法主體和不同利益群體、立法難度大的立法項目，可以採取委託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團體起草的形式，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時，為確保委託起草的質量，人大要全程參與委託起草過程，向受託單位明確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則，並及時就起草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加強指導。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規起草機制。現階段，考慮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將發揮重要的基礎和支撐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立法項目，多數法規草案的起草工作還是應當由政府法制機構及相關部門承擔。在這種情況下，相關專門委員會、法制工作機構要提前介入到法規的起草工作中，對法規草案內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及時進行指導。同時，及時掌握立法進展情況，對起草中涉及的重點、焦點、難點問題進行指導和協調，把在起草過程中發現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在法規草案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之前。

3．完善法規草案審議機制，提高審議質量

一是加強專門委員會審議。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應發揮「專」的優勢，把握好法規草案審議的第一道關口，對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進行充分調查、論證和研究，解決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問題；同時對法規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機制等問題，特別是起草階段各方意見不一致的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法制委要注重發揮「統」的作用，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意見進行統一審議，重點調研、審議法規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問題，並在審議結果的報告中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見以及意見吸收情況。

二是改進常委會審議。首先，合理劃分常委會會議一、二審的重點內容。一審應側重審議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設計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與上位法相抵觸等問題；二審應側重審議法規草案的修改情況，包括意見的吸納情況、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協調共識等問題。其次，改進審議程序。綜合考慮法規草案的社會關注度、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意見等因素，增加「隔次審議」，保障有充足的時間開展調研論證和對法規草案進行修改完善。同時，在審議的形式方面，除了採取分組審議外，還應選擇社會關注度高、利益關系復雜的法規，對其中主要問題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進行審議，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充分發表見解。

三是探索開展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重視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可以每屆選擇一兩件關系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法規，在常委會審議後適時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4．完善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機制，拓寬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渠道

在編制立法規劃計劃時，充分聽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見。確定年度立法計劃時，將代表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中相對集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重要依據。組織開展立法調研、聽證、論證、修改、評估等活動，邀請相關專業領域的人大代表參加，增加一線代表、基層代表參加活動的數量。設立人大代表法制專業小組，結合代表的職業和自身興趣、專長，圍繞常委會年度立法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代表參與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專門（工作）委員會會議制度，增加列席人數，擴大列席范圍。

5．完善公眾參與立法機制，擴大公民有序參與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參與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拓展旁聽人員范圍，增加旁聽人員名額；探索實行立法聽證的簡易程序，根據實際情況，務實、靈活、多樣地進行立法聽證，可以請進來，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對一地聽、一對一地反饋，也可以集中聽取、集中匯總通報；完善立法基層聯系點工作機制，在下級人大常委會、高等院校、社區等設立立法基層聯系點，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對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進法規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方式方法。在公開徵求法規草案意見建議時，一並公布法規的立法背景、法規中擬解決的重點問題、擬採取的立法措施等內容，增強針對性。在徵求意見的形式上，廣泛通過報刊、電台、電視、網路、手機簡訊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體和現代通信手段發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廣告，公布法規草案，引導社會公眾關注和討論。此外，還要探索建立社會公眾意見吸納情況反饋機制，及時向社會公布意見吸納情況，並實行獎勵制度，激發公眾參與立法的熱情。

三是重視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在立法中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完善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參與立法的相關機制，拓寬參與主體，擴寬參與途徑，增加參與實效。在參與主體方面，綜合考慮可行性、代表性和時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願報名、隨機抽樣和指定參與等方式結合起來，拓寬參與主體的覆蓋面，增強參與主體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參與途徑方面，除了發送書面徵求意見函，還可以組織召開立法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說明會和立法評估等活動，使參與主體能充分表達其意見主張。在成果的運用方面，對意見建議原汁原味整理並形成書面報告，逐條逐項加以研究，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對能吸收的意見充分吸收，並及時予以反饋。

（四）加強隊伍建設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導地位的實現，還有賴於建設一支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立法隊伍。適應新常態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必須全方位、多途徑、多渠道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為人大發揮立法主導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強化立法力量配備。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論水平和法治實踐經驗的常委會組成人員比例和法制委委員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比例，充實各專門（工作）委員會中經濟、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員，注重從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負責人中優先考慮組成人員人選。其次，加強立法工作機構建設，充實立法工作人員，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基層幹部、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專家中選調、招錄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層情況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培養機制。強化立法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通過培訓進修、掛職鍛煉、出國（境）研修、理論研討等多種形式培養立法工作人才。鼓勵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層調研，拓寬立法工作者基層鍛煉渠道，除到其他黨政機關掛職鍛煉外，也可以選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業、社區等見習、掛職。

三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機制。建立完善幹部輪崗交流機制，形成立法、執法、司法三支幹部隊伍交流方案和舉措，暢通立法機關與黨委政府及其部門的幹部交流渠道。

『陸』 我國法律規定的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許可權有何特點

立法權

立法權構成國家的主權，這通過法律來組織和調整一切。立法權，國家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力。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權力；第二類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權力。一方面，立法機關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條例、決議和命令等，它們都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

在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立法機關的議會還享有提出法案的權力。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立法權。

1、立領域許可權劃根據憲全權修改憲制定修改基本律（包括權律）監督憲實施等；全委權解釋憲監督憲實施權制定修改律《立》並具體列舉能由全及其委制定律事項同依照《組織》《立》規定省級較市及其委同憲、律、行政規本省、自治區性規相抵觸前提制定頒布性規根據《憲》《民族區域自治》民族自治自治機關權依照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報請批准施行根據兩《特別行政區基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享立權特別行政區立機關通案經行政官簽署、公布即效些律雖須報全委備案備案影響律效。

2、行政領域許可權劃行政事務十紛繁復雜憲沒具體列舉哪些行政事務歸屬央哪些歸屬哪些既由央管理由管理原則規定由務院統領導全各級家行政機關工作規定央省、自治區、直轄市家行政機關職權具體劃《組織》規定縣級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經濟、教育、科、文化、衛、體育事業財政、民政、公安、司行政、計劃育等行政工作。

『柒』 地方立法權的立法許可權

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二）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
（三）2014年8月25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出，除省會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以及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外，其他設區的市均享有較大的市地方立法權。草案對地方立法權的范圍限製作出規定：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
除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後，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捌』 周偉的學術成果

科研項目
1、2007年，中國法學會部級課題，《構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平等就業法律保障機制研究》
2、2006年，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的反歧視法律制度研究》
3、2006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中國就業歧視法律制度研究》
4、2005年，美國福特基金，《中國憲法基本權利與違憲審查實證案例研究》
5、2004年，教育部2004年重大課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憲政》子課題「憲政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主研人員；
6、2004年，挪威奧斯陸大學法學院，《中國西部勞動就業反歧視法律制度研究》
7、2003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完善公民權利法律救濟機制理論與實務研究》
出版著作
1.憲法解釋方法與案例研究——法律詢問答復的視角 ，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
2、《反歧視法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
3、《憲法平等、自由與反歧視的公益訴訟：案例?過程?評論》（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即出；
4、《憲法解釋的方法與案例研究：法律詢問答復的視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9月版；
5、《憲法基本權利?理論?規范?應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
6、《德國行政法》，譯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7、《中國勞動就業歧視：法律與現實》（合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
8、《各國立法機關委員會制度比較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憲法基本權利司法救濟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0、《憲法學》（教育部十五規劃教材）（合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1、《憲法學》（教材）（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版。
發表論文
1、《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組成人員專職化的進程與展望》，《河北法學》，2007年第12期；
2、《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歧視法學術建議稿》，《河北法學》2007年第6期；
3、《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歧視法學術建議稿> 的說明》，《河北法學》2007年第6期；
4、《我國就業中年齡歧視的實證研究》，《政法論叢》，2007年第3期；
5、《中國地方外地勞動力就業立法例合法性研究》，《四川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6、《高校畢業生就業立法歧視研究》，《河北法學》2006年第6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6年第10期全文轉載；
7、《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的保護問題》，《法學》2006年第6期；
8、《論禁止歧視》，《現代法學》2006年第5期；
9、《婚姻與國家：婚姻自由之憲法之維》，《河北法學》2006年第12期；
10、《憲法解釋中學說解釋、歷史解釋和先例解釋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第2005年3期；
11、《我國立法中專門委員會審查法案的主要問題》，《學海》2005年第3期；
12、《活的憲法解釋——以憲法解釋明確憲法及其與法律的界限之實證問題研究》，《黃海學術論壇》2005年第5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4月版；
13、《1982年憲法以前的憲法解釋與違憲審查案例之啟示》，《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1期，人大復印資料《憲法與行政法》2004年第5期全文轉載；
14、《論立法上的平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2期；
15、《完善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16、《我國憲法解釋的特徵與意義》，政治與法律2004年第3期；
17、《憲法解釋的方法體系》，《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
18、《憲法解釋機關比較研究》，《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19、《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法律草案立法程序之改革》，《法律科學》2004年第5期；
20、《改革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法律草案為各專門委員會分別審議的立法程序》，《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
21、《中國公共信息公開法律制度的現狀、問題與前瞻》，《政治學研究》2003年第4期 ；
22、《中國憲法訴訟的現狀、理論與前瞻》（德文），《德中法律評論》，2003年第1期；
23、《法律詢問答復法律效力實證研究》，《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3年6月；
24、《活的憲法解釋案例補充憲法規定研究》，《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3年第1期；
25、《立法機關委員會管轄比較》，《人大研究》2003年第4期。

『玖』 對於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在立法和規章制定許可權上，有什麼劃分沒有

對地方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的職權許可權，可做如下劃分：

1、在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實施方面，法律、行政法規授權地方人大做出規定的事項，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之；法律、行政法規、部委規章授權由政府做出規定的事項，由政府以規章規定之。

2、依法應由人大討論、決定的本行政區域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重大事項，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之；依法屬於政府行政管理職權范圍內的事項，由政府以規章規定之。由於憲法和有關法律對地方人大與政府的許可權規定多有交叉重疊，而人大是地方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人大與政府對地方立法事項的許可權發生異議時，應當由人大或其常委會決定管轄歸屬。

3、涉及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調整的事項，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之；屬於政府內部各部門相互關系的事項，由政府以規章定之。

4、涉及對政府實施法律、行政法規進行監督或者規范政府行為的事項，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之；屬於應由政府自行決策的事項，由政府以規章規定之。

5、根據特別授權決定的規定，應由地方法規或者政府規章規定的事項，須依授權決定的要求分別做出規定。

6、不屬於中央專屬立法權的事項，在國家尚未立法而需要地方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創製法律規范時，原則上應由地方性法規規定之；地方人大認為有必要授權政府予以規定時，可以授權政府以規章規定之。

在劃分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行政機關的立法許可權時，應當本著適當限制政府規章的原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規章必須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依據；無依據的，政府不能自行制定規章。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一要求不切合中國實際，因為現代行政應當是積極的法治行政，在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做依據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的職權，以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為依據，根據本行政區域內社會實踐和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制定行政規章。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政府規章的制定應當遵循「立法有據」的原則，以保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但在特殊情況下，如政府需要運用規章維護公民的權益，保障公民權利和促進公共福利等，則可以依據相關的立法原則或者立法精神，制定政府規章。

『拾』 地方性法規設定法定假期的幾點思考。地方性法規設定法定假期是否超出了地方立法許可權.

設區的市除直轄市外一般就是指地級市。
2015年《立法法》修改後，282個設區的市擁有地內方立法權（省容級以下），但有立法范圍限制。《立法法》修改前只有22個省會、5個自治區首府、4個經濟特區、18個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擁有地方立法權。
《立法法》第七十二條 第二款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