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立法與自由txt

❶ 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及其界限是什麼

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1．政治權利和自由

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參加國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權利和自由。具體包括兩大方面：第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2．宗教信仰自由

憲法規定我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3．人身自由權利

廣義的人身自由權包括公民的人身、人格尊嚴和住宅不受侵犯，以及與人身自由密切聯系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

4．社會經濟權利

社會經濟權是指公民享有的經濟生活和物質利益方面的權利，是公民實現其他權利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它主要包括：第一，財產權；第二，繼承權；第三，勞動權；第四，休息權；第五，物質幫助權；第六，離退休人員的生活保障權。

5．教育、科學、文化權利和自由

憲法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國家採取各種措施，發展各種教育事業。

6．特定人的權利

所謂特定人，這里是指包括婦女、母親、兒童、老人、離退休人員、烈軍屬、華僑、歸僑和僑眷在內的人員。其權利包括：第一，婦女、婚姻、家庭、母親、兒童和老人受國家保護；第二，保障離退休人員和烈軍屬的權利；第三，保護華僑、歸僑和僑眷的正當權益。

7．監督權利

憲法規定公民有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其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公民基本權利的界限
根據現代憲法原理，任何形式的基本權利都是受限制的，反映了基本權利相對化、
社會化的趨勢。保障基本權利的命題中包括限制基本權利的界限、標准與限制方式等
因素。
1．限制基本權利的內涵與依據。
限制基本權利是指確定基本權利的范圍，使之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超過限度則構成權利的濫用。基本權利的受限制性具體表現為對基本權利主體和基本權利具體活動形式的限制。具體地說限制基本權利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1)剝奪一部分主體的基本權利。一般作為刑罰的附加刑採用。如選舉權是公民的政治權利之一，是進行政治活動的基礎。我國刑法規定，對於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停止行使某種基本權利。出於某種原因，對基本權利主體的活動加以暫時性的限制，等條件恢復時再准予行使基本權利。
(3)出於社會公益，對基本權利特殊主體的活動進行限制，如對公務員的政治活動、
軍人的政治權利進行限制等。
2、限制基本權利的目的
限制基本權利必須有明確的程序與合理目的。由於各國憲法的性質不同，在限制基本權利的目的上也表現出
不同的特點。從各國憲法的規定看，限制基本權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公共利益。
（1）維護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是社會有序狀態或動態平衡。正常的社會秩序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本條件。社會秩序包含著相應的社會關系內容和某些社會規范與原則。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要求是：合理地確定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明確社會主體的憲法地位；對侵犯基本權利的現象規定預防和解決的程序；保護社會成員的積極性。當權利被濫用的行為危及社會秩序的基礎時，出於恢復或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司對基本權利的某些內容進行必要的限制。
（2)保障國家安全。
限制基本權利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在一個社會里，保障基本權利首先要保障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即國家政權的穩定。當發生國際、國內危機時，正常的憲法秩序就要受到破壞，基本權利的保障也就失去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安全是基本權利保障的前提之一。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出於國家安全的目的限制基本權利時，應明確國家安全機關的許可權、限製程序和權利救濟的具體形式等。我國國家安全法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在國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
逮捕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職權；國家安全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家安全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法辦事，不得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得侵犯組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這些限制性規定的目的是規范國家安全機關的活動程序，防止濫用職權與侵犯公民基本權利。
（3）維護公共利益。
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各國憲法普遍規定了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加以限制的范圍與具體形式。盡管各國憲法對公共利益內容的規定及表述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一個總的原則，即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社會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通常指社會全體利益、幸福與福利。
我國《憲法》第51條對基本權利的限制目的作了如下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與權利。這一條是對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總的限制性規定，同時也表明限制的基本目標。
在我國，公民合法地行使基本權利的前提是不損害社會、國家與集體利益，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為了維護社會、國家與集體利益，在必要時可以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限制，以取得
權利主體之間的平衡。除憲法規定外，其他法律、法規中也相應地規定了有關限制權利的目的、內容。憲法的總體限制目的一般通過普通法律得到具體表現。我國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社會、國家、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根本一致性，維護公共利益是社會與個體利益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憲法是公共利益的高度提煉與概括，是對多種利益關系的總體協調。為了社會和國家利益，有必要限制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這種限制並不影響保障基本權利的社會效果，保障與限制是有機的統一。但我們必須承認，總體上對公共利益的界定同判斷某一具體行為是否違反公共利益的標准之間有時會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沖突。限制基本權利的具體標准不能拘泥於抽象的原則，應當把原則和界限進一步量化，明確具體的限制目的與限制過程。原則性的、宣言性的標准有時很難調整具體的基本權利的實踐活動，有時出現以維護公共利益為借口，侵犯基本權利的現象。因此，需要對憲法文本上的「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等表述進行合理的分析，尋求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合理平衡。
3．限制基本權利的基本形式。
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限制基本權利的形式主要有：
(1)基本權利內在的限制。
基本權利內在限制主要指基本權利內部已確定限制的范圍，不是從外部設定的條件；
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基本權利概念本身的限制，即憲法中規定的基本權利概念本身
對其范圍與界限進行了必要的限定；二是通過具體附加的文句對其范圍進行了限定。如
憲法規定遊行示威時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權利與自由，規定行使言論自由時要求遵循社
會公德等。
(2)憲法和法律的限制。
現代各國憲法一方面規定了保障基本權利的內容，另一方面又規定了限制基本權利的界限。這種界限也叫基本權利的憲法界限。憲法為基本權利運行確定了總的原則與程序，以此作為基本權利保障的內在條件。我國《憲法》第51條的規定是憲法對基本權利活動進行限制的總的原則與標准，確定了憲法內在界限。在憲法上保障與限制基本權利是有機的統一，通過憲法的任何限制應具有合理的界限，不應超過憲法原則與精神所要求的范圍與限度。制憲者在憲法中明示限制基本權利的界限，其目的是約束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尊重基本權利價值，依法正確行使立法裁量權。
在憲法原則的指導下，對基本權利的具體活動可通過法律進行適當的限制，它是經常運用的一種形式。通過法律限制基本權利具有兩種功能，即作為限制基本權利的手段和不依法律不能限制基本權利的一種界限。合理的限制不僅促進基本權利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且可以消除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對立，協調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通過法律限制基本權利的條件是：必須有國家通過的形式意義上的法律為依據，而這種法律必須具有合憲性；限制基本權利要有明確的目的；對特定的基本權利不得限制。具體的限制方式有兩種形式：法律的一般保留，即法律規定的保留適用於所有基本權利，所有權利受法律限制；法律的個別保留，即根據法律的具體條文而對基本權利進行限制。在具體限制基本權利時一般保留和個別保留有時會出現重復，有些國家只規定個別保留，而沒有一般保留，如韓國、日本等國。法律保留主要以行政權活動為對象，但在必要的情況下，也可約束立法權活動，以保障基本權利不受立法權侵害。我國憲法採取了一般保留的形式，法律對基本權利的限制適用於所有領域，但法律在不同的憲法條文中包含著不同的內涵，需要依據憲法解釋學的方法，對法律在不同條文中的內容進行具體分析，確定法律解釋的合理界限。

4、緊急狀態下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
一、緊急狀態下限制基本權利的憲法依據
憲法上所確認的基本權利都是常態下的基本權利。各國的立法和實踐表明，在緊急狀態下需要限制或克減公民的基本權利。許多國家的憲法和國際人權公約都明確了這一點。經過2004年修憲，中國已經將緊急狀態明確地規定在憲法之中，使緊急狀態有了明確的憲法基礎。在緊急狀態下，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是有憲法依據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是針對公共權力而設置的，在保持其價值統一性的同時，其內容並不是絕對的，公共權力和個體權利之間存在著合理的界限。通過基本權利界限的解釋，我們可以確定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及其存在的問題，並提供憲法解釋的標准與具體規則。
其次，迅速控制緊急狀態的需要，恢復憲法秩序。引發緊急狀態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緊急狀態的發生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的沖 擊，有可能侵害憲法所賴以發揮作用的環境。按照憲法的原理，為應付可能給憲法秩序帶來的任何危害，為了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公共福利，可以在必要的限度內 對基本權利進行限制。中國憲法第51條的規定也顯示出可以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基本權利進行限制。
再次，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減少生命和財產損失的需要。中國憲法修正案第24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 權」。許多國家憲法採用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權利，這是以憲法肯定基本權利的存在為前提的。國家在緊急狀態下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其直 接目的在於保證緊急權的有效行使，防止緊急權的濫用，進而能盡快恢復憲法秩序，從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能盡快在常態之下正常行使。換言之，限制基本權利的 出發點與歸屬點是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價值。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緊急權的正當行使雖然會給一小部分人帶來不利的影響，但是卻能保障更大一部分人的生 命和財產，減少社會整體利益受到更多不必要的損失。這是現代法治社會中一種不得已但也是明智的選擇。
二、緊急狀態下基本權利的限制界限
在憲法學框架內，國家緊急權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憲法對可能出現的國家緊急狀況已作出預測性的規定；二是憲法對可能出現的緊急狀況 無法作出預測性的規定，有可能出現「超憲法的憲法外的國家緊急狀態」。但無論出現何種情況，國家緊急權的發動必須以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進行，任何違反憲法 規定和精神的做法，都不具有合憲性的基礎。
(一)限制的范圍 各國對緊急狀態下基本權利限制或克減的范圍有幾種不同的規定方式。
第一，肯定式規定，即規定可以限制或克減哪些基本權利。例如，塞普勒斯憲法規定，任何宣布緊急狀態的公告只能中止下列憲法條款的執 行，即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權利，不得強迫勞動或強制勞動、人身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的權利，和平集 會的權利、國家徵用動產和不動產時立即補償、從事職業、貿易、經營的權利以及罷工權[2](P246)。
第二，否定式規定，即規定哪些權利不得限制或克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規定，不得根據緊急狀態可以克減基本權利的規定而克減生命權、不受酷刑的權利、不受奴役的權利、非因不履行法定義務不受監禁、罪刑法定、人格尊嚴、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自由。《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中第2條第2款規定：任何意外情況，如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不穩定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作為施行酷刑之理由。《歐洲理事會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15條規定，除了因合法的戰爭行為而引起的死亡外，不得因緊急狀態而對生命權有所克減，也不得因緊急狀態對禁止酷刑、禁止奴役、罪刑法定的規定有所克減。《美洲人權公約》第27條 規定，不得因緊急狀態許可暫時停止下列權利條款的實施，包括法律人格權、生命權、人道待遇的權利、不受奴役的自由、不受有追溯力法律的約束、良心和宗教自 由、家庭的權利、姓名權、兒童的權利、國籍的權利、參加政府的權利，以及暫時停止實施為保護這些權利所必要的司法保證。限制或克減條款表明：「當保護個人 權利與保護國家生存、獨立和安全的國家利益間發生嚴重沖突時，在相當程度上後者優先。」[3](P84)而這種優先性的價值基礎也是人的尊嚴與價值的維護，即個人權利的價值融合在國家與公共利益之中。
第三，折中式規定，即宣稱不得限制或克減某些基本權利，又規定可以限制某些基本權利。例如加拿大危機法規定，在採取特殊臨時的措施 時，應該遵守《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加拿大人權利法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特別是那些即使在全國性危機時也不得限制或剝奪的基本權 利。同時在各種危機情況下可以採取措施限制某些基本權利的行使，如第8條規定可以在公共福利危機宣告生效期間，限制公民的遷徙自由，徵用、使用財產，要求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務並給予補償等。
第四，模糊式規定，即不對緊急狀態下可以限制或克減的基本權利作出具體規定。例如，尼泊爾王國憲法第81條規定，如果國王認為出現了嚴重的緊急形勢，「國王可以發布文告宣布中止執行除本條款以外的本憲法一切條款或任一條文或某些條款中的某些規定。」[2](P245)中國憲法第51條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緊急狀態的實施，其目的在於維 護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國家可以依據本條規定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限制，但是基本權利中哪些可以克減，哪些不得克減，有時界限並不十分清楚。
從上述規定來看，限制或克減范圍的確定有一個大致的標准：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一般可以克減，人權的最本質部分———人的生命、思想、信仰方面的權利則不得克減。
(二)限制的程度 基本權利的克減應該有一個程度上的限制，不得侵害人權的本質內容。
人權的本質內容通常是指成為人權核心的實體內容，本質內容的侵犯就是指因這種侵犯，公民的自由或權利變得有名無實。德國基本法第19條規定，「基本權利的本質內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受到侵害。」韓國憲法第37條規定，「對人權進行限制時也不能侵害自由和權利的本質內容。」俄羅斯憲法第56條 有一個具體的規定，即生存權、尊嚴權、私生活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財產的權利以及擁有住宅的權利等權利與自由不受限制。但是，每 個基本權利的本質內容的限度還是一個憲法解釋上的難題。在這方面，德國的理論是可以參考的。在德國主要有三種理論。其一，殘余論或絕對說。該理論認為，法 律除了不可以掏空某種權利之外，還至少使其他人仍然可以擁有該權利。在憲法政策上更要作進一步的考慮———該法律施行後人民所擁有的該項人權是否已經名存 實亡?每一個人權，無論如何都會有最起碼的內容存在，而不至於被剝奪殆盡。其二，利益論或相對說。該理論以實務界的主張為代 表，認為唯有基於更重大的法益及特殊的理由，才可以對人權予以限制。它將人權所絕不可被侵犯的核心內容，利用手段有無過分及有無更重大法益沖突作為界定本 質內容的界限，因此它並不承認有絕對本質內容的存在。其三，折中說。它認為，每個人權的規定，至少都需要保留起碼的內容，作為人類尊嚴內容的表徵。而且立 法者在立法時，也要受到比例原則的拘束，不立不必要的法律限制人權。①在人權實踐中，認定人權本質內容的標准有時不易掌握，對一些基本的人權在限制上採取 更慎重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從人權社會化、相對化的發展趨勢看，一概否定本質內容的限制也是不適宜的。基本權利的本質內容如果都受到了侵犯，該權利即不再存 在。所有權利條款的核心就在於保障人的尊嚴與價值。在限制或克減基本權利的時候，要努力保證基本權利的合理內核，確保人的尊嚴仍然能夠得到體現。另外，還 要嚴格遵守比例原則的要求，不得過分侵犯基本權利。
(三)限制的條件 限制或克減基本權利需要符合以下幾個方面的條件，使政府行使的緊急權不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權威性，防止可能出現的緊急權的濫用。
1.時間起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規定，「在社會緊急狀態威脅到國家的生命並經正式宣布時，本公約締約國得採取措施克減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加拿大危機法第8條規定，「在公共福利危機的宣告生效期間，總理可以依照合理的原因採取其認為處理危機必要的如下命令或規制措施……」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不得克減公民的基本權利。
2.限制依據：形式法律。對於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只能由最高權力機關制定法律來進行，這是憲法的一項基本原理。憲法文本中的法律在不同條文中有不同的價值表現形式，內涵也不盡相同。一般情況下，這一項權力不可以授予行政機關或其他機關來行使。
3.實施主體：實體和程序合法。中國憲法修正案第26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憲法修正案第2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憲法第29條 規定，國務院有權依照法律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范圍內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可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從今後的 發展趨勢看，需要進一步明確實施限制或克減公民基本權利的主體，即進一步明確緊急狀態法的具體規定，需要授權給實際的指揮者、現場應對人員和其他享有法定 職權的人員。②在執行緊急狀態的命令和措施時，應該履行一定的程序義務，如表明身份、說明理由、告知救濟渠道等較低程度的程序義務。
三、緊急狀態下基本權利的保障與救濟
緊急狀態下限制或克減公民的部分基本權利的根本目的在於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某些基本權利即使在緊急狀態下也需要加以保障。這里，我們僅探討所限制或克減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問題。
(一)憲法限制基本權利的合理界限 在緊急狀態下，憲法仍然能夠發揮作用，仍然發揮著保障基本權利的功能，只是保護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在限制或克減基本權利的時候，需要嚴格遵循比例原則，進 行利益衡量，以確保憲法維護秩序與保障人權的價值能夠得到實現。具體而言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採取的方法應有助於目的達成，這在學理上被稱為 「合目的性」或「適當性」原則；第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的方法時，應選擇對公民權益損害最少的方法，這在學理上被稱為「必要性」原則；第三，採取的方 法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想要達成目的的利益顯失均衡，這在學理上被稱為「合比例」或「狹義的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具有憲法位階，能對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動進 行直接約束，能作為憲法解釋、司法審查的標准而適用。它對於控制國家權力行使目的的正當合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適當鏈接、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比例均衡等都具 有重要作用。中國憲法中有不少地方包含了比例原則的要求。憲法修正案第2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憲法修正案第22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兩條都規定了徵收、徵用的合目的性原則。憲法修正案第14條 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憲法原則的比例原則是現代國家控制公共行為目的理性的重要工具，同樣能夠適用於緊急狀態 下對克減基本權利的限制和保障。國家在制定法律時，應遵守比例原則的要求，對克減基本權利的目的性、必要性和比例性進行仔細綜合審查。在具體適用法律時， 亦須遵循比例原則的要求，合理裁量緊急權。限制或克減基本權利的目的只能在於維護公共利益，克減到何種程度要視緊急狀態的情勢而定，不得超過緊急狀態情勢 需要過度地限制甚至剝奪基本權利的行使。當然，這里所講的公共利益應當是具有正當性的公共利益，對抽象的公共利益應進行具體的判斷。為限制或克減基本權利 所採取措施的收益不能與公民所受損失顯失均衡。例如，為了消除疾病源而將感染者殺死，這雖然可能符合比例原則的前兩個要求，但是卻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最後一 個要求，這同樣是違反比例原則而不能允許的。
(二)限制基本權利的救濟 對於限制或克減公民的基本權利，也要給以救濟的渠道，只是緊急狀態之下的救濟與常態之下的救濟有所差別而已。
1.對規范性文件的違憲違法審查。在緊急狀態下，從法律法規到其他規范性文件，從議會立法到授權立法， 規范性法律文件將得到廣泛應用。一個合憲合法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將取得良好的效果，有助於提高應對緊急狀態的效率；但是一個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則可能 帶來無數個違憲違法的行為，造成惡劣的效果，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有必要依據《行政訴訟法》、《立法法》等進行審查。審查的方式有兩種：其一為附帶式審 查，即有了具體的損害案件之後，在案件審理中對其進行審查；其二為抽象審查，即在規范性法律文件公布之後，有權人員和機構依照立法法的規定向有權機關提出 審查的要求或建議，由其進行審查。當然，中國目前的請求審查及具體審查的程序在操作性上還有欠缺，還需要對請求權的主體要件、案件的性質構成、審查主體及 其許可權、審查結果的效力等問題作進一步的明確。
2.對限制行為的違憲違法審查。在具體實施規范性法律文件的過程中，針對限制行為的違憲違法現象也有必 要設定法律的救濟渠道。當然，這里我們所說的法律救濟應該與常態之下的法律救濟有所區別，它應該更能體現出緊急狀態對效率的要求，也應該提供更便捷的途徑 方便當事人提起救濟程序。在緊急狀態之下，為了保證緊急權有效行使，原則上只應允許對超出合理界限的限制行為提起救濟途徑；對於尚處於合理界限之內的限制 行為，司法應保持謙抑狀態。另外，無論是行政復議還是行政訴訟，均需在受理程序、審理組織構成、審理期限上作簡易的規定，以確保糾紛的迅速解決。
21世紀國家緊急權應充分體現人的基本尊嚴與價值，突出人權保障的基本要求，保持國家緊急權的合法性與 權威性。在國家緊急狀態法的基本理念、內容與程序安排等基本問題上，需要充分反映現代憲政的基本精神，明確公共利益的界限與標准，合理地協調公共利益與公 民個體利益之間的平衡，使國家緊急狀態制度成為實現憲法價值的基本制度。

❷ 法律與自由的重要性

我推薦你看一下哈耶克的這篇文章，應該對你有幫助的，下邊是網址和節選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212
人們往內往認為容自由主義偏重於強調自由而忽略了正義問題，所以有了自由至上之名，民主主義偏重於強調平等，特別是經濟上的平等，而忽略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前提，所以有了社會正義的幻象。但在哈耶克看來，自由與平等的二元矛盾並不是根本性的，其背後的自由與正義的關系才是最要緊的，他通過一種建立在普通法之法治秩序中[1]的自由正義（liberal justice）觀念解決了這個問題，法律、自由與正義在他的理論中不再是分立的，或對立的，而是互動的關系。當然，哈耶克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又是在一個否定性的價值背景之下展開的，以他之見，只有否定性的法律規則才提供了一個否定性的自由與正義。

❸ 法律、立法與自由 除了鄧正來的,還有沒有其他版本

沒有其他了的

❹ 我國憲法對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的規定有哪些

公民的基本權利
一、政治權利和自由
政治權利和自由是指憲法和法律規定公民有參加國家管理、參政議政的民主權利以及在政治上享有表達個人見解和意願的自由.它包括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和遊行的自由.
（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指公民享有選舉與被選舉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代表或者某些國家機關領導人的權利.它包含三方面的內容：
1)公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公民有被選舉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權利；
3)公民對被選舉的代表享有監督和罷免的權利.
2.我國憲法規定,除被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外,所有的年滿18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受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的限制.
（二）言論自由
1.言論自由是指公民享有憲法賦予的通過口頭、書面、著作及電影、戲劇、音樂、廣播電視等手段發表自己意見和觀點自由權利.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1)狹義的言論自由是公民在公共場所發表意見或者討論問題的權利；
2)廣義的言論自由則既包括在公共場所發表意見和討論問題的權利,還包括出版自由、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權利.
2.言論自由作為近現代憲法上一項重要的公民權利是資產階級幹革命的產物.1776年美國弗吉尼亞州憲法最早規定了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宣布「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也同樣重視言論自由,我國建國以來的歷部憲法都將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權利寫入憲法之中.
3.言論自由人作為公民的法律權利,其核心是指國家的任何立法與行政活動都不得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幾種：
1)保護個人不受誹謗或者對權利的其他分割；
2)維護社會道德水準的需要；
3)當國內發生暴力或者騷亂行為時維護社會治安的需要；
4)當外敵入侵時為捍衛國家安全的需要；
※我國憲法第51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權利和自由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具體表現為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
1)不得用言論進行反革命宣傳、反革命煽動；
2)不得用言論進行誣告、陷害其他公民的活動；
3)不得用言論侮辱、誹謗、詆毀其他公民的人格尊嚴.
4.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范圍、限制方式,許多國家都制定有專門的法律加以調整,如新聞法、出版法、誹謗法、廣播法等.憲法學將各國不同的法律限制方式分為預防制和追懲制兩種：
1)預防制是事前限制,即所有的演說、出版等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行為在表達以前要受一定的國家機關的干預和審查,前者只有通過後者的審查才能實現其表達言論的意願.
2)追懲制是事後限制,即所有的言論與出版不受事前的審查,都事先被假定為可以行使,只有在表達言論後構成違法的才依法定程序予以制裁的制度.英國、美國等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實行這種制度.
（三）出版自由
1.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的擴展,是廣義的言論自由.它指的是公民有權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通過出版物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思想的權利.
2.在英美等國家,出版自由的觀念根深蒂固.英國在1695年的時候就取消了出版領取許可執照的制度；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來剝奪出版自由.」我國的歷部憲法都專門規定了公民出版自由的權利.
3.但是,出版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對於出版自由的限制方式主要有追懲制、登記制和審批制.英美等國實行追懲制,我國則實行登記制和審批制：
1)前者不受任何的事先審查,只在出版後構成違法才予以追究法律責任；
2)後者在出版前要接受新聞審查,經批准並登記後才能出版的制度.
3)從禁止出版的范圍看,有傷風化的出版物為各國所普遍禁止.
（四）集會、遊行、示威自由
1.集會、遊行、示威是公民的政治權利,各國憲法大多賦予公民以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規定：「和平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對此項權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者道德或者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以限制.」
2.我國的歷部憲法都明確規定了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1989年10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對我國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作了全面規定：
1)集會是指聚集於露天公共場所發表意見、表達意願的活動；
2)遊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場所列隊行進、表達共同意願的活動；
3)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場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會、遊行、靜坐等方式表達要求、抗議或者支持、聲援等共同意思的活動.
※集會、遊行、示威具有如下特點：
1)它是由公民自發舉行的,而非由國家機關組織進行；
2)它是在露天公共場所公開舉行的,而非在室內秘密進行；
3)它的目的是表達某種意願,而非為了娛樂.
3.由於集會、遊行、示威是一種較為激烈地表達意志的方式,在客觀上往往會給社會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因而,世界各國法律對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權利的行使都給予一定的限制,其方式有三種：
1)申報制,即僅須在集會、遊行、示威前向有關機關報告,無須經過相關機關批準的制度；
2)批准制,即集會、遊行、示威須取得有關機關許可方能舉行的制度；
3)追懲制,即在集會、遊行、示威前不受任何機關的干涉,也無須向任何機關報告,只有在集會、遊行、示威中有違法行為時才依法予以懲罰的制度.
※上述各種限制方式中,批准制限制最為嚴格；追懲制限制最為寬松；申報制處於兩者之間--它既不會不當限制公民集會、遊行、示威權利的行使,同時又使相應的維護公共秩序的國家機關可以有所防範,能平衡秩序和自由的矛盾,所以是一種較合理的限制方式.
4.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規定,公民在行使這些自由權利的時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1)不得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
2)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
利；
3)集會、遊行、示威的時間、地點、路線等都要按事先批準的內容
進行.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採取的限制方式是批准制.
（五）結社自由
1.結社自由是指公民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規定的手續組織某種社會團體的自由.
2.結社可分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結社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結社,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結社又可分為政治性結社和非政治性結社.以營利為目的的結社如組建公司,政治性結社如組織政黨,非政治性結社如組建慈善機構.
3.在國外,結社自由包括組建政黨自由,在我國一般不包括此項內容,因為我國由共產黨一黨領導,其他八個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故不允許組建其他政黨.
4.1989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國家社會團體依照其登記的章程進行活動,其他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非法干涉.對社團的成立登記、監督管理等基本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為公民行使結社自由提供了具體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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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和會社會中重要意義

葯劑1102 201118350218 吳雲勇

摘要：法律區別於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風俗習慣、社會禮儀、職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首要之處在於，它是由國家創制並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法律不但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並且由國家保證實施。也即是，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法律的強制性，既表現為國家對違法行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現為國家對合法行為的肯定和保護。

關鍵詞：和諧社會 社會主義市場 先進文化 民主

一、法律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要保障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強社會法治建設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和保障。 社會主義法治對和諧社會的保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立法方面。有法可依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要求，也是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有了完備的法律體系做保障，才能更好的引導、規范和約束公民和政府的行為，使之依法辦事，循章而為，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基礎。

（2）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司法和執法方面。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司法往往被視為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而社會公正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只有建立一個公正、高效的司法體制，真正形成公平和公正的社會環境，各個社會階層的人民群眾才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才能實現社會安定。同樣，執法的公正、高效也是當然要求。

（3）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守法方面。社會成員遵紀守法，政府嚴格依法辦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守法意識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要件。

（4）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體現在法律監督方面。法律監督可以通過對立法、司法和守法三個方面的作用來間接保障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

二、法律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推進

行政機關是國家機關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公民關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權力最大，機構最多、人數最多的一個部門。由於我國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使經濟受政府的直接干預太多，使本應屬於企業、個人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侵犯，使法律賦予市場主體的權利不能實現。

所以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具體的說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重塑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廢除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職能，另一方面確定市場經濟要求的新職能。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打破以政府為中心、以計劃命令為手段的經濟模式，將市場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將經濟規律作為市場運營的准則。因此，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必須由直接的微觀管理，轉變為制定戰略計劃、確立市場規則、向市場主體提供服務、促進市場發育、維護市場秩序的宏觀、間接管理為主的管理模式。實踐證明，政府職能不轉變，自由、競爭、公平的市場機制就無法形成。其次，政府的執法行為要遵守職權法定原則。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凡法律沒有規定的，政府就無權行使，這就是強調政府權力的有限性。傳統的官本位的管理型政府強調的是企業的權利是有限的而政府的權力是無限的，這種權力倒置現象最終使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部門，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管理，使企業失去自由和活力。所以不注意政府權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那麼就可能導致一系列破壞市場關系，損害自由競爭，漠視市場主體權利的惡果，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法律在文化建設方面作用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兼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與民間法並列的「混合法」模式：「無訟」價值觀下節約成本的社會矛盾調解機制：「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的守法觀念；司法中「親親相容隱」的人倫主義：「慎刑恤獄」的司法人道主義：「實質正義」的司法價值取向；法律的「集體主義本位」：「為政在人」的人治觀：「親民」的政治道德觀；法律語言的簡潔；司法人員的人文素養；古代行政立法、監察制度及廉政建設及歷史上「變法」的經驗等等，這些都包含著符合現代法治的成分，經過改造，完全可以為當前的法治建設服務。

仔細鑒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內容龐雜、良莠不齊，其中包含著許多優秀成分的同時還包含著更多的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時代拋棄的糟粕，因此，在利用傳統法律文化時，必須仔細地鑒別。對於其中的專制主義、法律工具主義、泛刑事主義等明顯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內容應毫不猶豫地予以拋棄，對於其中含有的優秀成分，亦必須仔細鑒別，巧妙合理地予以運用。

四、法律在民主進程的重要意義

一是強立法、弱司法。在我國，立法主體包括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政府。司法機關雖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釋，但司法機關並不是形成法律體系的主體，司法解釋並不能在法律之外創制新的原則和規范。也就是說，在我國只有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才可能成為形成法律體系的主體，「法官造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完全不被認可的。從國家權力的實際配置看，司法權弱於立法權，不能審查立法，也不能審查違憲。盡管有行政訴訟制度，司法機關因此可以對行政行為做出司法審查，但司法權在事實上也明顯弱於行政權。在這樣一種體制下，我國形成法律體系採取的是強規定式的立法模式，這使得我國法律實踐中理性「邏輯」的分量重於日常「經驗」的成分。

二是強國家、弱社會。從理論上講，規則的產生有多種途徑，立法和司法活動能產生規則，社會或共同體成員通過長期互動也能自發形成規則，因此，在法理上有「國家法」與「活法」、「立法」與「法」、「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區分。在強規定式的立法模式主導下，不僅司法在法律規則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且，短短30年間，社會或共同體成員通過互動而自發形成規則也是不充分的。在法律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立法機關和政府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立法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法律移植以及基於國家立場對社會的變革和改造。這可能導致法律規則與社會對規則的實際需求不一致，或者說，法律規定與社會實際發生一定脫節。由此，法律實踐中時常會出現法律快速而頻繁的修改，而社會生活中那些沒有得到有效規范的領域的法律秩序往往通過「治理」色彩濃厚的社會管理來實現。

三是強制定、弱執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實執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開放初期，在法制建設初見成效之時，法律執行問題其實已經顯現出來。1982年，黨的十二大就此曾專門指出，「現在的問題是，不但有相當數量的群眾，而且有相當數量的黨員，包括一些負責幹部，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經制定的法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執行。」此後，在諸多法律紛沓而出的同時，維護法制的統一以及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強調。盡管如此，違法甚至違反憲法的行為、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執行難」仍然存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一些權利和原則在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完全落實。就實踐而言，不定期的執法檢查、專項整治、「嚴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嚴格執行法律的常規機制仍有待進一步健全。

四是強政治、弱法律。就政治與法律的關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規范和約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維護。在政治與法律的關繫上，一方面，盡管與新中國成立後頭30年相比，後30年政治和行政越來越轉入法治軌道，但政治對法律實踐仍有過大的主導作用和實際影響。例如，憲法雖為國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實上也是可以時常被修改的、改革時代的憲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門、行業等利益的影響和干擾；立法、司法活動的專業化程度還不夠高，特別是司法機關在司法職能之外還承擔著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會職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實踐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規化的政治影響還不夠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眾參與、立法監督等。

查閱文獻：《思修道德修養與法律建設》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❼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上適用法律的平等對嗎為什麼

不包括。

原因介紹：

因為當事人的行為能力是不可能平等的，因年齡、精神能力不同而不同。《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適用法律上的平等，不得表述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後者還包括立法平等內容在內。

(7)法律立法與自由txt擴展閱讀

平等權並不只是指在適用法律上的平等，嚴格地說，它由四部分組成：

一是權利平等，即所有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

二是義務平等，即所有的公民平等地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

三是法律適用平等，即國家機關在適用法律時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公民，在保護或懲罰上一視同仁，不可因人而異；

四是法律界限平等，即任何組織或個人都沒有超出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四部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的統一構成了法律上的平等權。

其次，平等權表達的是一種原則和信念。它否定那種強調有差別的個人，且把社會等級的存在視為社會正義的基礎，依據各個人的身份或社會地位有差別地分配權利義務，對多數人的自由嚴加限制而對少數人的自由加以特殊保護的社會現象和制度。

與公民的其他權利相比較，平等權的特殊性在於，它所強調的一視同仁對待的原則滲透在個體、群體彼此之間，或公民與他人相聯系的各種法律權利的享有中。

中國民法中的公平原則，繼承法中關於繼承權男女平等的規定，刑法中有關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條款，以及對執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要求等，無一不體現著這種一視同仁的原則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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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屬於個體的，法律是屬於國家的。個體約定而成國家的合理性，是法律有效性和政權合法性的終極判斷。自由，不是來自法律對個人的保護，而是來自個體對立法的徹底參與。這是切實保障個體自由的先決條件。在這一過程里，個體利益的「交集」而非「並集」（不完全是數學上的那種）形成公民意志－主權者的意志－一般意志，而這種主權者因為個體的不斷參與，其內容是常新的，其利益與個體利益共榮的。從這一點出發，多數人說了算的約法三章必然地成為主權在民的道德的體現方式。

盧梭把政權明白地分成了立法和行政兩個部分，前者屬於社會契約的范疇，而後者不是契約的內容（因此是可變可推翻的）。這個理念對後來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盧梭之前，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對法律的理解更加深刻，唯缺盧梭的「主權在民」的動力。《社會契約論》本身是自恰的政治理論專著。它自始至終只揚棄了一種體制：專制政府。按盧梭的話，這就是那種蔑視法律把個體的權力高於主權者之上的體制。其他的體制，盧梭僅僅論述了它們合法的自然依據。從直接民主制、貴族代議制到君主立憲制，統治的根據必須是人民主權－其真正表達就是法律。盧梭並進而把任何真正依法而治的政體統稱為共和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