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先詳生與死

㈠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意思和出處~

意思：以前的事就像昨天一樣全都已經過去了，以後的事就當作從今天剛剛重新開始.忘記過去，重新開始新生活。

這句話是出自袁了凡的《了凡四訓》。

《了凡四訓》 又名《命自我立》， 是200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袁了凡。該書為袁了凡所作的家訓，以其親身經歷教戒他的兒子袁天啟，認識命運的真相，明辨善惡的標准，改過遷善的故事。

該書是一本種德立命、修身治世類教育書籍。是書成於公元1602年，全文分四個部分。作者為明代袁黃，字坤儀，後改名了凡。其以親身經歷，講述了改變命運的過程。原本為教訓自己的兒子，故取名《訓子文》；其後為啟迪世人，遂改今名。

在《了凡四訓》里，袁了凡以其畢生的學問與修養，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結合大量真實生動的事例，告誡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縛手腳，要自強不息，改造命運。

(1)立法先詳生與死擴展閱讀

袁黃（1533-1606），初名表，後改名黃，字慶遠，又字坤儀、儀甫，初號學海，後改了凡，後人常以其號「了凡」稱之。浙江嘉善縣魏塘鎮（今屬嘉興）人。晚年辭官後曾隱居吳江蘆墟趙田村，故一作吳江人。

袁黃青少年時聰穎敏悟，卓有異才，曾受教於雲谷禪師，對天文、術數、水利、軍政、醫葯等無不研究，補諸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縣辟書院，令高材生從袁受經學。萬曆五年（1577）會試，初擬取第一，因策論違逆主考官而落第。

十四年（1586）中進士，為萬曆初嘉興府三名家之一。奉命清核蘇松錢糧，上《賦役儀》，又請減免額外加征米銀10餘條款，被豪紳所阻而作罷。萬曆十六年（1588）授河北寶坻知縣（今屬天津），任職五年，業績輝煌。

萬曆二十年（1592），調任兵部職方主事，適日本侵略朝鮮，朝廷大舉東征，薊遼經略宋應昌上疏請袁黃到軍營贊畫，與劉黃裳浮海渡鴨綠江。

平壤戰役時，提督李如松以誘兵迎戰日軍獲勝，袁黃禁止李部下諸將割首級報功，李深為惱恨而引兵東去，派袁黃守平壤，不增撥一兵一卒。後突遇日軍攻城，袁黃率領部下及3000名朝鮮兵擊退之。不久，李如松兵敗碧蹄館，兵部尚書石星主張撥款議和，袁黃上書提出將驕應罷兵。

李如松誣袁黃以十大罪狀，袁黃遂罷歸家居，閉戶著書。卒年74歲。

袁黃是明代重要思想家，是迄今所知中國第一位具名的善書作者。他的《了凡四訓》融會道教哲學與儒家理學，勸人積善改過，強調從治心入手的自我修養，提倡記功過格，在社會上流傳甚廣。

㈡ 中國法制史的題目 論述題 ：簡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這道題該怎麼回答

供參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關前已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初期的幾個發展階段。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推動了立法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極在吸收漢族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確立的「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引進或借用漢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適當記錄整理提煉後金原有的習慣法及舊法令，二者合起來就是要向先進的漢族政權的法制靠擾。 1644年，清人入關之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廣闊疆域及眾多的人口，面對著漢族地區遠比關外原有治區更為發達的文化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遠不適應新的統治需要。在此情況下，清統治者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指導思想。「詳譯明律」就是詳細推導演繹或借鑒《大明律》，並以《大明律》為藍本；「參以國制」就是適當參考保留入關前的舊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設置律例館，負責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頒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並於雍正五年頒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進一步對律例逐條進行考訂，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遠遵守」。是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部綜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間（1746年）規定：「條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製。律例合編的法 典體例，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更為 有效全面地發揮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會典》的制定《大清會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總匯。它始於康熙時期。在康熙朝以後，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朝均在前朝會典的基礎上，結合本朝國家機構的發展變化，分別制定出《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和《光緒會典》。這些會典，後人統稱為《大清會典》或「五朝會典」。 《大清會典》循「以官舉職，以職舉政」的思路，詳細記述了有清一代國家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以及辦事規程。在每一機關之下，開列該機構的建制、官員職數、品秩、職掌、許可權，並考慮其歷史沿革，記載歷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的行政法規大全，也是集歷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疆域最為遼闊、人口眾多 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 的統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針對性地制定了與當地 經濟文化水平和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單行法規，如 適用於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理 藩院則例》，還有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藏內善後章程二十 九條》、《新治藏政策大綱十九條》等；有適用 於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 條》、《青海禁約十二事》、《西寧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適用於苗疆地區的各種條例、禁約和 章程等 清律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 三、維護旗人特權和滿族統治 四、維護統一，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在基本精神、總體風格上，還是在核心內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別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續。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維護封建皇帝的絕對權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襲了明朝的制度，把維護皇權作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嚴罰「反逆」罪 清律承襲明律的規定，加重對「十惡」重罪特 別是對「謀反」、「謀大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的懲 罰。 並且清代還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范圍。諸 如「上書奏事犯諱」、「奏疏不當」等，經常被加上 「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處罰。（二）沿用「奸黨」罪條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黨罪的條款外，還從加強皇權削弱各旗主勢 力出發，嚴禁內外官交結。（三）以思想言辭定罪，大興「文字 獄」，實行思想文化專治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思想意識形 態領域出現了啟蒙的民主主義思潮，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在以漢人為主要成份的知識分 子中，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清情緒和民族意識。這些「異端」 思想，對封建專制統治構成了潛在重大威脅。在這樣嚴峻 的客觀形勢下，清統治者採用嚴刑峻法，實行空前絕後的 思想文化專制。歷史上將因著書、作文、吟詩、上疏等在 文字上觸犯了統治階級而招致災禍，被捕入獄，甚至被處 死，戮屍、株連親屬的案件稱為「文字獄」。據不完全統 計，僅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生文字 獄108起。由於在《大清律例》中並無文字獄條款，所以 對於此類案件，往往是按謀反、大逆案處罰，極為酷烈。 大興「文字獄」的結果，使一代文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獄和雍正 刑罰制度的變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規定傳統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體系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罰處罰方 法。1、遷徙。遷徙是將犯罪人強制遷離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許可，永遠不得回原籍。 2、充軍。清朝的充軍制度，直接承襲於明代的體 制。清朝的充軍刑亦分五等：極邊、煙瘴（四千 里）、邊遠（三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軍刑一般在定罪後由兵部發 配。為解決路程遠近的標准問題，乾隆年間專門 制定了《五軍道里表》，並載於《大清律例》之 內，以統一的標准確定充軍地點。 3、發遣。發遣是清朝創設的一種刑罰方法，是指將犯罪人發往邊疆地區給駐防官兵為奴。這是一種比充軍更重的刑罰，多適用於政治性案犯。如在於些文字獄案中，曾經將罪人發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屍。戮屍是清朝定例中規定的野蠻刑罰。按照清朝的制度，應處凌遲極刑的人犯，如果在執行凌遲之前就已經死亡，或庚斃獄中，仍應將其戮屍。 5、斬監侯與絞監侯。清朝的死刑，有凌遲、斬、絞數種。對於普通犯罪，多適用斬刑與絞刑。斬、絞刑又分「立決」與「監侯」兩種方式。所謂「立決」，是對於那些性質比較嚴重、案情屬實、適用法律適當、並無疑義的案件，判處斬刑或絞刑，在當年秋分以後執行，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對於那些尚有疑問或是有矜免情節的案件，則判處「監候」，稱為「斬監候」或「絞監候」。被判處「斬監候」與「絞監候」的案犯，不在當年處決，而是暫時監禁，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再作判決。 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一）典權 清朝進一步明確了典的性質。雍正十 三年（1735年）詔諭：「民間活契典業者， 乃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 認識到典的擔保性質，並且與買賣契約分 開，典契不必經官府加蓋官印，不必繳契 稅，也無須過割賦役。 （二）繼承製度清代的繼承分為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身份繼承包括宗祧繼承和封爵繼承。宗是近祖之廟，祧是遠祖之廟。宗祧繼承通常是以嫡長子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無嫡長子者立嫡長孫，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孫、庶長子、庶長孫、庶次子、庶次孫、依次繼承。允許獨子兼祧，即一人繼承兩房宗祧。獨子兼祧是清朝的獨創。（三）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嚴重破 壞了農業生產，出現了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的 局面。清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復 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頒布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法 令。其次，鼓勵墾荒。正式確認了農民所墾荒地的 所有權。同時還給予了新墾荒地免徵賦稅的優惠政 策。再次，頒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農民大起 義爆發後，明代王公勛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農民占 用耕種。

㈢ 基督教里說的先定死後定生什麼意思

一點沒錯！我們基督徒，沒有死就不能生，信耶穌的人是出死入生了。與基督同專釘十字屬架，借著洗禮歸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借著父的榮耀從死里復活一樣。若老亞當、老舊人不死，豈能成為新造的人呢？——God be with you !

㈣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順天道

法家認為自然運動是有規律的，他們稱之為「道」、「常」、「則」、「理」、「節」、「度」、「數」、「時」、「序」等等。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勢》篇說：「天不變其常，地不變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里的「常」、「則」、「節」，均指規律，但有大小之分。《韓非子·解志》篇：「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這里的「道」指自然的總規律，「萬理」的「理」指事物的具體規律。法家認為，凡是規律都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莫之能損益」。[2]人，應該研究和掌握自然規律，依照規律行動，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時」。[3]依自然規律行動，得天之助；違反自然規律，終將失敗：「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4]「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5]

根據上述道理，法家認為，在制定法時，應把順應自然作為重要內容和立足點。

順天道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把天道無私的性質引到立法中來，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天道」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無遠無近，無偏無私。法也應該如此，「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無私」。[6]無親無私集中體現在「公」上。「公」是法的靈魂。法家所說的「公」，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法應如同天道為萬物運動之規跡那樣，成為人事的規跡。《管子·明法解》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任法》說：「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關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規定性，所以法又稱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為「公」，每個個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稱之為「私」。一般人固不待說，連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屬於「私」的范疇。《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話對這個問題作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法如同規矩，代表著事物的一般性，表現為「公」；國君權力再大也屬個別，表現為「私」。據此，君主也必須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7]。在法家看來，「公」是法的靈魂，無「公」也就無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義。

順天道的另一項內容是，要把自然規律以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事行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准則。這集中表現在「四時之政」的論述上。春天是萬物復甦和萌發期。依據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應規定，在春天「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長也」，以保護自然萬物的生長。春天是一年生計之始，要播耘百穀，為了使生產得以進行，要「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也。」為了能使盡多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在農耕開始之時，應該「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8]同樣的道理，依據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應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確地提出：「得天之時而為經」，把遵從四時規律視為治國之本。這對於農業來說，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還論述了如下的道理：違犯四時之政，不僅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四時俱犯，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同時還會加劇社會上下之間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機，這叫做「舉事不時，必受其災」。作者認為殷紂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違犯天時。

在先秦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時之政的主張，其他學派，如陰陽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點，在於主張用立法手段把四時之政法律化。

順天道的再一項內容是，他們把天時的不同性質和作用與法律職能對應起來。如天有生殺，即春夏生物，秋冬蕭殺，法律相應而有賞罰。天不廢生殺，法亦不能廢賞罰。

法家提出立法要順天道的命題是值得重視的。人類的活動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同時也表現在人與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順天道的理論，是法家試圖尋求人與人交往同人與自然交往兩者統一的嘗試。這一理論中，有光彩的科學思想，比如通過立法強制人們遵從自然規律。至於以天道之「公」論證法律之「公」，二者雖無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根據，但在當時卻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因為法家藉助這種辦法賦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質，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應遵從法。這在君主權力至上的時代，從理論上不能說不是對君主行為的一種制約，對權貴們謀求法外權也是一種限制，這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另一種則純屬謬論，如用天之生殺論證法之賞罰之類。

二、隨時變

法家對歷史持進化的歷史觀。他們認為時代在不斷變化，法也應隨時代變化而「變法」或「更法」。

法家認為，在歷史上隨著生產與人口的增長，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而且認為歷史發展呈現階段性。《商君書》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法家還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後來者居上，今勝於古，斷然反對今不如古的說法。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人們的思想也在變，「上古兢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帶頭干，所以有讓位之舉；可是當今作個縣官，子孫都受福無盡，因此，「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10]

時變事異，法也應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11] 「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12] 「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3]「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14]法家反對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於現狀。變法要從現實開刀。

根據歷史的不同階段不同特點，立法要切合時代精神。「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15]當今屬於「下世」的繼續，立法應貫徹「貴貴尊官」的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導氣力之爭。

從時變出發，法家特別強調立法要切中時代脈搏。《管子·正世》說：「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故立法要有鮮明的針對性。

依據時變，行法還要有靈活性。《管子·小問》說：「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管子·形勢解》說：「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術也。」

法家不可能對歷史不變和時代作出完整的科學的判斷，但他們的認識包含了部分的科學內容，在當時居於認識之巔。法隨時變，應時立法，反映了法家對時代與法的關系的認識。他們雖然十分重視法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有時把法的作用說得過了頭，但從總體上看，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法是被時代制約的，法不能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順從時代之變，誘導時代前進。這個基本認識是可貴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16]

從法家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認為人情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關於人情的歷史變化，法家諸派認識不盡一致，這里暫且不論，但他們對當時人情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字：「利」。《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說得更徹底，他認為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是以利為中軸轉動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歸結為一個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過在當時，這種認識是最切近於實際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這一環節，以利為中軸把所有的人都帶動起來。「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惡，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這里所強調的，在立法時不應以君主好惡為准，而應首先考慮民情、民欲。如此說，法家的立法是否是為了民呢?法家確實講過這類的話。韓非說：「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氓)便眾庶之道也。」[20]可是我們都知道，法家處處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專制。這樣一來豈不矛盾了嗎?矛盾是矛盾，不過在法家看來這倒無妨。他們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統一，妙著便是因情利導，用民之好惡以利君主之用。韓非很坦率，他認為君臣之間沒有什麼可以信賴的忠義關系，現實是一個赤條條的「利」字，是一種買賣關系。他說：「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們爭利，要善於算帳，計得失之比數。對於君主來說，只要得多於失就行。「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於搞好排列組合，要像軸湊於轂那樣，讓一切人的利都圍繞著君主之利轉動。韓非說：「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25]君用爵祿名利換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獲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為基礎，這是一個光輝的命題。法離開了民情就失去了社會基礎，而變成廣大民眾的對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了君主著想，但他們同時又想方設法把法與民情連結起來。他們把法當成了卷揚機，使利經過臣民之手，最後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種滿足，而大利卻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變法在當時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這一點。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從事理。《管子·版法解》說：「審治刑賞，必明紀理；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說：「君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形勢解》說：「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節。」這些篇章的作者反復強調立法、執法都要依理而行。那麼什麼是理呢?從《管子》一書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即事物的規律性；慣例、傳統、習俗；事物之間的輕重關系。

《乘馬》篇對市場之理的論述便是事物的規律。文中說：「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大意是，市場可以反映物資供應情況。如果百貨價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無利可得，各種生產(即百事)就會得到發展。生產發展了，供求關系才能平衡……從市場可以觀察到國家的治亂，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場不能決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產是市場的基礎，治理市場之本在於治理生產；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場。很明顯，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揭示了生產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為制定管理市場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

《乘馬》篇關於朝廷之理的論述，主要講的是慣例、傳統和習俗。所謂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貴賤、等級和名分規定。這些規定無疑有客觀的依據，但更多的是傳統、習慣在起作用。

關於事物輕重關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輕從重的原則。如《管子·七法》提出：「不為重寶虧其命」，「不為愛親危其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說的「理」雖不能概稱為規律，但有一點是可注意的：理與君主個人的好惡是相對的，君主個人的好惡應受理的節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職分

這是法家立法的原則，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說的「分」，包括兩方面的含義：

從一般意義說，就是明確職權范圍，劃定所屬。《商君書·定分》講，一隻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趕；市場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顧。原因就在於，前者「分」未定、後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認為法就在於「明分」或「定分」。《商君書·定分》說：「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修權》篇說：「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具體地說，「分」指對社會上不同等級、不同出身、不同職業的人作出相應的規定。《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這里講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權力之分。《法之》說：「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這里是講勞心勞力之分。《乘馬》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這里對賈、工、農、士不同職業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法家主張分得越細致、越明確，越便於考核，韓非說：「明主之法必詳於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說，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懲罰。在法家看業，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講「分」並不是把社會隔裂分離，而是要把每個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為整體中的一個零件。他們認為「分」是「合」的必要條件，目的也是為了「合」。《管子·君臣上》說：「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法的作用是通過「分」把社會組成一個體系，樞紐則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開塞

提倡什麼，禁止什麼，是立法首先要考慮的一個根本問題。法家所說的「開塞」，就是這個問題。對於開什麼，塞什麼，法家諸派小有分歧，但多數認為要開耕戰，塞末業與游士，簡稱「重農抑末」。「重農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個根本原則。他們主張用法律手段驅使人們努力於耕戰，禁止從事末業和游學。

法家特別強調農，因為在他們看來，糧食是財富的主要標志，是安民、用兵、治國的物質基礎。「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眾民強兵，廣地富國，必生於粟。」[29]從糧食出發，末業與游士非但不生產糧食，反而是糧食的消費者。於是他們把末業看成是與農業對立的，提出，「末產不禁」，「菽粟不足」[30]，「末產不禁，則野不辟」[31]。

法家重戰，這一點毋庸多言。他們的精明處在於認識了農民是士兵的天然學校。《商君書·農戰》說：「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紛紛(當為「純純」之誤)則易使，信可以守戰也。」《算地》說：「屬於民則朴，朴則畏令。」所以，為了戰也要重農。

農要出力，戰要流血，這與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書·內外》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這一孔就是農戰。其他取利之道則要統統堵死。為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要獎勵耕戰，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種使不耕不戰者比耕戰更苦更難的環境，這就是《商君書·外內》所說：「見不戰之辱則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參戰者，加給他們恥辱和刑罰，使他們感到活著是一種痛苦。於戰如此，於農也如此，要用「毆」、「劫」手段使人們歸農。

法家強調立法要明開塞，這個命題對法學來說無疑是極重要的。就開塞關系而論，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視為開的堤防。他們強調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為主、輔之以塞。雖然他們也大喊大叫要讓人們從農戰中獲利，但更主要的是通過降低非耕戰者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來反襯農戰之有利。這不能不說是捉弄人了。至於重農抑末政策，應該說它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另行討論。

七、重刑罰

法有賞罰，對這一點沒有歧義。問題在於如何處理賞罰的關系。法家中的多數主張重刑罰。法家雖然也講過不少立法為民的高調，但他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利民與法是對立的，於是提出了立法要「勝民」或「弱民」的原則。《商君書·說民》說：「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民弱，國強。」《管子·正世》篇說：「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從一般意義上說，法應該「勝民」，如果法不勝民，那麼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問題在於如何「勝民」。關於「勝民」之道，法家有過許多論述，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是重刑罰。照他們的提法，叫做「賞一罰九」，「輕罪重罰」。

「賞一罰九」說的是賞罰比較，賞佔十分之一，罰佔十分之九。《商君書·去強》說：「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罰五賞五。」《韓非子·心度》說：「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輕罪重罰」說的是量刑的原則。《韓非子·八經》說：「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按法家的邏輯，輕罪重罰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這叫作「以重禁輕，以難止易」[32]。「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所謂治之於其治也。」[33]這就是所謂「以刑去刑」。

我們暫且不討論重罰主義在實踐上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就其理論而言，也是荒謬的。因為它把懲罰手段絕對化了，以為只要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範。其實，人們犯禁的社會根源遠比懲罰手段要強大得多。重罰主義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絕對犯禁社會原因的探討與揭露，結果事情總是走到預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慮客觀的可能性，只有建築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法才能實現。《管子·形勢解》說：「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這里所說的「所能為」與「所不能為」的「度量」線，是由生產水平與人力限度決定的。《管子·權修》篇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會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說：「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過了一定的度量線，人民無法忍受，就會起來造反，統治者也將陷入危境。《管子·權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慾望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度量」線應劃在什麼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這里所謂的「齊」，就是既不要使民優裕，又不要使民窮困至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民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條件。

法家所說的「量可能」主要指徵收賦稅和徭役。他們明確提出「可能」的度量線，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們把度量線劃在使人民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延續生命的邊緣上。他們所說的「量可能」是要統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剝削與長久持續剝削結合起來。因此，這種「可能」一旦變為現實，擴大再生產就失去了可能。從生產發展觀點看，法家的「量可能」沒有什麼積極意義。

以上八項原則說明了法與各種事物的關系。

順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規律。法律無疑是階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意志最明顯的體現。但是從大自然觀看問題，人類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可以統治社會，但不能施權於自然，相反，必須遵從自然規律。否則，自然的報復會使所有的人受到懲罰，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單從順天道這一點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人類共同利益。

隨時變、因人性、循事理從不同方面說明了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法家雖然十分強調法的作用與威力，但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生活中還有比法更加嚴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與它們違拗，而只能順從它們。

定職分、明開塞、重刑罰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階級意識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實現程度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立法者不能為所欲為。

這八項原則說明，法家把立法的過程同時也當作對自然、社會、歷史、現狀進行綜合考察的過程。他們認識到自然、社會、歷史的運動比法更具權威，法的規定性應反映客觀事物的關系及其客觀的規定性，在順從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謀求統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問題在於這種強製作用是阻礙歷史前進，還是促進歷史前進，抑或有開有塞。從法家立法原則的主流看，他們主張打破陳舊的歷史傳統與習慣，提出了變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張，而落腳點則是有開有塞。從歷史發展看，對法家的開塞應作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積極的，起過進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則，有許多精湛之論。可是這些閃爍著光輝的珍珠卻被穿在君主專制的線索上。在他們看來，整個國家與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韓非所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34]臣民只有對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價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35]。如果臣民不能為君所用，與其讓他們活在世間，還不如讓他們到陰間去。為了證明君主對臣民的絕對佔有權，他們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賜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36]意思是：萬物生長靠天地，民眾生活靠君主。從理論上論證君主對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最便當莫過於把臣民的一切都說成是君主恩賜的，或把臣民本身說成君主所有。國家、臣民既然都屬於君主，那麼法從根本上說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韓非所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7]韓非又說，法、術、勢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獨操：「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38]這樣一來，與他們所說的一些立法原則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境地。原則盡管講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話便可化為烏有。在君主權力面前，高明的原則很容易變成漂亮的空話。一切都由君主來決定，自然治亂也由君主的品格與能力來決定，「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39]。臣術之所以勝，還在於君主暗。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實行，當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說，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於沒有「聖君」。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這種可憐的境地!

㈤ 蘭德《生與死》這首詩怎樣解釋

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專
火萎了
我也准備走了
原文屬
Life and Death
——Walter Savage Landor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㈥ 安樂死法案的立法進程

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創，英語中才有enthanasia這個詞用以指代「安樂死」，但是，安樂死的觀念和實踐卻歷史悠久。在古斯巴達，人們即認為，不健康的嬰兒可予處死，而留下安樂死的紀錄。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殺死嬰兒、自殺和各種安樂死行為更是廣為人們接受。縱觀各國安樂死立法的歷程，最早出現的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安樂死法案。30年後，英國於1936年成立了自願安樂死協會，且於同年向英國國會提出了安樂死法案：要求人們簽署一份申請書，申請者必須超出21周歲，患有伴隨性嚴重疼痛的不可治療的致命疾病。簽署時需要有兩個證明人在場，遞交由衛生部任命的「安樂死審查人」審查。該年美國也發起成立了「自願安樂死協會」，但由於有披著「合法殺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眾的紛紛反對。1938年，希特勒借口實施安樂死，建立了安樂死中心，殺死20多萬人，這使安樂死籠罩上恐怖的陰影，阻礙了安樂死的蓬勃發展。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國均提出過安樂死法案，但均未獲通過。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⑶（加利福尼亞州健康安全法），規定「任何成年人可執行一個指令，旨在臨終條件下中止維持生命的措施」。這是第一次使「生前遺囑」這類書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權威。是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會議宣稱要尊重人的「尊嚴的死」的權利。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於「沒有希望治癒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這給一直處於低潮的安樂死運動注入了一支強心針，極大的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受此影響，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於1995年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但於半年後被廢止。2001年荷蘭上下兩院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為了避免濫用安樂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規定了非常嚴格的條件：「首先，病人必須是成人，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自願，而且必須是病人深思熟慮之後所作出的堅定不移的決定；其次，病人必須在無法忍受病痛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安樂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須要經過兩名醫生的診斷，慎重的確定安樂死的方式。」⑷於是荷蘭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安樂死運動在一國已徹底取得了勝利。最近，荷蘭鄰國比利時已開始制定有關允許實施「安樂死」的法律草案，西班牙也正在醞釀就此問題立法。
2015年9月，英國議會下議院11日投票否決了「求死權法案」，即俗稱的「安樂死法案」。投票時，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在議會大廈外舉行集會示威。在當天的投票表決中，118票支持，330票反對，否決了這項法案。
這項法案由工黨議員麥理斯提交。法案建議，因患絕症而只能存活不到6個月的成年人可以獲得一劑足以致命的葯物處方，前提是他們必須能夠自己服下這劑葯，而且開這張處方需經兩名醫生和一位高等法院法官逐案審批。法案不允許非致命殘障患者或老年痴呆症患者在他人協助下結束生命，並規定醫務專業人士有權拒絕求死協助要求。
英國議會下議院就這一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支持陣營聲稱「求死權法案」將使絕症患者得以「帶著尊嚴、體面、平靜地辭世」，而反對陣營則堅持安樂死「根本不可接受」。 縱觀兩派關於安樂死的爭論，主要圍繞在生命神聖、至上觀，個人獨立價值觀，同情論，本人同意論，關於醫學新突破，危險先例論和功利觀等方面，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詳細介紹。
否定說片面宣揚安樂死的消極影響，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視了社會的動態特徵。而肯定說則過於強調安樂死的積極效應，看不到安樂死本身所固有的負面影響。對待安樂死應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揚棄態度，實行有保留的承認。

㈦ 關於「生與死」的事例

1、人民教師譚千秋那一天，他跟平常一樣，早早的起來，准時到學校，跟平時一樣，出現在講台上，就著粉筆在黑板上發起熟悉的聲音開開始了跟平常一樣的生活，只是，當他發現課在搖晃的時候，大聲的要同學們趕快跑出去，不要拿任何東西跑出去。

只是，那致命的幾秒中，哪裡容得了所有的學生都能跑出去，在教學樓要坍塌的瞬間，他把離他最近的四個同學，塞在桌子底下，然後，俯在桌子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保護孩子們的性命。

當救援人們找到他們時，四個孩子平安無事，只是，譚老師的後腦，因為被巨大的石塊砸中，整個已經凹下去。

2、2014年5月27日，為救輕生學生，37歲教師朱長海在兩三秒快速墜樓的生死關頭，用身體托住了學生，學生得救了，他卻犧牲了。

3、2019年4月12日下午，在福建廈門環島路上，一名男子駕駛SUV沖進海里欲輕生。此時海水正在漲潮，SUV在海水裡已經處於漂浮狀態……見到前來救援的特警，男子卻打開車門一頭向海里扎去。生死關頭，特警隊員來不及穿救生衣，沖進海里頂著風浪拚命將男子拽回……

4、陳俊貴，男，漢族，55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尼勒克縣喬爾瑪築路解放軍指戰員烈士陵園管理員。 1979年，陳俊貴隨所在部隊到新疆參加修築天山深處獨庫公路的大會戰。

1980年4月6日，部隊被暴風雪圍困在天山深處，面臨斷炊的危險。四名戰士奉命帶著最後的干糧出門求援，在風雪彌漫的生死關頭，班長把最後一個饅頭給了年齡最小的陳俊貴。班長和戰友陸續犧牲了，陳俊貴終於找到了人群，部隊得救了。

接受4年凍傷治療後，他復員回到遼寧老家，始終沒有忘記班長的臨終囑托：希望陳俊貴可以去他的老家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陳俊貴不知道戰友的家庭地址和父母姓名，多方打聽無果，1985年冬天，陳俊貴作決定，帶著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兒子，來到班長和戰友犧牲的新疆天山腳下，為戰友守墓。

20多年裡，他從未停止對班長父母的尋找。終於，他從一名掃墓的老戰友口中得到班長在湖北省羅田縣白蓮鄉的地址。2005年10月，陳俊貴趕赴羅田縣，得知班長父親母親都已去世。陳俊貴跪在班長父母墳前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你們不要牽掛，今生今世我都將守在鄭林書墳前，讓他永不寂寞！」

目前，陳俊貴已將班長和副班長的遺骨，從新源縣移到新擴建的尼勒克縣喬爾瑪築路解放軍烈士陵園安葬，還擔任了這里的管理員。陳俊貴說：「我不僅可以和班長在一起，還可以守護為修築天山獨庫公路犧牲的戰友們了！」

5、地震開始前，北川縣擂鼓派出所民警李國林正在擂鼓鎮召開轄區企業穩定工作會議，突然有一隻獅子狗沖進四樓的會議室，朝著大家狂吠，還咬住李國林的褲管朝門外拖。突然，大樓晃了兩晃，李國林明白了：有地震！他大聲呼喊，與會的八個人全部湧向大門邊的廁所，逃過了一劫。

自救成功後李國林趕到了北川中學，兒子所在的初中部五層教學樓變成了三層樓，原來的一樓和二樓都不見了。

呼喚中出現了兒子的求助聲：「爸爸，我在這兒，快救我！」可是當時兒子被壓情況較重，李國林要求倖存人員從容易處挖起，先救外圍的。至當日中午，兒子聲息漸無，李國林卻已經成功救出了30多個鮮活的生命。

㈧ 生與死的真正定義

請看《生與死—復—佛教輪回制說》

陳兵教授 著

不刻意的追求，才是最高境界，生與死是無區別的，死無可悲。
摘自：http://www.swupl.e.cn/mweb/jiaowuchu/content.asp?cid=858875647&id=859319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