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市法治

⑴ 法治作文800~900字(七年級)

談到法律，總會給人以神秘、威嚴、崇高的感覺。其實，法律與道德、習慣、宗教、紀律一樣，都在規范著人們的行為。正是由於這些規范的存在，這個社會才變得有序；正是由於法律的存在，我們的權利才得到應有的保障。 作為當代中學生，我們有幸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法制進程的突飛猛進，300多部法律相繼出台，「依法治國」被寫進憲法，多麼令人振奮！然而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我們的成長道路上如何與法同行？有人可能會說：你多慮了，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殺人不放火，法律就約束不到我們。我說：不！法律離我們很近。那些輕視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沒有真正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法律，就是實現正義、體現公平、正確規范人的行為的社會准則。 當今這個經濟社會，人們在不斷地淡化道德意識，甚至有人討論起一些傳統美德是否過時的問題。這不得不促使我們呼籲法律來維護我們的社會秩序。紐約，這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卻是犯罪率最高的惡源。有統計表明，每5分鍾，就有一場搶劫上演。而在我國學生群體中也存在著一些觸犯刑法的不良現象。如：強要同學錢財，參與搶劫，更有甚者結幫犯罪。據報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萬寧市17歲學生溫某，因持塑料槍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來，青少年結幫犯罪現象也呈上升勢頭，加入黑幫犯罪的一般是18歲以下的在校學生。來自公安機關的一則統計數字表明，80年代後期到現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齡化發展趨勢。在上海，14－16歲的少年犯已佔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讓人心驚的是，剛剛進入法定處罰年齡的14歲孩子竟佔了其中的15．l％。犯罪，無疑永遠威脅著我們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們應當堅信的是，法律永遠維護正義。誠然，就我國現階段的法律體制而言，的確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為了金錢，為了一個「利」字，背離職業道德，背離良心，鑽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說，我們的法律正在不斷地健全和完善，我們應當毫不動搖的堅信法律的正義性，並學會捍衛它！
而作為中學生的我們常常講要遵紀守法，可見遵紀是基礎。我們千萬不要忽視遵紀的作用，「以小見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認為「現在違反一下學校紀律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我以後不違法就行」，那就請你趕快打消這種念頭吧！「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現在小小的放鬆很可能在將來會釀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時候才悔恨呢？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從一名合格的中學生做起，將來當我們走出校園，融入社會這個大集體後，才能真正成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總之，法律在我們的一生中是維護自己權利的武器，同時又是規范自己行為的社會准則。因為權利在規則中行使，義務在規則中履行，自由在規則中擁有。同學們，從今天起，從這一刻，讓我們一起踏上與法同行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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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伴我行
你從荊棘中綻放，你從崎嶇中走來，我們的法制進程。
你束起凌亂的長發，披上遮體裘衣；結繩以記事，刻骨以銘文，鑄鼎而銘記。終有那世襲替代禪讓，高低貴賤始有分別，贏得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贊譽。然「對『太陽』之咒罵，對酒池肉林的痛恨，烽火戲諸侯的兒戲中」，國之廈為之傾斜。「竊鉤者盜，竊國者諸侯」各地諸侯歷新法強國力，秦盛商鞅裂，吳興李悝亡。
「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始皇立而一統天下，君主制立於中國。「焚書籍，坑儒生」，一統錢幣經濟興，一統文字文化盛，皇權集於一身，開始了文明古國千年封建之旅，終難脫人治大於法治的繩縛。江山代改，人才輩出。在重兵壓城城欲摧之時，南唐後主不思勵精圖治，變法興國，以跪拜佛堂而抵兵戎，以吟詩作畫而自醉，一江春水不敵兵，終敗送大好河山。宋太祖贏得大宋一統，但沉痾難除，舊疾不去，法之立服務於高主，黎民廣大難逃重壓。君主悟而臣子勵，王安石受命危難，為振興國力，欲破而後立，不惜以身戰舊法。張居正「一條鞭法」為黎庶，為百姓，眾說紛紜。精美設想，英雄無數，只能改經濟不能改政治，政體不變，經濟之變革如曇花一現，香存而花敗。法制之改革不動根本，難植新芽。
在盲目與固執中，槍炮聲響徹耳畔，強盜闖進家園，掠走珍寶，竊賊分割了土地，痛苦的呻吟中，雄師覺醒。戊戌變法學西洋，改舊習，可剛一觸及舊統治者利益，法治便又為人治。「百日維新」成了「戊戌變法」的代名詞。民國初立，國權歸於民，但 為了新法之立，孫逸仙出生入死，出廣州，戰軍閥，以血肉之軀抵舊思潮的炮火，民國終於站立。「民族，民權，民生」，孫先生為立新法除舊制，鞠躬盡瘁，死而不已，隨著先生的故去，新法也被「蔣氏」政權遺棄，民不聊生，法雖立而無用武之地。
黑夜終會逝去，曙光定會來臨。春雷陣震，雄師躍起，偉大民族屹立東方，毛主席振臂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法制步入正軌。當人大代表步入會堂，當新憲法誕生，我們淚飛流而心歡喜，不再沉迷，不再壅塞，民權合乎民意，欣欣向榮，春芽萌發，

⑵ 什麼是西方法治傳統 詳細點 麻煩咯~~

西方法治，無論是理念還是制度，都源於人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認知和關懷。古典的法治理念和學說脫胎於希臘時期人文思想的襁褓。而近代法治的生成又得力於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張揚。人文精神的理性追求奠定了近代法治主義的思想基礎；人文精神對人的深切關懷喚起了人們的法律信仰；人文精神內在的自由平等精神鎖定了西方法治的價值取向。
如果說，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與探索[1]，那麼，法治就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命運的思考、關注和把握過程中的產物。綜觀近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確立了法律至上，並以法制約政黨、政府權力而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法治傳統，就不難發現，這一傳統的形成與西方古代社會以人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藝復興以來所確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為內容的人文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這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正如馬克斯·韋伯為我們揭示的那樣，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後都存在某種決定該項事業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2]。西方法治傳統背後深藏著決定其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就是西方社會的人文精神。
一
西方文明，無論是精神還是制度，都是伴隨著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逐步向前演進，也正是在人的價值的發現過程中形成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法治。而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蓄積和演進過程中，法治吸取著人文精神豐富的「養料」，從觀念萌生發展到制度的確立，都一直在人文精神的哺育中成長。從這一意義上講，西方社會是在「人的發現」時候塑造了它的人文精神，同時又是在「人的發現」過程中「孵化」出了自己的法治。
從歷史淵源上講，西方人文精神在古希臘就已經孕育而成。英國當代著名學者阿倫·布洛克曾說：「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3](P.14)早在公元前5世紀，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古希臘智者學派，開始改變自然哲學家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觀性和「神」的本性，而將人的活動和創造性，人的認識和活動的社會意義、性質置於視野之外的研究方向，從對自然和「神」的研究轉向對人和社會的研究。在研究中，普羅泰戈拉認為隨著社會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生產與科技的發展，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人本身的力量。由此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的命題，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4](P.138)這一命題，把人從自然界、動物界分離出來，把人看作萬物的核心和衡量萬物的標准，無疑是對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升。正是在這一人文思想的指導下，普羅泰戈拉反對政治、法律上的「自然論」，而堅持「約定論」。（註：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多數智者，在政治法律問題上持「約定論」的觀點，反對「自然論」。所謂「自然論」就是認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是從自然而來的，有其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合理的，並且永恆不變；所謂的「約定論」就是認為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為的，是人們彼此約定的，並沒有什麼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可以改變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貴族制。）「普羅泰戈拉主張，在政治方面，所謂正義與非正義，榮譽和可恥，事實上是法律使然的。是各個城邦自己這樣看的」。「凡一國視為公平正義者，只要信以為然，那就是公平正義的。」[5](P.434)他認為，政體、法律和道德都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神意的產物，而是人為約定的。因此，它們的約束力只是相對的，只有當它們對社會和約定它們的人有好處的時候，它們才能存在，才是良好的；當它們對人沒有好處和用處的時候應該予以廢棄。所以，絕對不變的政體、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只能說，在某種情況下，一種政體、法律和道德是好是壞，或者是適宜還是不適宜。因而公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意志來廢除傳統的法律、道德，制定合乎自己利益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說，法律、道德的存廢都應當以「人」為其衡量「尺度」。從人的需要出發，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智者們提出了法律正義和平等的要求。他們認為，法律必須是大家同意的，是正義的准則和善惡的標准。他們還以人性相同為依據擴展了平等外延，把平等推及到所有人，將平等理解為所有人在教育、財產、種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現實政治和法律界限，認為平等也應當包括主人與奴隸之間的平等。這在身份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古希臘時代，是罕見的，它與以人為尺度衡量政治法律良莠的觀念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
蘇格拉底深受智者學派人文思想的影響，注重社會和人生的探索。「蘇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別尊敬，正如西塞羅所說，是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地上。人文主義者不斷反復要求的就是，哲學要成為人生的學校，致力於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3](P.14)他認為哲學應該以人的自身問題的探討為使命。「至於他自己，則總是討論人的問題，研究什麼是虔敬，什麼是不虔敬；什麼是美，什麼是丑；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義；什麼是謹慎；什麼是魯莽；什麼是通用性，什麼是怯弱；……對這類問題有知識的人是有價值的，善良的，而對此一無所知的人則可以恰當地被稱做奴隸。」[6](P.200-201)由於他經歷了雅典民主制的輝煌時期，又目睹了其衰敗景象。特別是晚年目睹了雅典三十僭主執政期間實行的暴虐統治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使雅典陷入政治、法治和道德的危機，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雅典政治、法律和道德衰落的根源和解決辦法，而把它們歸結為人本身，即人的精神或靈魂（理智）喪失和道德淪喪。他認為人們丟失了正義和美德，必然引起國家和社會的墮落。於是，他告誡人們應當關心自己的靈魂，因為只有靈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個把自己的靈魂或理智看成至高無上的人，自然就明白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並且可以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進而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據此，他提出了「美德就是知識」的著名論斷，他說：「知識即德性，無知即罪惡。」[7](P.54)最高的知識就是對「善」這個永恆的、普遍的、絕對不變的概念的認識。蘇格拉底從這一倫理觀出發，認為一個人沒有知識，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也就不能為善；而一個人有了知識，就決不會為惡。善出於知，惡則出於無知。他雖然一再強調美德就是關於善的知識，但他並沒有直接回答「善」的概念。有時他認為善就是對人有用的、有益的，諸如健康、有力、有財富、地位、榮譽等，以及還包括有節制、正義、能力、敏銳、豪爽等所謂「靈魂的善」。但這些行為有時是有益的，有時也有害，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在於他們是由智慧的靈魂還是由愚蠢的靈魂來指導。所以，善源於智慧，美德也就是智慧[4](P.163-166)。這樣，他又回到了「美德即知識」這一命題。
正是在這一道德觀念的基礎上，蘇格拉底指出正義是法律的一種美德。雖然他並不主張建立正義的法律統治，而主張賢人即哲學王的統治，但他卻把正義看成治國的准繩和法律的靈魂。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相同，蘇格拉底確信「一種美德必然總是有益於它的佔有者」[9](P.98)，正義的法律必須合乎人們的利益，能夠促成人們美好而公正的生活。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不同的是，一方面，蘇格拉底對法律是否正義的判斷不是經驗或感覺，而是知識或理智，從而創立了理性的法律觀。就此，美國學者特倫斯·歐文指出：「普羅泰戈拉的因襲論觀點將道德與正義當作慣例的事情來對待，這種觀點也使得它們免於受到理性的批判。與此相反，蘇格拉底認為，事實上，我們在判斷一個規范或慣例是否公正時應用了某種進一步的標准，而這種標准使得慣例性規范可以接受理性的批判。」[8](P.94-95)蘇格拉底的理性法律觀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法律學說的基礎，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蘇格拉底還把遵從和恪守法律的尊嚴看成人的美德。他不僅把這種美德藏於心中，而且身體力行而成為雅典公民守法的典範。面對不公的而合法的死刑判決，他不願在朋友的幫助下逃離雅典而苟活，而寧願服從法律而死。因為他相信「正義有時傷害他的佔有者」，「自我利益與義務之間會發生沖突」，而正義的義務需要人們恪守「與他人達成協議，尊重他們的權利，並考慮到他們的利益」[9](P.98)。他認為自己遵守雅典的法律，是「他和國家之間神聖的契約，這是他不能違背的」[9](P.417)。在他看來，法律具有獨立的權威性，不論它的內容是否合乎正義，也不論違反法律而受到的判決是否有效，人們試圖規避這種權威，就是違反與國家的協議，是不道德的行為，而服從這種權威則是人具有美德的表現。
當然，蘇格拉底的嚴格守法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設作為前提，那就是法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是對社會有利的。不能因為法律所規定的個人利益和義務不夠公平，就以此認為法律違反公平。為了實現這一假設，蘇格拉底強調制定法律的人必須由大多數公民授予權力，這樣，制定法律的人所做出的決定就會近似於大多數人的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應當接受這樣一個推理：凡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對一切人都具有約束力。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蘇格拉底捍衛法律尊嚴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的思想和示範，促進了西方尚法精神的形成，也正是這樣的精神積淀和普及，支撐著西方的法治大廈。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希臘哲學的主流已經由自然哲學轉變為人的哲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學說，就是這一轉變的產物。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人即是它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最終歸屬。以人的利益和幸福為最終目的，柏拉圖先後提出兩種治國方略即賢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圖根據人的德性，提出哲學家治國的方略。這種方略的思想淵源是他老師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思想。他認為人的靈魂由理性、意志、情慾三個部分組成，與此相應就派生出三個階層的人，即統治者、軍人和人民。而三個階層的人身上又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節制。智慧是治國的才能，是統治者必備的品質。如果治國者是有智慧的，整個國家便會有智慧，如果治國者無智慧，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愚昧；勇敢是軍人必備的品質，是國家安全的保證；節制是農民和工匠的品質，它是控制自己慾望，用高尚的品質抑制低劣品質。統治者是最高的、決定性的等級，他們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學家才能擔當。他說：「研究政治藝術的事情天然屬於愛智者的哲學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種政體中有一種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來統治，也不管臣民是否願意，只要它的統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學知識，那就是十分正確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顯然，柏拉圖把法律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因為他理想中的統治者——哲學傢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實的知識，又具有杜絕偏私和拒絕腐蝕的品性，與智慧相比，法律顯得蹩腳。因此，在柏拉圖看來，讓哲學家的智慧受制於死板和教條的法律，就等於使真實的知識服從於大家的「意見」，使人類的智慧屈從於習慣和偏見。而法律不是為智者創設的，而是針對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設立，哲學家沒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學家的統治就是知識或智慧的統治，是理想的治國方式。
晚年的柏拉圖，由於用他的哲學家治國的方略勸說敘拉古國王的失敗，再加上兩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慘境遇，由此對自己設計的哲學家治國方略發生了懷疑，促使他產生法律治國的念頭。他在此時的一封書信中說：「不要讓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從人類的主子（雖然這樣的服從是我的學說），而要服從法律。服從對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對他們本身、對他們子孫後代統統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圖不僅主張恢復法律頭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構想一個「第二等好的理想國」，即法治國家的藍圖。他開始走出「理念」的圈子，關注希臘政治的現實。認為在哲學家那樣智慧的國王不能出現的時代，法律是上帝籍以傳達其命令的聲音，任何城邦都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不應受某一統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團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絕對權力存在，無論是對權力者還是權力的服從者都只能帶來禍患。同時，他不再依據人的德性，而是從人性出發，認為沒有法律，人類就和「野蠻的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法律應當凌駕國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應當遵從法律。他強調，「在一切科學中，最能使人完善並且使他們感興趣的就是法律科學。」[13](P.151)而統治者和公民服從法律的國家，必將得到神的拯救和賜福。由此可見，柏拉圖以人為邏輯起點，首先提出人治，但是為了人的現實利益，他最終接受了法治。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了柏拉圖的法治學說。在維護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圖更為堅定。不過，與柏拉圖相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也是建立在對人的認知和關懷上。他認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這是人的本性。於是斷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動物。」[14](P.7)人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呢？他說關鍵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個人行為合乎德性，就在於他的意志和情慾等非理性主義行為能否服從理性。只有當意志和情慾服從理性的律令時，其所作所為才是有德性的行為。然而，與柏拉圖對人的認知不同，亞里士多德並不相信哲學家那樣的人成為統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慾所動，所以法律對他們沒有意義。他說：「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14](P.9)他認為統治者和常人一樣，也有意志和情慾。所以他指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用感情治事的統治者優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14](P.169)在他看來，法治的優越性在於：法律是多數人制定的，體現了多數人的智慧。一般說來，多數人的智慧要高於少數人或一個人，而且多數人還不易腐敗。加之法律是不帶情感因素、合乎正義的「中道權衡」，它能夠杜絕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慾。因此，他認為，「誰都承認法律是優良的統治者」，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為人性中有惡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張。但他沒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據人的利益需求，對法律的統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認為法律應該體現民主，特別是立法應當反映多數人的願望。他告誡「立法家和政治家應該認明民主主義的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義的，哪些卻恰好足以破壞一個平民政體」[14](P.274)又如，他認為法律的使命不在於對自由的奴役，而在於對自由的保護。他說：「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14](276)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思想，直接成為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者關於民主基礎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淵源，以及建立法律統治的正當理由。
以上敘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僅成長於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處處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從此意義上講，人文精神構成了西方法治理論的精神底蘊。
二
西方真正的「人的發現」是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它的標志是與「神為中心」相抗衡的人文主義的形成。因此可以說，西方的人文精神完善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也正是人文主義的產生和張揚，為近代法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
人文主義作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集中表現，在與「神性主義」的抗爭中，奪回了人的尊嚴。在人與上帝、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中，人文主義高揚人的價值和現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西方在17、18世紀爆發了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現代民主為追求目標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只是人文主義傳統的某一階段，而這一傳統本身卻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對這個世界的發現。」[3](P.270)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以及後來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思潮，與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現代民主精神在本質上的同一性；它們的同一性正好說明了它們的先後承續關系，表明了人文精神在西方不同時期的表現。也正是在這一場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中，人文精神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精神喚起了人們對法治的追求，並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應有之義。那麼，西方人文精神為近代法治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精神資源呢？
（一）人文精神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礎
理性主義對西方法治主義的影響最為深遠，不僅表現在理性是西方法治的固有內涵，而且還表現在理性追求是西方法治始終如一的關懷。然而，支持法治形成的理性精神卻不是偶然自生的，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長期積淀中派生的精神分支，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孕育而成的理性精神催生著西方法治主義的誕生。
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是曲折的，這就註定了西方法治主義形成的曲折性。早在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理性傳統在中世紀很快就被神性所取代。因而在古希臘開始萌芽的西方法治理念在中世紀也遇到了挫折。後來以理性為基礎的法治主義是在戰勝了以神性為基礎的神治主義之後確立的。眾所周知，中世紀是一個非理性的時代，以神性取代人性的神治主義籠罩著歐洲大陸，神是世界的主宰，人是沒有任何獨立性的軀殼。就其現實的人的生活而言，人的自由幾乎被完全剝奪，封建等級制度與基督教神學的相互結合，使人的獨立、尊嚴及自由遭受了普遍的壓抑與否定；就其思想方面來看，它屬於最沉悶、最缺乏生氣的時期。在神性壟斷的西方，只能導致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泛濫的局面。這種背景下，要形成與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相對抗的法治主義就必須從根救起，那就是恢復和重建人類理性。於是以反對神性、呼喚人類理性為宗旨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揭開了人類解放運動的序幕。人文主義者用「人道」來反對「神道」，提倡「個性解放」、「個人幸福」，反對封建束縛與宗教的禁慾主義；肯定「人的尊嚴」、「人的偉大」，肯定人的智慧、知識和力量，肯定個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並為人類謀取福利等等。這一時期人文主義張揚人性，反對神性，為理性主義在西方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18世紀西方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啟蒙運動。這是繼「文藝復興」以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次運動中豐富的人文精神為後來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法治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運動中，啟蒙思想家高舉「理性」的旗幟，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務的惟一裁判者。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些權威是什麼。宗教、自然觀、社會形式、國家制度等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他們認為，專制制度和宗教窒息了人們的理性，致使人們長期處於愚昧和苦難之中；如今他們恢復了理性的權威，發現了「永恆的正義」。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國」，重新構建人類秩序。於其將這場人類的啟蒙運動定性為人類思想的解放，還不如說是人類理性的解放。它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理性主義的確立。正如英國著名學者布洛克所言：「啟蒙運動的了不起的發現，是把批判理性應用於權威、傳統和習俗時的有效性，不管這權威、傳統、習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還是社會習慣方面的。提出問題，要求進行試驗，不接受過去一貫所作所為或所說所想的東西，已經成為十分普遍的方法論」[3](P.84-86)。這個「方法論」不是別的，就是理性主義。
在理性的昭示下，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受到人們的青睞。古典自然法學派高擎理性大旗，宣稱：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為了證明這種理性的存在並進行現實表述，他們虛構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自然法的存在。認為自然法就是正當理性規則，它指示任何與我們理性和社會性相一致的行為就是道義上公正的行為。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內在特質和終極目標，而且「自然法的基本原則是屬於公理性的，就象幾何學的定理一樣」[15](P.12)，這個恆定的「基本原則」就是突出人的價值和尊重人的基本人格。因而自然法必須是體現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良法」。在啟蒙運動中崛起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經歷了理性主義的熏陶之後，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典自然法思想，並以此形成了一套理性主義的法的觀念、價值、原則和制度。他們正是在這些觀念和原則的基礎之上創立了各種法治模式。
（二）人文精神促成了對法律的信賴
對法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傳統和內容。西方法治大廈的構造，如果其外在要素是一系列法治的原則和制度本身的話，那麼其內在要素必定是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沒有人們對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則和制度都將無法支撐法治大廈。然而，對法的信仰並不是人的一種先天存在，它的後天形成也不具有自發性這一特徵，而必須經歷對法治的認知——信賴——篤信的心理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催化和支撐作用。
西方人並非天生就親近法律，對法律充滿著堅定的信念。事實上，他們對法的信仰的形成，在一定程度是以西方人文精神為其內在動因。更確切地說，人文精神的大力張揚鞏固和促進了人們法律信仰的形成。
首先，以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立起了人們對法的信賴。眾所周知，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性論，它首先強調的是「人」和「人性」。人性可以分為人的自然屬性和人的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文主義者首先強調人的自然屬性。認為宗教的統治使自然的人性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中世紀的宗教思想認為，是神創造了人，人因為犯了「原罪」，所以降到世上。人只有信仰宗教，服從上帝才能解除罪惡，重升天堂。人文主義者與此相反，認為人是自由的，人可以達到一切他所想達到的目的，因此，人是偉大的，人是有他自己的尊嚴的。建立在人本和人道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法治，就是以實現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為目標，這在客觀上增強了人們對法的信任和依賴。人們能在法的實現中，找回了自己的尊嚴，體現了自身價值。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信仰和依賴它。
其次，人文精神對理性的崇尚也有助「法律至上」這一理念的形成。在西方，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現在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生成。我們知道，信仰作為人的一種絕對精神，處於人類意識的核心層，它的形成往往不是簡單和直接的，必須憑借或依賴多種因素的輔助。再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法在早期並非作為一種信念存在於人們意識之中，而僅僅是作為一般心理或觀念而存在。因為當初法作為人類的必要「工具」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並非充分表現其「善」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種強權，表現為野蠻和專橫，充滿著恐懼和罪惡，因而人們對它的信仰依據並不充分。在西方，人們對法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也不是從對法的直接認識形成的，它主要源於兩個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是源於宗教信仰的支持，二是人文理性的支持。眾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大背景，致使中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基督教的氣息。在法律文化里，基督教的「氣息」雖然在法律制度里被逐步清除，但在民眾的意識中卻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識不但不與法律意識形成對抗，相反卻形成有力的支持，特別是諸如「法即神意」的觀念，在客觀上有利人們在心靈深處樹立起法律的崇高形象，形成對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理念的支持。在人們對上帝存在普遍信仰的日子裡，人們之所以能夠尊重法律，與其說是畏懼懲罰，倒不如說是相信這些法律所包含的普遍准則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法律規定權利和義務不是人定的，而是天賦的、不證自明的。據此，伯爾曼斷言：西方法律至上的理念來自於超現實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幫助[16]。昂格爾也認為，法治秩序產生的一個條件就是「存在一種廣泛流傳的信念，在不那麼嚴格的意義上，可稱其為自然法觀念」，而自然法觀念首先來自於羅馬法學家在人性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萬民法和商品交換的支持，「對自然法觀念的另一支持來自超驗性的宗教。」[17](P.68-69)因為在西方人的眼裡，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間的惟一真神，至高無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萬物的創造者。它既是世界萬物運動變化的支配者，是生命的給予者，人類苦難的拯救者；又是善惡行為的裁判者和人類最高的立法者。雖然世俗的法律由國王制訂，但是國王沒有自主性，他只是上帝的使者，根據上帝的意圖制訂世俗的法律，他自己也應受到法律的約束。阿奎那認為，「就法律的支配能力來說，一個君主的自願服從法律，是與規定相符合的。」「按照上帝的判斷，一個君主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導力量的約束，應當自願地、毫不勉強地滿足法律的要求。」[18](P.122-123)因而在人們的理念中，上帝是神聖的，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權力的權威，因此作為上帝意志表現的法律無疑也具有神聖性和至高無上性。人們基於對上帝的崇拜而產生信仰，而一切法律都是源於上帝的旨意，那麼信仰法律也就構成信仰上帝的一部分。事實上，在中世紀，法律與宗教混同，法律從屬宗教，法律的社會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體現，但法律在人們心靈中的尊嚴和權威並未受到宗教的沖擊而消失。相反人們在對上帝的普遍信仰中，獲得了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
雖然，中世紀法律至上理念的形成對後來法治主義的誕生有積極的影響。但是法治主義與神治主義的根本對立，就意味著法治主義

⑶ 要讓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恢復本來的法制健全經濟繁榮人心思定的社會環境.我們應如何做

這個是政府要關心的事情。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只要愛國，不搗亂，跟著政府走就可以了。

⑷ 古代東西方法制文明有哪些異同呢，又有什麼影響

在中國古代，法家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主要指導思想，秦國以法家立國。然而，由於殘酷殘酷的法治，秦二世死了。秦朝的統治只持續了15年。後世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把儒家思想作為治國思想，提倡實行德治。但是，歷代統治者仍然依賴法家，法家也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主體。

西方古代法治至今仍在許多歐洲國家得到體現。古羅馬維護私有財產，與同時期其他文明國家相比，其法律制度相對完善。羅馬法對歐洲影響很大，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許多資產階級革命者吸收羅馬法的思想，反對封建主義。當今西方國家大多是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在國家的統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今，人們開放的胸襟不再像古代那樣被所謂的皇權、主權至上所束縛。人們已經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現在如果有人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妄想，必然會被發展中的歷史潮流所拋棄

⑸ 西方法治與東方法治哪個早為啥

法治的話是西方早,第一個實現法治的大國家應該是英國,從光榮革命開始.
東方法治是日本先實現的,明治維新時期開始.

⑹ 新聞法治頻道的幫主來了是怎麼收費的

新聞法治頻道的幫主來了是收費的
成都市物價局關於我市有線電視收視維護費及有關事項的通知
成價費〔2009〕59號
有線數字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標准為每月每戶（一個主終端和一個副終端）20元。從第二個副終端起，每個終端每月收費20元。
……
本文從2009年4月1日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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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古代東西方法治文明有哪些不同，有什麼影響

一、東西方法制來源上的不同

（1）古代東方的法制來源：

先說古代的東方法制，古代中國法制歷史發展悠久，中國古代法制系統化理論化發展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之前中國其實就已經有了法制，但那時的法制還不夠直接。

比如說周朝建立初期周公制禮作樂，不僅維護了統治秩序而且還鞏固了等級秩序，把各等級的人們禁錮在本等級內部，不能做出僭越之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禮樂制度維護了統治者的利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一定意義上講這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法制。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瓦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動盪不安，這一時期，私有制經濟得到很快發展。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士階層的崛起，教育的下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百家爭鳴的出現，儒、墨、名、法、道、縱橫、陰陽、雜、農再加上小說家，這就是後人稱道的“九教十流”。

今天的世界倡導依法治國，沒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高於法律，法律在一個國家中居於最高的地位，這都是東西方法治共同影響的結果。依法治國對於推動社會的發展以及歷史的進步都有著絕對性的重大意義。

今天，人們的思想開放，不再像古代一樣，被所謂的皇權至上以及君主權力所約束，人們已經懂得了法律的重要性，這是歷史的進步，現在如果還有人妄想凌駕於法律之上，絕對會被發展中的歷史潮流所摒棄。

⑻ 古代東方的以德治教和古代西方的依法治教思想有何異同

一、「依法治教」是治標，是教育發展不可缺少的外部保障條件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事業的管理和發展體現出濃厚的「人治」色彩，人們的法制觀念淡薄，教育的發展只是依靠黨和政府的有關方針、政策和紀律，而方針、政策和紀律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有很大的隨意性。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教育的立法工作一直沒有受到重視，在人們的觀念中，教育不需要法律去規范，這就極大地制約了教育事業的發展。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和人才競爭日趨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歸根結底要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和全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誰掌握了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誰就能在新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於戰略主動地位，教育必須優先發展已經成為共識。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教育事業龐大而復雜，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作保障，發展現代教育，突出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是不可能的。教育是黨和國家的事業，是全民族共同的事業，為了切實貫徹科教興國的戰略，
二、 「以德治教」是治本，是教育事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與法律不同的是，道德不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其推行的，而是依靠社會輿論、人們內心的信念、世界觀、良心和習慣等來實現的。 通過對高尚道德情操的提倡，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和氛圍，抨擊和抵制道德敗壞的丑惡現象。道德是人們的樸素感情和自覺行為，良好的社會道德基礎，包含著國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體系和社會生活的認可、肯定和贊許，是對國家和對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信心。法律是強制性的，道德更多的是來自人們的內心自願，是建立在對道德規范自覺接受認可的基礎之上。因此,加強道德建設是發展教育事業的內在驅動力。 以德治國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歷代社會、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德治」，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也非常重視加強道德建設。但是傳統的「德治」思想過分誇大了道德在社會中的作用，因此在具體的治國實踐中就帶有明顯的「人治」色彩。「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對於教育也是這樣。建國後我國的教育事業在十年動亂中受到嚴重的沖擊，大學停辦，中小學「停課鬧革命」，教師被打成了「臭老九」，整個教育領域成為文革中的重災區。這些與沒有相關的法律對政府和領導人進行必要的約束有著直接的關系。 道德建設是一個長遠的動態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道德進步提供了基礎和機遇。當前，由於社會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就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人們的價值觀念趨向於多元化。改革開放以來道德發展總的趨勢是進步的，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著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的嚴重現實。一部分人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私慾急劇膨脹，喪失了道德操守，把金錢和權利當作自己追求的目標。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中的教育也受到波及，腐敗現象和各種不正之風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私辦的各種補習班屢禁不止，各種巧立名目的亂收費現象等等；更為嚴重的是近年來發生的幾起震驚全國的高考舞 弊案，這些違法犯罪現象的不斷出現，並不是法制不健全，也不是人

⑼ 西方法學與東方法學存在哪些細微差別

法系劃分的理論依據主要是法的傳統。依據這個標准，世界各國的法律就能夠分成數目有限的不同類別。在歷史上，世界各主要地區曾經存在過許多法系，諸如印度法系、中華法系、伊斯蘭法系、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等等。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

民法法系( Civil Law System)，是指以古羅馬法，特別是以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為傳統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由於該法系的影響范圍主要是在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和德國，且主要法律的表現形式均為法典，所以又稱為大陸法系、羅馬一德意志法系、法典法系。屬於這一法系的除了歐洲大陸國家外，還有曾是法國、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殖民地的國家及因其他原因受其影響的國家。例如，在非洲有衣索比亞、南非、辛巴威等;在亞洲有日本、泰國、土耳其等;此外，還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英國的蘇格蘭等。可見，民法法系是一個影響非常廣泛的法系。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系都屬於西方國家，並且受其影響的國家也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工業化國家，因此，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在經濟基礎、階級本質上是相同的，都重視法治等，但因各自的傳統不同，它們之間又有定的區別。這些區別，從宏觀的角度看，可以分為：

第一，在法律思維方式方面，民法法系屬於演繹型思維，而普通法系屬於歸納式思維，注重類比推理。

第二，在法的淵源方面，民法法系中法的正式淵源只是制定法，而普通法系中制定法、判例法都是法的正式淵源。

第三，在法律的分類方面，民法法系國家一般都將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作為法律分類的基礎，而普通法系則是以普通法與衡平法為法的基本分類。

第四，在訴訟程序方面，民法法系與教會法程序接近，屬於糾問制訴訟，普通法系則採用對抗制訴訟程序。

第五，在法典編纂方面，民法法系的主要發展階段都有代表性的法典，特別是近代以來，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典編纂活動。普通法系在都鐸王朝時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立法活動，近代以來制定法的數量也在增加，但從總體上看，不傾向進行系統的法典編纂。

另外，兩大法系在法院體系、法律概念、法律適用技術及法律觀念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