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簡化

㈠ 黨的十八大如何體現了科學立法原則

科學立法不僅包含了對立法質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為執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據的意蘊。科學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及時制定、修改法律法規，不斷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11年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10月27日發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截至2011年8月底，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規706部、地方性法規8600多部，涵蓋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要求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法律體系，需要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項立法符合憲法精神。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這是對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憲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我國實行的是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在不同層次的法律規范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以憲法為根本依據。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權威性、穩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規的基礎和依據。（3）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體現貫徹實施憲法的要求。憲法規定了一個國家的性質、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等重大問題，但要落到實處，還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出進一步具體規定。完善憲法相關法，健全憲法實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

2 充分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規范功能，二是社會作用。法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之分的觀點，是由英國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拉茲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更多或者主要體現在法的社會作用上。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法對行為方式的養成和社會生活的引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相當繁重，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壓力非常大，法不僅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更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引領改革，推動發展。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先立法、後行動，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社會一體遵循的法律規則，真正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實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按照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的要求，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應當重點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促進文化事業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保護生態環境等領域，著力研究和推進立法工作。建議重點加快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慈善事業法、公共圖書館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領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加強財政稅收立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在2020年前，全部將國務院根據授權制定的稅收方面的行政法規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機構編製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國家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改立法法、有關組織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完善國家機構設置、運行監督程序和反貪污腐敗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等，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文化產業發展；制定社會組織法、社區矯正法、社會救助法、電信法，修改刑法、軍事設施保護法等，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註重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法律體系是動態的、發展的、開放的，它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而不斷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發展變化，統籌做好立、改、廢、釋工作。及時對現有法律法規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要通過法律法規修改、廢止和立法的解釋等方式，及時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補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適應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要建立法律法規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適時開展法律法規清理工作。

5 積極探索法的編纂工作。法的編纂又稱法律編纂、法典編纂，是指「將現存同類法或同一部門法加以研究審查，從統一的原則出發，決定它們的存廢，對它們加以修改、補充，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系統的法」。法的編纂有助於推動法制統一，促進法的體系完善，有助於實現法的科學化、系統化。在中國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貞觀律》兩部法典的基礎上編纂的；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就是經過編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國，有經過編纂而成的統一的聯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可以在總結過去立法經驗，改造、統一、簡化有關同類法的基礎上，編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編纂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典編纂的時代已經來臨。

㈡ 請談一談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在起草時，借鑒了國外許多經驗或國際通例。但是，當時對國外許多作法未來得及全面、認真地研究和考慮，一些好的經驗未能吸取。經過六年多的研究和實踐中的比較，人們對有些經驗的認識明朗化了，因而現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借鑒國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資本最低限額。 現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不利於吸引國外的投資。現在，我國尚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國民待遇」，實行企業法律制度一元化，過高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將意味著過高的投資「門檻」，影響國外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調動國內投資者的積極性。

2、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還存在著忽視公司資金使用效率的問題。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法定資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資本後，不能將資金充分利用起來，導致部分資金閑置或者用於非經營活動。有鑒於此，有必要仿效國外普遍的作法，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只要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募足的資本額之間的差額，由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期間內募足。該期間的長短，由公司法明確作出規定。

3、公司設立實行准則主義。為簡化投資手續， 應在公司法修改中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當然，在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之後，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仍可存在，這是符合國際通例的。

4、結合我國公司運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 借鑒國外行之多年的作法，應對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原則採取相應對策，即規定「股東違反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簡化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突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

我國公司法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兩者作出選擇。但是，現行公司法的規定，沒有突出兩者的差別。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簡便易行的特點，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國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作法， 總結外商投資有限公司的經驗，不再設置股東會。同時，組織機構的職權作相應調整。

2、限定設董事會、監事會的范圍， 擴大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和一兩個監事的作法。

3、明確允許設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責任公司至少有兩個股東的規定和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實行投資主體平等待遇的原則。

三、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宜分別進行

制定公司法時，恰逢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而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

四、公司法的修改應充分體現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並在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分離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其法律人格。與此相比，現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協調之處，甚至有個別明顯違背之處，要作相應的調整。

1、現行公司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顯然，這與同一條中第一、二款規定的精神沖突。因為，所有股東出資後僅有股權，而不再對其作為出資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和直接控制權。同時，公司則享有對所有股東出資形成的公司財產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首先是法人財產所有權）。為此，應刪除第三款的規定或修改為「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屬於國有出資人」。

2、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規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法定數額，以避免在實踐中代表表決權過少比例的股東主宰股東大會現象的屢屢出現。

3、糾正現行公司法第35條第二款規定和第38 條第（十）項規定之間的沖突。前者，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後者，作為股東會會議決議事項通過，須依「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為求其貫徹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應統一為後者。

4、實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 強化公司的監督機制。現行公司法中已確認股東大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董事會對董事長、經理的監督，監事會對董事、經理的監督。但是，監督流於形式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可考慮引進國外的經驗，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成員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東代表又非員工代表，與公司沒有利害關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專司公司監督職能。當然，鑒於公司組織機構引入外部成員僅是為了實現監督，結合到我國公司組織體制中已專設監事會負責監督，也可考慮僅設「外部監事」。

還應注意到，現行公司法中有許多關於由國務院作出規定的授權，而國務院在公司法實施多年後仍未作出規定。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資權利和相關民事、商事權利的行使，應由立法機關直接作出規定；另一方面，國務院無力對此作出規定。在這次公司法修改中，應由立法機關統一完善。

㈢ 新《企業所得稅法》的立法原則是什麼啊

《企業所得稅法》的幾個特點 :
（一）引入了「居民、非居民企業」的概念。
（二）25%的稅率在國際上屬於適中偏低。
（三）優惠重點轉向以產業優惠為主。
（四）5年過渡期安排有利於維護企業利益。
（五）稅率調整對港澳台企業影響較小。

立法原則：(一)統一稅法，公平稅負，促進競爭的原則
(二)理順和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
(三)兼顧我國實際，向國際稅收慣例靠攏
(四)簡化稅制，提高征管效率

新企業所得稅改革遵循了以下原則:
1.貫徹公平稅負原則,解決目前內資、外資企業稅收待遇不同,稅負差異較大的問題.
2.落實科學發展觀原則,統籌經濟社會和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環境保護和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發揮調控作用原則,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優化國民經濟結構.
4.參照國際慣例原則,借鑒世界各國稅制改革最新經驗,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企業所得稅制度,盡可能體現稅法的科學性、完備性和前瞻性.
5.理順分配關系原則,兼顧財政承受能力和納稅人負擔水平,有效地組織財政收入.
6.有利於徵收管理原則,規范征管行為,方便納稅人,降低稅收征納成本.

㈣ 我國物權變動制度中立法的變化,原因和意義

物權變動模式要解決的是物權變動的條件問題，一般認為，德國、法國、瑞士三國民法典的規定具有代表性，即前述之物權形式主義、債權意思主義與債權形式主義。三種模式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是否認可「物權行為」這類表面化問題，而在於形式化與物權變動的原因兩個方面。
就形式化而論，德國、瑞士同宗，即物權變動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就物權變動的原因而論，法國、瑞士一家，即物權變動基於債權意思的表示。在形式主義模式下，由於貫徹物權變動原因與變動結果的區分原則，從而所謂物權變動是否需要原因(即無因性或有因性)是在變動原因是否影響變動結果意義上而言的。意思主義沒有所謂區分問題，物權變動為債權意思生效的當然結果，因而所謂物權變動是否需要原因只能是在物權變動結果以債權意思為因的意義上理解。但無論如何，這種有因化的內部差異只是表現在物權變動結果是基礎行為的直接結果，還是需要具備其他要件才能構成方面。基礎行為本身獨立於物權變動結果而存在。
依孫憲忠先生研究，意思主義模式與形式主義模式在不動產物權理論上有如下差別：
1．依雙方法律行為創設、移轉、變更、廢止物權時，意思主義模式認為該行為仍然是契約或者合同，不認為該種契約與一般債權法的契約有本質的不同。而形式主義模式把該種行為規定為兩種契約：一種是目的在於建立、變更或解除債的法律關系的契約，就是債法上的合同；另一種是以物權的創設、移轉、變更、廢止為目的而成立的契約，這種契約是物權契約。在德國民法中，這兩種契約有著本質的不同。為強調其不同，《德國民法典》將物權契約命名為「合意」(Eini-gung)，以示其與債權法上的契約或者合同(Vertrag)的區別。在物權變動的法律行為中，債法上的合同為原因行為，而物權契約為結果行為。
2．依意思主義之模式，物權變動的雙方法律行為以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為生效的唯一要求，這一點與一般的債權法上的合同並無區別。但依形式主義之模式，當事人的物權合意的生效除要求雙方當事人對物權各項變動意思表示一致之外，還要求必須將其合意進行不動產物權登記，不登記者無效。
3．對雙方法律行為引起的物權變動，意思主義模式認為它是債的合同的當然結果，因此債的合同的無效必然會導致物權變動行為的無效；而形式主義模式認為它與債的合同無關，作為原因行為的債的合同的無效不能導致物權變動的當然無效，因為物權變動被認為是物權合意的結果，它是當事人之間的另一個有效的協議，即物權契約。
物權變動模式的選擇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斗爭的曲折過程。羅馬法早期的嚴格形式主義為所有權籠罩上了神聖的光環，這絕非理性認識的結果，而純系古代資源稀缺狀態下對物的盲目崇拜所至。帝政後期，開始出現了觀念交付。但此時出現的觀念交付並非承認物權變動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意思直接實現，而完全是為了交易便捷的需要。至法國民法典時，人性之光極盛，遂將物權變動直接視為人的意志的結果，無須任何形式要素。此後，商品經濟的發達使交易安全的保護越來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視，物權變動要承擔維護交易安全的義務。因而，《奧地利民法典》選擇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應當是考慮到維護交易安全的需要。《德國民法典》則按照這一思路通過物權形式主義的方式將交易安全的保護推向了極致。《奧地利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均要求物權變動要具備一定的形式。由此，也就形成了近代以來物權變動模式意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對立。
在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登記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在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登記則非物權變動要件，這是這兩者的根本區別。從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考察，物權形式主義與債權形式主義的區別主要在是否承認「物權行為」或者說是否承認物權的無因性。
物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截然分開，債權合同僅使債權發生變動，若欲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在債權合同之外，還需有專以引起物權變動為使命的物權合同和公示形式，即「物權合意+公示」。債權形式主義將物權變動規定為債權意思表示的結果，並不要求債權意思表示之外的另一以物權變動為直接目的的意思表示，若欲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在債權合同之外，還必須進行公示，即「債權合意+公示」。概言之，無公示，即無法完成物權變動，這樣觀念中的交易就外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社會藉此獲得了認識當事人之間物權變動法律關系的手段。
從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考察，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認為，物權變動僅以當事人的意思合意足矣，即純粹根據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就可發生物權的變動，交付或登記行為僅作為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且物權變動為債權意思生效的當然結果，並不存在「物權合意」一說。
但需要指出的是，當代法國法的意思主義為相對意思主義，法國物權變動的發展過程是意思主義形成流程和公示主義相互影響與排斥的互動過程，並最終妥協與調和，合流為意思對抗主義。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所研究的意思主義為相對意思主義，其與絕對意思主義已有很大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盡管物權的變動僅依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就能發生，但卻要以登記或交付作為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嚴格說來「公示」已被引入意思主義模式。不應以絕對意思主義的觀點否定相對意思主義，這種否定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不公平。
造成物權變動模式立法差異的原因，如於海涌先生指出的，盡管「債權具有相對性，物權具有絕對性，但是，債權往往是物權發生之原因，而物權往往又是債權履行之結果。我們不難發現物權變動其實並不純粹地屬於物權法的范疇，也不純粹地屬於債權法的范疇，而是處於物權法與債權法的交叉口上」。各國往往因為堅持不同的基本理論而導致立法體例中的制度設計相差甚遠。在我國討論不同的物權變動模式時，學者們盡管認為無孰優孰劣之分，但主流還是對形式主義情有獨鍾，大都認為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債權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在制度構建上存在的頗多缺陷。
其實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各有利弊。意思主義將公示與物權變動本身分開，不以公示作為物權變動要件，因而交易較為便捷。應當說，意思主義將物權變動從形式的樊籠中解放出來，使物權交易得純然地依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地發展，是對古代法形式主義的超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意思主義模式對物權變動缺乏必要的能夠為外界知悉的表徵(公示)，過於強調主體的意思而忽視了交易安全的社會價值，很容易使第三人遭受不測之損害。形式主義將公示與物權變動本身結合為一體，「無公示，即無物權變動」，有利於統一確定物權變動時間，使物權的歸屬關系明晰化，這對保護交易安全特別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較為有利。但形式主義模式並非形式主義論者想像得那麼完美，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形式主義的局限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在價值取向上，形式主義過於注重形式，強調交易安全，忽略了對於交易效率的要求；二是過分強調公示，從而抹殺了當事人間不必公示的交換利益。通說認為意思主義模式注重當事人的意思和交易的效率，形式主義模式偏重於交易秩序的維護。
【立法選擇】
物權變動模式的立法選擇，是一個如何運用民法語言來解釋、表述生活世界的問題。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民事立法上選擇何種模式，是該國家或者地區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法律歷史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脫離各國的具體立法環境來評述各種模式孰優孰劣。下面從社會經濟條件、法律歷史環境、法律文化傳統三個方面分析其與物權變動模式選擇的關系。
(1)社會經濟條件。1804年公布的法國《民法典》，展現給人們的社會風景更多的是農村風景而非都市風景，生產的規模和社會化程度都處於較低的水平：參與市場交易的主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以及僱用少數工匠的小工業主和小作坊主，交易對象是特定物，對商業信用沒有太大要求。債權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正是著眼於與這種特定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特定物交易。
形式主義的典型代表德國《民法典》制定於19世紀末期，當時的德國工業化生產的規模和社會化程度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經濟活動的重心從農業向商業和工業逐漸轉移，國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大市民階層；主要民事主體不再是農民、手工業者、小業主和小作坊主，而是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企業家和農場主，交易對象主要是種類物和未來物；信用交易的發展使物權和債權的成立在時間和職能上發生分離，並由此引發了物權和債權在現代的對立，從而使交易出現了對於形式主義的要求。可以這樣說，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正是著眼於對現代盛行的信用型契約的交易形式的規制。
(2)法律歷史環境。從法律的價值取向來看，法國《民法典》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成果，自然法思想對其具有重大影響，正如有學者所言，自然法思想之於法國《民法典》，被認為是「成文法的見證人或守護者，給予所有規則以生氣，對規則加以說明和補充，並分別賦予其真正地位」。以自然法思想為基礎，法國《民法典》主張個人意思及自由的絕對權威，強調國家對於個人的干預必須是最低限度的，從而實現市民階層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並且，自然法思想主張所有權是一種純粹的觀念性構造，其轉讓只要有單純的觀念形態的合意即可，即只要經過原所有人的同意就足以取得所有權。因此，意思表示一致即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是適應當時法國的歷史背景的。
1900年公布的德國《民法典》則有所不同，其產生之時，個人主義的經濟觀念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雖然仍在盛行，但新的經濟思想即國家應該有規律的干預各種力量的自由放任，從而保護經濟上的弱者的思想也已經產生。德國《民法典》處於兩個時代的交接點，它的雙足仍然立於自由市民的、羅馬個人主義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但是，它的雙手已躊躇遲疑地向新的社會法律思想伸出。因此，德國物權變動模式，一方面體現了自然法思想，物權變動的基礎建立在當事人的物權合意之上，另一方面又適應了新的社會法思想的要求，物權變動必須具備一定的外部形式。
(3)法律文化傳統。從法律的文化傳統來看，法國《民法典》深受羅馬法和習慣法的影響。法國南部形成了深受羅馬法影響的成文法地區，而北部則形成了以日耳曼習慣法為基礎的習慣法地區，兩者並非截然對立，成文法地區也存在一些成文規定的習慣，習慣法地區的人們也並不是全面拒絕羅馬法。而法國《民法典》的制定者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通過法典形式來協調兩種法律傳統。在羅馬法上，「交付」是重要的所有權取得方式，而當事人單純的合意僅能發生債權關系，不能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法國民法為「符合法國民法中簡化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以及不講求行為形式，民事行為不需司法的或行政的事先授權的傾向」，在繼受羅馬法的過程中嘗試運用「假裝的佔有改定」或者「交付的契約條款」，即在契約中規定如下條款：「賣主雖未交付標的物，但買主仍根據這一事實取得佔有。」於是，物權變動理論逐漸被改造為「所有權的移轉無需以標的物的交付為要件」，並規定於法國《民法典》第1138條第1款。
德國《民法典》同樣受到了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深刻影響。在物權變動模式的選擇上，德國選擇了物權形式主義模式，一方面，它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認為當事人間單純的合意僅發生債權關系，並不能發生物權移轉的效力；另一方面，德國對於不動產轉讓實行實質審查制度，為了克服這種制度帶來的國家對於市民生活過度干預的弊端，學者們提出了物權契約理論，使登記官的審查對象由債權合同變為物權行為，並且該理論為德國《民法典》所採納。

㈤ 為了避免重復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麼表述

不必要重復立法的應對既包括對地方立法思維的塑造，同時也包括制度上的應對措施。鑒於應對不必要重復的制度機制比較復雜，本文將單獨列出，本部分主要解決立法思維的問題。
（一）樹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立法思維
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要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必然要求體系內部具有統一性和邏輯性。統一性要求各組成部分之間要一致，不能互相沖突。而邏輯性則要求各部分之間互不相同、各具特點，否則就犯了同義反復的邏輯錯誤。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樹立體系性的立法思維。而要找准這一位置關鍵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據《立法法》第64條的規定，無論是實施性立法還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須立足於地方。實施性立法要求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據「地方性事務」，先行性立法要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這些規定都明確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喪失了地方立法的意義和功能。從這種意義上說，地方立法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這一點無需過分強調。[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規已經規定得十分具體，適應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無需重復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時必須樹立一種體系性的立法思維，將地方立法納入整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實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據地方實際具體化上位法幾條就立幾條，破除那種整全性的立法思維，真正履行為地方服務的功能。（二）彰顯地方立法的應有空間[26]如果將地方立法空間視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那麼立法不必要重復對地方立法空間的占據無疑會縮小地方立法空間的范圍。更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復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為地方解決實際問題，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創新條款之間的邊緣。因此，防範立法不必要重復還需要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間，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轉向發揮地方立法權的優勢，因為「對一些影響范圍僅限於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務而言，地方立法有著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和因地制宜條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於對上位法規定的法律後果按照地方實際予以細化，敢於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新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然而，從地方立法現狀來看，往往規定的行為模式條款多，但規定法律後果條款少，排除那些僅重復上位法行為模式而沒有重復法律責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條款外，依然存在許多新的行為模式但沒有規定法律責任的情況。這就導致了本來屬於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間，卻因為沒有規定法律後果而處於虛置的狀態。[27]我們以《南京市固廢條例》為例。該法在第7條規定了產生有害廢物單位的申報義務，在第16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工業固體廢物建立台賬並定期檢查、監測的義務，在19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填埋工業固體廢物的場地停用或者關閉的監測、管理和安全防範義務，在24條中規定了禁止醫療廢物的回收利用，在29條中規定了從事利用、處置有害廢物的單位的備案義務，這些都是上位法並無規定的新的行為模式，但遺憾的是，南京市並無相應的法律責任與之對應，使自己的立法空間虛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著廣闊的立法空間。當然，造成法律責任條款較少的原因主要是對違背「不抵觸」原則的擔心。對「不抵觸」原則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地方性法規不得與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規定相抵觸，同時還不得與上位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相抵觸，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觸，也不能間接抵觸。[h]434-435 對上位法明文規定允許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對上位法明文規定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允許。而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許或禁止呢？其實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間所在。但是，這種情況存在限制，即必須遵循《立法法》第8條的法律保留事項、《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1條對設定行政處罰的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15條對行政許可設定的限制等相關法律的概括性條款。同時，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還應當符合上位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屬於自己的立法空間內，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就應當敢於為新的行為模式制定法律後果，敢於細化上位法規定的法律責任，從而排擠立法不必要重復占據的空間，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法設計（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審查機制的立法設計要杜絕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問題，應當從制度上將立法重復的審查機制建立起來，使之與合法性審查一樣，成為地方立法的一項常規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發現立法的不必要重復，應當及時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豎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復立法的審查機制，有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考慮。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復，避免對某些重復的「誤傷」；二是這種審查機制究竟是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採取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三是如果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如何處理的問題，是直接撤銷或宣布無效，還是紆回建議；四是建立審查機制之後，對依然出現的立法不必要重復狀況，如何處理；五是如何選擇建立重復立法審查機制的立法時機，等等。為了較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當把握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性原則，應當通過立法明確界定不必要重復的核心特徵。其次是合法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不能違背現有的立法體制，導致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第三是現實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能夠適應當下地方立法的現狀，並對不必要重復的遏制能夠起到現實效果。對於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界定，貴陽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設計上並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復上位法」的表述意識到了某些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的情況，但在立法實踐中並無具體的指導標准。[28]我們認為，根據前面對不必要重復的定義，在立法設計中應當表述為「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29]這種表述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明確將不必要重復限制在法律規則的重復之內；第二，排除了那種因地方實際需要改變上位法的法律責任而對上位法行為模式重復的情況，因為它是將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結合起來一起評價，而非單獨將行為模式抽離出來評價；第三，從立法語言的邏輯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種不符合地方實際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情況。因為如果不符合地方實際，從邏輯上講，地方立法當然不應當出現重復的情況。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復之後，應當由誰來審查？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內部審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審查一樣，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對下位法的條款進行不必要重復的審查，那麼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發現了不必要重復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該如何處理？學術界有人提出「重復上位法無效」的觀點，[30]如果按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可以對不必要重復的條款予以撤銷。但是，重復立法並沒有「抵觸」上位法，將重復立法從上位法單獨剝離出來，本身屬於地方立法許可權范圍內的立法事項。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規定的主體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體經過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讓地方立法機關承擔「效力否認」的法律責任並無憲法和法律依據。[30]如果我們放棄「撤銷」這種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建議廢止的紆回方式來作出處理？雖然這解決了立法許可權問題，但從現實來講也不可行，因為這不僅加劇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負擔，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有了一個要求地方性法規定期清理的常規機制，完全可以將「不重復」納入到地方性法規的清理指標體系中，無需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就某部法規的立法重復建議廢止。因此，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自上而下地審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方案不可取。再來分析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這種方式的關鍵在於內部審查是否能夠取得現實的效果。至少從《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規定實施來看，效果並不明顯。而原因同究竟由誰來立法建立這種審查機制有關。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來建立審查機制缺乏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在當下不必要重復得不到地方立法機關重視的情形下，這種方式對改變重復立法的慣性思維缺乏實質性的推動力。為了彰顯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我們應當在立法主體上予以更佳的選擇，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方式來設定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義務，比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規定更為可行。此外，從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對中央立法權威的損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來建立這種審查機制也彰顯了中央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場和態度。如果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來建立這種內部審查的機制，這又涉及到了立法許可權問題，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有權要求地方立法機關承擔審查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義務？是否有損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筆者認為，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也不會導致中央立法權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由於不必要重復立法發生在實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實施性立法的功能本來就是對上位法進行細化和補充，重復立法顯然沒有達到這個要求。並且實施性立法本應當就是地方立法權從屬性的表現，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應當體現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規定地方立法機關負有審查不必要重復的義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從立法時機的選擇上，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之後，建立這種審查機制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在我國基本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體系內部各組成部分的關系，加強這個體系的邏輯性、統一性和整體性，應當是今後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務。綜上，我們可以通過《立法法》修訂，單獨列出一條：「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應當在地方性法規公布之前對立法重復予以審查。」對於《立法法》修訂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以及修訂之後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應當通過地方性法規的清理予以廢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2009年下達了《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重點針對地方性法規的「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進行清理。[31]之所以沒有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可能因為在這種審查機制並未建立的情況下，並無法律依據。因此，在《立法法》修訂後，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並要求地方立法機關將清理結果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顯得有理有據。（二）立法規劃協調機制的立法設計對因搶先立法導致的立法重復現象應當通過制度機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資源的浪費。有些地方已經通過制度化的形式對不同層級的立法規劃進行了規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第5條規定，「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已經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為已經啟動的立法項目，但包不包括已經列入立法規劃，還未正式啟動的立法項目呢？從立法實踐來看，立法規劃一般有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之分，這里應當以年度計劃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機關列入年度立法計劃的立法項目，下位立法機關就不應當立法，而應當等待上位立法機關立法之後，還需要進一步細化的，再進行立法。從全國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看，除了浙江省的規定外，普遍都是「閉門立法」，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之間在立法規劃上沒有一種溝通機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層面上，也還沒有建立協調機制，導致地方搶先中央立法現象時有存在。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通過修訂《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正在或准備就某一事項制定法律法規的，地方立法機關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至於省級地方立法和較大市地方立法的協調問題，可以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予以類似規定。注釋[1]筆者的查閱，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的弊病問題，可以追溯到王燦發：《地方立法將國家環保法具體化的技術方法》，《中國環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編：《地方立法比較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編：《地方立法的民主化與科學化問題研究——以北京市為主要例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參見孫波：《試論地方立法「抄襲」》，《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頁。[3]關於立法體系和法律體系之間的關系，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法律體系應當是立法體系與部門法體系二者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李龍、范進學：《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科學建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5期，第45頁。因此，以下筆者論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當然包括作為立法體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規。[4]根據我們的查閱，在各地固廢條例（辦法）中，那種僅重復上位法的行為模式但未規定法律責任的情形占據絕對數量。這就意味著執法和司法機關必須去尋找這些行為模式的法律責任，這無疑增加了適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禁止焚燒產生有毒有害煙塵和惡臭氣體的固體廢物」。該條實際上是《固廢法》20條和《大氣污染防治法》第41條的立法重復，但它在無意中卻擴大了上位法規定的義務范圍。因為上位法均規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區和其他需要保護的地區」禁止該類行為，而本條無情節、無范圍的規定實際上擴大了公民的義務。當然，如果將南京市的規定理解為是一項更為嚴格的新的規定，它就應當有相應的新的法律責任相對應，但《南京市固廢條例》並無法律責任與之對應。可能的解釋是設計立法的人員為了使本條的各款在文字風格上保持統一，對上位法的規定進行了「簡化」地照搬。[5]雖然學術界對法律規則的要素有一些爭論，但目前前提條件（假定）、行為模式、法律後果三要素說已經成為學術界的通識。參見張文顯：《法哲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頁；公丕祥主編：《法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6]類似的情況還包括立法的調整對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將「有害廢物」納入到了固體廢物的種類中，而《固廢法》規定的固體廢物並無「有害廢物」。我們的理解是，地方立法當然可以規定更嚴格的標准，但是，對於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了的調整對象地方立法不能將其排除，否則就涉嫌合法性問題。[7]舉例說明。《固廢法》第57條規定，「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的經營活動。」第77條規定了法律責任，「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罰款。」《江蘇省固廢條例》第34條重復了《固廢法》第57條規定的行為模式，但在第50條中對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進行了細化，規定「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在這種情況下，江蘇省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法律規范，它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8]細化了上位法行為模式但重復了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法律責任是為行為模式而設，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細化就已經變成了新的行為模式，法律責任就不可能是重復。[9]《江蘇省固廢條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0]《浙江省固廢條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醫療廢物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1]《廣東省固廢條例》第7、20、21、22、24、30、32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2]《山東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3]《河北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3、16、20、25、28、36、40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4]《安徽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5]《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6]參見李步雲、汪永清主編：《中國立法的基本理論和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17]在地方性法規中，實施性法規占據絕對的數量優勢。據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約有50%以上屬於實施性立法。參見法言：《法律體系的主幹和重要組成部分——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中國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頁。[18]關於電子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1年實施的國務院《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涵蓋，關於南京市對有害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0年實施的《江蘇省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條例》涵蓋。[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這種整全性立法思路並無問題，這里指的地方實施性立法。[20]法律責任的承擔方式除了懲罰、補償和強制之外，還應當包括效力否認這種方式。參見孫笑俠主編：《法理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21]筆者不將立法後評估活動稱為「審查」方式，而僅稱為「評價」方式，主要因為立法後評估在當下並非一項法定的立法行為，在立法實踐中也並非一項常態性的工作。將立法重復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該書將立法重復表述為「上位法的援引性條文」。[22]我們以當下立法後評估研究的兩個典型文本為例。在俞榮根教授主編的《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將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統一、權力配置、地方特色、技術規范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沈國明教授等著的《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中將合法性標准、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第一個文本中的五項標准實際上都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做好的工作。第二個文本中的一些標准符合立法後評估的應有功能，如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但合法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也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應當論證清楚的。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頁；沈國明、史建三、吳天昊等：《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23]當下立法後評估工作一般是通過由制定機關委託某一主體進行，由於受到制定機關委託經費的支持，這種委託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受託主體的中立性。[24]當下立法後評估中將「地方特色」作為一項指標，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條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實際上，按照地方立法權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條款在立法當時都應當從地方實際出發，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關於「地方特色」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25]有論者指出，在現行國家政治體制許可的范圍內，應當合理引進「影響范圍」來對中央和地方立法權進行界定，即中央對純粹地方性事務要「有所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地方真正「有所作為」，藉此彰顯地方立法空間。筆者認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實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較大的自主性空間，但必須突破重復上位法的思維慣性。參見封麗霞：《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的劃分標准：「重要程度」還是「影響范圍」？》，《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第47頁。
[26]此處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後果和肯定性法律後果。那種認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的「規范」是一種「提倡性規范」的認識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即使我們承認「提倡性規范」這種規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確的肯定性法律後果，否則就違反了法律規范的邏輯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經規定了法律後果的行為模式之外，相當一部分行為模式既無肯定的法律後果，又無否定的法律後果，對於此類現象，只能理解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項「硬傷」，違背了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於缺乏不必要重復的認定標准，導致了《浙江省固廢條例》不必要重復佔到所有條款的26.6%。這種狀況同時也說明了通過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來規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更為有效。[28]此處的「法規」，既包括行政法規，也包括省級地方性法規。這種表述將較大市地方性法規重復省級地方性法規的情形也包括在內。[29]參見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頁。[30]《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條第2款均規定只有在「抵觸」的前提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能行使撤銷權。[31]全國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發布的《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法工委發[2009]70號）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圍繞以下四類問題進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規已經明顯不適應國家確定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規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省法規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規規定之間明顯不協調的；四是地方性法規操作性不強，需要也有條件加以細化的。」

㈥ 漢字簡化是立法倡導的，為什麼人民幣可以使用繁體字

人民幣上沒有繁體字啊。人民幣中的元和圓是一個意思，可以通用。

㈦ 立法、司法、執法有什麼區別

1、司法機關僅指法院和檢察院，他們行使的是司法權；執法機關是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司法與執法 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主體、內容、程序性要求、主動性四個方面。

2、主體方面：司法，司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及其公職人員；執法，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

3、內容方面：司法，對象是案件，內容是解決糾紛；執法，以國家的名義對社會進行全面管理，內容比司法廣泛。

4、程序性要求：司法，有嚴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違反程序，將導致司法行為的無效和不合法；執法，執法活動不如司法活動的程序性要求嚴格。主動性：司法丁被動性，「不告不理」；執法；主動性和單方面性。

拓展資料:

1.司法必須獨立，公正至上，主要為被統治者服務，活動范圍狹；執法不能獨立，效率至上，主要為統治活動服務，活動范圍廣。執法不過是嚴格依法辦事，執行法律；司法則不然，職能要廣泛些，如司法審查職能、造法職能等。

2.執法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實行法官負責制。二者適用的法律程序區別很大。司法活動要依法進行。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從事司法活動必須要在法定許可權內，在司法過程中要嚴格遵守程序法的有關規定，保證司法權正確、合法、及時地行使。

3.司法活動要有表明法律適用結果的法律文書。這些法律文書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

㈧ 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 1、降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的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過高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不利於調動出資人的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於外資的進入。因此,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應根據公司的經營方式的不同而靈活的掌握。 2、減少制度規則為公司設立增加的成本。為了簡化投資設立的手續,我國公司法的改革應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設立方式有特許主義,行政許可主義,通過這兩種方式設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審查。公司設立依准則主義並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審查,它只是要廢除政府主管部門對公司法人成立的審批,而不是廢除公司登記機關的審查。公司實行准則主義設立的方式是在糾正市場准入的限制的競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斷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和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其主要特點是對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 1、健全股東大會制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股東大會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國,股東大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權利並無實際上的權利,有些公司的股東大會被大股東操縱控制,而有些股東大會議事程序不規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應在健全股東會的具體規則上加以詳細的規定,確保股東大會及時、順利地召開,使有表決權的股東能夠按自己的內心真意行使表決權,保護股東合法的權益,推進股東大會運轉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會制度。董事會是一個通過召開會議集體行使表決職權的機關。一般情況下,董事會是由若干董事組成,通過董事行使表決權來做出決定。不同的董事會制度對董事會的獨立性及科學的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響很大。因此構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對完善公司治理至關重要。 其一,設立專門委員會。完善董事會制度應從董事會的組織機構入手,保證董事會有一定的獨立性,避免董事會成為大股東操縱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國公司董事會制度就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以保證董事會能做出獨立、合理公正的決議。 其二,完善董事會的動作機制。健全的公司組織機構是完善董事會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機構的有效運作是實現組織機構設置的目的,保障董事會能夠對公司的經營、市場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且能迅速化解經營中出現的風險。它主要包括董事會權力的完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的完善及對董事會會議瑕疵救濟的完善。首先,董事會的權力是私法上權力,不同於公法上的行政權力,它是一種私法自治的擴張和補充。董事會實際上代行著公司的權力。其次,從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是上看,董事會的會議頻率應合理化,而不用強制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同時,為了避免董事會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的工具,董事會必須牢牢掌握會議議程,如明確會議前的准備工作,完善並嚴格遵守董事會會議召集程序,而不能任憑經營者操縱董事會會。 3、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是保證公司治理中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監事會職能虛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上市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利用職權進行違規的關聯交易或對披露的財務報表造假等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監事會監督不力,也因此引發了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法律規則沒有完全體現監事會制度的本意,許可權不完備、手段缺乏、義務不充分。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監事會無法監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執行業務的董事,經理層獨占,監事會完全依靠經理層提供的信息進行監督,或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信息而無法行使監督權。因此,保持獨立性是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權的根本前提,而且監事會要形成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會的責任,保障監事會責、權、利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充分發揮監事的積極性,確保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三、不與WTO 規則相悖。 為更好地與國際上各國及WTO規則的順利接軌,我國應在公司法改革中實現外商投資企業與公司法的並軌,賦予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我國從1979年陸續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這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對於吸引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經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國際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大大落後於中國現行公司立法。為了鼓勵外商投資,應盡快廢止這三部外資企業立法,實現外資立法與公司法的並軌。

㈨ 中國開始推行簡體字是幾幾年的事當時的背景是怎麼樣的呀

中國開始推行簡體字是1952年，從1952年以後逐步完善推行簡體字。

1952年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重點研究漢字簡化問題。1953年毛澤東主席指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直屬於國務院。1955年1月文改會擬定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院正式公布。為慎重起見，方案中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從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後分四批推行。

1964年5月文改會編印出《簡化字總表》。經過補充、調整，簡化字由方案收錄的515個增加到2236個，1986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又對原來總表中的個別字進行了調整。

(9)立法簡化擴展閱讀

廢除漢字運動

魯迅曾經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並認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魯迅臨終前接受《救亡情報》記者訪問時指出：「漢字的艱深，使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絕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毛澤東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1956年中國大陸討論文字改革的時候說「漢字是一種落後的字體」，所以「必須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樣」 ，方便學習及辨識，以使其能夠符合其救國的思想。

隨著中蘇決裂，大陸學者認識到廢棄漢字不現實。

於是簡化漢字與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大陸主流。反對者則認為，現今的中國簡化字是中國共產黨受蘇聯影響而制定消滅漢字的步驟，並且進行思想文化控制的方法，正如《一九八四》小說中的新語一樣，簡化字只是一個政治性產物而不是一個文字自然的進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