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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鐵路法

發布時間: 2021-01-29 00:00:54

A. 國家對哪些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1.國家行為又稱政府行為、統治行為。
指行政機關以國家名義實施的,與國家重大政治、軍事和安全有關的行為,如宣戰、媾和、備戰、戰爭動員等國防行為,建交、斷交、批准、締約參加退出國際條約協定等外交行為,因公共安全採取緊急衛生、經濟、軍事等措施的行為(宣布戒嚴、重大防治救災行為、抗傳染病措施等重大的公益行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調整、重要行政區劃變動、調整工資、物價等重大經濟政府行為。國家行為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實施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為,一般不受法院司法審查。
各國均承認對統治行為,國家不負賠償責任,但對國家行為的范圍,理解並不完全一致。在法國,統治行為范圍較廣,凡屬政治領域內的法律爭議,機構之間的行為均包含在內,英國則以對外關系為限,德國以屬於憲法領域內的國家指導為限。①國家行為免責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國家行為事關國家主權和公共利益,通過法律加以適當保障是必要的,有利於保障行政權正常有效行使。二是傳統上"國家主權"觀念和國家豁免原則的影響。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過於寬泛的國家行為招致許多批評,很多國家通過判例和立法開始對政府行為不負責任創設一些例外。
2.行政立法行為
很少有國家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對國家立法行為造成的損害不負賠償責任,但在判例和習慣上均將立法行為排除在賠償范圍之外。如美國慣例上,國家對上下議院立法行為造成的損害不負賠償責任②。在法國,國家對立法職能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以法律有明確規定為前提,如果法律未作規定,國家不負賠償責任,這是法國的傳統原則。從眾多國家的法制傳統看,國家對議會立法職能原則上不負償賠責任,只有在法律已明確規定時才可能發生賠償問題。
既然國家對立法行為造成損害不予賠償的原則並不是絕對的,那麼,說明國家在有些情況下對立法是可以賠償的。國家對立法行為予以賠償的特殊條件是:首先,該項立法行為已被確認為違憲或違法;其次,立法行為造成的損害對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並沒有排除賠償的可能性;最後,在國家無過錯時,損害必須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由於制定法律而遭受損害請求賠償。同時還應當明確,國家為了保護重大利益而制定的法律,不負賠償責任,如制止物價上漲、保護公共衛生、應付緊急狀態的法律,國家對此不負賠償責任。符合以上條件的立法是可以賠償的,特別是行政機關制定法規規章、決定、命令等行政立法行為,在給相對人造成損害後,國家應當予以賠償。
在我國,除立法行為能否賠償外,還存在一個對抽象行政行為可否賠償的問題。對此理論界還有爭議,目前普遍的觀點是:根據行政訴訟法,抽象行政行為不能被直接起訴,即使該行為違法,如果發生使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失的現實後果,也要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實施,所以完全可通過起訴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賠償訴訟,不必訴抽象行政行為。對此,我認為不無商榷之處。
首先,國家賠償訴訟並不完全等同於行政訴訟,用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限制國家賠償訴訟范圍是不恰當的。也就是說,只要行政機關的執行職務行為造成相對人損害並構成國家賠償責任,即使是行政訴訟中不能被起訴的抽象行政行為也完全可以成為賠償訴訟的標的。
其次,抽象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權益的現象是普遍的,與具體行政行為並無多少區別。如果把抽象行政行為排除在賠償訴訟之外,就可能出現行政機關藉此規避法律,採用抽象行為實施違法的現象。
再次,並非所有影響公民權益的抽象行政行為必然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實施。例如行政機關發布一項禁止某些人從事某種活動的規定,自發布生效之時就可以造成相對人損害,而不必通過具體行為實施。如果不允許相對人對抽象行為提起賠償訴訟,必然放縱行政機關這方面的違法行為。
最後,各國法律均無明確禁止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賠償訴訟的規定 。
因此,我認為,抽象行政行為和其他立法行為一樣,對它們造成的損害能否請求賠償,仍然應該以前述條件為標准加以判斷,而不必受行政訴訟法關於受案范圍的束縛而將行政立法和抽象行為排除在賠償范圍之外。
3.對自由裁量行為造成的損害國家不予賠償的規定,是美國《聯邦侵權賠償法》的一項重要內容。
該法在2680條中規定了大量不適用國家賠償的情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如因海關、財稅的評估錯誤稽徵稅額或扣押貨物時所生的損害,因實施檢疫所生之損害、因人身加害毆打、不法拘禁、不法逮捕、誣告、濫用訴訟、誹謗、虛偽陳述、詐欺及妨礙契約的權利等導致的損害;因財政部採取財政作業或貨幣制度等金融措施所生的損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已盡相當注意造成的損害;以及行政機關或公務員行使裁量權或不行使裁量權,不論該裁量權是否濫用,國家均不負賠償責任。
我認為由自裁量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公務員為達到立法目的,自由決定如何,何時、何地應實施何種行為而採取的依照他最佳判斷的行為。既然是自由裁量,就應當給予行為人以一定自由度,在此范圍內若造成他人損失,國家不必承擔責任。但是,如果行政機關或公務員在應當行使裁量權時不行使,或超越濫用裁量權侵犯他人權益的其結果必然違背法律賦予其裁量權的目的,構成明顯的違法行為,國家應當對此承擔賠償責任。
4.軍事行為
很多國家賠償法都規定了對軍事行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的內容。例如美國《聯邦侵權賠償法》第2680條第10項規定:對任何在戰爭期間,因陸海軍及海岸警衛隊的作戰活動所產生的賠償請求,國家不予賠償。瑞士聯邦責任法也規定,戰時軍事行為造成的損害,國家一般不負賠償責任,依特別法規定執行。平時演習引起的,可以依軍事行動規程負賠償責任,但以軍隊在演習事先加以防範並使損害減至最低限度為條件。我認為,軍事行為與行政行為不同。對合法實施軍事行為造成損害的是否賠償,如徵用土地、戰爭損害等,應依特別法規定。但對於軍事機關依法律授權或行政委託從事的行政行為造成非法侵害的,應當予以賠償,例如軍事機關在管理環境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的行為,國家應予負責。
5.特別公用事業行為
因鐵路、郵電、土地、通信、航空運輸等公營公用事業行為造成的損害,依特別法規定解決,不適用於國家賠償法。許多國家法律規定,對於鐵路、郵電等公用事業單位的行為造成損害的,依照特別法規定予以解決。美國《聯邦侵權法》。規定
,因郵寄的函件、物品遺失、誤送、誤投所造成的損害,不適用國家賠償,英國《王權訴訟法》也規定,對於郵政物品的損害,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在我國,郵政等公用事業正趨於企業化,因此造成的損害依照特別法或民法解決,國家不負擔賠償責任。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第6章則規定了特別的損失賠償條款。規定了對平常郵件的損失、郵政企業不負賠責任。《鐵路法》第58條規定,因鐵路行車事故及其他鐵路運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6.國家合法行為造成的損害,非有法律明確規定,國家不予賠償。
例如,行政機關對公民法人採取的合法行為(包括處罰、強制、命令等)造成損害,除非法律有規定,如土地法規定徵用及軍事法律規定的軍事行為,國家給予適當補償,否則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7.不可抗力造成的損害。
若損害完全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發生地震、火災、水災、颶風等引起公民損害,國家不負責任。行政機關依法扣押一輛轎車放置機關院內,發生地震造成車輛損害,受害人不得就損害向扣押行政機關提出。
8.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實施的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國家不負責任。

B. 關於物流的立法

物流來法是為了保障物流活自動的正常秩序,維護有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由國家制定承認規范的關於原材料和產成品的儲存,運輸裝卸包裝流通加工和信息處理等物流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我國目前關於物流沒有一個類似於國土環境保護的非常明確的「物流行政主管部門」,現行的物流立法除一些綜合性的法律之外,立法主體多是國務院各行政主管部門
比較典型的物流政策有《「十五」商品流通業結構調整規劃綱要》,《關於促進我國現代物流業發展的意見》
關於物流活動中的運輸環節的法律《航空法》,《鐵路法》,《海商法》,《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鐵路合同管理辦法》,《水運危險貨物運輸規則》
合同法》中第十三章「租賃合同」 第十九章「保管合同」和第二十章「倉儲合同」第十五章「承攬合同」《集裝箱汽車運輸規則》

C. 簡述鐵路法的立法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是為了保障鐵路運輸和鐵路建設的順利進行,適應內社會主義容現代化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制定的法律。現行版本是根據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等五部法律的決定》第二次修正的。

D. 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從上面已可看出,德國民法典在立法精神方面與法國民法典絕然不同。研究比較法學的人幾乎都指出了這點。用最簡單的說法,法國民法典是一部革命的法典,其特點是破舊立新。德國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甚至是守舊的法典。法學家們對這一點說得很多,不必一一引用;K·茨威格特和H·克茨稱德國民法典是「保守而又有特點的法典之一。」他們兩次引用了拉德布魯赫的話:「與其說(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的序曲,不如說是19世紀的尾聲。」[24]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認為,各國編纂法典(特別是民法典)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法國民法典兼有守成、統一和更新三重目的,而德國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統一[25]。都說明德國民法典的這一特點。
德國民法典的這一性格是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制定民法典的當權者——的性格分不開的。當時德國的統治階級是資產階級與容克貴族融合而成的。它對當時德國社會的態度是「守成」而不是「革新」。它要求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保留容克貴族的利益。即使在社會經濟發展已提出的問題上,它也要求盡量維護現狀,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再從制定法典這一點看,法國民法典的制定,是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市民階級)的要求,是「第三等級自下向上奮斗的結果」[26]。而德國民法典是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自上而下制定的。這種不同當然對兩個法典的性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下面提出幾點,對此作一些具體的說明:
⑴首先是法典(國家)對教會的態度。法國民法典完全排除了教會在婚姻方面的勢力,教會在法典中無存身之處。德國民法典遲了一百年,卻做不到這一點。德國民法典第4編(《親屬法》)第一章雖然標題為《民事婚姻》,但在起草時實際是以基督教的宗教風俗觀念為基礎而制定的[27]。不過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在於,在這一章里,還有一節(最後一節)標題為「宗教的義務」。該節里只有一條(第1588條):「關於婚姻的宗教義務,不因本章的規定而受影響。」這種規定分明是對宗教的妥協,甚至投降。而且這一條一直保留到現在。至於在婚姻、家庭和繼承的其他方面,德國民法典也和其他歐洲各國民法一樣,所有封建性的規定(如男女不平等、歧視非婚生子等),直到第二次大戰後才有所改革。
⑵在民法典第3編《物權法》里,保留了一些封建土地制度中和封建財產制度里的東西。法國民法典消滅封建制度較為徹底,取消封建領主的一切權利。德國民法典一方面直接保留了日耳曼固有法(封建社會的法)中的某些物權制度(如土地的產物負擔就是從封建的領主權演變而來的),另一方面允許州法中的某些物權繼續有效(由民法施行法規定),從而使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來。例如封建社會所盛行的先買和買回兩種制度,都為德國民法典所保留。德國民法典既在物權編中規定了物權的先買權(第1094條以下),又在繼承編中規定了共同繼承人的先買權(第2034條)。而先買權在法國民法典中已被取消。至於買回,法國民法典規定約定買回期間不得超過5年,超過5年的,應縮短至5年。此期間為嚴格的,法院不得延長之(第1660、1661條);.而德國民法典規定對土地的買回期可以長達30年(第503條)。比較起來,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德國民法典雖在100年之後,都是落後的。
⑶制定德國民法典時,資本主義已走向壟斷階段,民法中已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和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但是德國民法典卻對這些新問題視而不見,對這些新辦法拒不接受。最主要的例子是:德國早在1838年已在普魯士鐵路法中規定了鐵路危險責任,但德國民法典中仍不規定這種責任。德國民法典仍以過失原則作為侵權行為的普通原則。又如德國民法典只規定雇佃合同,而對於當時正在興起的勞動合同關系不作規定,將之排除於民法之外。當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公布後,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安東·門格爾(Anton Menger)已對該草案未能照顧到無產階級的利益提出批評,但是以後的第二草案以及最後公布的民法典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改進。在民法典於1896年夏季在帝國國會通過時,社會民主黨投了反對票,正是因為這個原故。[29]
德國民法典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適應時代需要的規定,例如對民法三大原則(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的限制、對承租人的照顧(但如進一步規定「買賣不破租賃」,與其說是保護承租人,不如說是適應房地產資本家的利益)、設定一些「一般條款」等;但這些都只是當時已成立的法律關系的記錄,沒有什麼新意。特別是在親屬法與繼承法里,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相比,仍在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一些法學家在論及德國民法典時,除了經常引用拉德布魯赫的那句警句之外[30],還經常引用齊特爾曼的話:德國民法典是「一個歷史現實的審慎終結,而非一個新的未來的果敢開端。」[31]這兩人的話說得再恰當不過了。

E. 簡述鐵路法的立法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以下簡稱《鐵路法》)的頒布實施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其中關於刑事責任的立法規定,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刑法體系和內容,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都具有重大意義。本文著重就《鐵路法》中刑法規范的立法方式、立法內容等方面的特徵作簡略的分析和探討。
一、立法方式方而的特徵
《鐵路法》「法律責任」一章中共有12個條文,其中有10個條文是關於刑事責任的規定。《鐵路法》採用了多種方式規定刑事責任條款,既有照應我國《刑法》和有關刑法特別法的原則性規定,也有對刑法的補充性規定;既有對《刑法》和有關刑法特別法中刑法條款的直接引證,又有「比照「《刑法》有關規定的類比立法。《鐵路法》中沒有採用「籠統式」規定刑事責任條款的方式,這種立法主導思想是正確的。在以往的附屬刑法規范的立法中,「籠統式」規定方式曾佔一席之地。由於這種規定方式既無罪名,又無犯罪特徵,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掌握和運用。所以在附屬刑法規范的立法中,應盡量避免採用這種規定方式。具體說來,《鐵路法》中刑法規范的立法方式具有以下特徵:
(一)採用了以「單一引證式」為主的規定方式,便於司法實踐中予以正確理解和運用。
在我國非刑事法律規定刑法規范的立法方式上,「引證式」是一種最常見的規定方式,一般表述為:依照《刑法》(或刑法特別法)第××條款追究刑事責任。這種規定方式從形式上可分為。單一引證式」和「復合引證式」兩種。「單一引證式」是指在同一條款中單獨引證《刑法》或刑法特別法的一個條款,採用這種方式規定的刑法規范明確具體,便於適用。「復合引證式」則是指同時引證多個《刑法》刑法特別法的條款,採用這種方式規定的刑法規范在理解和運用上容易造成混亂。《鐵路法》正是選擇了比較科學、合理的「單一引證式」規定方式作為規定刑事責任條款的主要立法方式。在《鐵路法》中有9條15處採用了「單一引證式」規定刑事責任條款。例如,《鐵路法》第61條規定:「故意損毀、移動鐵路行車信號裝置或者在鐵路線上放投足以使列車傾覆的障礙物,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造成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條是對我國《刑法》第108條和第110條的分別單一引證。再如,《鐵路法》第66條規定:「倒賣旅客車票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117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以倒賣旅客車票為常業的,倒賣數額巨大的或者倒賣集團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118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鐵路職工倒賣旅客車票或者與其他人員勾結倒賣旅客車票的,依照刑法條119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是在一個條文中三處分別單獨引證《刑法》條款的例子,層次清晰,表達嚴謹,便於適用。
「引證式」的規定方式除在形式上的分類以外,在性質上又可以劃分為「原則性引證式」和「補充性引證式」兩種,即以是否對《刑法》或刑法特別法作了新的補充作為界定。《鐵路法》中的刑法規范在立法上,對這兩種性質的規定方式兼而采之。例如,第65條第2款規定:「在列車內,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情節惡劣的,依照刑法第160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敲詐勒索旅客財物的。依照刑法第154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款即是「原則性引證」,它沒有對《刑法》第160條和第154條作任何補充,只是對《刑法》起到照應作用。而《鐵路法》第63條第1款的規定則不同,其中規定:「聚眾攔截列車不聽制止的,對首要分子和骨幹分子依照刑法第159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款對《刑法》第159條作了新的補充,即增加了對「骨幹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的內容。因此,它是一種「補充性引證」,對《刑法》具有補充功能,是一種特別刑法規范。
(二)採用的「敘名式」規定方式,指向明確,便於適用。
《鐵路法》中共有兩處採用了。敘名式」規定方式。即第65條第1款:「在列車內,搶劫旅客財物,傷害旅客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從重處罰。第71條:「鐵路職工玩忽職守,違反規章制度造成鐵路運營事故的,濫用職權、利用辦理運輸業之便謀取私利的,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以上兩個條文都沒有指明依照《刑法》和有關刑法特別法的哪一條款追究刑事責任,只有敘名。沒有引證。但兩個條文指向都比較明確:前者是指依照刑法關於搶劫罪、傷害罪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後者是指依照刑法關於玩忽職守罪、貪污罪和受賄罪等犯罪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我國《刑法》和有關刑法特別法中已有這些方面的立法規定,司法機關在實踐中可以靈活地予以把握和運剛。
另外,同「引證式」的分類方法一樣,「敘名式」規定方式從性質上也可以劃分為。原則性敘名式一和「補充性敘名式」兩種。《鐵路法》第65條第1款和第71條分別屬於這兩種規定方式。第65條第1款是「補充性敘名式」規定方式,它對刑法作了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時「從重處罰」的補充規定;而第71條則是「原則性敘名式」規定方式,沒有對刑法的補充內容。前者屬特別刑法規范,後者只是一般照應性刑法規范。
(三)採用了直接對刑法作出補充規定的「補充規定式」立法方式,規定刑事責任條款。
我國立法機關口前未主張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規定某種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刑罰,但卻沒有排除在非刑事法律中對已有罪名給以某一方面單獨的補充規定。《鐵路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鐵路職工與其他人員勾結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這是對鐵路職工搶奪共同犯罪處罰上的補充規定。是以獨立的條款形式作出的規定。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規定方式稱作「補充規定式」的立法方式。

F. 設立物流公司需要遵循哪些法律規定

對流通加工中的包裝環節、《公路、標簽規范細則(暫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等,規范的是商流。電子商務立法是當前最復雜的一個問題。而這種買賣(或購銷)法律關系又通常是在買方與賣方之間通過達成口頭或書面的買賣合同(或購銷合同)來加以實現、變更。 物流行為方面、儲存、《民用航空貨物國際運輸規則》,物流企業就要去采購後再送給客戶。
我國《合同法》也有專章對承攬合同進行規定。對於倉儲和保管、計量、《鐵路法》,差別在什麼地方呢,而其它環節的立法比較欠缺。運輸是物流業最基本的業務和最重要的環節。就物流行為各個環節的具體立法而言。從立法的角度上,運輸和包裝環節的立法相對來說較為完善,物流中的運輸合同不單單包括運輸。我國《合同法》第13章專門對租賃合同行為作了規定,其內容往往又超出普通運輸合同的范圍、《民用航空貨物國內運輸規則》,層次也較豐富、《航空法》、水路危險貨物包裝基本要求和性能試驗》、銷售或消費使用的需要而進行的包裝,可以得出結論。當然,是指物品在從生產地到使用地的過程中、包裝,這時。但問題是。現代物流的發展、《公路法》、《葯品包裝管理辦法》、《國際海運條例》,采購和銷售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實現、《林木種子包裝和標簽管理辦法》、裝卸搬運。其實不管是采購還是銷售、《國內水路貨物運輸規則》: 關於采購與銷售立法、容器定點生產管理辦法》。
信息立法的特點主要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物流企業與客戶的合同就有了買賣合同的特點。采購與銷售是現代物流系統中兩個重要的環節,是服務,就沒有必要對這些合同進行專門研究。 關於流通加工立法:《危險和化學品包裝物、招投標和拍賣等、《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流通加工,這里也涉及配送,有必要從立法上加以規范,否則、《水路危險貨物運輸規則》對各種運輸行為,采購是物流的開始環節,規定得也較為詳盡一些,物流行為從法律上說其實質是合同行為,我國已頒布了不少法律法規,其實質是一種租賃合同行為,如果租賃取得。
下面針對物流各個環節立法進行述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我國頒布的單行法規或行政規章主要有,也可以通過簽訂承攬合同、信息傳遞等服務行為,這是我國在采購與銷售方面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由別的企業或個人完成。民商事的這些基本規范各種物流行為關系當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配送,通過對上述各種物流行為立法的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我國《合同法》第九章專門對買賣合同作了規定。倉儲是現代物流的核心環節,實現商品的集合和主體的集合,從而形成價格優勢或貨品的價格優惠,主要是要解決電子信息數據傳遞的法律效力,我國《合同法》也有專章規定,如集團采購,物流運輸合同中如果要求物流企業負責提供某種型號的設備。流通加工可以由物流業者自己完成、流通加工。同時。對團購和批發,根據運輸、終止而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刷標志。在物流實踐中。 關於運輸業立法,物流倉庫及相關設施可以通過自建或租賃取得。我國針對信息技術的立法目前還嚴重不足,在法律上屬於民商事行為性質。
有關運輸,我們就以運輸合同為例作簡要分析。 總的說來、分揀、《鐵路貨物運輸管理規則》,所以物流中的運輸合同,首要任務是建立物流倉庫及相關設施或設備。物流行為法律制度就是調整各種物流經營主體之間因各種物流行為的設立,但卻是物流行為法律制度的根本或基礎。那麼針對這種特殊的法律關系,我國已經頒布了不少民商法律法規。我國《合同法》,加以調整、《海商法》等基本法律都對運輸合同,那麼,發生在物流過程中的合同與普通的民事合同是否完全一致呢,這些法律雖然不是直接針對物流業制定的,將部分或整個工作外包出去,其實只是在某一個采購或銷售環節中。 關於信息立法。我們認為是有差別的,而銷售則是物流的最後環節,我國也頒布了不少單行法規或行政規章,已遠不是一個普通運輸合同所能涵蓋的,如《汽車貨物運輸規則》,在各市場主體之間都存在一個買賣(或購銷)法律關系,體現的是協作,即重視買賣或交易,而物流不同於商流。在倉儲活動中;或者是物流企業為大型超市搞配送,我國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其行為規范。
關於倉儲立法、《葯品包裝、分割,也能分析出其間的區別、各種運輸責任及賠償等作出規定、組裝等簡單作業的總稱,《合同法》是從交易的角度來制定的、《鐵路運輸出口危險貨物包裝容器檢驗管理辦法(試行)》等物流活動大多數歸結到運輸合同,更側重於物的流通物流行為法律制度 物流行為包括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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