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實現方式主要是

1. 下列制備單質的方法中，需要加入還原劑才能實現的是（）A．高爐煉鐵B．電解法制金屬鎂C．加熱氧化汞

A．高爐煉鐵時利抄用金屬氧化物與襲還原劑反應，則需要加入還原劑，故A選；
B．一般利用電解熔融氯化鎂的方法來製取金屬鎂，該反應為氧化還原反應，但不需要加還原劑，故B不選；
C．加熱氧化汞制金屬汞，該反應為氧化還原反應，但不需要加還原劑，故C不選；
D．從海帶灰浸取液中（含I^-）提取碘單質，碘元素的化合價升高，則需要加氧化劑才能實現，故D不選；
故選A．

2.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3. 關於依法治國的說法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

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版依法治國權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4. 法治的實體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別是什麼

法治的實現條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國家是需要一些觀念和精神來支撐的;二是"實體要件",實體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國原則;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實現制度的時候所需要的各種技術和支撐。

5. 2015形式與政策法治中國論文1500字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著眼科學民主立法；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著眼保障司法公正；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二、我們需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中國
建設法治中國，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法治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決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是有著十分豐富內涵的真實目標。擇其要者，下列三個特徵構成了法治中國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典型的特徵。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堅實的根基。建設法治中國，應當讓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成為全社會奉行的基本准則，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嚴格落實，讓人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重要的使命。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讓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讓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讓社會運行更加穩定和和諧，讓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與法治中國相伴而行。
三、我們應當怎樣建設法治中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針，堪稱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南針。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
（一）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
任何權力規范和約束都應該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進行。政治家要有倡導和推行法治的決心和信念，運用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厲行法治、自我限權、帶頭守法。
（二）著眼科學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我們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切實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每一部法律法規制定的全過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願，完善科學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認真傾聽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廣泛集中民智、匯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觀實際，從改革發展穩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研究和決定該立哪些法、怎樣立，該制定哪些制度、怎樣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切實增強每一部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一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二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國家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辦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重要職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的重要職權，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四是要改革現在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一套以法治為重要指標體系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即「法治GDP」，保證法律的實施。地方政府領導幹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識，是不是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為重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法律的實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國建設才會更加順暢。
（四）著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樹立現代司法理念，推進司法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1.樹立司法獨立理念
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現在如何認識我國的司法獨立，學術界爭論頗多。有的主張西化式獨立，有的主張逐步獨立等等。筆者認為，在當前不能離開我國的政治制度去談獨立，而要符合我國的國情。一是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必須明確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並非是具體業務和工作的代辦與干預。二是規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監督，高度重視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新聞媒體的監督。三是改革現有司法人事與財政制度。現行的司法管理體制是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於當地黨委政府。要從根本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首先可考慮基層、中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高級、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任命後即由最高法院統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須改變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財政權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將法院的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重視司法經費獨立對於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四是正確處理好上、下級法院間關系，確保下級法院獨立辦案。上、下級法院並非行政領導關系，而是監督、審級關系，不同的審級設置是為確保當事人上訴權的實現，確保司法公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事先請示，都有違司法獨立原則，應予根除。
2.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尤其是法官隊伍建設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於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養，提高法官的業務素養，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
當今，許多法律得不到真正執行，公權侵犯私權的情況屢屢發生。如果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就會是恣意妄為的猛獸，就會禍害社會。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有哪些？第一個是民主的籠子，通過統一的程序規則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特別要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加以更加嚴格的硬約束。因此應當盡快制定《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規，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第二個是法治的籠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制定規范；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凡法律法規規定的職責，都必須積極履行，不能失職，不能不作為。同時，履行法定職責，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第三個是監督的籠子，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應當進一步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將領導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權力的表現形式納入信息公開的范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黨務、政務、司法、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渠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惟其如此，才能讓所有官員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六）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法治中國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當法律成為國民必須信仰與敬畏的規則時，人們才可能在這條規則的底線上行走，道德才不會失守，底線才不會被擊穿，秩序才不會崩壞，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有所期許。也只有全社會都把法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才會形成。因此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目標。一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培訓。讓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這無疑是對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引領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建設法治中國，人民群眾是基礎力量。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糾紛，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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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1、地位：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2、法治作用：內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容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德治作用：德治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而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

3、實現途徑：法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德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7. 依法治國保證憲法的貫徹實施途徑有哪些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就是要求國家生活、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都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調控和處理。法治國家的形成過程，其實就是法律功能日益擴展，並且大規模地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滲透的過程。具體說來，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應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立法工作，完備法律體系。

1、法律體系尚不完備，許多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如《政黨法》、《監督法》、《新聞法》等尚未制定出來。

2、已有法律普遍存在著嚴重「老化」情況，急需修改完善。

3、有些法律的質量低，漏洞多，缺乏超前性，修改頻繁，法律壽命短。

4、同一層次不同層次的法律法規之間還存在相互沖突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戰略目標，就必須切實轉變立法思想，大力加強立法工作。

二、嚴格依法執政，樹立法律權威。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關鍵就在於樹立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在我國，

共產黨處於長期執政的地位，其執政地位幾乎不受任何外來的挑戰和影響。黨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領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項工作。

黨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能夠極大地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反之，黨不遵守憲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國最終不能實現。

因此，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制約權力的有效方式就是尊重法律、落實法律，樹立起法律在國家和生活中至上的權威性。

三、加強依法行政，以法律為准繩。

建立法治國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法治首先是指和專斷權力的影響相反的正規法律的絕對的無上的或超越一切的權力，它防止政府方面的專斷權、特權甚至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依法行政具體而言：

1、行政機關應當嚴格依照法定的許可權來從事行政行為，「無法律即無行政」，嚴禁超越法律行使職權；

2、行政機關在行使法定職權，從事行政活動時，必須嚴格依法辦事。這里的

「依法」，既包括依實體法，也包括依程序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鑒於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強調行政行為應當遵守法定程序在今天乃至今後顯得尤為重要；

3、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

四、嚴格公正司法，實現法治目標。

通常司法公正是由司法實體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組成，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法治意味著法律的普遍適用和至高無上。在現代社會，法治的實踐狀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司法上。立法只不過是將紛繁復雜的人類行為歸納抽象為一般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規范，而司法則是將這些抽象的規范運用於具體的案件中，賦予具體的案件真正實體化的規范效果。因此，司法對法律的適用是最為有效的，也是最為關鍵的。

惟有司法公正，國家法制才有權威，社會才能安寧穩定，人民才有最後的依靠；司法不公，則必然導致冤無處伸，理無處訴的情況，社會將完全喪失對法律的信任，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將成為一句空話。

五、增強法律意識，確立法治觀念。

公民應該具備的法律意識包括：

1、人權意識；

2、權力屬於人民的意識；

3、民主監督意識；

4、守法意識；

5、訴訟意識。

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一項基礎性工程。

總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植根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如果沒有現代法律觀念，沒有公民對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圍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實現。而要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就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傳，使人人知法，懂法，樹立正確的法律價值觀，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

8. 如何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努力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內治理體容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9.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穩定

法治是國家機關有效管理與優質服務、社會組織有序管理與優化服務、社區有效自治與優良服務的基本依託。社會管理的法治化，關繫到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關繫到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也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實現。在法治成為治國理政方式的大背景下，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將是今後一個時期信訪維穩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基本路徑和主要方法，也是領導幹部在維穩工作中必須具備的首要能力，更是實現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的基礎保障。
（一）准確定位,規范信訪秩序，實現信訪工作理性回歸
堅持規范信訪事項和規范信訪秩序相結合，規范信訪事項是規范信訪秩序的前提，要想規范信訪秩序，必須規范信訪事項。凡是明確有法律渠道和主管部門的訴求，都不應作為信訪事項受理登記。
拓寬向群眾宣傳政策法律的渠道，告知其選擇法律途徑維護合法權益的有關規定。如果把不是信訪的問題引入信訪渠道，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還誤導了群眾。在暢通信訪出口上做實做強，使大量被誤導進入信訪渠道的上訪人，通過教育引導、法律告知引導其退出信訪渠道，選擇法律途徑解決訴求。
（二）強化法治，把信訪事項導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
破解信訪難題的根本出路是加強法治建設，推進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逐步把信訪事項導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依法解決問題。
具體來講，一要依法解決問題，對法律和政策有明確規定符合解決條件的，一定要做到「用心、用情、用力」解決。二要依法教育疏導，綜合運用法制宣傳、教育引導、心理疏導、化訪為訴、進入程序、依法處置等措施，把涉訪人群導入法治框架內解決問題。三要依法懲戒處理，對無視法律權威的違法上訪行為，要用法律方式依法處理；對把上訪當成誣告、陷害、誹謗渠道的，要強化法律告知，依法追究責任，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權威。四要依法終結信訪，堅決維護三級終結的權威；對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一律按法律規定，通過審判監督和檢察監督、行政復議、國家賠償程序處理，並結合各部門的紀檢監察監督、法制工作監督，強化糾正錯誤，規范執法行為，堅決維護法制權威，維護法律尊嚴。
（三）正確引導輿論，淡化信訪宣傳誤導，強化法制宣傳教育
高度重視輿論宣傳對信訪群眾的導向作用，客觀報道宣傳信訪政策法規，提高群眾對信訪的正確認識，引導信訪群眾依法信訪。
淡化對信訪特別是越級信訪促進問題解決的宣傳，不過分誇大和渲染信訪的作用，大力營造依法解決問題的輿論氛圍，從思想上消除涉訪當事人對信訪渠道過高的價值預期，引導其自覺選擇司法解決途徑，在法治程序里化解矛盾、促進和諧。通過對處理違法信訪行為等典型案例的宣傳教育，以案析理、以案說法，有效震懾違法，努力營造依法、理性、有序信訪的良好社會氛圍。堅持把宣傳政策法律和教育引導貫穿於依法治訪的全過程，注重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強化法律告知、釋疑解惑，教育警示群眾防範違法犯罪，實現執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強化源頭治訪，把涉訪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縣級以下
信訪問題的解決和防範關鍵在基層。要緊緊抓住縣級以下有關部門這個解決問題的責任主體和防範源頭：一是把矛盾發現在早、化解在小、解決在源頭。二是增加縣級以下有關部門化解矛盾、依法解決問題的層級，從村組、社區到鄉鎮、辦事處、縣區有關部門來真正了解實情、層層化解矛盾。三是對涉訪違法行為也要發現在早，處置在小，解決在縣級以下。要堅持法制原則，以「合法」還是「違法」作為定性標准，不要糾結於是否為「上訪人員」、「特殊群體」,防止違法行為的逐步升級。四是強化責任追究,及時吸取教訓、引以為戒，發現問題、改進工作，更好地從源頭上發現和化解矛盾、維護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