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法立法背景

1. 監獄法的體系結構

監獄法的縱向體系結構，是指由不同層級的規范性的監獄法律文件組成的等級、效力有序的縱向關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可以對監獄法的縱向體系結構形式作如下排列：
一、《憲法》中的有關條款，是監獄法的最高表現形式
憲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其他部門法的立法依據和指導思想，是其他部門法的「母法」，所有部門法的產生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結合本部門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點制定其具體的法律規范。中國《憲法》第28條明確規定了國家同犯罪現象作斗爭的基本方向，其中「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既為監獄法的建立提供了根本依據，同時這一規定本身的內容也成為廣義監獄法的一部分和最高層次和表現形式。
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監獄行刑的條款，是監獄法的直接表現形式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作為與犯罪現象作斗爭的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除了規制定罪量刑的標准、尺度、原則、程序等外，還有一些具體條款涉及到了監獄行刑的問題，如減刑、假釋等。這些有關監獄行刑的條款，是監獄行刑活動的直接依據和表現形式。如《刑法》第46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監獄或者其他執行場所執行；凡有勞動能力的，都應當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和改造。」這一規定指出了監獄行刑的對象、范圍和具體條件等，其本身也就成為監獄法的直接表現形式。
三、《監獄法》規定了監獄行刑活動的基本范圍，是監獄法的主要表現形式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4年12月29日頒布實施的《監獄法》，它與《刑法》、《刑事訴訟法》共同構成了我國的刑事法律體系，實際上具有部門法的地位。它以規制監獄行刑活動為主要內容，是一部全面、系統、專業的的監獄工作的基本法律。它是依據憲法制定的調整監獄行刑活動內部與外部關系的基本法律規范的總和，是指導我國監獄行刑活動的主要法律依據，是監獄法的主要表現形式。《監獄法》共7章78條，涵蓋了我國監獄行刑活動的基本內容，明確規定了我國監獄的性質、目的、任務，監獄行刑運轉的基本原則與機制，監獄行刑的基本制度，罪犯的法律地位與權利保護，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以及監獄經費保障等問題。
四、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制定的有關行政法規和規章，是監獄法的重要表現形式
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主要包括司法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它們依法制定的有關監獄行刑的行政法規和規章，是對監獄基本法律的補充和完善，是對監獄基本法律中一些原則性規定作進一步闡釋和補充，主要解決《監獄法》中不夠明確或者沒有規定細節性問題，以便為監獄行刑活動提供具體的法律標准和要求，並提高監獄法的操作性能，起到特殊監獄法的作用。
五、有關監獄行刑的法律解釋，也是監獄法的表現形式
在我國監獄法律規范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有兩個方面組成：一是國家立法機關的立法解釋；二是國家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前一種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作為國家立法機關對於監獄法律的規范要求所作的闡釋，和原《監獄法》的規范條文一樣，屬於《監獄法》的規范條文的有機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針對《監獄法》貫徹實施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作出的具有規范性文件意義的解釋為司法解釋，該解釋對監獄行刑同樣具有法律規范的約束作用，也是監獄法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此外，地方（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和政府制定頒布的有關監獄工作的法規性文件、政令等，只在該地方區域有效。也可視為監獄法體系中的組成部分。
上述監獄法的幾種不同表現形式，由多種多樣、各種不同層次、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相互補充，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監獄法或監獄法律法規體系，有機地調整著監獄行刑工作。同時，由於地位不同的機關制定了各種法律或法規，就依次形成不同的法的地位和效力。根據我國的立法原則，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當不同的法律文件內容發生抵觸時，應優先適用上位法。比如，國務院及其部委等制定的監獄行政法規，地方性監獄法規均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如果發生抵觸，前者相抵觸部分無效。由以上幾個層級相結合，使我國監獄法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的，以《監獄法》為主體的，多層次的，內容和諧一致、形式完整統一的有機整體。

2. 中國刑事法律體系的構成

一、<刑法>及其修正案，當前到了修正案八。
二、單行刑法。
三、立法解釋、司法解釋。
四、《刑事訴訟法》
五、《監獄法》
六，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
七.國際條約
還有最重要的憲法

3. 監獄法的實施工作

我國《監獄法》明確規定，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要堅持監獄工作原則，達到監獄工作目的，監獄一切工作的內涵和推進方式均應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實行依法治監，推進監獄工作法制化進程是對監獄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新形勢下，要做到依法治監，推進監獄工作法制化進程，需要重視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進一步加強監獄立法建設
盡管我國的監獄立法建設經過建國幾十年的努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1994年《監獄法》出台，在監獄立法建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需要在進一步加強監獄立法建設上下功夫。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特別需要制定出一整套與《監獄法》相配套的具有較強操作性的監獄法規，如《監獄法實施條例》、《監外執行和假釋罪犯管理條例》、《刑滿釋放人員安置幫教辦法》、《獄務公開與獄務監督制度》、《未成年罪犯管理教育辦法》等，以使監獄各項工作許可權確定化、責任明晰化、程序公開化、行為規范化，從而為依法治監提供更為完備的法律保障，促進監獄法制化建設進程。
二、加大執法力度
依法治監的關鍵是執法，因此必須加大執法力度。而公正是執法的本質要求。監獄執法公正貫穿於懲罰和改造工作的全過程，無論是罪犯的收監、減刑、假釋、釋放還是監外執行，又犯罪的處理等都涉及到執法公正的問題。執法公正是監獄法制的基石所在，靈魂所在，是保持和促進監獄事業發展的生命線，因此要把執法公正作為衡量執法力度大小的主要標尺。這是我國監獄法制化建設在當前和今後要努力追求的一個目標。
三、重視保障罪犯權利
罪犯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保障是監獄法制化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現代監獄行刑制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須確保法律賦予罪犯的各項權利得到有效的實現，用法律的手段來維護罪犯的合法權益。如要根據《監獄法》的規定對罪犯的分押、分管、警戒、通訊、會見、生活衛生、考核獎懲等方面作出詳細可行的規定，特別是對程序性規定一定要明確化，使罪犯的權利保障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再如監獄民警在具體執法過程中，要通過依法行刑保障罪犯的權利。特別是罪犯沒有剝奪的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監獄都要依法予以保護。與此同時，要對罪犯加強法律知識的普及和宣傳，讓罪犯明白享受權利應在法定的范圍內進行。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要享受權利必須以履行一定的義務為條件，而履行義務時也同時在享受權利。
四、提高執法者法律素質
不論法律有多麼良好、科學和完備，要真正發揮作用，還必須由執法者予以執行，這就決定了執法者應當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質。要提高作為執法者的監獄民警的法律素質，首先，要通過不斷深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學習，在頭腦中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定做好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捍衛者的信念。其次，要組織廣大監獄民警系統學習監獄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做到精通、准確把握，並在監獄行刑活動過程中正確運用法律法規來處理問題，維護法制尊嚴。再次，要堅決按照「違法必究」的要求，加大查處執法中腐敗行為的力度。堅決做到依法從嚴治警，不護短，不包庇，不留後患，對不合格的幹警堅決清除幹警隊伍，以保持幹警隊伍的純潔。
五、加強執法監督
對監獄執法活動進行必要的法律監督，是依法治監，調節監獄工作法制化進程的重要保證。在具體做法上，一是要深化獄務公開工作。增加獄務公開的內容，加大對獄務公開的宣傳力度。對涉及罪犯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准假探親、記分考核等敏感環節，要堅持條件、程序、許可權、結果的「四公開」，實行公示制度，並接受罪犯及其親屬的監督。二是進一步加強監獄系統內部紀檢、監察審計部門對執法執紀情況的監督工作，建立健全定期、不定期的檢查監督制度，及時有效地發現執法執紀中的問題，根據不同情況予以不同的處理。三是認真接受各級人大、政協、檢察機關、新聞媒體等和人民群眾的監督。通過公布舉報電話、聘請社會執法監督員、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有關人士定期視察監獄，向罪犯親屬介紹罪犯改造情況等形式，接受廣泛的社會監督，總之，只有從多方位、多層面、多渠道對監獄執法活動加強執法監督，才能保證監獄執法活動的合法性、公正性、嚴肅性和權威性。

4. 關於《監獄法》宣傳活動日的論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以下簡稱監獄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有關監獄的重要法典，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面的一件大事。它的頒布和實施，對於進一步強化監獄職能、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來，伴隨著依法治國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依法治監成為監獄工作者的普遍共識。依法治監必須有法可依，且有法能依。然而筆者覺得我國現行《監獄法》雖然結束了新中國監獄法典空白的歷史，使我們當前依法治監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但是由於《監獄法》尚不夠完善，在實踐過程中，當人們適用它時，難免面臨種種現實的困惑，時常會感到一些法律條文有法難依。據此，筆者覺得有必要指出《監獄法》存在的不足，探討解決的辦法，幫助人們擺脫困惑。
一、關於罪犯勞動的法律規定
關於罪犯勞動，《監獄法》共有19條內容涉及這一問題。其中第二條規定：「監獄……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罪犯必須……參加勞動，……」，第六十九條規定：「有勞動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勞動」，透過上述規定的具體文字。不難看出，第二條規定告訴我們，如果罪犯需要的不是勞動改造手段，則可以不組織罪犯參加這些勞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則告訴我們：一切罪犯都必須參加勞動，參加勞動是法定的義務。第六十九規定則又表明罪犯參加勞動是有條件的，前提是必須有勞動能力，從實踐來看，此條規定所要求的條件實際是空的。監獄勞動的種類多種多樣，在監獄能夠動盪的罪犯即使不能進行生產性勞動，也可以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雜務。對於獄內押犯而言，只存在勞動能力強弱大小的區別，不存在勞動能力有無的區別。筆者認為：罪犯應當參加勞動，勞動是罪犯必須履行不能迴避的法定義務，因此對於第四條應去掉「根據改造的需要」幾字，第六十九條應改為「有生產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生產勞動」。
二、對減刑、假釋的適用程序不完善
對減刑、假釋，《監獄法》共有6條內容對此作了規定。從減刑的條件、減刑的辦理、假釋的辦理，不當減刑、假釋的禁止等方面進行規定。但這些規定並未能全部涵蓋減刑、假釋的全部適用程序，表現在：第一，人民法院裁定罪犯被減刑、假釋時，監獄應當在什麼時間內予以告知？《監獄法》對此沒有涉及。筆者認為確定對罪犯減刑、但如果監獄機關在接到減刑、假釋裁定之後，不及時告知，很容易導致對罪犯合法人身權益的侵犯。曾經有監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罪犯的刑期在上年底已剩餘不多，如果被減刑，則可能被告知之日就是回家之時，然而監獄單位遲遲不予告知，則罪犯亦遲遲不能刑滿釋放。等後來被告知，真相大白時，卻發現罪犯已被多關押數十日。假釋更是如此，如果越過了假釋開始的期限、而罪犯仍未被告知假釋，則不僅人民法院裁定的法律效力受損，而且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遭到侵害。筆者認為：對於人民法院裁定的減刑、假釋裁定，罪犯能否上訴。《監獄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提出抗訴，對於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筆者認為，人民檢察院在這里的抗訴可能因為兩種原因。一種是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罪犯卻被減刑、假釋，另一種是應當被減刑、假釋的罪犯卻被錯誤地裁定不予減刑、假釋。檢察監督不可給每一次都能明察秋毫。如果在監獄機關向所在地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合適的減刑、假釋時，罪犯的正當權益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罪犯可以用什麼辦法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呢？筆者認為，無論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從實踐上考察，這種減刑、假釋的不當裁決都具有現實可能性，對此應當予以防範，即應當給予罪犯上訴的權利。倘若罪犯對此不能進行上訴，這不僅違背了刑訴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利於保護罪犯的正當利益。再者，既然人民檢察院可以對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作出的減刑、假釋裁定進行抗訴，罪犯當然應當對應地享有上訴的權利。因此，筆者建議對第三十四條增加第三款，內容為「被監獄機關建議減刑、假釋的裁定，有充分理由認為裁定不當，可以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內提出上訴，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三、關於監獄偵查權的規定過於簡略，不利於實際操作
《監獄法》第六十條規定：「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一般而言，所謂偵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可見偵查的具體活動包括兩個方面，即進行專門調查工作，採取相關強制措施：這里的強制措施，其種類包括拘傳、取保侯審、監視居住、逮捕和拘留。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三款規定：「對罪犯在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機關進行偵查。」「監獄辦理刑事案件時，適用本法的有關規定。」由此不難判定，監獄在作為獄內犯罪案件的偵查時，其擁有的偵查權利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但是理

5. 論罪犯的法律地位

罪犯法律地位略論
罪犯的法律地位問題是一個時代性很強的問題，也是一個法治環境下不容迴避的問題，它不僅涉及罪犯權利保護問題，更事關國家的刑事政策與刑事執行立法問題，直接影響到行刑效益與行刑效應。目前大量存在於刑罰執行實踐中的執法隨意性問題，都與罪犯的法律地位問題相關。深層次分析起來，近年重新犯罪率的逐步攀升，也與罪犯的法律地位問題解決不好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社會對罪犯的歧視及其合法權益的侵犯往往會加深其反社會性。本文試就罪犯法律地位的價值定位、法理闡釋與基本特徵闡明幾點意見。

一、價值定位

罪犯法律地位問題的價值定位，其出發點和目標必須緊緊圍繞監獄法治這一宏偉工程，必須首先確定監獄法治的價值定位。而對監獄法治價值定位的探尋，又必須正確解讀依法治國的含義。

事實上，當前將「依法治國」混同於「以法治國」的認識誤區並不少見。「依法治國」意味著「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來是制定很良好的法律」（亞理士多德語）；而「以法治國」則突出法制范疇，它只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法治蘊含了法律至上的價值理念，監獄法治則具有要求監獄制度應體現特定社會正義的良法控制。而單純的法制則很可能帶有濃重的工具主義色彩，監獄僅僅被視為維護統治階級秩序的手段和工具，其價值是控制罪犯個體，而非限制監獄權力。

刑事法律的法理價值是社會防衛和人權保障，而兩者在價值結構的序列上並非等量齊觀。其社會防衛機能的一般預防和個別預防效應，在監獄行刑階段伴隨著罪犯進入監禁狀態基本上已經實現。至於監禁過程中對其實施的矯正改造活動，則追求更高的效益。可以說，監獄法治的價值主要是權利和秩序，其價值重心在於人權保障，當然體現秩序價值的維護監管秩序和提高改造效益，在監獄法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權利和秩序應當是新時期罪犯監管改造制度發展與創新的時代主題，也是我們對罪犯法律地位定位的價值內核。

考察一下歷史發展的軌跡，我們會發現，罪犯法律地位問題只有在法治社會才有實際的意義。由於特殊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對罪犯「人人喊打」、「人人可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此產生質疑，一定會被認為別有用心或者腦子有毛病。當法律對犯罪人施以滿門抄斬甚至誅滅九族的刑罰時，對罪犯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罪犯還有什麼法律地位可言？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人道主義得到提倡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主流社會對罪犯的一種恩典，不僅不能說明罪犯地位的變化，恰恰是罪犯地位在主流社會人們眼中不屑一顧的反證。作為專政對象，自然應該以鐵拳待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仍給一口飯吃，就是人道主義的體現，罪犯應該為此感激萬分。這時候討論罪犯的法律地位，顯然既不合時宜，也實在沒有意義。只有到了法治成為現實的時候，討論罪犯的法律地位，在實踐上才有意義，在理論上才不致走上歧路。

二、法理闡釋

要在法理上對罪犯的法律地位作比較清晰的闡述，必須藉助於一個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關系。

法律關系是由法律規范所確認的法律主體之間的規范性關系，是一種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很顯然，就像普通公民不可能是單一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樣，罪犯也不可能是單一法律關系的主體（事實上身份越特殊，所處的法律關系越復雜，就越可能成為多種法律關系的主體。）。罪犯作為主體之一的法律關系，可大致分為兩個類別，即監內法律關系和監外法律關系。其中監內法律關系又可分為基於受刑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和其他法律關系兩類。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從法律關系的視角來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需要分別考察罪犯作為不同法律關系主體的情形。以下試做簡要分析：

1、基於受刑而產生的監內法律關系

基於受刑而產生的法律關系是罪犯所處的最主要、最核心的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即通常所稱的監獄法律關系，是由監獄法所規范的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罪犯與監獄及監獄人民警察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毫無疑問，監獄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監獄法所規定的監獄法律關系主體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在這里，權利是指監獄法律關系主體依法享有的法定權利，即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監獄法律關系的主體可以從事某種行為的許可或保障。所謂許可，就是主體可以從事某種行為的選擇自由和自主決定權。有了法律上的許可，權利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某種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所謂保障，是指國家對權利主體從事某種行為的選擇自由和自主決定權的保護，它意味著當權利主體的利益受到侵犯時，國家會運用其強制力制裁侵犯者，排除主體享受權利的障礙。另一方面，義務是指監獄法律關系主體依法承擔的法定義務，即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監獄法律關系的主體必須作出一定行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為的約束。「必須作出一定行為」是指主體進行一定的積極行為（作為），用積極的行為去進行法律規定的事項；「不得作出一定行為」是指主體遵守法律的規定，不得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不作為）。

罪犯作為監獄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方，既依法享有相應的權利，又依法承擔相應的義務。和其他任何一種具體的法律關系的情形一樣，這種權利義務在內容上有其特有的屬性即特點。罪犯因處於監獄法律關系的主體地位而承受的權利義務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罪犯與監獄及監獄人民警察之間在地位的不平等上。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關注這一特點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充分注意到，監獄法律關系中罪犯權利義務的一般本質仍然是其法定性，即如前所述，權利由國家法律許可和保障實現，義務也由國家法律約束實現。只有充分注意到這一本質，我們才會將罪犯的法律地位問題導向真正的法治的軌道，才不至於回到從「身份」出發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的老路上去。

2、其他監內法律關系

在監內其他法律關系中，比如買賣、委託等民事法律關系中，罪犯作為這類法律關系的主體，其權利義務在形式和內容上應和普通公民毫無二致。監內營業性的超市、餐館和監獄機關脫鉤以及監企的徹底分離，使罪犯這方面權利的保障有了體制上的保證。

從表面上看，監內其他法律關系是依附於基於受刑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即監獄法律關系的，或者是由監獄法律關系派生出來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這種認識只看到了這兩類法律關系在形式上的聯系，而沒有看到他們在本質上的區別。監獄法律關系是因為刑罰執行活動的存在和展開而形成的，是一種不平等主體之間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只存在於罪犯和監獄及監獄警察之間；監內其他法律關系與監獄法律關系雖然在空間上具有同一性，但產生的原因卻不一樣，大多屬於民事法律關系，一般不發生在罪犯與監獄及監獄警察之間，即使監獄警察個人與罪犯之間發生了這種關系，也大多與監獄警察的職務行為無關（以權謀私行為由於是非法行為，所以不在討論之列）。

在監內其他法律關系中，罪犯法律地位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罪犯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在地位上與其他主體是平等的。這是與監獄法律關系比較最主要的區別。明確這一點對罪犯權利保障意義極大。在監獄實際工作中我們常常發現，無論是社會上一般老百姓還是監獄管理人員，都習慣於把罪犯的一切都納入監獄法律關系來看待，在民事法律關系領域也不能平等對待罪犯（比如賣給罪犯的商品質次價高還覺得理直氣壯），因此，在理論上把監內法律關系區分為監獄法律關系和監內其他法律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3、監外法律關系

監外法律關系仍然是和罪犯關系密切的法律關系，從時間維度上看，對罪犯而言監外法律關系是本原的、基本的法律關系。因為失去自由，罪犯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方式發生某些變化，但罪犯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並未發生變化。因此，就本質而言，在監外法律關系中，罪犯的法律地位與普通公民是完全一樣的。

由於「身份」社會思維定式和刑罰報應思想的影響，整個社會還遠未形成現代文明理性的刑罰觀念，使得諸如罪犯繼承權得不到保障、責任田無故被取消、合法財產被哄搶瓜分之類的事件屢見不鮮。現實已經提示我們，重視罪犯在監外法律關系中的法律地位，有效保護其合法權益，已經顯得非常緊迫了。

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對罪犯法律地位或者權利義務問題的關注，基本上僅限於上述第一種情形，即罪犯作為基於受刑而產生的監內法律關系的主體的情形，對其他兩種情形，則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種偏廢的後果，直接導致了罪犯獄內獄外涉權事項落實的較大差距。根據河北省監獄學會最近組織的一次問卷調查，罪犯對獄外涉權保障的滿意度僅為59%，而對獄內涉權保障的滿意度大多超過90%，最高為98%，一般在85%以上，只有極個別項目如監外執行權、保外就醫權的保障滿意度在60%左右。這個調查結果也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說明了全面重視罪犯法律地位問題的意義並不僅限於高牆之內，對於全社會，都有著思想觀念上撥亂反正的革命性意義。

三、罪犯權利義務的基本特徵

罪犯的法律地位,主要內容包含其權利與義務。對罪犯的權利和義務的特點可概括為權利的不完整性和義務的特殊性。

所謂「權利的不完整性」，意指由於罪犯被剝奪了自由，從而導致其在權利上與普通公民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突出表現在罪犯權利的不完整性上。罪犯作為被剝奪了自由、具有特殊身份的公民，其權利是依據法律被限制和約束的公民權利。將權利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罪犯與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是不平等的；而從具體權利來分析，罪犯與普通公民的部分權利是平等的，部分權利是不平等的，此外還有部分權利是特有的。從這樣的分析出發，將罪犯的權利大致分為以下四類：

1、完全享有的權利

所謂完全享有的權利，是指根據憲法 、監獄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罪犯享有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樣的權利。

如：人格權。我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罪犯同樣享受這項權利。監獄法明確規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同時規定，警察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否則將受到行政處分直至刑事處分。又如：人身安全權。罪犯雖然在監獄服刑，但其生命和健康必須得到保護，禁止對罪犯毆打、體罰、虐待、刑訊逼供。再如：合法財產權。罪犯對合法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支配和處分權，還享有合法財產繼承權，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佔有罪犯私人所有合法財產。

2、部分享有的權利

所謂部分享有的權利是指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 ，罪犯因其身份特殊 ，有些權利只能部分享有。

如：選舉權。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行使選舉權。但由於其特殊身份，不可能享有被選舉權。此外，罪犯實際上也不可能享有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政治權利。再如：宗教信仰自由權。法律保障罪犯的宗教信仰自由，但為了維護監獄的正常秩序，監內不允許設經堂、教堂，不得宣講教義和進行傳教活動。

3、限制享有的權利

因罪犯身份特殊，根據監獄法有關規定，罪犯享有的部分權利與普通公民相比較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會見權。罪犯雖然可以會見，但會見的時間、地點、對象、人數均有限制，且須經監獄機關批准。又如：通信權。罪犯可以通信，但信件須經監獄機關檢查，內容反動或妨礙罪犯改造的信件可以扣留。再如：婚姻家庭權。罪犯的婚姻家庭受法律保護，但這一權利又受到限制。罪犯實際上不享有結婚自由，不享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4、特有的權利

這是罪犯基於其特定身份所享有而普通公民不擁有的權利。如：物質生活、醫療衛生保障權。罪犯的吃、住、零用和醫療衛生等均由國家予以保障，盡管目前國家的保障水平還有待提高。再如：獲得減刑、假釋權。罪犯改造表現好可以依法獲得減刑、假釋。

所謂「義務的特殊性」，即認為罪犯必須履行法定的特殊義務，如遵守監規紀律，而普通公民無需承擔這樣的義務。認為罪犯在以下四個方面的義務與一般公民有很大的區別：

（1）罪犯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監規紀律；

（2）罪犯必須服從監獄機關的管理；

（3）罪犯必須接受監獄機關組織的各種教育活動；

（4）罪犯必須參加生產勞動。

應該說，這些關於罪犯權利義務的概括，是基本上符合目前我國監獄的實際情況的。但這種概括本身，卻提示了我們問題的症結之所在。只要稍作分析，我們就不難看出，這種概括更多的是政策和政治觀念的圖解，而缺少法律規范的提煉，盡管使用了一些法律概念和術語。可以說，這里所有的表述都是建立在對「罪犯身份」的確認和強化的基礎上。這種從「身份」出發而不是從關系「出發」考察罪犯權利義務特點的思路，仍然是人治思維的延續，其突出的特徵就是把罪犯看作理所當然低人一等的異類，認為罪犯是「專政」對象，主要是受約束的，強制性地履行義務是其法律地位的主要特徵。在這種思維支配下，有的論者把罪犯看作法律關系的客體，在理論上陷入了嚴重的混亂。

因此，對罪犯的法律地位明確與兌現應進一步強化制度構建。首先，在理論層面，應該加強對於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則的研究，為監獄法典的修訂完善提供理論指導。理論研究應該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能僅僅註解現行法律。其次，在立法層面上，要進一步改進立法技術，充分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立法成果，努力做到科學、嚴密、准確、明晰界定罪犯的權利義務，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予以規范，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標准不一造成的執法不公。將來修訂《監獄法》時，可以考慮以現行《監獄法》第七條為基礎，確立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則；另設「罪犯的權利義務」專章，放在第二章「監獄」之後。第三，在目前監獄法未修改的情況下，可考慮在制定實施細則時對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則和罪犯的權利義務予以明確。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給罪犯的法律地位下這樣一個定義：所謂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是罪犯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法律保障。當前關注罪犯法律地位問題，應以罪犯合法權益的保護為重點，這既是我國目前行刑實踐的需要，也是國際人權斗爭的需要。

6. 監獄企業的監獄企業簡介

一、監獄企業具備企業性質
監獄企業是適應罪犯勞動改造的需要而產生的特殊企業，具有特殊性。監獄企業又是社會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從內容和形式上具備了企業的基本條件，具有企業一般性質，特殊性不能否定一般性，研究監獄企業必須首先肯定其企業的一般性質。
(一)監獄企業是我國監獄系統組織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最適宜的組織形式。一方面，它是最適宜的生產組織形式。「罪犯生產勞動不是無效勞動，也要出產品、出效益，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要組織生產就會有計劃管理、生產管理、技術管理、物資供應和產品銷售等活動，而這些正是企業管理的內容」。所以「監獄生產具有一般社會生產的共性，也必須納入企業管理范圍」我國的罪犯生產早在建國初期就已採用了企業的組織形式，1952年《第一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決議》中明確指出：「勞改生產從政治上看，是屬於改造罪犯成為新人的一項政策，從經濟上看是屬於國營經濟性質的特殊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生產與社會需求結合更加緊密，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也只有採用更加適宜的企業組織形式，才能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監獄企業是最適宜的罪犯勞動改造組織形式。監獄企業把罪犯改造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有機地結合起來，為罪犯提供了生產性、開放性和社會化的勞動崗位，使之在生產產品的同時，學習有用的技能，獲取勞動的報酬，體味勞動的艱辛與收獲，接受企業的制度和管理約束，時刻感受到社會化的工作環境，並通過產品銷售實現其勞動的社會化。使罪犯既服從法律管制又經常接受各種社會規范，既是被監管改造的對象，又是社會生產者的角色，這對罪犯改變惡習，更新觀念，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之才具有更為適合的作用。
(二)我們不能因為監獄和企業目前的復合存在而否認監獄企業的性質和客觀存在。監獄企業在組織和管理上與監獄是有本質區別的，是監獄無法替代的。在國家財政部1997年1月1日制定執行的《監獄財務制度》和《監獄會計制度》已經明確地把監獄和企業的資產、財務和會計工作區分開來。在財政部《關於制定(監獄財務制度)和(監獄會計制度)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國監獄與監獄生產經營單位屬於不同的主體，監獄是國家刑罰執行機關，體現專政性質，而監獄生產經營單位是為組織罪犯進行生產勞動和改造的場所，是特殊性質的國有企業。」並指出：「監獄生產經營單位財務實行企業管理，執行《企業財務通則》、《企業會計准則》及行業財務會計制度。」在財政部、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司法部1997年2月1日聯合頒布的《關於監獄資產劃分有關規定的通知》的第一條規定：監獄資產劃分為監管改造用資產和生產經營用資產，兩部分資產分別按照行政單位、企業的資產管理辦法進行管理。」這說明監獄企業已經有了自己獨立支配的資產和獨立的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工作，這是其作為企業的重要條件。
(三)監獄企業作為企業的生產要素齊全，集合了以罪犯勞動力為主的各種生產要素，符合企業的基本條件。罪犯特別是有勞動能力的罪犯是特殊環境下的特殊勞動力，他們並不因為被收監而喪失勞動的資格，《監獄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有勞動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勞動。」因此，全國的罪犯形成了龐大的勞動力資源，不加以合理的組織和利用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觀點。監獄企業以罪犯為基本的生產者，其實是以特殊的形式僱傭的特殊的勞動力一在監獄企業中，與罪犯勞動力相結合的是「國家提供的罪犯勞動必需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經費」，從而以合法的途徑和形式集合了基本的生產要素，通過企業管理形成現實的生產力，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產品和勞務，也為國家分擔了一定的困難，這更符合國家組織罪犯生產勞動的初衷，同時也是監獄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組織的本質所在。
(四)我們也不能因為監獄企業難以取得完全獨立的地位而否認其企業性質。從監獄企業的自主程度上看，監獄企業是非完全自主經營的企業，而且僅憑其必須接受罪犯勞動力一點看，甚至永遠不能成為完全獨立自主的企業一人們往往從市場經濟的規則出發要求把監獄企業改革成為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似乎不如此，監獄企業就不成其為企業其實，在很多企業管理學家研究的各種類型和性質的企業中，並不排除非完全獨立的企業的存在。例如德國的企業管理學家施維策爾博士在同樣把企業定義為「自主決策、自我承擔風險l內社會的基本單位」的同時指出：「企業的自主程度可能會因企業類型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他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企業，行業和行業之間，通過市場連接成有機體，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多種關系，企業的自由度因此而受到其他單位和社會的制約，雖然在法律上企業依然保持其獨立性，但實際上，企業在增加自主決策權的同時，卻在一步步的喪失其獨立性。」因此施維策爾博士指出：「這也不排除在例外的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補貼的辦法對企業出現的風險損失加以賠償」監獄企業必須以罪犯為勞動力，必須受到監獄及其主管部門的干預或控制，甚至不能自由地選擇市場，從而失去了部分獨立性。同時，監獄企業也因此享受了國家和政府的預算撥款、銀行低息或貼息貸款以及增值稅先征後返等各種優惠政策，這都證明了監獄企業是非完全獨立的特殊企業。
二、監獄企業的特殊公營企業性質
監獄企業不是普通的國有企業。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監獄企業的性質與監獄的性質是密切相聯的。監獄企業的主管部門是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監獄管理機構，其投資主體是國家，因此監獄企業是由政府投資的，是屬於政府所有的企業，而不是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按國際慣例應該定性為公營企業。
(一)國有企業與公營企業有什麼區別?
第一，國有企業只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而公營企業是各個國家都有的企業。在我國國有企業的特定涵義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是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共唰佔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經濟組織彤式，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基礎。公營企業又稱政府企業。1980年，歐洲共同體在其法規指南中對公營企業的定義是：政府當局可以憑借它對企業的所有權、控股權或管理條例對其施加直接或問接支配性影響的企業。嚴格地說，在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出資辦的企業不叫國有企業而叫公營企業。資本主義國家有的只是公營企業，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既有由國家即中央政府代表全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企業即國有企業，又有由各級政府出資興辦的公營企業。因此，公營盎業是世界各國都有，是各個國寡的共性，而國有盎業則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是社會主義的特性。我國一直將本應獨立的公營企業包括在國有企業范圍中，是產權不清晰的突出表現。
第二，國有企業的設立主要是在競爭性行業，而公營企業的設立主要是在非競爭性行業。改革國有企業關鍵是要使國有企業具有市場競爭力，不參與競爭並不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要求。如果說國有企業被迫退出市場，那就意味著這種公有制經濟形式，最終不能同現實的市場經濟相融合。而如果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那實際上等於取消國有企業這種組織形式的存在，與公營企業相混淆，只有公營企業才會出於政府調節經濟或公共與公益目的退出競爭性領域，只在非競爭性行業發展。
第三，國有企業的改革要求是政企分開，而公營企業的基本性質是政企不分，公營企業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企業，由特殊性調整，市場的定位是特殊法人。在日本，政府設立一家公營企業，同時制定一部專門適用於這家企業的法律，並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政府對企業的控制權力，特別是規定政府直接任命企業的主要領導人。政企不分才是公營企業，公營就是要發揮政府的作用，這種作用是明確進入企業內部的。而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切斷政府對企業的直接控制。
第四，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只歸中央政府代表國家掌握，而公營企業的所有權分別掌握在出資的各級政府手中。公營企業分為中央公營企業和地方公營企業，中央公營企業是中央政府出資興建的企業，地方公營企業是地方政府出資興建的企業。國有企業雖然設在各地，地方政府卻沒有所有權，只能有中央政府授權的代理產權，國有企業的資本金來源主要是國有企業自身的積累，也可以是明確的由中央財政作出的代表全民利益的追加投人，而公營企業的資本金就是直接的各級財政撥款。
(二)為什麼監獄企業應定性於公營企業?
第一，監獄企業的資本金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企業的所有權是政府權屬性質的而非全民性質的，這是由我國監獄生產的法定保障體制所決定的《監獄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國家提供罪犯勞動必須的生產設施和生產經費。這表明監獄生產的保障主體是國家，由於我國監獄履行中央和省兩級管理，以省管為主的管理體制，所以這里講的國家是指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和省級地方人民政府」。《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監獄管理和勞動教養工作的通知》第三條規定：將監獄，勞動教養所生產性基本建設投資和技術改造投資列入中央和地方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單立戶頭並視財力情況逐步有所增加，中央分配到各地的這兩項投資，各地應根據本地財力情況予以配套安排」這說明監獄企業的投資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接照法律和國家政策進行的，且多數是省財政投資的，按照誰出資誰所有的原則，監獄企業當然屬於投資的政府所有。它與由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是有根本區別的，而與其他國家政府所有的企業具有同樣的屬性，即政府權屬性。因此是公營企業。
第二，監獄企業是為改造罪犯提供場所和手段設立的，其特殊的政治目標決定了監獄企業不僅為政府所有而且受政府的直接控制。監獄企業和監獄是隨著我國監管改造事業的發展相伴產生的，可以說它們都是我國監管改造事業的機器，它們共同隸屬於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下設的監獄管理局。當監獄企業和監獄的資產財務和會計工作分開以後，監獄企業雖然有了獨立財產並獨立核算，但在生產經營管理的各個層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監獄管理局和監獄的控制。一方面，監獄要代表政府即監獄管理局行使主要控制權，如對監獄企業勞動力的使用、經營領域的選擇、幹部的使用等；另一方面，人民警察對罪犯生產過程的監管更是必要和直接的。此外監獄企業在資本的追加、經營結構的重大調整、主要領導人的任命等方面都必須受監獄管理局的直接或間接控制，這些情況既反映了監獄企業的本質要求，又說明了其具有公營企業的本質特徵。
第三，基於以上對監獄企業的認識、可以把監獄企業重新定義為：監獄企業是為了，罪犯勞動改造的需要，由政府投資和控制的公營企業。在進入市場經濟以後，監獄企業大面積的虧損，出現生存危機，也恰恰反映了監獄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種種不適應，這正是公營企業的主要弊端。
三、明確監獄企業的企業性質和公營企業性質的重要意義
(一)監獄企業是企業的認識可以使我們掃清認識上和觀念上的障礙，從監獄企業的實際出發在企業管理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長期以來，許多監獄企業的管理者從監獄企業的特殊性出發，懷疑和否定監獄企業的企業性質，抱怨監獄企業的企業存在，喪失了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影響了監獄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而面對監獄企業的客觀存在，只有做出現實的選擇，才能擺脫被動的局面。
(二)把監獄企業定性為公營企業對監獄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具有戰略指導意義。
第一，監獄企業改革應以產權清晰為突破口。按照我國省管為主的體制，大部分監獄企業是各地方政府財政投資的，監獄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的關鍵就是將監獄企業從現時的國有企業中分流出來，將其產權明確為所屬政府所有，還其公營企業的本來面目，地方政府可以以監獄管理局為主行使其對監獄企業的所有權，所有者的身份直接處置和運作監獄企業，而不是原來的代理中央政府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從而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積極性。
第二，有利於我們對監企分開的改革進行重新認識和把握。一方面，把監獄企業改革成為自主經營的企業不是公營企業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面，在監獄管理局的控制下，為了監獄企業管理的需要，實行適度的監企分開還是必要的，即按照《監獄財務會計制度》和《監獄資產劃分有關規定的通知》的要求把監獄和監獄企業在資產、財務、人員等方面相對分開，使監獄企業相對獨立。
第三，有利於我們對監獄企業的經營領域進行重新選擇和調整，按照公營企業的特性和各國公營企業主要以非競爭性領域為主的慣例以及監獄企業的特殊性，今後，除目前少數經營較好的監獄企業，大多數逐步向非競爭性領域進行調整，其產業領域應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領域。對此，國家應有宏觀政策，地方要有長遠打算，結合本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可把部分公共事業、基礎設施產業等交由監獄企業經營，這樣既可以發揮監獄企業的作用，又可以減少監獄企業的虧損
第四，監獄企業是企業中的一個特例，也是公營企業的一個特例，中央和地方要針對監獄企業制定關於監獄企業的特殊的法律或管理條例，以約束監獄企業的經營並保護其合法權益。此外地方政府應有計劃地按《監獄法》對監獄企業進行投資和扶持，落實投資保障體制。相信經過各級政府良好的控制和經營，一定會在完成罪犯勞動改造任務的同時，完成一定的經濟任務。
四、 監獄企業立法的必要性
監獄企業既已成為一個特殊的市場主體，它不同於普通企業，這是肯定的，當然不能直接適用其他類型的企業法，它能適用《鄉鎮企業法》嗎？不能！它能適用《外商投資企業法》嗎？不能！它能完全適用公司法嗎？不能！監獄企業能否不適用任何法律、法規，任意發展呢？更不能！因此，監獄企業立法應當是必要的，也是急迫的！關於監獄企業立法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國《監獄法》並未對監獄企業做出相應的規定。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各領域的立法風起雲涌，《監獄法》也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出台的，監獄法的出台標志著我國監獄事業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過去依靠政策羈押罪犯的模式正逐步轉變為依法羈押罪犯。然而，對罪犯的勞動改造畢竟涉及罪犯如何勞動，其勞動成果如何交付，《監獄法》並未有明確的規定，也就是說，監獄立法將監獄經濟這一塊遺留在外。
第二，我國監獄企業無法可依。在不適用普通企業法時，我國監獄企業幾乎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企業內部組織管理、企業與監獄之間的關系、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都處於沒有法律予以規制的無序狀態。監獄企業的老總就是監獄長，監獄長既是國家公務員，又是企業老闆，是真正的紅頂商人。一定程度上，這些紅頂商人有黨紀而無國法，極易滋生腐敗現象。由於無法可依，沒有法定的國家傾斜政策、優惠政策，部分政策不到位的企業就可能面臨窘境；而已經在市場中掏得第一桶金的監獄企業由於缺乏法定的上繳比例、利潤使用的渠道，企業一經贏利就濫發工資和獎金，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一旦效益稍差，監獄企業工人工資就直線下降。
第三，無法把握監獄與監獄企業的合理分工。監獄的羈押罪犯職能與監獄企業改造罪犯的職能是不同的，監獄與監獄企業的混同，一方面是人員的混同；另一方面是職能的混同。目前，不少地方的監獄企業，其管理人員，尤其是中高級管理人員大多為監獄人民警察，或者是專門負責生產經營的人員掛有警督、警監等頭銜的「兩棲人」，他們在監獄企業管理中，將監管犯人的方式方法帶到企業管理中來，甚至用同一方法管理企業中的普通職工；在對外關系中，常常出現穿著警服簽合同的現象。所謂的職能混同是指，監獄企業在改造罪犯過程中實質上承擔了羈押任務，這正是近年來罪犯常常出逃、逃避懲罰的關鍵所在。上述理由應當足以成為《監獄企業法》起草的理由。

7. 監獄法的演變

監獄法的概念隨著監獄職能的演變而不斷發展變化。監獄作為刑罰的附屬物,具有與刑罰同專樣悠久的歷屬史。早期的刑罰方式,主要是生命刑和身體刑,附之以流刑,自由刑在刑罰體系中不佔主要地位。那時的監獄主要是未決犯和刑事被告人的看守場所,判處自由刑(徒刑和拘役)的已決犯在囚犯中所佔比例很小。那時監獄法調整的主要對象不是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所發生的社會關系,所以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監獄法的屬性。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以自由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的確立,監獄的主要職能是對判處自由刑的罪犯執行刑罰。與之相適應,監獄法就成為對罪犯執行刑罰的法律。由於各國監獄制度和監獄立法的多樣性,不同國家的監獄法除了具有共性特徵外,還有自己的個性特徵。如有的國家將未決監作為監獄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監獄法中加以具體規定。有的國家將監獄作為死刑犯的執行場所,因而在監獄法中規定了死刑執行的制度和方法。

8. 什麼是監獄法

監獄法是由國家制定的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調整監獄行刑活動中所發生的一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國家刑事法律的組成部分。它調整的主要對象是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
監獄法有廣狹二義。廣義監獄法指有關監獄的法律、法規的總和,包括監獄法典和有關監獄的法規、條例、細則、辦法等。狹義監獄法指國家立法機關頒布的專門、系統地規定監獄行刑的監獄法典。如義大利、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亞、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智利、巴西、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等國的監獄法,德國、波蘭、土耳其等國的刑罰執行法,芬蘭的刑事監禁法,保加利亞的懲治執行法,前蘇聯的勞動改造立法綱要,等等。這些法律雖然名稱不盡相同,但從其所調整的基本對象來看,都屬於狹義的監獄法。各國監獄法在指導思想、結構、內容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點。有些國家的監獄法除了規定自由刑執行的基本事項外,還對未決犯羈押、死刑執行或民事犯處遇等問題作了專門規定。中國古代的立法體系是「諸法合體」,關於監獄的法律規定,主要混列於唐律、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等各朝大法的有關篇目之中,歷代封建王朝從未頒布過獨立的監獄法典。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擬制的《大清監獄律草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獨立的監獄法典(草案),但未能正式頒行。後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頒布的《監獄規則》(公元1913、1928)是以《大清監獄律草案》為藍本制定的。直至1946年1月19日國民黨政府才正式頒布了監獄法,即《監獄行刑法》。新中國成立後,徹底廢除了舊的監獄制度和法律,創建了新型的勞動改造罪犯的制度。1954年9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是新中國第一部勞動改造法規,四十多年來實際上起著監獄法典的作用。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是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社會主義監獄法典。它標志著我國監獄工作已經進入了全面法制化的軌道。廣義監獄法和狹義監獄法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構成獨立的監獄法律部門。目前,世界許多國家都以監獄法典或刑罰執行法典為基幹制定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規等,以構成完整的監獄法律體系。

9. 監獄法的淵源的定義是什麼謝謝了，大神幫忙啊

監獄學理論基礎 1.監獄學：是研究監獄、監獄法制、監獄行刑理論以及對罪犯實施懲罰和改造這一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是監獄工作的科學總結和理論的概括。 2.監獄學基礎理論：是研究監獄行刑和履行罪犯的基本概念、基本規律和基本原理的科學，是監獄科學體系中主要的理論學科。 3.監獄法律制度：簡簡稱法制。指監獄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整體模式。它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工程，是社會主義國家法制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4.監獄法：是國家立法機關和有關司法行政機關制定的規范刑罰執行和改造罪犯活動，確立罪犯權利義務內容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5.監獄法淵源：又稱監獄法的形式淵源，是指監獄法創立的形式。即監獄法淵源是由特定的國家機關通過一定的程序創立的，表現為一定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監獄法的形式淵源反映了不同的立法規格，又體現為不同的法律效力。 6.監獄單行性法規：是由司法部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根據《監獄法》，為適應改造罪犯的實際要求，而制定的規章。 7.監獄行刑法律關系：是指由監獄行刑法律規范所確認和調整的，監獄與在押罪犯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 8.監獄行刑法律關系主體：是指參加監獄行刑法律關系，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國家機關或個人。監獄行刑法律關系主體的一方是具有刑罰執行權的國家刑罰執行機關－監獄；另一方面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受刑人－罪犯。 9.監獄行刑法律關系內容：是指監獄行刑法律關系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其中包括監獄一方主體的權利和義務與罪犯一方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10．監獄行刑法律關系客體：是指監獄行刑法律關系主體雙方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其中包括行為、物和精神財富三種。 11．監獄行刑法律事實：是指監獄行刑法律規范所規定的，能夠引起監獄行刑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客觀現象。 12．給出路：指對犯罪他子除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外，都實行改造，給以他們重新做人、悔過自新的機會，它包括生活上的出路、政治上的出路和就業上的出路。 13．區別對待：是指針對不同的改造對象採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進行管理教育，區分各種不同情況，對症下葯。體現在管理、教育、勞動、獎懲等方面的區別對待。 14．社會參與：是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用之材，單靠監獄的幹警是不夠的，還必須動員和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監獄對罪犯的改造工作。 15．行刑個別化：是近代刑罰個別化思想在刑罰執行制度中的具體體現，指在對罪犯執行刑罰中，批行刑重點放在對罪犯的個案設計上，關注每一個罪犯的改造，因人而異，有的放矢進行矯正和改造。 16．監獄：是指統治階級關押已決犯場所，即依照國家法律而設置的刑罰執行機構。 17．監獄人民警察：是指在我國的刑罰執行機關從事執行刑罰和改造罪犯任務的人民警察。它包括從事政工、監管、教育、生產和生活管理等與改造罪犯工作有關的一切在編幹部。 18．監獄人民警察管理：是指監獄政治工作機關組織部門遵循黨的組織路線和幹部工作的方針、政策、考察、培養、選拔、調配、使用幹警等工作的總稱。 19．罪犯：是指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監獄內執行刑罰的受刑人。 20．罪犯構成：是指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罪犯群體內的各種類刑及其數量之間的比例關系。 21．罪犯主觀構成：是指導致罪犯實施犯罪，需要在監獄執行刑罰中進行改造和矯治的罪犯精神結構。 22．罪犯法律地位：是指罪犯這類特殊的公民在監獄服刑期間，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應當享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承擔哪些義務。 23．刑罰執行：是指監獄依照法律規定的執行范圍，將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和裁定付諸實施的活動。 24.監獄行刑運作機制：是指在刑罰實際執行過程中，由行刑手段、措施、制度、行刑環境、行刑權、行刑主體、受體等諸種要素組合而成的復雜的工作系統。 。

求採納

10. 《監獄法》的立法目的有哪些

根據我國的「監獄法」第一條 為了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版犯罪，根權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
依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監獄內執行刑罰。
第三條 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
第四條 監獄對罪犯應當依法監管，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對罪犯進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
以上法律條文可以看出，把犯人關進監獄的目的主要是對罪犯實行懲罰和i進行勞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