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法40年展望
Ⅰ 談談中國地方政府的發展展望,寫一篇小論文1500字
摘 要：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成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世界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漸進的雙軌制轉型方式功不可沒，它使中國經濟平穩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只要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產業和技術水平，中國平均每年8%的增長速度就有可能再維持20年，到2030年經濟總體規模至少與美國相當。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後發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矚目
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就達到了4370美元，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4倍左右。同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的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很多，我個人也有不少切身體會。1987年我從芝加哥學成回國，當時為了吸引在海外學成回國的人才，國家有不少優惠政策。按照優惠政策，我可以免稅帶「八大件」回來，「八大件」的內容是什麼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當時在國內是緊俏的東西），之外我又帶了一個熱水器，還有四個電風扇，因為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個，當時根本不敢想像像現在這樣每個房間都有空調。這些年不僅城裡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很多，全國上下包括農村，人們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銀行有一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一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按此標准，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當中有6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聯合國有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它的第一項目標就是希望在2015年全世界貧困人口比1990年減少一半。其實，中國一個國家就使得聯合國這一目標早在幾年前就得以實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不僅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世界經濟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來勢洶洶，當時普遍認為東亞經濟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夠緩過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避免了周邊經濟出現競爭性貶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後，經濟要復甦就必須啟動內需和外需。東亞經濟一般都是出口導向型的，其產品與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相互競爭，在危機沖擊之下要想復甦，就要增加國內需求，但對它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幣貶值，中國的產品增強了出口競爭力，就會佔領它們的市場，它們為了提高競爭力，就可能相繼貶值，這樣就會出現所謂競爭性貶值，加劇經濟動盪，對大家都不好。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沒有讓人民幣貶值，避免了出現競爭性貶值的不良後果。同時，在1998~2002年那段時間里，中國維持了當時全世界最高的8%的經濟增長速度，拉動了東亞經濟復甦。東亞經濟在危機之後的兩年就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貢獻最大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這是自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而引發的整個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沖擊。中國政府迅速地採取了4萬億元人民幣的積極財政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一個季度就開始復甦，而且維持9%~10%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同樣成為這次全球經濟復甦最重要的拉動力，這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貢獻。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預料到的，因為國外媒體、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預測中國經濟什麼時候崩潰。雖然到90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直到2001年還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暢銷的書叫《中國崩潰論》，當時在國外的書店裡、飛機場的書攤上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但是從2001年到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但未減反而加快了：在1978~2000年，平均每年增長的速度是9.7%，而從2000~2010年是10.5%。這樣的成績其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自己也沒想到的。在改革開放初期，他提出的目標是中國經濟20年翻兩番。當時我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長多少。那時沒有電腦，只能用手算。我花了整整一下午算出來，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7.2%。我認為那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因為經濟學有一個「自然增長率理論」，用一個漂亮的數學模型和歷史實證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後或者遭受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經濟復甦，可以達到7%或稍高一點持續增長幾年外，長期以每年超過7%的速度增長是不可能的。當時我認為鄧小平同志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政治家，因為中國有句古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要把目標定高一點，才能鼓舞全國上下努力為那個目標去奮斗，即使沒有達到7%，達到5%或6%也不錯。但現在發現鄧小平同志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提出的以7.2%的速度增長20年的目標不僅達到了，而且還超過了，不僅持續了20年，現在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每年平均增長9.9%）。雖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太大，但是三十多年累計下來，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速度增長，32年後跟1978年比只能增長9.2倍，現在是每年增長9.9%，32年以後就是20.5倍。
我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得這么快？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20世紀80年代以後，進行改革開放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跟1978年相比，中國確實是進步了很多，但美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是5萬美元，中國還只有其1/10，就算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也只不過是其20%，所以與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只有維持較高速度的增長，才能趕上發達國家，那麼，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還能維持多久？
作者簡介：林毅夫，著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二、中國經濟為何能持續快速發展
為什麼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能夠持續三十多年以9.9%的速度增長？高速增長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一個新的文明現象。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紀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要用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夠翻一番。那時其實是一個停滯的社會，當時一個人的預期壽命不過三四十歲，就是活七八十歲，也看不到任何經濟的發展。進入19世紀以後，突然間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每年只有0.05%變成每年1%，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這樣的速度，只要7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說，在19世紀，如果一個人比較幸運能活到70歲的話，到行將就木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比小時候翻了一番。進入20世紀以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又提高了一倍，從每年只有1%變成每年2%，這樣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就減為35年。到20世紀，西方國家一般人的預期壽命可以達到70歲，也就是說在一個人的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兩番了。從1400年變成35年，確實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會有這么大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的速度還在加快？原因在於18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使技術發明、創新、升級的速度不斷加快，產業結構也不斷從附加價值低的農業轉變到附加價值高的製造業、服務業。這樣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成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質基礎。
工業革命以後的技術變遷和產業升級是讓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最主要的驅動力。18世紀以前中國領先於全世界，可是100年的時間不到，中國就從世界上擁有最鼎盛文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原因並不是中國退步了，而是其他國家進步太快。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而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要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經濟才能翻一番，於是就落後了。
但如果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落後國家實際上是有優勢的，這優勢是什麼呢？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之後，產業、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都必須來自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卻非常低。根據一些研究結果，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平均100項投入到最後只有5項技術能過關，可以去申請專利；而在申請專利的技術中，真正有商業價值的實際上只有一項。也就是說，投入100項，到最後真正能對生產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只有一項。當然這一項專利可以擁有全世界的市場，回報會很高，可是那99項都打了水漂，有去無回。而發展中國家現在採用的技術和產業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個差距就是經濟學上的後發優勢，因為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是創新。所謂創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產的時候所使用的技術比現有的技術好，生產率高，進入的產業比現有的產業附加價值高。但創新不見得是最新的發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善於利用後發優勢，也就是採用世界上現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現在所用要好的技術進行創新，創新的成本就會非常低。因為這些技術有很多是已經過了專利保護期的，即使還在保護期內，只要超過10年基本就不用付專利費了。使用這些技術，不僅成本低，而且風險小。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的話，創新的成本和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共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還有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實現了每年7%或更高的經濟增長，並且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成為其中的一個。中國改革開放後能夠增長得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但是，後發優勢一直都存在，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呢？這跟發展戰略有關。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直追求國家民族的復興，推翻了滿清政府，經過了軍閥混戰、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認識到如果沒有軍事工業，就沒有國防產業，沒有國防產業就要挨打，而軍事工業是重工業，所以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思路，希望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基礎之上，建立一個現代的、先進的重工業體系。這個目標非常偉大，但是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當時的重工業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產業一般都有專利保護，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專利費，更重要的是那些先進的產業普遍被認為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你願意付錢買，人家也不見得願意賣，因此，必須自己搞研發，付出的成本至少跟發達國家一樣甚至更高，因為它們的基礎比較好。第二，這些產業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當時是一個農業社會，資本相對稀缺，資金的價格按照市場來定比較高，而這種先進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資金（資本）的價格。如果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里，這些企業沒法跟發達國家的重工業企業競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以低利率和匯率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重工業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中國當時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經濟國家，大部分生產活動在廣大的農村，剩餘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農剪刀差的方式來動員，以投資於重工業。這樣的發展戰略，有它的成績———在20世紀60年代製造出原子彈，70年代衛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資源配置嚴重錯位。應該說，中國當時的勞動力非常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具有比較優勢的，但得不到資金來用於發展，這就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產品非常短缺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改變了發展戰略，讓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很快成為「世界工廠」。比如計算機、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國內做的其實是勞動密集的加工區段，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也就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就可以創造利潤；有利潤就可以搞投資；投資以後，資本就增加了，比較優勢就變了———從勞動極端密集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在這個轉變和升級過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這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能夠發展得那麼快，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能夠利用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快的原因，那為什麼其他轉型中國家，如蘇聯、東歐、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很多非洲國家，不能取得同樣的成績呢？它們問題的根源其實是一樣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都是在相對落後的機制下發展現代產業。所以它們的計劃配置產生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是相同的。
在二戰以後，即使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根據當時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想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出現的，當時發展經濟學只看到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差距，即發達國家占優勢的產業是先進的重工業，發展中國家佔主導地位的是落後的農業和自然資源產業，於是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它們出現的問題也跟中國一樣，存在很多扭曲、政府幹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積極性受到抑制等等。
中國從1979年開始進行改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從80年代紛紛開始改革開放。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回顧一下1960~1980年及1980~2000年這些國家的發展可以發現，它們在後面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1960~1980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不僅是平均增長速度慢，而且經濟的波動更大、風險更大。為什麼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連續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機不斷且出現頻率更高呢？這實際上跟它們推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有關。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與發展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建立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的思路雷同，「華盛頓共識」建議發展中國家推行發達國家的制度，而且這個制度是理想當中的市場經濟制度，主要包括：全盤私有化，把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自由化，開放自由貿易；市場化，資源由市場配置、價格由市場決定；穩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預算應該平衡，採用穩定的宏觀政策，不應該再去補貼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是事與願違，因為「華盛頓共識」只看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沒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麼。前面提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中那麼多的計劃干預、那麼多的扭曲，都是為了保護那些在優先發展的重工業體系裡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把那些靠扭曲來實現的保護、補貼一下子都取消的話，那些企業就要全部倒閉。可是那些企業里有很多工人，如果讓它們全部倒閉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社會和政治就不穩定，沒有穩定當然不能發展。絕大多數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一方面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經濟後果，同時也認為這些產業是先進的、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因此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和人民不願意讓它們倒閉。所以，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這些國家又引進了很多其他更為隱蔽的扭曲、保護和補貼，這些措施所花的錢在很多情況下比原來所花的更多。比如俄羅斯的重工業現在由8個寡頭集團所掌握，而給這8個寡頭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所花的錢，比沒有推行90年代初的轉型政策之前還多。
為什麼呢？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跟許多國內外的經濟學家爭論過，因為那些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把它們私有化以後，私人老闆絕不會為了國家的強盛而自己掏腰包來補貼的。私人資本家只是逐利，不賺錢的事不幹。私有化之後，私人資本家會以這些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為借口來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當它還是國有財產的時候，不管是部級單位還是局級單位，經理人員都是公務員，公務員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護補貼，但拿了錢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裡的，否則就是貪污，是犯法。但是私有化以後，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
<DIV>里越多卻是天經地義的，所以私有化以後的保護補貼會比在國有時期的保護補貼還多。當時只是理論推導，而現在大量實踐證明我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中國為什麼既避免了像蘇聯、東歐那樣崩潰，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採取了漸進的雙軌制轉型方式。對於原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重工業部門，知道它們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承認這個現實，繼續給它們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同時引進能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利潤留成、包干制、股份制等方式，只要經營得好，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另外，對具有比較優勢、原來受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實行開放政策，鼓勵民營經濟、三資經濟進入。這些新的部門由於符合比較優勢，所以發展得非常快，於是資本積累也就非常快。有了資本積累以後，比較優勢得到發揮，許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變得具有自生能力、可以與其他國家的產業競爭了。同時，改革後的快速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很多資源，可以用來補貼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使整個經濟平穩地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
三、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還能持續多久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這樣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還有多大的潛力？從前面的分析來看，這就要看技術的差距，也就是後發優勢還有多大。技術差距本身表示中國相對落後，但這也是一種資源。這個差距怎麼衡量呢？一個比較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因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勞動生產力反映的就是技術和資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作跨國歷史研究的是2008年麥迪森教授的數據。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當年美國的21%，日本在1951年、中國台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也都是美國的21%。
日本從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2%；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8.3%；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7.6%。它們都是發揮了比較優勢，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同樣採用這一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維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長，中國台灣地區可以維持8.3%的速度，韓國可以維持7.6%的速度，中國在2008年以後，也應該有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的潛力。也就是說，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中國的產業、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發揮後發優勢，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經過20年的快速增長，人均收入日本從美國的21%變成65.6%，中國台灣地區變成美國的54.2%，韓國也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維持每年8%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還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國的一半，那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就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可能低一點，以現在2：1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
到203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怎麼樣呢？與代表最先進國家的美國相比，中國還可以繼續運用後發優勢維持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當然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當於現在韓國和美國的差距，那時很多行業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到時候中國需要多一些自主研發，這是一個從引進到自主研發的轉型。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給分
Ⅱ 結合實際談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取得了哪些成就
總體來看，歷經40年的漸進式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經濟社會實現了以下四個偉大轉變，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一是從經濟發展看，實現了從封閉型經濟弱國向開放型全球經濟大國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依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理念，我們漸進式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鄉鎮企業發展、城市國有企業、外商投資、金融服務、科技管理體制、經濟特區等相關制度的改革，逐漸明晰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政府與市場、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全面調動了生產者積極性，激發了經濟活力，完成了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共同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增長了226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佔世界經濟比重從1978年不足2%，增長到2016年的15%左右，穩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說，當今中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球性經濟大國。
二是從治國理政看，實現了從單極化傳統管理向現代公共服務型治理的轉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對國家的政府管理體制、傳統管理理念、社會管理能力等帶來巨大的挑戰。因此，不斷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釋放的活力、社會流動性增加、科技互聯網技術崛起、多元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等趨勢，協調推進黨的自身建設、重塑中央與地方關系、調整政府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城鄉基層政權建設等方面的改革，成為中國漸進式改革開放的政府邏輯與基本內容。中國治國理政模式實現了「權威—民主—法治」的動態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為核心職能，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為框架和以大數據互聯網技術為支撐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務型現代治理新模式。截至2017年底，國務院部門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1/3以上，工商登記前置審批精簡85%。資質資格認定事項壓減44%，多數省份行政審批事項減少50%－70%；中共黨員總數達到8779.3萬，黨的組織達到436萬個；全國社會組織數量突破80萬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達到66.2萬個；經過微博平台認證的政務微博達到173569個。
三是從城鄉結構看，實現了從落後的鄉村型社會向富足的城鄉融合型社會轉變。1978年，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0%的典型農業型國家。此後，經過採取加大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單位體制、設立經濟特區、增設開放城市等改革創新，把農民從原有的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開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個社會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中國社會走上了現代城市化發展之路，城市活力進一步釋放。截至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為城市市民，並且產生了一大批人口超過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經濟一體化的超大城市區域，創造了新的財富、新的產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對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一個以城市居民為主的國家，同時以高鐵、互聯網為主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得不說是巨大的成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鄉村領域的具體落實。未來中國社會，將是一個城鄉互動共融、協調發展的城鄉融合型新社會。
四是從社會民生看，實現了從溫飽向小康的整體性轉變。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的全方位改革，為廣大民眾開辟新的就業渠道和發展機會，不斷改善民生，不斷增加收入，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這是改革開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減貧事業，使得7億多人口脫離了極端貧窮，為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變化更證明了這一點，1978年時，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1元，恩格爾系數為57.5%，到2017年時，分別變為了24445元（增長了78倍）和28.6%；1978年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116元，恩格爾系數為67.7%，到2017年時，分別變為10955元（增長了94倍）和31.2%，城鄉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開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費的生活。新時代，隨著交通、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創業、文化、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進一步建設，人民對生活的追求從「有沒有」變成了「好不好」，高品質生活開始成為新的追求目標。
Ⅲ 我們依法治國的方略的成就與展望
二0一四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主要從下面五點來分析： 一. 依法治國同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完全一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把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法律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這樣就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方式的重大發展，也是黨更加成熟的表現。 二.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制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並確保其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損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保證全國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實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又有利於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三. 實現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的活動，市場體系的維系，市場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與國之間約定的法則和國際慣例辦事。實行依法治國，就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 四. 實現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看，從封建專制國家，到資產階級民主法制國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實現依法治國，是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5. 實現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會穩定、人民安定團結是各項事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需要幾代人艱苦奮斗才能實現的偉大事業，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就必須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各種破壞、犯罪活動能受到有力打擊和有效控制，各種人民內部矛盾能得到正確有效地處理。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實行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保證國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進行。 一、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 (一)人民民主 (二)法制完備 (三)樹立憲法法律權威 二、"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陸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備的法律，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依法治國理念的基本含義是依據法律而不是個人的旨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實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確立以憲法和法律為治國的最具權威的標准，樹立法高於人、法大於權的觀念。依法治國理念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內涵: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即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郡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 第二，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這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迫切需要。法律權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嚴、力量和威信。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維護法律權威，必須首先維護憲法權威;維護法律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統一和尊嚴;維護法律權威，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 第三，嚴格依法辦事。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區別於人治的重要標志。嚴格依法辦事，就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對於一切國家機關特別是專門履行執法、司法職責的政法機關來說，嚴格依法辦事要求必須做到職權由法定、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陸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備的法律，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必然要求。 首先，依法治國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與法治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只有人民掌握政權，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制度，才能使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同時，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制度、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都需要有法律加以確認、規范，並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 其次，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離不開法制的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比較完備的法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一步完善法制建設，顯得更加緊迫。當前我國經濟領域出現不少混亂現象，如失信毀約、制假販假、偷稅漏稅、欺行霸市等，破壞了市場秩序，干擾了國家建設，損害了群眾利益。這些都與我們相關法律不夠健全以及執法不力有直接關系。 再次，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只有實行依法治國，才能更好地促進思想道德建設、科學技術進步、文化教育發展。比如，我國的民法通則、婚姻法、收養法等法律，體現了社會主義道德要求，把道德義務轉化為公民的法律義務，從而增加了道德規范的約束力，這無疑有助於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和改善。又如，我國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把嚴重破壞精神文明建設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或行政違法行為，並對違反者施以不同程度的制裁和處罰，直接保證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 最後，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比較突出。這就要求我們要依靠法治來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還要依法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宏大的系統工程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多方面努力。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現在，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所處環境和隊伍結構已經發生許多重大變化。這些重大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把黨對國家的領導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要帶頭遵守並維護憲法和法律，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辦事。 為什麼要依法治國 人類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在我國封建社會時期，人們生活在封建秩序之下，那時已經有了許多的法律條文，但它們大多都是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所有的大權都在君主的手中，君主容易憑一時的好惡來決斷國策，隨意按自己的意志制定與修改法律，造成政策上的反復法律成為統治階級謀取私利的工具，從而造成了社會混亂，乃至崩潰。這一點從我國封建社會不斷的更換便可以看出來。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個人的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權利控製法律。而統治階級的行為得不到約束。即使是出現一時的"明君"什麼的，也只是一時的現象，因為利用統治者自己約束是不現實的，在我國建國初期，雖然制定了憲法，卻並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來制約領導人的權力，在文革時期甚至出現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權威思想，領導人的權威大於法的權威，林彪，四人幫正是利用人治的政治運作機制，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 歷史的進步總是建立在災難上，文革證實了人治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一9漆吧年，社會主義法制的確立，使中國慢慢開始了法制的建設，一99漆年黨中央又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戰略方針政策，依法治國與依法制國有什麼區別呢?法治不是簡單的執行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更重要的是其法律的運行方式，程度和過程。它包括了法律的至上權威性，法律的公平性、普遍性等基本要求。同時也是以法律來約束統治者，對權力的限制。只有在法治的條件下，才能對權力的執行者實行著有效的監督及懲罰手段。法制是法治的基本條件，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法制的卻不足以表達法治的實質。法制的焦點是秩序，而法治的重點則在有效的制約和合理的運用權力，也就是說法制是用來規定國家的秩序的而法治通過對權力的制約與合理利用使法律真正能夠得到應用與發揮。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的建設更是離不開依法治國，市場經濟的建設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律來規范和保證，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來規范市場經濟活動，引導經濟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實現 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與管理，並確保社會公正，沒有法制市場經濟是難以運轉與發展的，但有了法制並不代表市場經濟能夠建立與發展，最終還是需要法治，法治並不單純的強調市場經濟，而且還調整各種市場行為使其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確立了合法的原則，法在市場經濟中有著最高的權威性。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前提，依法治國的主體便是廣大的人民群眾，這表明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是緊密相連的，回望歷史文革便是由於沒有將黨內民主以及國家社會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這樣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國家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黨內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滋長，也就使黨難以防止與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與發展。因此發展民主的時候還要注意法在其中的作用，通過法治使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加強的同時法律也會有了穩定性，不會因領導人看法與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因此民主又可以保正法治的行之久遠。 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要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律體系的完整與否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健全與否的前提，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僅會給壞人提供為非作歹的機會，還會使好人無從依法行事。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不僅要求立各種各樣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立法時要做到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做到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各項人格尊嚴、人生自由、民主權利、政治自由、經濟權利和其他社會權利。社會主義法在實質上應當實現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規律性幾個方面的深刻統一，這也正是社會主義法的生命力與優越性之所在。要經由民主的、科學的立法程序制定，這是保障法律科學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礎。民主的、科學的立法程序有助於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力量參與立法，廣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單純受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驅使，或者完全依領導人個人的意志而立法。要講究立法技術，注意借鑒歷史上的和國外的立法經驗，更要注意總結自己的立法經驗。 健全民主制度和監督制度。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要切實做到：公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國家權力的配置，包括中央與地方、領導者個人和領導集體、執政黨和國家機構、其他政黨和社會組織的關系，都要充分體現民主原則。人民應能通過法定的民主程序當家作主，進行重大決策，管理國家大事。司法與執法體制和程序的各個環節，也都要貫徹民主原則，保證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與民主制度相連的是監督制度。我國當前應加強對國家權力的立法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包括輿論監督)。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就難以保證國家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完全按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辦事，也很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參政、議政的權利。 要繼續加強嚴格的行政執法制度與公正的司法制度。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按法定程序實施，嚴格依法行政;行政權力不得濫用，必須接受法律的制約;濫用行政權力造成的損害必須經過法定程序予以救濟。同時，還應建立對行政違法責任人的追究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對受到侵害的人民權利給予補救的關鍵一環，也是維護社會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確實施的最後一關。在健全公正的司法制度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不得干涉;司法機關依法享有的地位應當得到保障;要有公正的審判制度，保證案件的審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嚴明的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 要繼續培養高素質的執法隊伍。我們必須建設一支數量足、素養高的執法隊伍，包括公務員隊伍、行政執法隊伍、法官隊伍、檢察官隊伍。同時，還要建立從事高質量法律服務的律師、公證員隊伍。所謂素養高，包括三層含義：一是要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道德素質，要忠於人民、忠於法律、忠於事實、大公無私、廉潔奉公和具有以身殉法的精神;二是要有較高的業務素質，避免一些庸才濫竽充數;三是要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不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 依法治國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大計，是社會政治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場深刻的變革，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進程。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仍然相當嚴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狀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和要求相比還是相當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為增強"依法治國"的思想觀念，擴大"依法治國"的民主基礎，完善"依法治國"的制度保障，強化"依法治國"的監督機制，加強和改善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做出更大的努力，從而朝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想目標前進
Ⅳ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我們青少年應該怎麼做
青年大學生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青年大學生要加強理論文化知識的學習練就過硬本領；青年大學生要將個人夢想與中國夢緊密結合，將個人夢想的實現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進程，堅定理想信念，立常志、做大事。
1、青年大學生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弘揚傳承「永久奮斗」的革命傳統，在奮斗中實現人生價值，做新時代的奮斗者；青年大學生要銳意進取、勇於創新、敢於實踐，不畏艱難險阻，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做新時代的開拓者；青年大學生要涵養家國情懷，熱愛祖國、關心社會，要常懷「赤子之心」，奉獻祖國、奉獻人民、奉獻社會，做新時代的奉獻者。追夢的道路上縱然荊棘滿地、驚濤駭浪，青年大學生只有奮斗不息、鬥志昂揚、才能勇攀高峰，才能無悔於自己的青春，無愧於這個時代。
2、青年大學生要加強理論文化知識的學習練就過硬本領，自覺加強思想道德修養，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提高明辨是非能力；要積極參與廣泛生動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鍛煉能力，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用好社會這個「第二課堂」，加強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向群眾學習，拜人民為師；要常懷感恩之心，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泛參與社會志願服務，傳播社會正能量，弘揚主旋律，在社會實踐中感悟人生真諦。
3、青年大學生要將個人夢想與中國夢緊密結合，將個人夢想的實現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進程，堅定理想信念，立常志、做大事；要時刻保持昂揚鬥志，奮發有為，積極進取，勇於創新，刻苦專研；要知行合一，敢為人先，引領社會主義新風尚；青年大學生要抓住時代機遇，勇立時代潮頭，不負時代賦予的使命擔當，敲響新時代青年大學生的最強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4)中國社會法40年展望擴展閱讀：
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高校大學生是青年群體中的中堅力量，肩負著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時代重任，廣大青年大學生要抓住時代機遇，樹立遠大志向，時刻保持昂揚鬥志，在實踐中淬煉品格、增長本領。青年大學生要勇立時代潮頭，積極投身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去，做新時代的青年追夢人。
Ⅳ 談談你對中國未來道路的預期和展望。要求3000字左右。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Ⅵ 以展望未來的法制中國寫一篇作文
國家長治久安，社會穩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歷史經驗表明，依法治國是保障國家繁榮昌盛和穩定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實行社會主義法治需要有幾個重要的條件，即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要有嚴格的行政執法制度與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有？支高素質的執法隊伍，還要求全民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而要增強全民的法得意識，就必須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鄧小平同志指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社會上也要進行這個教育。」從小培養孩子的法律意識，教育他們遵紀守法，是百年樹人的重要？環，通過學校法制教育，學生掌握？定的法律知識，具有？定的法制觀念，具備公民必備的基本素質，這對他們成為？名遵紀守法的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把「實現以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公民素質的提高。」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之一，實際上也是中小學教育的目標。但是，任有少部分中小學生法制觀念淡薄，加上社會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風氣影響，導致違法違紀現象在一些中小學校園中時有發生，一些中小學生甚至誤上犯罪道路，這已成為困擾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問題，直接影響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因此，在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加強對中小學生的法制教育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
同學們，我們一定要遵守法律，不要違法，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Ⅶ 求《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遷與展望》演講稿大概600～700字
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形成與發展
在中國經濟史學科中，中國現代經濟史學是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
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與變遷。具體而言，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此外還包括港、奧、台經濟史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國前的根據地經濟史。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時段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延伸。學術界一般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作為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上限，到今天為止，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對象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根據地作為研究對象的開端，也不過80餘年。而經濟史的研究對象需要歷史「沉澱」，這也決定了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姍姍來遲，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才正式形成。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一經出現，就因其密切聯系現實經濟問題的特性而迅速發展壯大。
一、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形成
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奠基工作啟動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之時。1952年底，我國一些學者開始總結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經驗，發表、出版了不少有關國民恢復時期經濟問題的論著。如郭瑞楚寫了《恢復時期的中國經濟》，狄超白撰寫《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問題》，中科院經濟研究所編輯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合作資料匯編（1949~1952）》。1956年我國實現了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主義改造後，社會主義主義改造問題成為研究焦點之一。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書，薛暮橋、蘇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倩華等人編著了《七年來我國私營工商業的變化（1949~1956）》，趙藝文著《我國手工業的發展和改造》。1959年建國十周年前後，總結經濟建設的論著更多了。如，國家統計局編寫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偉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史稿》，史敬棠等人編輯了《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除上述專著外，一些論文也涉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發展問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學者對還很短暫的經濟發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經濟史課程中，也開始嘗試講授涉及新中國經濟問題的專題。如當時的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趙德馨老師在講授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課程時，一直講到1956年。
學術界對於新中國經濟發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中斷了。1975年，周恩來總理認為有必要研究新中國經濟史，指示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組織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工作。齊燕銘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設立了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組，決定以根據地的經濟史作為研究新中國經濟史的序幕，系統研究新中國經濟史。這是國家設立的第一家專門研究新中國經濟史的學術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也開始組織人員研究新中國經濟建設史。
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國現代經濟學科形成的春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學術界出現了反思思潮，學者們嘗試著對30多年來經濟建設進行系統總結，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區，為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拓展出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國外的各種經濟學理論陸續引入我國，為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提供了更多的理論工具。不少高等院校紛紛開設新中國經濟史課程，編寫新中國經濟史教材。在這種學術氛圍中，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應運而生，正式形成了。此後，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研究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中共黨史的專家學者，走入了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領域，促進了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繁榮。
二、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研究進展
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可謂突飛猛進。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推動力明顯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從本學科出發對現實經濟熱點問題的探討；二是站在本學科的角度，圍繞著國慶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開放30周年等重大國慶活動或紀念活動，展開多主題的研究與討論。從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研究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陸續出版了涉及中國現代經濟史的各類經濟史資料，對推動本學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資料基礎；二是發表了大批學術論文，研究的主題基本涵概了現代經濟史的各個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學術專著；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教材呈現多樣化，且各具特色。
學術資料是研究的基礎。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國現代經濟史的檔案資料、統計資料及其他史料陸續整理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組成立後，著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及解放區的大量經濟資料，相繼出版了《革命根據地經濟史料選編》、《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等資料。其他學術機構也相繼出版了《華中解放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等資料。1988年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央檔案館合作，整理、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經濟檔案資料。從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2 卷、《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9卷。《1958~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也將面世。這套學術資料叢書，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奠定了扎實的資料基礎。
國家有關經濟管理部門也整理出版了各類經濟統計資料及經濟大事記。如，農業部計劃司編輯了《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1949~1986）》，國家統計局編輯了《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1949~1985）》，財政部綜合司編輯了《中國財政統計（1949~1980）》，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編輯了《中國金融統計（1952~1987）》等統計資料。此外，財政部綜合司編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從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中國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國供銷合作社大事記與發展概況（1949~1985）》、《利率文件匯編》等等資料，都相繼出版，成為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基礎。
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范圍已從研究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國建立後的經濟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時段已囊括了國民經濟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經濟調整、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各個時期；研究選題擴展到了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區域發展等宏觀問題，擴展到了農業生產、工業化、投資、商業貿易、財政、金融、交通運輸等部門經濟。80年代初期，系統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隨年、吳群敢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研究建國初期的論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恢復史（1949~1952）》，李占才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史》。研究土地改革的專著主要有董志凱的《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趙效民主編的《中國土地改革史（1921~1949）》。研究商業經濟的著述有商業部商業經濟研究所的《新中國商業史稿》。在財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財政簡史》等著作。在勞動經濟史研究方面，有袁倫渠主編的《新中國勞動經濟史》。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專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5周年之際，涉及各個行業、各部門，系統反映各部門、各行業經濟建設的大型學術叢書《當代中國》叢書開始出版，到1999年叢書基本出齊，共150卷208冊，近1億文字。這套叢書的基本國策類、社會主義改造類、經濟類、財政和金融類、農業類、工商管理類、商業類、能源類、化工類、通訊類、冶金和機械類、輕紡類、建築業類、國防和軍事類等著作，集中論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史。
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逐漸走向深入。比如，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凱主編的《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吳承明與董志凱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在新中國經濟史綜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劉國光、張卓元、董志凱、武力主編的《中國十年五年計劃研究報告》、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蘇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趙凌雲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史》、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編《中國農民負擔史》等專著。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一大批反映部門經濟史的專著相繼面世，如《奠基——新中國經濟五十年》、《中國金融50年》、《中國財政50年》等，分部門、分行業總結了中國50年經濟建設。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學術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如劉樹成、吳太昌主編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編的《中國投資體制改革30年研究》、呂政主編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30年研究》、張曉山主編的《中國農村改革30年研究》、財政部財科所撰寫的《中國財政體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近些年來，實證性的微觀研究、個案研究、非經濟因素分析越來越多，採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史、用政治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決策和政府經濟職能演變、用國際政治學理論來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變化，等等，都有了明顯的進展。
從20世紀80年代起，高等院校為滿足教學需要，組織學者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教材。1980年孫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李德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編（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989年趙德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蔣家俊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89年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編的《新中國經濟史（1949~1989）》，1990年在經濟日報出版社面世。90年代，高校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教材不斷推陳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學術成果，所論述的下限也越來越接近當今現實，比如，趙德馨、蘇少之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五卷）已將20世紀90年代納入其教學內容。
三、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對熱點問題的研究
中國現代經濟史與現實經濟極為密切，學術界圍繞著現實熱點問題作了不少探討。1993年中國經濟史年會上，中國現代經濟史專業的學者著重探討了如何認識和評價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國現代化、現代經濟史的研究計劃和治學方法等問題。1996年年會上，學者們圍繞著「中國傳統社會的商品經濟與市場問題」展開了研討。1998年的年會學者們研討了新中國城市的發展問題。1999年圍繞著紀念建國50周年，討論了「新中國50年經濟發展的特點與經驗」。2000年年會、2002年年會，學者們討論的主題為「經濟組織與市場發展」、「市場發育與區域經濟發展」。 2003年年會主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3年來的經濟管理」。2004年年會討論熱點是「經濟增長與發展」。 2005年年會的中心議題是「近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與實踐」。2006年會議主題為「三農」問題與經濟發展。2007年年會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學者們圍繞著「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歷史經驗」展開討論。2008年年會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2009年年會在慶祝建國60周年的背景下，主題是探討建國60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
總體而言，近兩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問題；二，建國以來「三農」和城鄉關系問題；三，收入分配問題，特別是從長時段來探討收入差距的擴大過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五，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六，政府的經濟作用和宏觀調控；七，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八，中外經濟史的比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環境保護問題。
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目前呈現出三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其一，今後相當長的時段內，從多個方面研究政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及其職能演變將是現代經濟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國經濟改革開放已經3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已經60年，系統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經驗將是現代經濟史的熱點，將與經濟理論界研究中國式發展道路理論研究熱點相互應；其三，加強對外經濟關系史和國際比較研究將成為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四，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方法研究中國60年經濟發展，將帶來現代經濟史研究手段與研究方法的創新。
Ⅷ 20年內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法發展的展望
我是陳子建 哈哈哈 同學你傻了吧 小朋友 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這樣不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Ⅸ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遷與展望400字
展望21世紀，建設小康社會將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如經濟飛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矛盾（經濟不穩定、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公平與效率的兩難選擇，科技和教育發展滯後和知識經濟時代興起提出的新挑戰，急驟變化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與國家開發戰略和安全戰略的矛盾等等。
但同時，我們也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這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政治凝聚力，能有效保持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並且具有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豐富經驗，對跨世紀發展做出了切實可行的戰略部署，這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政治保證；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的快速發展之後，仍將保持持續的較快增長態勢，這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物質基礎；全面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在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歷經30年高速發展之後，將繼續發揮強大的體制驅動作用，這是我國未來發展的動力所在；新世紀國際經濟、政治和科技、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在可見的將來，將來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我國未來發展的必備條件。
所以，只要中國抓住機遇，牢牢的把握住基本戰略問題予以認真解決，中國就有可能提前10-20年或按照既定的戰略規劃，實現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是我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上新興的比較發達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國。這些基本的戰略課題是；繼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應對未來中國人口的極限增長對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保證全體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建立動態制衡機制，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有效的實施科教興國，依法治國，可持續發展等基本方略，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實施正確的國際戰略，爭取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的軌跡環境。解決了這些重大而緊迫的戰略課題，我們就能夠推動小康社會建設的順利發展，使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從而創造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由盛而衰，再由衰而興的人類文明。可以肯定的預言，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將對整個世界的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和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