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95

Ⅰ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全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定本法。

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

第三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

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六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第七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

第九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當事人依法可以委託代理人訂立合同。

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第十一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

第十二條規定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一般包括以下條款：

（一）當事人的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標的；

（三）數量；

（四）質量；

（五）價款或者報酬；

（六）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

（七）違約責任；

（八）解決爭議的方法。

當事人可以參照各類合同的示範文本訂立合同。

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

第十四條規定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列規定：

（一）內容具體確定；

（二）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

(1)合同法第195擴展閱讀：

第十五條規定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意思表示。寄送的價目表、拍賣公告、招標公告、招股說明書、商業廣告等為要約邀請。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

第十六條規定要約到達受要約人時生效。

採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統接收數據電文的，該數據電文進入該特定系統的時間，視為到達時間；未指定特定系統的，該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視為到達時間。

第十七條規定要約可以撤回。撤回要約的通知應當在要約到達受要約人之前或者與要約同時到達受要約人。

第十八條規定要約可以撤銷。撤銷要約的通知應當在受要約人發出承諾通知之前到達受要約人。

Ⅱ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是按照什麼原則制定的

在買賣合同糾紛中， 出賣人違約拒不交貨的情況時有發生，於此情形，買受人除內了依照合同法容追究其違約責任外，是否還可以採取相應的補救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合同法實際上對此是采肯定態度的，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關鍵之點在於賦予受害人（非違約方）減損義務，減損義務要求受害人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損失的擴大，減損義務一般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積極方麵包括應當採取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消極方面是指受害人不能採取不合理的行為促使損失的擴大。減輕損失的措施包括停止工作；替代安排；變更合同；繼續履行。替代安排是一種積極防止損失擴大的措施，作替代安排也就是要締結替代合同，它是一種不得已而採取的減損措施，目的在於避免更大的損失。此措施是法律允許的。在買賣合同發生違約時，非違約方的替代安排將因為買方還是賣方採取以及市場狀況與購買能力等的差異而會有不同的效力。
也就是說是在減 損義務的原則下制定的。

Ⅲ 合同法第159條的理解與適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買受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數額支付價款。對價款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
《合同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合同生效後，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
交易習慣確定。
《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
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
（二）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
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個人認為，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是對買賣合同支付價款的規定。主要針對了兩種情形，一種是價款約定明確的，買受人就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給付義務，支付價款。一種是價款約定不明確的，分為兩種處理方式：首先由當事人各方就價款進行協商，達成補充協議，買受人按照補充協議的約定支付價款；如果不能達成補充協議，則要按照合同法第61條的規定，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買受人應當支付的價款。其次，如果按照第1條的方式依然無法確定價款的具體數額，那麼還可以按照62條第二項的規定確定買受人的給付義務「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履行；依法應當執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的，按照規定履行」。

Ⅳ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200條的規定

合同法
第二百條 借款的利息不得預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預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應當按照實際借款數額返還借款並計算利息。

本條是關於借款利息不得預先扣除的規定。
借款的數額和利息是借款合同需要規定的主要內容，當事人在訂立借款合同時一般要對借款數額和利息的多少及支付期限做出明確的約定。一般來說，借款利息是在借款期限屆滿時或者合同履行期間按照約定分批償付給貸款人。但是，現實中有的貸款人為了確保利息的收回，在提供借款時就將利息從本金中扣除，造成借款人借到的本金實質上為扣除利息後的數額。比如，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200萬元，到期應當向貸款人支付的利息為5萬元，貸款人在提供借款時就直接將利息扣除，僅向借款人支付195萬元借款，但實際上還是將200萬元視為本金，並按200萬元收取利息。這種做法一方面使貸款人的利息提前收回，減少了借款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卻損害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使借款人實際上得到的借款少於合同約定的借款數額，影響其資金的正常使用，加重了借款人的負擔，也容易引起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糾紛。為了解決借款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體現合同公平的原則，防止貸款人利用優勢地位確定不平等的合同內容，本條明確規定，貸款人在提供借款時不得預先將利息從本金中扣除。如果貸款人違反法律規定，仍在提供借款時將利息從本金中扣除的，那麼，借款人只需按照實際借款數額返還借款並計算利息。比如，上面例子中的借款人實際只得到了195萬元的借款，那麼，其借款數額即為195萬元，借款人只需在借款期限屆滿時，向貸款人返還本金195萬元並支付按照195萬元本金計算的利息。

Ⅳ 合同法192條和195條有矛盾么

合同法192條和195條不矛盾，兩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
1、第一百九十二條 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
（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
【釋義】本條是對贈與人的法定撤銷情形及撤銷權行使期間的規定。
贈與合同的法定撤銷，是指贈與合同成立後，在具備法律規定的情形時，撤銷權人可以撤銷贈與。贈與的法定撤銷與任意撤銷的不同點在於：第一，撤銷贈與須依法律規定的事由；第二，只要具備法定事由，不論贈與合同以何種形式訂立以至經過公證證明，不論贈與的財產是否已交付，也不論贈與是否屬於社會公益和道德義務性質，享有撤銷權的人均可以撤銷贈與。
贈與本是使受贈人取得利益的行為，如果受贈人對贈與人有加害行為或者其他忘恩負義行為的，法律應賦予贈與人有撤銷贈與的權利。贈與合同的法定撤銷情形，均為受贈人的違法行為或者違反贈與合同約定的行為。贈與人依法撤銷贈與的權利，是法律對贈與人加以保護的重要內容。
（一）贈與人的法定撤銷情形依該條規定，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的三項法定情形有如下含義：
1.受贈人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其要點，一是受贈人實施的是嚴重侵害行為，而不是輕微的、一般的侵害行為。二是受贈人侵害的是贈與人本人或其近親屬，包括配偶、直系親屬（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兄弟姐妹。如果侵害的是其他親友則不在此列。
至於受贈人的侵害行為是否必須出於故意，是否須達到構成犯罪的程度，一些國家和我國台灣地區的立法則有所不同。如德國規定，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或其親近屬有重大侵害行為或重大忘恩負義的行為時，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而我國台灣地區則規定，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或其最近親屬，有故意侵害之行為，依刑法有處罰之明文者；以及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者，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由此可見，對撤銷贈與的法定事由，德國的撤銷條件較為寬松，並未特別指出是故意行為，也沒有強調達到犯罪的程度，贈與人即可撤銷贈與。而我國台灣地區的條件則較為嚴格，既明確為故意行為，又需構成犯罪。按照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受贈人只要嚴重侵害了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贈與人即可撤銷贈與，而不限於故意和犯罪行為。
2.受贈人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其要點在於：一是受贈人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二是受贈人對贈與人有扶養能力，而不履行對贈與人的扶養義務。如果受贈人沒有扶養能力或者喪失了扶養能力的，不產生贈與人撤銷贈與的權利。
3.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其要點在於：一是贈與合同約定了受贈人負有一定的義務。二是贈與人已將贈與的財產交付於受贈人。三是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在附義務的贈與中，受贈人應當依約定履行其所負義務。在贈與人向受贈人交付了贈與的財產後，受贈人如不依約履行其義務，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為了盡早確定贈與關系的去留，撤銷權人應當依法及時行使撤銷權。贈與人行使撤銷權的期間為一年，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計算。這一期間屬於除斥期間，即法律對某種權利所預定的行使期間，不存在中止、中斷和延長的問題。撤銷權人如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不行使撤銷權的，其撤銷權即歸於消滅。
2、
第一百九十五條 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
【釋義】本條是對贈與人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的法定情形的規定。
這一規定表明，在贈與合同訂立後或者贈與人已經部分履行贈與義務後，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贈與人可以不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贈與義務或者不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但尚未履行的部分贈與義務。贈與人不再履行贈與義務，應當符合本條規定的法定條件：一是經濟狀況顯著惡化，是發生在贈與合同成立之後，而不是成立之前。如果自身的經濟狀況本已十分不好，仍向他人表示贈與意思，實際上其贈與的意思表示多無誠意，贈與合同也無履行基礎。二是經濟狀況顯著惡化，致使嚴重影響企業的生產經濟，或者使個人的家庭生活發生困難，不能維持自己的正常生計，不能履行扶養義務等。符合上述條件的，不論贈與合同以何種方式訂立，不論贈與的目的性質如何，贈與人可以不再履行尚未履行的贈與義務。
與此相關，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在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活動中，某些企業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或以認捐書的形式認捐後，又以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為由，拒絕兌現認捐的款物。對此，有關企業是否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如果該企業在認捐之後其經濟狀況才發生顯著惡化，並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否則應當繼續履行其贈與義務。而對於那些本無經濟能力捐贈，甚至瀕臨破產的企業，純粹為了商業目的宣傳自身形象，認捐後又稱企業經濟狀況不好不能履行贈與義務的，筆者認為，不能簡單的適用「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的規定，如果給受贈人造成損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給受贈方造成的損失。
在起草贈與人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的法定情形的條款時，曾就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是否可以請求受贈人適當返還贈與的財產的問題，進行過研究討論。對此問題，在其他立法例上也不盡相同，如德國規定，贈與人因考慮其所負的其他義務，如不損害與自己身份相當的生計或法律規定負擔的扶養義務，即無能力履行約定者，得拒絕履行以贈與方式給予的約定。還規定，以贈與人在履行贈與後不能維持與自己身份相當的生計，或者對其親屬、配偶或前配偶不能履行法定扶養義務為限，贈與人得依關於返還不當得利的規定，向受贈人請求返還贈與物。可見德國既允許贈與人拒絕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又賦予贈與人在履行贈與義務後向受贈人請求返還贈與物的權利。而我國台灣地區則規定，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履行者，得拒絕贈與之履行。可以看出其規定並無請求返還贈與物之內容。

Ⅵ 刑法195條和合同法224條

您好，
第一百九十五條 【信用證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證的；
(三)騙取信用證的；
(四)以其他方法進行信用證詐騙活動的。
第二百二十四條 承租人經出租人同意，可以將租賃物轉租給第三人。承租人轉租的，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繼續有效，第三人對租賃物造成損失的，承租人應當賠償損失。
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釋義】本條是關於承租人對租賃物的轉租的規定。
轉租是指承租人將租賃物轉讓給第三人使用收益，承租人與第三人形成新的租賃關系，但承租人與出租人的租賃關系仍然存在的一種交易形式。承租人是否有對租賃物的轉租的權利，各國規定不盡一致，大致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未經出租人同意不得將租賃物轉租給第三人。如日本民法規定，租用人未經出租人同意，不得將其權利出讓或將其租用物轉租。採取這種規定的理由是，租賃物的所有權不屬於承租人，承租人無權處分租賃物，如果他要處分須經有處分權的人同意，這是交易的最基本的條件，也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因為無處分權的民事行為是一種效力待定的行為，它的效力是不穩定的，一旦有處分權人予以否認，該處分行為是無效的，因此，允許承租人隨意轉租，不利於保護出租人的利益，也不利於保護第三人的利益。第二種類型是，承租人能否轉租，區分動產租賃和不動產租賃，動產租賃的轉租須經出租人同意，不動產租賃則另有規定。如義大利民法規定，除有相反的約定，承租人有將租賃物讓渡他人的轉租權，但是未經出租人同意不得轉賣契約。涉及動產物時，轉租應當由出租人授權或者與慣例相符。我國台灣地區「民法」規定，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中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採用這一規定的理由是，動產租賃中的轉讓須經出租人同意是因為動產有流動性，一旦轉移於他人之處，出租人無法對其了解和控制。而不動產租賃中，不動產是不能移動的，能夠在出租人的視線范圍內，出租人可以根據次承租人對租賃物使用的狀況進行監督，所以可以不經出租人同意。第三種類型是，規定除了當事人有不準轉租的明確約定以外，承租人都可以轉租。如法國民法規定，承租人有轉租或以租賃權讓與他人的權利，但租賃契約有禁止的約定者，不在此限。採用這種規定的理由是，租賃合同並不以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為內容，也並不以出租人對租賃物有所有權為必要。所以承租人可以將租賃物轉租他人，除非當事人事先約定不準轉租。
我國合同法採用的是第一種類型，這是因為在我國的租賃合同關系中，特別是房屋租賃，有些人利用這種形式將租來的房屋層層租賃，使租賃房屋的租金過高，以獲取暴利，侵害了房屋所有人的利益，為了規范這類行為，本條規定，承租人將租賃物轉租他人的必須經出租人同意。
轉租包括經出租人同意和未經出租人同意兩種情況：
1.經出租人同意的轉租經出租人同意的轉租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在租賃合同訂立時明確約定承租人有權出租租賃物；二是在租賃期間承租人徵得出租人同意將租賃物轉租。對於事前未經出租人同意，事後出租人知道後並不反對或予以承認的，按照本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也可以視為經出租人同意的轉租。
經出租人同意的轉租是有效的，但由於在同一租賃物上出現了三個當事人、兩個合同關系，即出租人、承租人、第三人也可稱為次承租人，這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必須明確。按照本條的規定經過轉租的租賃合同關系當事人的關系應為：第一，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關系不因轉租而受影響，繼續有效，承租人仍然應向出租人承擔支付租金、在租賃期間屆滿時返還租賃物的義務。因次承租人的行為造成租賃物損失的，承租人仍然要對出租人負責。第二，雖然次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沒有合同關系，次承租人可以直接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第三，在租賃合同終止或者被解除時，承租人與次承租人之間的租賃關系也隨之終止。因為這個次承租合同的訂立是以前一個租賃合同為基礎的。
2.未經出租人同意的轉租本條規定，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因為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擅自將租賃物轉租他人，直接破壞了出租人對承租人的信任，也直接損害了出租人對租賃物的所有權或處分權，同時造成多層次的對租賃物的佔有關系，增加了出租人要求返還租賃物的困難或使出租物的毀損程度加重，所以出租人有權解除合同。

Ⅶ 《中國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制定的依據是什麼

減輕損害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均規定了這一規則（《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四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
關於違約行為造成的財產損失范圍，各國具體做法存在差異，但大體上都包含實際損失（直接或積極損失）和可得利益損失（間接或消極損失）。我國司法解釋指出，違約一方當事人賠償另一方當事人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一般應包括財產的毀損、減少、滅失和為減少或者消除損失所支出的費用，以及合同如履行可以獲得的利益。實際損失是指現存財產和利益的減少，如權利人的特定財產的毀損滅失、財產的減少，實質上是指權利人的財產權益客體的縮減。可得利益損失，是指權利人應得到或能夠得到卻沒有得到的利益（如因債務人違反合同，債權人未能得到該合同履行後會實現的利潤；受害人因身體受傷害而失去的工資或其他勞動收入），實質上是指妨害或阻礙權利人財產權益客體的增加。

對於可避免的損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賠償權利人的過失，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將減損規則與過失相抵針對可避免之損失而言，其效果是存在著差異的，兩種規則發生作用的內在機理也是不同的。減損規則的運作邏輯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而過失相抵規則的運作邏輯，則是按過錯程度及原因確定責任的大小范圍並在當事人之間進行分攤。

Ⅷ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Ⅸ 合同法188條與195條矛盾嗎

不矛盾啊
從法條上來講，一百九十五條明確說了符合條件，就可以不履行贈與義務了，是完回全性的答排除，不管是不是一百八十八條中的情況。這個屬於對贈與人的特別保護，優先於一百八十八條的適用

從情理上來講，也沒有說讓人砸鍋賣鐵去捐錢的道理吧。。。